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陽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攻讀博士學位，潛心研究《聖經》翻譯及其與晚清語言變革的關係問題多年，最終完成了一篇頗見功力的學位論文。答辯之時，即得到各位專家的一致好評。畢業後，她又對論文反複打磨、增補完善，這就形成了目前這部題為《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的厚重書稿。現該書得以公開出版，作為指導教師，我在感到欣慰之餘，又得先睹之快。因略寫幾點感想於前，聊充序文。
曉陽治學，以基督教史為大宗。來人民大學攻讀學位之前，已經學有所成。入學不久，她就出版了專著《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史料翔實，論述謹嚴，頗受同道稱讚。在進行相關研究的過程中，她曾長期留意收集各種類型的聖經中譯本，特別是在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工作的兩年期間，收獲最大；後又赴英美等國和台灣、香港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尋珍淘寶，所獲益多。在動筆寫作之前，她所掌握的各種漢字、教會羅馬字和少數民族文字的聖經譯本已達81種。章開沅先生稱她或許是“目前國內聖經中文譯本涉獵最廣的學者之一”，我對此亦有同感。可能還不限於國內，甚至包括國外。由是也可見其用心之專、用力之勤和積累之富。此種長期養成的資料收集功夫，使得她有條件對《聖經》中譯本及其語言文化影響的研究，一開始就站在了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從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書中，作者先是對最早期的聖經中譯史予以簡略鉤沉，尤其是關於“二馬譯本”的探究，很有學術貢獻，這對於整體把握中文聖經話語體係的形成，具有基礎意義。所謂“二馬”，是指在印度傳教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首位來華傳教的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們二人曾分別於1822年、1823年在印度和馬六甲，公開出版了曆史上兩部最早的完整《聖經》漢譯本。但這兩部一前一後的漢譯本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學界未能真正弄清的問題。作者根據所掌握的較為充分的資料，詳細對勘二者以及此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白日升未曾出版的《新約》譯本，終於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原來兩人開始翻譯出版《新約》聖經部分時，都曾“嚴重依賴和參考了白日升譯本”，但關於《舊約》聖經的翻譯部分，則屬於各自獨立完成的成果。1813年以前，馬士曼曾單獨翻譯出版部分《新約》，不過質量較差。1813年以後，他參照馬禮遜出版的《新約》全文和馬禮遜寄給他的白日升譯本，重新大規模修改了自己的《新約》翻譯。因此，最終出版的完整的“二馬譯本”雖都有新的創造部分，且兩譯者彼此之間也始終有溝通，但就《新約》那部分翻譯本身而言，“馬士曼譯本（還是）更多地參照了馬禮遜譯本”。這一點，馬士曼本人未予承認，馬禮遜則因為自己的翻譯同樣以白日升譯本為基礎的緣故，亦不願公開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