趙曉陽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攻讀博士學位，潛心研究《聖經》翻譯及其與晚清語言變革的關係問題多年，最終完成了一篇頗見功力的學位論文。答辯之時，即得到各位專家的一致好評。畢業後，她又對論文反複打磨、增補完善，這就形成了目前這部題為《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的厚重書稿。現該書得以公開出版，作為指導教師，我在感到欣慰之餘，又得先睹之快。因略寫幾點感想於前，聊充序文。
曉陽治學，以基督教史為大宗。來人民大學攻讀學位之前，已經學有所成。入學不久，她就出版了專著《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史料翔實，論述謹嚴，頗受同道稱讚。在進行相關研究的過程中，她曾長期留意收集各種類型的聖經中譯本，特別是在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工作的兩年期間，收獲最大；後又赴英美等國和台灣、香港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尋珍淘寶，所獲益多。在動筆寫作之前，她所掌握的各種漢字、教會羅馬字和少數民族文字的聖經譯本已達81種。章開沅先生稱她或許是“目前國內聖經中文譯本涉獵最廣的學者之一”，我對此亦有同感。可能還不限於國內，甚至包括國外。由是也可見其用心之專、用力之勤和積累之富。此種長期養成的資料收集功夫，使得她有條件對《聖經》中譯本及其語言文化影響的研究，一開始就站在了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從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書中，作者先是對最早期的聖經中譯史予以簡略鉤沉，尤其是關於“二馬譯本”的探究，很有學術貢獻，這對於整體把握中文聖經話語體係的形成，具有基礎意義。所謂“二馬”，是指在印度傳教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首位來華傳教的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們二人曾分別於1822年、1823年在印度和馬六甲，公開出版了曆史上兩部最早的完整《聖經》漢譯本。但這兩部一前一後的漢譯本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學界未能真正弄清的問題。作者根據所掌握的較為充分的資料，詳細對勘二者以及此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白日升未曾出版的《新約》譯本，終於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原來兩人開始翻譯出版《新約》聖經部分時，都曾“嚴重依賴和參考了白日升譯本”，但關於《舊約》聖經的翻譯部分，則屬於各自獨立完成的成果。1813年以前，馬士曼曾單獨翻譯出版部分《新約》，不過質量較差。1813年以後，他參照馬禮遜出版的《新約》全文和馬禮遜寄給他的白日升譯本，重新大規模修改了自己的《新約》翻譯。因此，最終出版的完整的“二馬譯本”雖都有新的創造部分，且兩譯者彼此之間也始終有溝通，但就《新約》那部分翻譯本身而言，“馬士曼譯本（還是）更多地參照了馬禮遜譯本”。這一點，馬士曼本人未予承認，馬禮遜則因為自己的翻譯同樣以白日升譯本為基礎的緣故，亦不願公開提及。
通過這一精細的對勘研究，作者不僅弄清了一大公案，還使今人對於白日升譯本——那部從未正式出版、一直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新約》譯本——在聖經神學專名的創譯上延續至今的“無可替代的影響”有了更為清晰和明確的認識，而“二馬譯本”又推進了這一中西宗教話語的轉換過程。由此深入，作者進而集中透視了基督教聖經話語體係向中文整體轉換的關鍵問題。這一透視是從兩個角度切入的：首先是抓住其主神名號（如“Deus”或“God”）的翻譯過程和中國人的接受曆程，深入揭示其間所曆經的長時間的各種爭論（如是譯成“天主”“神”還是“上帝”），它所包涵的西方教會不同的傳教策略、對待中國傳教區域本土文化的不同態度，以及在中國的不同傳播方式與接受效果等；其次是抓住重要的聖經新譯詞的形成和流布，對它們的結構特點和主要語詞的源流予以考證。作者有關這一話語體係中西轉換的研究很見功夫，其所呈現的內容既構成晚清語言變革的組成部分，也成為深入考察分析聖經中譯與晚期語言運動其他部分之曆史關係的前提和基礎。
但本書最吸引我的部分，還是關於聖經中譯對晚清語言運動曆史影響的研究。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聖經中譯最為活躍的時期，也是漢語言文字變化極為劇烈的階段。聖經中譯對漢語漢字的變革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創製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也是作者最為關切的核心主題。
該書從追求“言文一致”的聖經白話翻譯實踐、“歐化白話”的形成及結構特點、用羅馬字母“拚寫漢字”的各種嚐試與努力，以及西南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等多個方麵，展開對上述主題的探討，內容豐富、全麵而係統，就其整體性把握與研究而言，在學術界尚屬首次。書中對許多內容的呈現，都具有新鮮性；對不少具體問題的考察與分析，均具有探索性。如作者注意到聖經中譯本是涉及中國各地的方言白話最多的書籍，白話聖經漢字本幾乎包括了吳、閩、粵、客家等各種南方方言及其主要分支形式，乃至南北官話方言，因此首先細心地將其一一加以揭示，然後指出其清末實踐和書寫白話對於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驅意義，以及今日學者據此透視方言特性的語言史價值。層層推進，清晰明白。
在作者看來，此種白話實踐既與基督教注重底層民眾的傳教取向有關，也與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從方言最為複雜的東南沿海進入內地有關，還與基督教有別於天主教，各個差會都能各自為政有關。而其之所以能在中國開啟現代白話的過程中發揮格外重要的作用，更在於其由此涵育了一種超越中國傳統土白的“歐化白話”之風格與特質。這一點，正是古白話與現代白話的關鍵區別所在。書中以聖經漢譯本為例，對“歐化白話”的諸多特點，諸如“句子的延長”“被動式的增加”“限定性詞匯或句式增加”“定語增加”“狀語後置”等一一落實，使五四時期和民國時代新文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如胡適、周作人、朱自清，以及王治心等基督教研究者關於聖經翻譯曾有力地影響現代白話文學的言論，獲得了生動具體的說明。
以拉丁羅馬字母拚寫漢字，被作者視為中國現代語言運動的另一重要方式。書中對各地方言羅馬字聖經譯本的搜集種類之繁令人驚奇，作者條分縷析，窮源溯流，娓娓道來，對傳教士如何辨別漢字的讀音，並在此基礎上創製能準確表達語音符號係統的貢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論述，並將其放置於晚清中國的漢字拚音化運動中，加以恰如其分的把握和評價。這也是本書的一個重要努力。倪海曙在《拉丁化新文字概論》一書中，曾強調“教會羅馬字運動最重要的貢獻，是替中國的拚音文字運動奠定了‘拉丁化’和‘拚寫方言’的道路”[1]，由本書的具體討論來看，的確所言不虛。
近代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聖經中譯本達到96種。在翻譯和傳播基督教聖經的過程中，傳教士通過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接觸和調查，利用自己母語的拚音優勢，為那些僅有語言而沒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創製了12種民族文字，其中景頗文、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拉祜文等使用至今。這不僅深刻地體現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重要影響，也是近代中國語言運動的客觀事實。本書對有關史事的梳理細致而係統，表述專業而清晰，不少內容，鮮為人知，可以說為後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創製或改進的文字，一般也都是基於本民族發音而采取拉丁字母來拚寫，可以說直接借鑒了傳教士的有關成果和經驗，豐富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語言文字。
聖經中譯及其在華傳播的語言文化影響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書融合曆史學、宗教學和語言學的有關知識和方法，將在華基督教史的研究帶入一個更為寬廣的視域，努力拓展出一片學術的新天地，這是難能可貴的。
當然，本書也還存在可以繼續深化探討之處。比如，在討論聖經白話翻譯，特別是“歐化白話”的影響時，似還可以進一步結合清末最早的白話報刊中的有關類型例句，將其與聖經中的示範表現進行對比分析；談到清末各種漢語拚音方案時，也可以將其文字的具體拚法與聖經各羅馬字本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對清末聖經羅馬字翻譯本的具體影響有更為細化的把握和揭示。好在曉陽已經自覺開始這方麵的工作，我們可以期待她的後續成果。
是為序。
黃興濤
於中國人民大學人文樓
[1]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論》，時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