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聖經譯者的著述和工作記錄
聖經作為基督宗教唯一的經典，其意義不同一般。自16世紀來華後，基督教外國傳教士一直不間斷地進行著聖經翻譯，同時也出版了許多有關文獻檔案、著述。這類檔案著述多為基督教各教派對自己工作成果的匯報和介紹，大都局限於各自教派的宣傳，缺乏學術性的深入探討。
最早涉及聖經翻譯的著述，都是由與基督宗教有關的人員和機構所作。第一篇有關中國聖經譯本的記錄文獻是《聖經在中國》（The Bible in China）[4]，作者是曾任英國聖經會幹事的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文章中記錄了中國最早期的聖經翻譯情況，是偉烈亞力的工作匯報。
在聖經翻譯的記錄文獻中，最為全麵和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是傳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寫的《聖經在中國》（The Bible in China）[5]。海恩波是內地會在倫敦總部的總幹事，負責編輯內地會最重要的刊物《中華億兆》（China's Million）長達20年。另一本有關聖經翻譯的書是由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賈利言（A.J.Garnier）撰寫的《漢文聖經譯本小史》（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1934）。他的這本著述，更常見的是其中文譯本，即載入密立根（George Milligan）編《新約聖經流傳史》（廣學會1934年）的版本。這兩本書篇幅都不長，大約有10萬字，敘述了從古至今的聖經翻譯概況，基本上是對聖經翻譯的工作記錄和介紹，時間截止到1919年傳教士主譯的三種和合本。不過，他們的著述對早期的天主教譯本、清末民初的基督教少數民族語言譯本和漢語方言譯本等都語焉不詳，太過簡略，完全沒有涉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華人譯本。這些不是學術研究著作，對傳教士的聖經翻譯則多為宣教性的鼓動和宣傳，屬於教會的宣教作品。
近代中國曆史上，外國機構或個人在華擁有許多出版銷售機構，其中聖經獨具專譯專印專銷性質。聖經中譯基本上是由各國在華的聖經會承擔的。在華的外國聖經會中，主要由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和蘇格蘭聖經會承擔聖經中譯的工作，包括聖經翻譯的組織安排，經費資助，製定翻譯原則，選擇和確定翻譯人員，出版、重印以及銷售聖經等幾乎所有與聖經翻譯有關的主導性工作。關於英國聖經會的曆史，迄今最詳盡的著作是威廉姆·坎頓（William Canton）撰寫的《英國聖經會曆史》（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6]，書中全麵介紹了英國聖經會19世紀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近年較重要的著作是萊斯頓·豪森（Leslie Howsam）撰寫的《便宜的聖經：19世紀的出版和英國聖經會》（Cheap Bibles：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7]，其內容仍然以19世紀為主。英國聖經會在20世紀上半葉的曆史，可參考詹姆斯·M.羅（James M.Roe）撰寫的《英國聖經會曆史：1900—1954》（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00-1954）[8]。關於美國聖經會的曆史著作，重要的是亨利·O.德懷特（Henry O.Dwight）撰寫的《美國聖經會的百年紀念》（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9]。該書介紹美國聖經會19世紀在世界各地的工作進展，中國的聖經翻譯隻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內容。同年，美國聖經會在中國的總幹事海格思（John R.Hykes）撰寫的《聖經的中文翻譯》（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10]，專門敘述了美國聖經會在中國的譯經工作。這些專著都介紹了各個聖經會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尤其是聖經的刊印和分**況。
在傳教士主編的《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中，散見不同時代傳教士撰寫的有關聖經翻譯和各種譯本出版的信息，或傳教士對聖經翻譯的各項事務和研究的討論。《教務雜誌》是來華傳教士主辦了百餘年的英文雜誌。
上述學術回顧提及了大量的資料，但大部分都是傳教士的工作記錄和介紹。在這些已出版的著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缺乏學術和嚴謹的分析研究，僅為對聖經翻譯史實內容的基本描述。（2）這些史實敘述內容過於簡單，而且存在基本史實的矛盾錯誤，需要進行史實考證和辨析。（3）基本上是基督教會的著作和宣傳品，內容並不包括天主教的聖經翻譯；有比較強烈的教會宣教利益觀念，立場和表述方式都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非客觀和排斥異己的意識形態色彩。（4）這些作品的作者為外國傳教士，其著述內容截止到1919年，即傳教士主導的聖經翻譯截止時期。此後聖經翻譯的信息，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華人學者對聖經的翻譯完全都沒有得到體現，哪怕是非常粗淺的信息都沒有被記錄下來。雖然這些記錄都不是嚴格學術意義上的研究，但卻構成了學術研究的史料基礎。
2.學術研究：西文部分
施福來（Thor Strandenaes）於1987年畢業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他的博士論文《中文聖經翻譯的原則》（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是最早以中文聖經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他特別傾向於不同中文聖經版本的比較，從翻譯學和基督教神學闡釋的角度，對深文理馬禮遜譯本、深文理委辦譯本、白話和合譯本、天主教思高聖經譯本、中國台灣現代中文譯本5種聖經譯本的翻譯原則進行了分析，認為聖經翻譯既具有強烈的繼承性和互相影響性，同時天主教和基督教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此各自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和詞匯係統。施福來是牧師，他的研究特別強調聖經翻譯的神學因素和影響。[11]
尤思德（Jost Zetzsche）於1999年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他的博士論文《聖經在中國》（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12]，則是近年研究聖經和合譯本的力作。他亦是從基督教神學理論和教會使用的角度，討論了聖經中譯本中影響最大、發行量最大、基督教會沿用至今的和合聖經譯本，得出了和合本是聖經翻譯最大成果的結論。
伊愛蓮（Irene Eber）的《猶太人主教和中文聖經譯者施約瑟》（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S.Schereschewsky）[13]對聖經漢譯史上最為著名的施約瑟主教以及他所翻譯的多本聖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這些論文都從教會立場和神學角度，討論了傳教士對聖經翻譯所持態度和演變過程，聖經翻譯對中國基督教傳播的作用，以及聖經的發行規模、聖經翻譯和銷售機構的演變等內容。對前期的各種譯本，尤其是深文理譯本，論文都有一定的曆史概述，但沒有涉及方言聖經譯本和少數民族聖經譯本，亦未討論聖經作為基督教經典以外的其他意義和作用。這些論文還研究了和合本——《聖經》幾十種譯本中的一種——的不同語體版本的翻譯，以及翻譯和合本的神學基礎、神學爭議。大體說來，作者在論文中發揮了母語特長，均以基督教差會的檔案資料，包括工作報告和信函、工作記錄、聖經公會的檔案為主要資料來源，著重討論某一方麵的問題。
近年學術界在中文聖經翻譯方麵出現了較多研究成果，包括對個別譯本或譯經者的探討。施福來的論文《匿名的聖經翻譯者：本土語言者和聖經中譯》（Anonymous Bible Translators：Native Literati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1817-1917）[14]，探討中國人在中文聖經翻譯中擔當的角色。由於傳教士的文化自大心理，中國文人在聖經翻譯方麵的貢獻和作用一直被忽視了。司馬懿（Chole Starr）主編的《閱讀中文聖經：19世紀的文本》（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15]，是多篇論文組成的論文集，探討了19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以及對聖經最終集大成者和合本的影響。韓南（Patrick Hanan）的《作為中國文學的聖經：麥都思、王韜及委辦譯本》（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Medhurst，Wang Yao and the Delegates'Version）[16]，對委辦譯本進行了重要研究。
3.學術研究：中文部分
截止到目前，漢語世界還沒有開展對聖經譯本的深入係統的曆史考察和學術研究。在有關中國基督教史、中國近代印刷史、中國近代翻譯史的著作中，隻能略見一些概要性介紹。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6頁）[17]、楊森富的《中國基督教史》（第12頁）[18]、李寬淑的《中國基督教史略》（第5頁）[19]、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第4頁）[20]、陳玉剛的《中國文學翻譯史稿》（第5頁）[21]等，都是如此。
比較深入的討論基本上都指向了中文聖經翻譯的理論探討，最重要的是有關“譯名問題”（Term Question）的討論，有時也稱“聖號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如何用中文稱呼希伯來文的“YHWH”和“Elohim”、希臘文的“Theos”、拉丁文的“Deus”和英文的“God”，如何翻譯“Holy Spirit”“angel”或“baptism”等神學名稱。如何將聖號翻譯成為中文，這既是語言學問題、神學問題，也涉及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內涵，同時還涉及一種語言文化如何被譯為另一種語言文化。這是中國基督宗教史在翻譯問題上曆久不衰、莫衷一是的討論題目，直到今天，在基督教內部仍然沒有最終結論。趙維本的《中文聖經譯名爭論初探：神乎？帝乎？》[22]是中文著述中較早討論譯名之爭的學術論文。李熾昌主編的《聖號論衡：晚清〈萬國公報〉基督教“聖號論爭”文獻匯編》[23]，輯錄了1877—1878年60多篇主要由中國基督徒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關於“上帝”和“神”的譯名的爭論。它非常關注中國基督徒對此的意見和回應，是對許多著述和史料僅僅重視傳教士而淡忘中國人的做法在史料上的很大糾正，很有意義。趙曉陽的《譯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異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漢語譯名為視角》[24]，討論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譯名問題”上長達300年的激烈爭論。在西方宗教理念的闡釋下，中國傳統詞匯“天主”“上帝”逐漸地被基督教化，失去了其原有本土文化的內涵，再生演變為象征西方宗教的新詞語。趙曉陽試圖超越過去教會內部就譯名討論譯名的狹窄神學範圍，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討論這個文化的問題。程小娟的博士論文《聖經漢譯中“God”的翻譯討論及接受》[25]，則較為全麵地考察了西方傳教士關於“God”翻譯問題的討論情況，以及中國人對“God”的接受曆史，希冀在橫向上構成對“傳播—接受”這一完整文化交流的係統考察，在縱向上展示中外在不同曆史處境和文化交流階段發生的曆史變遷。
蔡錦圖的博士論文《委辦本中文聖經翻譯的取向和難題》[26]，專門討論了眾多深文理譯本中的一種——委辦譯本，涉及它的翻譯學原則、翻譯活動、銷售情況和中文助手的協助等內容，側重於聖經翻譯的神學理論探討，以及這些神學理論對中國聖經翻譯和基督教會發展的影響。任東升的博士論文《聖經漢譯文化研究》[27]，則從翻譯學的角度來探討了聖經的文學、史學、神學的主題變化。
遊汝傑的《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28]一書，收錄了不少對聖經各方言譯本的簡介。徐若夢的《古代聖經漢譯與中西文化交流》[29]，對鴉片戰爭前的聖經漢譯進行了敘述，但所述漢譯本的基本史實存在較多失誤。遊斌的《被遺忘的譯者：中國士人與中文聖經翻譯》《王韜與中文聖經翻譯》[30]，研究了聖經漢譯過程中，華人翻譯者或協助者所起的作用。
目前，學術意義層麵的聖經中譯本研究仍然不足，學術研究成果中水準較高的有馬敏的《馬希曼拙作、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31]、吳義雄的《譯名之爭與早期聖經的中譯》[32]等少量論文，拙作《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升聖經譯本關係考辨》[33]、《太平天國刊印聖經底本源流考析》[34]、《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與聖經翻譯》[35]或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幾篇中文論文都是在發現中英文新資料的基礎上，對聖經譯本和外國聖經會的基本史實進行考證和辨析，並分述了各個時期聖經翻譯、人事變動、聖經銷售、版本鑒別及考證、翻譯時的爭論和焦點等內容。不過，這些研究論文僅涉及了基督教傳教士最早的譯本，或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蔣介石與聖經翻譯的關係，沒有涉及聖經的方言譯本和少數民族語言譯本，沒有涉及後傳教士時代華人聖經學者的譯本。對於因聖經翻譯而對中國社會的語言文字、語言改革、社會文化等方麵引起的衝擊和回應，也較少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