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是中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飛躍時期。秦漢以前，華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斷融合的基礎上，並在不斷吸取外來文化的因素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但是，這時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漸進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規模地進行的。這是由於有限的疆域和割據形勢所決定的。如戰國時期“胡服騎射”變易衣冠者僅限於武靈王時的趙國；廢揖讓之容、變禮俗者，也僅限於秦國。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封建帝國的建立，為大規模地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如秦朝統治者“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觶之鼓”[35]，正反映了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狀況。尤其是漢武帝時期，統治者有意識地引進外來文明，使許多有益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被大規模地吸收進來。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漢向西域的通道，同時也開創了中西交通的新紀元。與此同時，漢文化也通過使者、商隊不斷地傳播到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乃至域外諸國，並影響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秦漢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規模與影響，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顧秦漢時期文化交流的曆史，可以從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啟示呢？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秦漢時期的文化交流走的是一條融合與鬥爭並存、以融合為主的道路。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早在戰國時期連年不斷的兼並戰爭中，中國文化走向統一與融合的趨勢就已十分明顯。戰國時期一些進步的思想家紛紛提出了統一的主張。如墨子主張“尚同一義為政”[36]；孟子提出“定於一”[37]；荀子提出“一天下”[38]；韓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39]；呂不韋提出“王者執一”[40]等。與此同時，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融合各地、各家思想文化因素的學派。如戰國中期盛行於齊國稷下的黃老之學，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同時又融合各家思想的產物。戰國末期各派雖然不乏思想的交鋒，如荀子的《非十二子》，對道家、墨家、法家、名家乃至儒家的思孟學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韓非子的《五蠹篇》，則對儒墨顯學進行了猛烈地抨擊。但荀子的儒學、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也都是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產物。秦始皇統一中國，在政治上代表了自戰國以來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的曆史潮流。但是，秦朝在思想文化上主要推行的法家路線，對於法家以外的思想學說采取高壓政策，加以壓製，重法令而輕德教。這一思想文化政策最終成為其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初統治者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訓，采取黃老“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由於黃老之學的政治主張適應了漢初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也由於黃老之學本身在思想上的兼容性，使其較法家的思想適應麵更為寬泛。到漢武帝時，董仲舒建立了新儒學，融合了“百家爭鳴”中的陰陽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更融合了先秦以來孔、孟、荀諸派儒學思想，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思想體係，基本完成了中國各地思想意識的統一。雖然，其間又經曆儒、道、法各家及儒家內部各派之間的鬥爭，但是，統一與融合則是主流。在中原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中國與海外各國的文化交流中，盡管也發生過各種衝突、戰爭，但文化間相互吸收、融合也是主要的。
第二，秦漢時期，在中原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中國與海外各國的文化交流中，曾有過不同的交流形式。但不論是采取何種形式，最終都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如漢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諸族的鬥爭，貫穿於整個秦漢曆史時期。這種鬥爭表現為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不同形式。其中，軍事鬥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毋庸諱言，戰爭對雙方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破壞和阻礙作用，例如匈奴的入侵“殺略人民畜產”，給邊地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但是，縱觀漢匈之間的戰爭，無論哪方取勝，都對文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事實證明，漢皇朝在同匈奴、羌、西南夷及西域諸族的鬥爭中，不斷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並將先進的中原文明傳播於各地、各族人民。如漢武帝為了大量引進大宛（今費爾幹納）良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漢率一歲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41]。最後不惜訴諸武力，結果李廣利戰大宛，“獲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42]。從考古資料可知，武帝以後中原的傳統馬種已摻入了大宛馬的血液，得到較大的改善，從而對畜牧業和戰爭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響。至於從西域等地傳入的物產如芝麻、胡麻、綠豆、黃瓜、大蔥、胡蘿卜、大蒜、葡萄、苜蓿、香料、珠寶等，還有從匈奴、西域等地傳入音樂、舞蹈、雜技乃至宗教等，都已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秦漢時期當年因戰爭的需要在邊境的屯田及移民活動，則起到了將先進的耕種、灌溉和興修水利等技術向外傳播的作用。從秦漢時期匈奴人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就有漢代生產的鐵器等物品。匈奴人向漢人學習了冶鐵技術，使匈奴迅速進入了鐵器時代，社會形態也由原來落後的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又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李廣利征大宛，“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後來“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國漢人），知穿井，而其肉食甚多”。可見，大宛人是在同漢人的戰爭中從漢人那裏學會了穿井技術。該傳還記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這是中國冶鐵技術向西傳播的證明。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鋼鐵、冶鑄和水利技術等傳到周邊各族，遠及中亞、羅馬和歐洲地區，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國家仍把中國人籠統稱為“漢人”，正可說明秦漢時代對世界影響之深、其文化傳播之遠。至於中國的鄰邦朝鮮、日本、越南等，不僅從中國學到了許多實用的生產和生活經驗，而且在語言、文字及思想等方麵也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第三，秦漢時期的文化交流史證明，盡管各地、各族乃至各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總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交流對於雙方都是有益的，任何一個民族不能以“老大”自居，以不平等的態度對待他族、他國，否則必然會招致反抗，並對文明的發展帶來負麵影響。在中國古代，漢文化在與周邊各族文化的比較中，一直處於較為領先的地位，因而在社會中流行著一種輕視他族文化的“優越感”。如班固《漢書·匈奴傳》說：“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製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麵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穀，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製禦蠻夷之常道也。”這種以我為中心、以老大自居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的士大夫中相當普遍地存在，因此很具有代表性。如一代大儒董仲舒就認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43]很顯然，在董仲舒的心目中，漢文化與匈奴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者不是平等的關係，有優劣之別。這種心態有時也反映到政治上，並對秦漢時期的漢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典型的如王莽時期，本來漢與匈奴關係自宣帝以來一直較為穩定，數世不見烽火，生活在和平環境中。但是，由於王莽采取民族歧視政策，侮辱性將匈奴改為“恭奴”，單於改為“善於”，以不平等的方式壓迫人，結果導致漢與匈奴的關係再度惡化，戰火又起。又如東漢時期不斷內遷的羌人，本可以與漢族人民友好共居，但由於東漢政府官吏及豪強對他們的欺壓、奴役，引起羌人的不斷反抗，戰火連綿。東漢初年班彪就說：“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至反叛。”因此他建議對羌人進行安撫，令護羌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44]。名將趙充國正是采取了這一策略，所以才在中國西北邊境取得了輝煌的業績。同樣，東漢時曾強盛一時的北匈奴，也因為采取民族壓迫政策而受到了曆史的懲罰，“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45]，最後被漢軍徹底擊潰，匈奴主力離開了中國邊境走上了遙遠的西遷路程。可以說，匈奴在與漢朝的鬥爭中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應歸咎其對西域及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政策。而漢族則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與合作變得日益強大。總之，秦漢時期的文化交流史說明，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對於促進各自的文化發展都是有利的，那種排斥、壓製其他民族文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最終要受到曆史的懲罰。
注釋
[1] 《史記·秦始皇本紀》。
[2] 同上。
[3] 《漢書·賈鄒枚路傳》。
[4] 《史記·秦本紀》。
[5] 同上。
[6] 《史記·李斯列傳》。
[7] 《韓非子·五蠹》。
[8] 譚嗣同：《仁學》卷上。
[9] 《大雲山房文稿》卷一《三代因革論》。
[10] 《漢書·元帝紀》。
[11] 《漢書·地理誌》。
[12] 《史記·貨殖列傳》。
[13] 同上。
[14] 《史記·貨殖列傳》。
[15] 《漢書·地理誌下》。
[16] 同上。
[17] 《史記·貨殖列傳》。
[18] 《新書·匈奴》。
[19] 《史記·匈奴列傳》。
[20] 同上。
[21] 《漢書·匈奴傳讚》。
[22] 《後漢書·南匈奴傳》。
[24] 《漢書·匈奴列傳》。
[25] 《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西河故事》。
[26] 《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服虔語。
[27] 《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續漢書》。
[28]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
[29] 《史記·南越列傳》。
[30]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3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32]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33] 《漢書·西域傳》。
[34] 《三國誌·高句麗傳》。
[35] 李斯：《上書秦始皇》，載《昭明文選》卷三十九。
[36] 《墨子·尚同》。
[37] 《孟子·梁惠王上》。
[38] 《荀子·王霸》。
[39] 《韓非子·揚權》。
[40] 《呂氏春秋·貴公》。
[41] 《漢書·張騫傳》。
[42] 《漢書·李廣利傳》。
[43] 《漢書·匈奴傳》。
[44] 《後漢書·西羌傳》。
[45] 《後漢書·南匈奴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