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國的統一與強盛，不僅使境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得到廣泛的交流與融合，而且還進一步與西域地區及海外諸國取得了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陸上絲綢之路，對於漢文化與西域及海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漢文化之所以豐富多彩，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與其對外來文化的不斷融合、交流是分不開的。
一、與西域的文化交流
漢代所說的西域，指玉門關、陽關以西包括新疆、中亞在內的廣大地區。漢人稱這一地區的居民為“西胡”，意即西部胡人，與“東胡”的取名意義相同。實際上，西域的居民不全是胡人。在當時，“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北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33]西域的南道諸國多氐羌族居民；在北道還有“塞人”，即斯基泰人，為雅利安種。處於塔裏木盆地邊緣的北道、南道諸國，多數以城郭為中心，以兼營、畜牧業為主要經濟生活，有的還能自鑄兵器。唯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這些國家語言不一，互相無統屬關係，人口少則千人，多則幾萬人。漢初，西域有36國，其主要國家有烏孫、大宛、車師、大月氏、鄯善、於闐、莎車、疏勒、龜茲、焉耆等。
《張騫通西域圖》
西漢初期，由於匈奴強盛，西域諸地為匈奴所征服，對西漢皇朝的安全構成很大的威脅。公元前138年，漢武帝為了聯合西域，消除匈奴從右側包圍對漢政權構成的威脅，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不料，張騫這次出使，中途被匈奴扣留13年，到公元前126年才重返長安。在被匈奴扣留期間，張騫了解了匈奴和中亞各民族的地理、民俗、軍事等方麵的情況，並將這些情況報告給了漢中央政府。根據張騫的匯報，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連連率軍出擊匈奴，把匈奴趕到大漠以北、河套以西直到羅布泊的廣闊地帶從此不見匈奴鐵騎。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後，張騫再次出使西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張騫的兩次出使西域，加強了漢同西域各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自張騫偕同烏孫使者來長安後，張騫派往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的使者陸續來到長安，漢皇朝每次派往西域的使者多則十幾批，少則五六批；每批百餘人到幾百人不等。這些使者“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因而使者隊伍實際上也是商隊。當時，受匈奴控製的樓蘭、姑師常劫掠漢使，斷絕交通。為此，漢武帝派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擊破姑師；又與烏孫“和親”，借以鉗製匈奴，為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製並獲取大宛所產的汗血馬，武帝又派李廣利兩次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與漢言和。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設立都護府，治烏壘城（今輪台），護南道和北道，並“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至此，西域各國與漢朝的臣屬關係已完全確立，西域正式納入漢皇朝的版圖。
東漢初期，匈奴勢力又控製了西域各國，漢皇朝無力西顧，漢與西域的聯係被中斷。從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竇固、耿忠進擊匈奴，到漢和帝永元三年（91年）竇憲擊破匈奴，匈奴主力被迫西遷，至永元六年焉耆等國歸漢，西域50餘國方得全部內屬東漢，西域南、北二道交通得以暢通。這一時期，班超作為漢朝派往西域的特使，在西域苦心經營30年，為幫助西域諸國解除匈奴的威脅，使西域重新與內地聯為一體，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班超的兒子班勇，繼承父業，擔任西域長史，對於加強漢與西域諸族的聯係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總體上說，漢與西域之間雖發生過戰爭，但經濟和文化上的聯係、交流是主要的。自南北通道打開後，中原漢族與西域乃至更遠地區經濟、文化上的聯係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蒜、胡桃等農作物以及西域的良馬、橐駝等各種奇禽異獸和毛織品，以及西域各族的音樂、舞蹈等，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原，並影響了漢朝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同時，中原地區的冶鐵、鑿井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大量金屬工具與絲織品，也傳入到西域地區。西域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環節，成為中國與南亞、西亞乃至歐洲聯係的橋梁。
二、與西亞、羅馬、印度的文化交流
秦漢時期，中國通往西亞、羅馬和印度的道路已經開辟，並進行了廣泛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在曆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一）西亞
隨著漢與西域關係的確立，絲綢之路開辟，中國與西亞各國的聯係也隨之得到發展。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大夏，第一次獲得了安息（今伊朗）的信息。這使那時自以為十分強大的漢帝國，初次獲悉在西域尚存在與自己相似的一個大國。張騫向漢中央報告說，安息是一個種植稻麥的農耕國家，境內有大小城鎮數百座，是域外最大的國家。安息東境直抵阿姆河，商旅通過陸、海兩道，遍布世界各地。在安息的西邊，有敘利亞王國，漢代譯為條支。
張騫在出使烏孫時，曾派遣副使率領龐大的使團經大宛、康居前往安息。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二世（前124—前87年）為了確保漢使的安全，還特意派兩萬名騎兵在東部邊境木鹿接引漢使，經過幾千裏的護送，通過幾十座城市，才到達安息都城番兜城（番兜係由帕提亞Parthia轉音）。在漢使回國時，安息王還派使者隨同到漢，沿途考察國情，參觀漢朝的倉庫、府藏，使他們知道漢朝的富庶和強盛。
絲綢之路開辟後，安息成為漢代物品的重要主顧。漢朝的絲織品，無論錦、綺、綾絹，在波斯語言中都留下了它的印記。漢朝生產的優質鋼鐵運至安息，裝備了安息騎兵，在戰場上大顯身手。漢朝生產的白銅，傳入安息，安息將它製成箭鏃，一中箭就會使人致命。漢代人穿井開渠的技術也傳到安息，解決了當地人生產和生活缺水的困難。同樣，安息的文化也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當時安息的美術、樂舞和雜技具有精湛的技藝、獨特的風格，在西方曾推動拜占庭藝術的發展，對漢代的文化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安息美術中駱駝、翼獸和獅子等動物題材和紋飾，豐富了漢代的藝術天地；安息的樂器和樂曲，如豎箜篌、四弦曲項琵琶和篳篥，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羅馬
西漢時代，安息控製了亞洲東部和地中海地區的絲綢貿易。羅馬帝國崛起以後，一躍而成為絲綢之路上與漢帝國、大月氏、貴霜、安息並稱的五大國之一。其中漢代中國和貴霜王朝分別控製著絲路東段，安息占據中段，羅馬占據西段。漢代人稱羅馬為大秦，意思是泰西（極西）之國。因為在海西，又稱海西國。羅馬帝國強盛時，占領了敘利亞和埃及，並積極擴展東方貿易，迫切需要從中國運去絲綢和其他物品，以滿足羅馬上流社會生活的需要。
最初得知羅馬帝國的是那些奔波於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商隊。這些販運絲綢的中國商人，被希臘人稱為賽裏斯（Seres），意思是來自綺國或絲國的人。羅馬人約在奧古斯都時代才正式接觸到賽裏斯人。東漢時，西域長史班超在和莎車的匈奴勢力角逐時，曾和月氏聯盟，並從月氏那裏獲悉了羅馬這個泰西之國。這大概是中國官方首次得悉羅馬帝國的存在。公元97年，班超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以謀求與羅馬直接建交。甘英一行到達波斯灣，未能繼續西行到大秦，但為以後漢與羅馬帝國的直接聯係起了推動作用。據《後漢書》記載，甘英到達波斯灣，所到之地均前所未聞，漢朝使者到那裏交換珍寶的消息一傳開，引得紅海彼岸莫恰（今也門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亞馬薩瓦港附近）也派使者到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求結盟約。莫恰和阿杜利均為羅馬東方貿易盛榮時的海港。半個世紀後，羅馬皇帝馬可·奧理略在公元166年派使者自埃及出發、經印度洋由海路到漢朝統屬下的日南郡登岸，再北赴洛陽，羅馬與中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文獻記載看，漢與羅馬的交往是多方麵的。普林尼在1世紀中葉估計，每年至少有一億枚羅馬銀幣被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半島取走。這些錢幣曾在中國流通，在山西等地均有出土。當時羅馬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物品是衣料（絲綢）、皮貨和鐵器。同時，羅馬的物產也大量地傳入中國。3世紀中葉寫成的《魏略》一書，曾詳細開列了羅馬的物產，其中有各種金屬製品、珍禽異獸、珠寶、織物、玻璃、香藥等。這些正是羅馬向中國的輸出物。
（三）印度
印度是古代亞洲一個古老文明的發祥地。西漢時，印度被稱為身毒，東漢時代改稱天竺。印度的領土，在當時包有五河流域和恒河流域，轄境直抵恒河中遊的華氏城（今巴特那），並且控製了恒河上遊和坎貝灣間的交通樞紐馬土臘地區。漢武帝時，張騫出使到大夏國都巴爾克時，見到當地的貨物中有來自中國西南的邛竹杖和蜀布。據大夏人相告，這些物品是由大夏東南數千裏外的印度運來的。於是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開辟一條由中國西南往印度的通道。後因遭到散處大理、保山間的昆明部族的阻攔，漢使未能成行。官方的使團雖受阻，但民間的貿易卻在雲南中印邊境廣泛開展。印度的移民也進入中國的塔裏木盆地和怒江、瀾滄江流域，帶來了印度的文化。1世紀以後，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中印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漢代中國和印度各地通過移民和貿易往來，建立了廣泛的聯係。漢朝向印度輸出的物產，主要有絲、漆、鐵、玉、毛皮和黃金等；印度則主要向中國出口馬匹、棉布、玻璃、毛織物和珠寶等。桃、梨等中國果樹也由疏勒移植到印度，印度稱桃為“至那你”，意思是“漢持來”；稱梨為“至那羅闍弗照邏”，意為“漢王子”。
漢時與印度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事件，當推佛教的傳入。西漢末年，佛教已在一定範圍內得到流傳。如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長安的博士弟子景盧跟隨大月氏的使者伊存，由他口授佛經。東漢初年，漢明帝派遣蔡愔、秦景等人組成使團到印度，正式探討佛學，引進印度學術。明帝的兄弟楚王劉英已正式供奉佛陀。在明帝支持下，在洛陽還修建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以供整理、翻譯佛經和供奉佛像之用。此後，天竺、月氏、安息、康居僧侶相繼來到洛陽，既譯經，又布道，對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曆史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與朝鮮、日本、越南的文化交流
朝鮮、日本和越南都是中國的近鄰，與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化聯係。秦漢時期，中國與朝鮮、日本和越南的文化往來十分密切，中國文化對於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朝鮮
秦漢時期中國與朝鮮的文化聯係，主要是以戰爭中大批的中國移民為媒介的。自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統一中國戰爭，一直到西漢皇朝的建立，中國北方主要是河北、山東一帶的人民為了逃避戰亂，成群結隊地移居朝鮮。公元前2世紀末，燕人衛滿率1000多流民擊敗朝鮮王箕準，在大同江南岸王險城（今平壤）成立衛氏政權，並不斷招募、收容來自燕齊的流民。自此以後，中國移民遍居朝鮮半島南北，尤其集中在朝鮮西海岸。漢武帝時，在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設置了樂浪、真番、沃沮、玄菟四郡，不久又將半島土地裁並於樂浪一郡。西漢末年，半島上先後出現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與樂浪郡並存。東漢末年，各地軍閥混戰，大批中國人或由遼東移居樂浪，或由山東半島經海路抵達朝鮮半島定居，形成新一輪移民熱潮。
秦漢時期中國移民大量入朝，對於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大量的考古發現看，當時的中國移民也將鐵器、漆器等帶到了朝鮮，並發展了冶鐵等技術。如在樂浪故址出土的遺物中，有為數眾多的漆器，其形製和銘文中的“蜀郡西工”、“廣漢工官”及“元始”、“永平”等年號文字，說明其顯係漢代傳入。同時，中國人的大量遷入朝鮮也影響了當地的語言文字。在樂浪郡，漢話成為通用語言。公元1世紀時的揚雄所著的《方言》，將北燕和朝鮮洌水（今臨津江）劃作一個方言區。中國文字也流傳於朝鮮各地。古朝鮮留下的唯一的文字作品，是在西漢初年津卒霍裏子高妻麗玉用漢字創作的詩歌《箜篌引》，詩中哀訴：“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朝鮮西北部出土的明刀錢，錢文漢字多達3000個以上。1世紀初，不少朝鮮人已能背誦《詩》、《書》、《春秋》等中國典籍。
秦漢時中國與朝鮮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應該是民間交流，見於記載的官方交流很少，如《三國誌·高句麗傳》中提到的“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及“漢時賜鼓吹技人”。高句麗不斷入貢於漢，先後屬於漢玄菟郡及遼東郡，帶來其特有的物產、文化，同時又得到漢的回賜，帶走漢先進的文化。據文獻記載，古時朝鮮人的習俗與今有相同之處，“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釀酒”，“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34]。朝鮮人的歌舞對中原漢人有一定的影響。東漢時，隨著中國與朝鮮、日本交通往來的開展，中國商船從樂浪起航，繞過朝鮮西海岸，可在半島東南端拘邪韓國（今朝鮮慶尚南道金海）停靠，再從拘邪韓國渡過朝鮮海峽，便可到達日本的北九州。金海成為當時中國、朝鮮、日本三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二）日本
早在戰國時期，中國通向日本的航路就已開辟。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齊人徐福等人上書秦始皇，宣稱海中有三神山，請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仙人。秦始皇采納了他的建議，派數千童男女下海東行。據記載，徐福曾兩次東行，並在日本本州和歌山建立了政權。徐福及其夥伴航行到日本，帶去了先進的海船、秫米和農耕技術，以及青銅和鐵器冶煉技術，使得早先已傳入的中國文化在日本列島上得以鞏固和延續，並影響日本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為了紀念徐福東渡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這個重大事件，至今在和歌山新宮町東南有蓬萊山，並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個大字。
漢武帝時，在朝鮮西北部設立了樂浪郡，樂浪就成為中國向日本列島百餘國傳遞文化的重要途徑。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日本人結束了漁獵為生的漂泊生活，開始栽種水稻，並進入定居生活時代。日本人把傳入稻米的西國（中國）看成是美好的樂園，稱為“常晝國”。那時，在日本西部與漢代樂浪郡互通使驛的有三十多國。東漢初年，日本北九州進入鐵器時代，出現了倭奴國，即以倭國與奴國為中心的部落聯盟國家。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的使者越過樂浪，到達洛陽，受到光武帝賜的印綬。《後漢書·東夷傳》稱倭奴國使者自稱大夫，來自倭國極南界。此後，又有倭國王師升等來獻生口160人。由於該國文化較為落後，隻能以擁有各種專長的生口（奴婢）作為貢禮，以交換漢朝的絲綢和金屬製品。2世紀後，日本逐漸進入鐵器時代，出現了以邪馬台國為中心的部落聯盟國家，《三國誌·魏誌》稱之為邪馬台國。這一時期，不僅中國的絲織品、鐵器、銅器等大量傳入日本，而且日本人還從中國學會了養蠶技術。據《日本書紀》記載，199年（日本仲哀天皇八年），中國的蠶種由一個自稱是秦始皇十一世孫的功滿王從朝鮮的百濟帶到日本。半個世紀後，《三國誌·魏誌》便提到日本產“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綿”。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
（三）越南
中國與越南的文化交流曆史十分悠久。秦漢時期，中越兩國的文化交往進一步密切。秦始皇時，在越人居住地區設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越南與秦朝的聯係得到加強。秦朝末年，南越王趙佗據地獨立，擊敗建國於越北的安陽王，並占有其地。在趙佗統治時期，中國的鐵製農具和牛耕技術通過大批中國移民，在越南日漸推廣。今越南北部諒山的諒巴洞貝塚中，曾有一件雕刻中國牛犁圖形的石器，暗示了牛耕鐵犁在越南北部邊區曾和石器的使用同時並存。趙佗又注意製止各地宗族相互械鬥的惡習，穩定內部政局，使漢人和越人和睦相處。由於趙佗的南越政權積極與漢朝聯係，與漢通商，傳播漢文化，並以漢文教導居民，《詩經》、《尚書》成為教化的範本，從此中國文化在越南逐漸生根。
漢武帝時，設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中國與越南的文化聯係進一步得到加強。越南人利用從中國傳入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擺脫了原來依靠潮漲潮落灌溉農田的傳統生產方式，使勞動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有一些越南人還遷居內地，接受中國文字和語言的訓練。漢水西邊中盧縣在東漢時有地名駱越，據說正是駱越人從紅河移居而得名。少數傑出的越南人還在漢代政府中擔任官職，如漢明帝時金城太守張重、漢獻帝時交州刺史李進、司隸校尉李琴等人，都是越南人。中國的音樂、醫藥、佛學也都在這時傳入越南。而越南的水果如龍眼、荔枝，藥物如菖蒲、薏苡等也傳入中國。東漢末年，不少士人為逃避戰亂，遷入交趾，在越南北部宣揚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在越南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在漢代，越南還是中國與東南亞、印度以及羅馬世界建立邦交、文化交流的前哨。如131年葉調國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派使者來中國，以及此後天竺（印度）和大秦（羅馬）使者來中國，都是航海來到日南，然後在今越南歸仁附近換船到廣東，北上洛陽進謁漢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