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作緣起：聖經中譯本多元語言形式存在
據2006年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的報告，《聖經》新、舊約全書已有301種不同文字的譯本，若包括地域性方言及部分翻譯，《聖經》的翻譯語言已經超過了2287種。可以說，《聖經》已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翻譯語言最多、流行最廣的書籍。
如果有人講，在中國曆史上，《聖經》是翻譯版本最多、漢語言文字表現形式最多，同時擁有白話和文言兩種語體、具有最多漢語方言文字形式的書籍，不僅由此創製了12種少數民族文字，還有近20種少數民族文字譯本，而且還是近代史上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書籍，肯定會有許多人不相信。
但事實就是這樣。《聖經》中譯本的確擁有如此眾多的曆史“之最”，這與漢語言文字的超發音、超方言性質有關，與清末民初進行的漢語言文字改革和文化轉型有關，也與西南大多數少數民族隻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實際狀況有關。聖經翻譯最活躍興盛的清末民初時期，即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正是中國語言文字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也是漢語文言文及其文化向白話文轉化的時期、漢語拉丁化呼聲甚高和努力實踐的時期、語言文字改革最為活躍的時期。在清末民初漢語言文字的轉型和改革中，我們的語言出現了多種因文字改革和語體變化而產生的表現方式，有些甚至是非常短暫的過渡性書寫方式。《聖經》都曾以這些文字形式出版過不同的翻譯版本。這可以從《聖經》中譯本有文言、半文半白、白話文、方言漢字、方言教會羅馬字、王照官話注音字母、國語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威妥瑪式拚音、快字、多種少數民族文字、盲文等眾多譯本中，得到最好的印證。
中西方直接發生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和互動關係，是近代世界重要的曆史現象。這種文化關係不僅參與改變了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更是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語言接觸既是文化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他一切交流得以進行的重要前提。大規模、多語種的跨文化深度語言文化交流，是地理大發現之後，全世界範圍內逐漸形成的一種現代性文化現象，也是在近代對外文化關係史中出現的以往曆朝曆代未曾出現過的文化全球化變局。
近代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是從基督宗教傳教士來華開始的。聖經是一部集宗教價值、文學價值、史學價值於一身的基督教經典，也是一部濃縮古希伯來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精華的巨著，更是西方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哲學源泉。聖經翻譯對於德、英、法、意等歐洲國家語言來講，不僅是宗教教義的傳播，更促進了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對輸入國的語言、文學、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聖經》在中國的翻譯最早可推至唐朝。自635年（唐代貞觀九年）景教入華編譯聖經開始，聖經漢譯在我國已有1300餘年的曆史。聖經翻譯活動雖然有中斷，但卻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在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聖經翻譯仍然沒有結束。作為基督宗教唯一經典的《聖經》，在基督宗教傳播翻譯的曆史過程中，必然涉及怎樣譯成中國的本土語言、如何適應和影響本土思想文化的問題。從目前遺存的近百種聖經譯本中，我們可從語言學的維度來看待聖經從古至今的各種譯本。
從語言角度來看，聖經譯本可分為漢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兩大類。
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國家。語言差距之大使人們難以互相溝通，各民族語言和方言的聖經譯本於是應運而生。按現代語言學分類，中國境內各民族語言可分為5個語係、9個語族、19個語支。5個語係，即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南島語係、南亞語係、印歐語係，均有聖經譯本。9個語族中，壯侗語族、藏緬語族、苗瑤語族、突厥語族、蒙古語族、滿—通古斯語族、孟—高棉語族、斯拉夫語族8個語族有聖經譯本。19個語支中，壯傣語支、藏語支、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苗語支、西匈語支、蒙古語支、滿語支、佤繃龍語支、東斯拉夫語支11個語支有聖經譯本。
從漢語語體角度來看，聖經漢譯本可以分為三類。
（1）文言譯本，即深文理譯本：曆史上曾出現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陽瑪諾《聖經直解》及白日升譯本、馬士曼譯本、馬禮遜譯本、郭士立（—譯郭實臘）譯本、四人小組譯本、委辦譯本（或代表譯本）、裨治文譯本、高德譯本、太平天國刊印本、憐為仁譯本、胡德邁譯本、和合深文理譯本。
（2）半文半白譯本，即淺文理譯本：曆史上曾出現楊格非淺文理譯本、施約瑟淺文理譯本、包約翰/克陛存譯本、和合淺文理譯本。
（3）白話譯本：中國是個多方言的國家，7大方言中的6大方言有聖經譯本。其中，吳、閩、粵、客家、官話5大方言的9個分支有聖經漢字本。它們是上海話譯本、蘇州話譯本、寧波話譯本、杭州話譯本、福州話譯本、廈門話譯本、汕頭話譯本、廣州話譯本、客家話譯本、三江話譯本、南京話譯本、北京話譯本、漢口話譯本。1919年，還出現了白話體的集大成本和合官話譯本。這是中國基督教會沿用至今的聖經譯本。
從漢語文字形式來看，聖經譯本基本可分為七類。
（1）漢字本：曆史上曾有文言文漢字本、白話文漢字本（含方言漢字本）。
（2）教會方言羅馬字本：這是傳教士根據拉丁字母拚寫各地方言的譯本。6大方言中的15個分支有羅馬字本，是南京話譯本、北京話譯本、山東話譯本、上海話譯本、寧波話譯本、杭州話譯本、台州話譯本、溫州話譯本、金華話譯本、建寧話譯本、邵武話譯本、福州話譯本、興化話譯本、廈門話譯本、汕頭話譯本、建陽話譯本、海南話譯本、廣州話譯本、客家話粵台分支方言譯本、客家五經富話譯本、客家汀州話譯本、客家建寧話譯本。
（3）王照官話注音字母本：用王照官話注音字母來拚寫聖經，出現過天津話、漢口話、河北話、膠東話的聖經譯本。
（4）國語注音字母本：出現過福州話和膠東話的聖經譯本。
（5）盲文字本。
（6）快字本：即早期速寫方式的聖經譯本。
（7）威妥瑪拚音本。
從文本形式來看，聖經譯本則有漢字本、漢字與外文對照本、漢字與國語注音字母對照本、漢字與王照官話注音字母對照本、漢字與教會羅馬字對照本、教會羅馬字與國語注音字母對照本等多種。就版本而言，有單卷本、多卷本以及《舊約全書》《新約全書》《新約附詩篇》《新舊約全書》等，總數超過千種。僅以曾影響最大、出版銷售各種版本《聖經》的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和蘇格蘭聖經會來看，從1814年至1934年就銷售了225000000冊[1]；1814年至1950年則銷售了279 351 752冊[2]。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基督教會基本以和合官話本（後稱和合白話本，現簡稱和合本）為教會專用的聖經譯本，不再出版其他漢語文言文本或方言本的聖經。截止到2007年12月，中國基督教會已印刷發行和合白話本5000萬冊，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印刷聖經最多的國家之一。[3]
在聖經翻譯的過程中，傳教士利用自己拉丁母語的拚音優勢，結合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為那些隻有口語而沒有文字的西南少數民族創製了以拉丁字母形式為主的拚音文字，即滇東北柏格裏苗文（老苗文）、框格式東傈僳文、富能仁西傈僳文（老傈僳文）、景頗文、載瓦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花腰傣文、黑彝文等。傳教士還借用了漢語的國語注音字母，修改創製了胡致中苗文、納西文。他們翻譯出版了景頗語、載瓦語、東傈僳語、西傈僳語、彝語諾蘇話和葛潑話、拉祜語、佤語、納西語、德宏傣文、西雙版納傣文、花腰傣語、花苗語、川苗語、黑苗語、布依語等語言文字的聖經全本或節譯本。其中，景頗文、富能仁西傈僳文和柏格裏苗文等至今還在社會上廣泛使用，東傈僳文、胡致中苗文在貴州凱裏地區的信教群眾中仍然被使用著。這些譯本不但結束了這些民族沒有文字的曆史，而且這種采用拉丁字母為西南少數民族創製文字的方法，為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地為少數民族創建文字的工作提供了極大的借鑒和啟示。
在北方少數民族語言中，傳教士還翻譯出版了蒙古文（卡爾梅克蒙古文、喀爾喀蒙古文、布裏亞特蒙古文），藏文（藏語文言文、藏語拉達克方言、藏語拉霍爾方言），滿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的聖經譯本。在中國台灣地區，傳教士以及今天的台灣基督教會還為台灣少數民族創建了使用至今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拚音文字，翻譯出版了聖經譯本。
長期以來，佛經翻譯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已為人們所熟知，但聖經翻譯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卻不為人所重視。由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異，基督教內部眾多教派之間的分歧和隔閡；以及在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下，學術界對此問題有意無意的忽視和欠缺，再加上聖經譯本研究的客觀難度較大（檔案資料和各類譯本絕大部分保存在國外，外文資料占多數），至今仍然沒有一部對所有聖經中譯本進行曆史考察的學術研究專著。關於聖經中譯對宗教、思想、語言、文化等方麵影響的專題研究，更是付之闕如。甚至可以說，聖經翻譯及其影響的研究，尚是一片尚待開發的處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