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隨著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鞏固，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比以前更加密切，漢族與周邊各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有了更大的發展。當然，其間也發生過無數次的戰爭。中央政權對其他各族的戰爭，有的屬於防禦性質，對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生產有積極的作用；有的則屬於對少數民族利益的侵犯，造成了破壞。但是，從總體上看，不論是戰爭，還是和平的交往，對於增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加速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與匈奴的文化交流
漢族與匈奴的關係，可以說在秦漢時期的民族關係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匈奴作為中國北方一支強大民族的族稱，始見於《史記·匈奴列傳》，是匈奴對本族人的自稱。匈奴人還自稱為“胡”，“胡”與“匈奴”可能為一音之轉。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隨畜牧而轉移”，過著以畜牧業為主的遊牧生活。為求得豐盛的水草，匈奴人隨著畜群四處遷徙，“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畜牧業十分發達，漢武帝時漢與匈奴幾次重大戰役所捕獲的匈奴牲畜數目，或幾十萬，或百餘萬，就是明證。匈奴人的衣食住行，也多仰給於牲畜及與之有關的產品，即所謂“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匈奴人的食物，以畜肉、乳漿和幹酪為主。他們以皮、革、裘為衣，用毯作帳幕房屋（即“穹廬”），其他如船隻、鎧甲也有用皮革製作的。除畜牧業外，狩獵業、農業和手工業等也有一定的發展。由於遊牧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豐盛的水草和適宜的氣候，受自然條件的製約較大，因而每一次重大的自然災害往往導致匈奴民族的災難與遷徙。
大約在戰國末期，匈奴族開始進入鐵器時代。匈奴自進入鐵器時代以來，社會結構發生了質的飛躍，原來的氏族組織遭到破壞，氏族成員之間的貧富差別日趨明顯，形成了以單於為首的奴隸主階級。與此同時，以單於為首的匈奴貴族為了擴張私有財富，鎮壓奴隸的反抗，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掠奪性的戰爭成為匈奴首領的經常性職業，即所謂“以戰功為事”。由此也使匈奴族的社會組織具有明顯的特點，即它既是一個生產組織，又是一個軍事組織，所謂“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匈奴也逐漸成為中國北方漢族社會安寧的最大威脅。為了抵禦匈奴對邊境地區的騷擾，當時秦、趙、燕三國均在北部邊地築長城以禦之。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秦始皇又命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匈奴，並將原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連接起來，使之成為一道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
公元前209年，冒頓殺其父頭曼自立為單於，並不斷向鄰近的部族用兵，逐漸控製了東盡遼河、西至蔥嶺、北抵貝加爾湖、南達長城內外廣大地區，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建立了一個以漠北為中心的強大的奴隸製政權。而在這時，西漢皇朝則剛剛在秦末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誕生，國力貧弱。針對匈奴不斷南下抄略漢邊，漢高祖劉邦曾試圖用武力打擊匈奴，結果反而被匈奴包圍於平城，隻得以厚賂單於之妻閼氏方才解圍。漢朝無力正麵抗禦匈奴的威脅，隻有采取忍讓的辦法。其主要手段是“和親”，即以漢族女子嫁給匈奴首領，同時奉獻大量財物，以換取匈奴停止入侵。采取“和親”的辦法雖然對漢朝是一種屈辱，但它換取了漢匈兩大民族的和平，避免了更多漢族邊民的流血和財產的損失，這個代價比出動大軍與匈奴作戰還是要小得多。對匈奴來說，匈奴貴族可不通過戰爭，穩定地得到漢朝的財物；匈奴百姓則因漢朝開放關市，從與漢族人民的交易中獲得利益。在當時，匈奴向漢朝皇帝贈送的禮品一般是：一峰駱駝、二匹騎馬、四匹駕車的轅馬。漢朝回贈的禮品常為絲綢衣服、黃金馬具、腰帶、各色錦緞數十匹。
西漢前期，匈奴雖然在軍事上很強盛，但就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仍是規模狹小，技術低下，手工業沒有充分發展，文化落後，與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文化比較起來，相差很遠。因此，在“和親”政策下，匈奴迫切地希望從漢族那裏學到先進的文化，分享漢族封建文化的發展成果。自冒頓單於起，匈奴人即樂於與漢人互通關市。文帝時，賈誼就曾說過：“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18]景帝時，匈奴複與漢通關市。及“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19]後來漢匈之間雖發生了大規模的戰爭，“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20]。可見匈奴社會與中原地區發生經濟交流的迫切程度。在文化上，匈奴人從漢人那裏學會了計算和登記的方法，以稽核他們的人口、牲畜和事物。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中行）說教單於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匈奴的築城、穿井技術，原是長水胡人衛律教的，但因衛律在漢朝居官多年，是個受漢族文化影響很深的胡人，故築城、穿井的方法也是衛律從漢人那裏學會再轉教給匈奴人的。這對於匈奴擺脫落後的社會狀態、促進社會文化的發展，都有很大的意義。
昭君墓
漢武帝時代，漢朝數代積聚的國力已經足以與匈奴決戰。漢武帝視“和親”為屈辱，決心用武力打敗匈奴。於是漢朝連年出動大軍討伐匈奴，匈奴終於被擊敗。公元前1世紀中葉，匈奴因內亂，更為削弱。呼韓邪單於決定降漢，這樣匈奴便成為漢朝的屬部。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呼韓邪入長安朝見漢天子，表示匈奴以成為漢家之婿為榮，希望漢朝繼續賜女子為閼氏。匈奴地區生活條件艱苦，漢朝皇室女皆以遠嫁為苦。這時，入宮數年不能見漢元帝一麵的宮女王嬙，自請遠嫁匈奴，得到漢元帝的批準。這位遠嫁匈奴的女子王嬙便是著名的王昭君。昭君嫁到匈奴以後，被稱為“寧都閼氏”。昭君為呼韓邪單於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師，後來成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後，昭君又“從胡俗”，改嫁大閼氏之子、新單於烏株累，並育有兩女。她的女兒須卜居次和女婿右骨都侯及其後代成為匈奴內部親漢勢力的代表，對於維持漢與匈奴之間的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王昭君這位普通民間姑娘，以漢家宮女的身份遠嫁匈奴，成了一名和親使者。時至今日，王昭君的名字仍留在北方草原和內地人民的心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還存有昭君墓，供人紀念、遊覽。
兩漢交替之際，中原戰亂，匈奴重新強大。東漢建立以後，經過休養生息，國力複興。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再度分裂成南北兩部，南部由呼韓邪單於之孫比率領，依附漢朝，仍稱為呼韓邪。北匈奴起初與漢朝為敵，後在南匈奴、漢朝和烏桓的聯合壓迫下，不得已於建武二十七年再向東漢請和。漢朝一麵與北匈奴交通，一麵派班超在西域活動，又動員軍隊和南匈奴騎兵，一起打擊北匈奴。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東漢大軍深入蒙古草原西部，大敗北匈奴，殺1萬餘人，北匈奴各部紛紛降漢，前後累計達20餘萬人。北匈奴單於被迫率殘部越金山地區逃往烏孫，並在烏孫立足、發展。西遷的匈奴因距漢地遙遠，音訊不通，在漢籍中越來越少提及。未隨北匈奴單於西遷的部眾，從漠北南下，至蒲類海（今新疆東部巴裏坤湖），向漢朝投降，不久複叛，被漢軍消滅。
縱觀秦漢時期漢與匈奴的關係，雖然也發生過戰爭，但經濟和文化的相互交流是主要的。蒙古的學者對漠北的匈奴墓葬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大量中原器物，證明漢朝與匈奴的物質交換數量很大，而且非常頻繁。發現的中原文物有鐵器、銅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工具、馬具、黃金、服飾及絲織品等，既包括日常生活用器，也包括生產用具。匈奴人自己也有鑄造銅器的能力，但原料仍然仰賴於中原，需要從中原輸入雜銅和礦石。漢文帝時，賈誼曾提出以控製向匈奴銷售的金屬數量來抵禦匈奴的辦法。1940年，蘇聯葉尼塞河上遊唐努烏梁海以北的哈卡斯州首府阿巴幹市以南地區在修築公路時，發現古文化層，經學者確認，遺存物中有許多是來自漢地的瓦當和瓦。瓦上有漢字“天子千秋萬歲”，“長樂未央”。這是漢文化傳播到匈奴廣大地區的明證。
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在“主斷獄訟”諸事時，由貴族“口白單於，無文書簿領”。匈奴雖然沒有文字，卻與漢朝和西域有文書往來。其所使用的文字，就有漢文。匈奴利用降服的漢地文人為之服務。這些漢族文人教匈奴人書寫以便於“校課人眾畜物”[24]。他們所教的多半是漢字。匈奴與漢之間常有書信往來，保存在史籍中的均為漢文，說明匈奴與漢朝交往時使用漢文。又據史書記載，東漢初南匈奴在降服之前，曾派漢人郭衡奉獻匈奴地圖。這幅地圖當然不會是匈奴人繪的，當係在匈奴生活的漢人所繪。匈奴人還喜愛中原的音樂。西漢政府已經把中原樂器賜給匈奴，匈奴貴族十分珍視這些樂器，作為寶物世代相傳。東漢光武帝時北匈奴曾提出，西漢時代賜給呼韓邪單於的樂器因年久失修，要求朝廷再賜。東漢朝廷賜給南匈奴的器物中就有樂器。
匈奴的文化也為漢族所接受和喜愛。匈奴的民歌優美動人。河西的祁連山和燕支山樹木茂密，水草豐美，冬暖夏涼，宜於畜牧。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漢擊敗匈奴，奪取了祁連山和燕支山，匈奴人極為悲傷，作歌悲歎。其詞譯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25]
歌中“燕支山”的“燕支”既與漢語“胭脂”諧音，又與匈奴單於之妻的匈奴語稱號“閼氏”同音。這種諧音造成了一語雙關的效果。胭脂是婦女美容的脂粉，匈奴失去了燕支山，猶如女子失去了脂粉，不能打扮得容顏美麗。這首歌詞巧妙的構思，受到曆代文人的讚歎。另一方麵，匈奴的樂器也傳入漢地，為漢族人民所喜愛。胡笳是匈奴的傳統樂器，《後漢書·竇憲傳》有“遠兵金山，聽笳龍庭”之語。東漢末年蔡文姬被擄入南匈奴，她曾描述這種音樂說：“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胡笳是一種吹奏樂器，與之相配的是鞞鼓。文姬的詩中說匈奴的鞞鼓夜間敲響，喧至天明。文姬博學多才，妙於音律，她在匈奴時留心過胡笳演奏的音樂，歸來時把這種音樂帶入中原，成為中原士人喜愛的一種樂器。
二、與烏桓、鮮卑的文化交流
在匈奴滅東胡以前，烏桓和鮮卑同為東胡族的組成部分，是東胡部族聯盟中兩個較大的部落集團。因其“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26]。《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記載：“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也。”一說烏桓最初為部落大人之名，後引申為部落之名，即“桓之以名，烏號為姓”[27]。秦漢時期，烏桓一直處於頻繁的遷徙之中。西漢初年，烏桓居住於烏桓山（一般認為是今阿魯科爾沁旗的烏遼山）。漢武帝時，霍去病遷烏桓於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居住。其地大約西起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中經今赤峰地區，東至今哲裏木盟地區，南至漢塞，北至今錫林郭勒盟中部的沙漠及西喇木倫河流域。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烏桓又南遷五郡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土穀、代郡、雁門，太原、朔方界，約為今遼寧、河北、山西等省的北部。東漢末年，曹操征烏桓，破烏桓於柳城（今遼寧朝陽市），遷烏桓於中原。此後，留居於東北地區的烏桓人就為數不多了。由於烏桓不斷西遷，在每個地區居住僅百餘年，且分布甚廣，四處遊牧，因此很難形成一定的文化層。同時，烏桓對隨葬器物“皆燒送之”，墓葬中也保存不了什麽用品，所以至今還未發現烏桓的考古文化遺存。目前對於烏桓文化的了解，隻能依靠《後漢書》及《三國誌》中有限的文字材料。
從文獻記載看，烏桓文化屬畜牧為主的經濟文化類型。《後漢書·烏桓傳》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這說明烏桓人屬於遊牧民族，各人從事畜牧營產，隨水草放牧，吃的是肉，飲的是酪，穿的是毛皮，住的是穹廬。同時，《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還記載，在烏桓人的生活中，牛、馬、羊等牲畜占有重要的地位。嫁娶時，送牛、馬、羊以為聘娶之禮。喪葬則取亡者所乘馬……燒以送之。犯法者可用馬、牛、羊皮以贖死。烏桓人向匈奴納貢，也用馬、牛、羊皮。除畜牧業外，烏桓人還以狩獵活動作為其經濟生活的補充。《三國誌·烏丸鮮卑傳》載：“俗善騎射……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
有跡象表明，兩漢時期烏桓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漢人先進的封建文化。《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這表明烏桓人已從漢族處引進了鍛製金鐵兵器的技術。但是《後漢書》及《三國誌》都未提到烏桓人能自己冶金、鐵。可見，烏桓人所鍛的金、鐵，其原料無疑是從中原漢族引進的。在漢文化的影響下，烏桓人也有了一定的農業。《三國誌·烏丸鮮卑傳》載：“耕種常以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蘖，米常仰中國。”這表明烏桓已與中原漢族建立了較為密切的文化交流關係，並從中原漢人處學會了做酒，但酒曲還要依賴漢人，靠從中原輸入。
另一方麵，烏桓的社會習俗似乎也受到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仆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這表明烏桓當時已由母係向父係氏族社會過渡，新婚夫婦也已從母方居住過渡到父方居住。這是烏桓人本身社會發展的結果，又可能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在漢人影響下，烏桓人在葬俗上，在人死後也“斂屍以棺”。《三國誌·烏丸鮮卑傳》載：“俗貴兵死，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這種“斂屍以棺”的做法，是在漢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新習俗。
從史書記載看，東漢時鮮卑已從中原漢人處引進了金屬工具。《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馬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是否所有鮮卑族部都已掌握精金良鐵，還很難確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鮮卑中一些靠近漢邊居住的部落已從漢人處引進了精金良鐵。1961年，在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發現了1至4世紀的鮮卑人墓葬。在這一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鐵器，有的葬具上還有鐵釘，表明鐵已傳入這一地區，並已大量使用。這裏還出土了輪製泥質灰色陶器，在器形、紋飾方麵都與當地常見的手製夾砂紅褐色陶器不同。它們代表了長城以南鐵器時代陶器的特點，不是當地固有的陶器產品。此外，墓中還發現了一枚五銖錢，說明漢代的貨幣已傳入這一地區。同時，墓葬中大都發現有木質葬具的痕跡，也應當是受中原漢族棺具的影響。這一切都表明，東漢時期東部鮮卑已與中原漢人建立了一定的經濟文化聯係。
三、與南方各族的文化交流
秦漢時期，在我國南方廣大地區，居住著百越、諸蠻和西南夷各族，他們與漢中央政府都有一定的聯係，並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麵有了較大的發展。
（一）百越
越族是我國境內一個古老的民族。“越”本國名，國人皆為閩族，亦稱越族，居於東南沿海地區。越王勾踐滅吳稱霸後，“越”名聲大振。戰國之後，遂有“百越”之稱，是南方民族的統稱。所謂“越有百種”、“各有種姓”，說明百越是包括方言習俗各不相同的許多民族群體的統稱。大體說來，百越可分為吳越（包括東甌、閩越）、南越、駱越（西甌）三種。
東甌與先秦吳、越同族，為越王勾踐之後。秦並六國，將其後廢為君長。據《史記·東越列傳》記載，東甌君長名搖，曾佐諸侯滅秦。漢惠帝三年（前192年），以“閩君搖功多”，立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永嘉，一說為溫州）。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濞反，從吳反漢；吳王敗，又受漢指使，殺吳王子丹徒。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擊東甌，漢遣兵往救，於是東甌請舉國內附。
閩越亦為越王勾踐之後，居今福建地區。戰國時，楚威王伐越，殺越王無疆，並其地。秦滅六國，廢閩越王無諸（亡諸）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秦漢之際，無諸起兵，佐漢擊楚。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即建安，今福州），成為漢外藩諸侯國。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發兵擊南越，南越告急，漢皇朝遣將擊閩越，其王郢發兵拒之。郢弟餘善謀殺之，以報漢軍。漢罷兵，立無諸孫繇君醜為越繇王，又立餘善為東越王。後餘善反漢，東越諸將殺餘善以降，漢在其地設九江、臨淮、濟南、會稽諸郡統之，並徙其民於江、淮間。越族遷居江淮後，漢朝將河東渠田予越人。越族俗尚“斷發紋身”，初遷居時，其俗相雜，後逐漸與中原漢人融合，成為漢皇朝的編戶民。
秦漢時，東甌、閩越經濟文化有很大的發展。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當時“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窳蠃蛤，食物常足”。可見其民以農業為主，並從事漁獵活動。越人的手工業尤其是紡織業也有相當發展，他們生產的苓、葛、帛之類的紡織品，成為東越王向漢皇朝進貢的禮物。此外，越人的造船業也有較大的發展。
南越主要生活於今廣東、廣西地區。秦朝時，在南越諸地設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以管轄其居民。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秦時已並天下，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當時徙往“中縣之民”的人口達50萬。趙佗以秦吏為南海郡龍川（今廣州）令。陳勝、吳廣起兵反秦時，南海尉任囂病死。死前委趙佗，行南海尉事。趙佗移檄關邑，“絕道聚兵自守”，並以法誅秦所置長吏，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趙佗本為秦人，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29]。呂後時，下令“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30]，給南越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困難。趙佗對此不滿，宣布獨立。漢文帝為避免對南越用兵，再遣陸賈出使南越，趙佗取消帝號，恢複與漢的藩屬關係。史載趙佗治國有方，能順應南越之俗，“甚有文理”，對於製止南越內亂、促進越族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漢武帝時，派兵平定南越，並以南越、西甌及相鄰之地立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駱越或作雒越，也稱西甌，主要分布於今廣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秦時以其地置象郡。秦滅後，趙佗並其地，成為南越的一部分。其習俗既不同於東越，也不同於南越。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隨著與漢族和其他民族往來的增多，該地文化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二）蠻族
秦漢時期，在我國南方地區還居住著一個重要的民族，這就是蠻族。蠻族分布於各地，有不同的稱謂。西漢時期，在洞庭湖以西的山嶺中，居住著以龍為圖騰的盤瓠蠻，又稱武陵蠻。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漢代的武陵郡在今湖南西部和貴州東部，是苗族居住的中心地帶。武陵蠻以農耕為主，“田作賈販、無關梁、籌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
除武陵蠻外，還有莫徭蠻，與武陵蠻相錯而居。據《梁書·張纘傳》記載：“湘州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曆政不賓，因此向化”，很可能是瑤族的祖先。又有廩君蠻，居於今湖北西部、四川東部，以虎為圖騰。據《後漢書·南蠻傳》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後來，巴氏子務相被立為君，是為廩君，“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及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秦漢政權一直向廩君蠻的君長和平民征收賦稅。在四川嘉陵江邊，生活著板楯蠻。在秦代，秦政權與板楯蠻尚不存在隸屬關係。西漢初年，漢中央政府開始管轄其地，並向其民征收賦稅。板楯蠻“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31]從當地出土的兩漢時期的墓葬看，其文化已明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
（三）西南夷
秦漢時期，中國西南地區分布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西漢時統稱為西南夷。《史記》和《後漢書》的作者根據西南夷各族的地理區域、經濟生活、社會組織、風俗習慣以及族屬的不同，將西南夷區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貴州西部的夜郎、雲南滇池區域的滇、四川西南部的邛都。他們均以農業經濟為主，過著定居生活，“耕田，有邑聚”，有“椎結、左衽”的習俗，國有“君長”。第二類是洱海區域的嶲、昆明，他們以遊牧經濟為主，“隨畜遷徙無常”，有“辮發”的習俗，無“君長”。第三類是在今成都西南的徙、筰和成都北部的冉駹，他們以農業和遊牧業為生，即所謂“或土著，或隨畜遷徙”，國有“君長”。第四類是在今甘肅南部的白馬氐，屬氐族的一支，以農業和遊牧業為主，國有“君長”。在西南夷各族中，屬於羌語係統的較多，有冉駹、筰都、邛都、滇、嶲、昆明、棘、叟、摩沙等。夜郎和哀牢，原出自百越。
漢族與西南夷諸族的聯係起源甚早。西漢初年，漢人商賈從西南夷中販運筰馬、犛牛和棘人僮（奴隸），巴蜀的鐵器和其他商品也運到西南夷並轉販到南越，兩地之間有經濟上的交往。武帝時，漢發夜郎附近諸部兵攻南越，且蘭君反漢，殺漢使及犍為郡太守。漢攻下且蘭，設牂牁郡及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東漢時，西南夷各族中雖時有“反叛”事件發生，但更多的是經濟、文化上的往來。如夜郎人尹珍“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還鄉裏教授，於是南越始有學焉”[32]。汶山以西白狼等部相率內附，“作詩三章”，歌頌漢朝恩德，詩文載於《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此外，漢朝還通過哀牢地區，同滇西和緬甸境內的撣族發生往來。
四、與羌、氐族的文化交流
秦漢時期，在中國的西部地區還生活著氐族和羌族。羌族主要居住於湟水及黃河沿岸。西漢時期，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種號，不另立種姓。當匈奴強盛時，羌人曾與匈奴連兵10萬攻令居塞，漢遣李息等率兵10萬將羌人征服，並設置護羌校尉。漢宣帝時，羌人反抗漢人統治，圍攻金城郡。漢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6萬，屯田湟中，取得勝利，設置金城屬國接納歸附的羌人，與漢人雜居。王莽時，又在羌人地區設置西海郡，並徙漢人入居此地。東漢時，羌人中迷唐種的勢力強大，人口多達3萬。每個種姓的最高首領稱“大豪”，其下每10人左右有一個“小酋”。各種姓之間為著某種軍事、政治上的共同目的，經常有不穩定的結盟關係，以便對付來自外族的威脅。由於漢朝政府的高壓統治，東漢時羌人經常舉行大規模的反抗鬥爭，屢屢打敗漢朝的軍隊。漢桓帝時，對羌人采取“招撫”政策，並懲治羌人所痛恨的貪虐官吏，羌人先後歸服達20餘萬人。
羌人的經濟，以畜牧業為主，同時從事農業生產。據《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擊敗先零羌，“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可見羌人畜牧業的發達。此外，羌人的農業也有所發展。僅青海湖以東湟水流域一段，“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隨著羌人的大量內遷，並與漢人雜居，兩個民族在經濟、文化生活上相互影響，加速了彼此的融合。
兩漢時期，在今陝西、甘肅、四川交界地區，還生活著氐族。其中，武都郡是氐族聚居的地區，故有“武都氐”之稱。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也說：“（白馬氐所居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麵鬥絕。”氐族與羌族相鄰，但其經濟則以農業為主，過定居生活。在習俗上，氐族的衣服“尚青絳”，嫁婦時的服裝的緣飾“似羌”，“似中國袍”，“皆編發”。過去有人以為氐與羌同源，氐出於羌，看來其說不確。
漢代與羌、氐等族經濟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過各民族人員的相互交往、交錯雜居而實現的。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相互派遣的使者，他們是中原漢人與少數民族相互聯係的橋梁和先驅。通過他們，中原與西北各民族之間建立了聯係，加強了了解，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全麵交往。如漢武帝時出使西域，穿過匈奴所控製的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張騫，在聯係羌族部落中起過作用的義渠安國。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人員交往的另一類，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移民。如西漢景帝時，研種羌以留何為首的羌族部落就曾遷徙到隴西郡，與漢族雜居。又如前文曾提及的宣帝設金城屬國以安置東遷的羌族。漢朝政府也不斷地在西北地區組織屯田，進行農業生產，促進了漢人與氐、羌等族的交往。此外，由於民族內部或民族間的戰爭，漢人或少數民族中，各種逃亡、投奔、被俘的人員，其數量還不少。這些人逃入或被俘到其他民族地區後，同時也將本民族的經濟文化與生活習慣帶入了該地區，並在該地區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成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各民族人員的相互往來和交流，衝破了各民族的隔絕狀況，促進了友好合作，在一些地區出現了民族交錯雜處、相互依賴的局麵，為而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及相互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