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經的早期傳承與漢初經學
戰國時期，儒家學派便將闡釋六經之義與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緊密結合起來，經學已有了初始形態。
《韓非子·顯學》稱：“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八家的名字與傳承，現已難得其詳。晉陶潛《聖賢群輔錄》言：“顏氏傳《書》，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絜靜精微之儒。”道出了六家的傳習重點和學派特色，但其言不知何所據依。
現在看法較一致的是，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為傳經重要人物。於《易》，子夏有《易傳》三卷；於《毛詩》，有人說是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至小毛公，也有人說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春秋公羊傳》的始傳者公羊高為子夏門人，《春秋穀梁傳》的始傳者穀梁赤也是子夏門人。對《尚書》、《儀禮》、《論語》等書，他都有所加工或疏解，所以東漢徐防有“《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1]的說法。
孔門弟子中，單傳一經的有：子木（商瞿）曾受《易》，子開（漆雕開）曾習《書》，子輿（曾參）述《孝經》，子貢（端木賜）嚐問樂，仲弓（冉雍）、子騫（閔損）、言遊（言偃）等人纂《論語》，孺悲傳《士喪禮》。
另一傳經大儒是荀子。有人說《毛詩》是由荀子傳給大毛公的；《魯詩》為漢申公所傳，申公受之於浮丘伯，浮丘伯為荀子門人；《韓詩外傳》中有荀子之說四十餘則；《春秋穀梁傳》漢初由荀子再傳弟子申公傳予瑕丘江公；《左傳》有人說由左丘明六傳而至荀子；荀子注重禮教，大、小戴《禮記》中均有荀子所撰之文；劉向嚐稱荀子善為《易》。可見，荀子在經學初創之時，傳經之功甚大。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大帝國，在治國思想上重法家而貶儒術，儒學發展勢頭受到阻遏。
秦朝設有博士官，職能是通古今並參議朝政。當時朝中有博士70人，掌理詩、書、百家語等各門學術，其中六經當居於主要地位。侯生、盧生等人議論秦始皇，“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七十人，特備員弗用”[2]；博士淳於越以儒家學說為根據非議朝政；叔孫通、伏生等儒生曾任秦博士。上述三條史實大致可以說明儒生是構成秦博士的主要成分。可以想見：焚書坑儒之前，他們在傳習儒經方麵，會有一些成績，至少，是在平穩中進行的。
焚書坑儒的實施，使儒學遭到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但強製性的行政法令不可能徹底禁絕某種思想與學術的流傳。《史記·儒林列傳》稱：“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史記·孔子世家》也說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秦末農民大起義，儒生們仿佛看到重返政壇的希望，於是“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對於此舉，司馬遷評論：“陳涉起匹夫，驅瓦合謫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3]太史公此言隻得其一，未得其二。我們可以這樣認識它的意義：一，起於草莽的農民英雄，號令天下之初，即知崇儒而立博士，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政治眼光；二，孔甲等人既有以經術濟世的胸懷，又深得孔夫子“禮之用，時為大”的學術旨趣，不愧為聖人子孫。總體看來，儒學在此時，可說是一息尚存，不絕如縷。
漢興，儒學發展出現轉機，“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以儒生身份為漢製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4]。漢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下詔廢除秦挾書之律，民間私藏典籍得以複出，私人講學也隨之取得名正言順的合法地位，傳經之儒先後繼出。雖然司馬遷和班固在《史記》和《漢書》的《儒林傳》中都表述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的看法，實際上，這一時期的統治者在經學建設上還是作了一些努力的：此時設置了研習經術的博士官，文帝時傳《魯詩》的申公、傳《韓詩》的韓嬰、傳《尚書》的伏生弟子歐陽生被任為博士，景帝時傳《齊詩》的轅固生、傳《春秋》的董仲舒和胡毋生都曾為博士。帝王尊禮經生之事也時有所聞：齊人田何以傳《易》著稱，惠帝時，年老家貧，守道不仕，惠帝親至其廬以受業。秦博士伏生當秦焚書時，曾壁藏《尚書》，後兵大起，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得幸存者二十九篇，教授於齊魯之間。文帝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之名，時伏生年九十餘，已無法行動，文帝下詔命太常掌故晁錯前往受其說。武帝即位之初，以安車駟馬禮請傳《魯詩》的老儒申培公入朝任太中大夫。由於儒生的自強不息和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漢興至武帝期間，“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韓嬰）。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5]，經學為走向輝煌，奠定下堅實的基礎。
二、博士、博士弟子與漢代經學的發展
漢武帝服膺儒家學說，親政後重用儒生，以儒術取代黃老之學作為統治思想，經學獲得長足的發展。
竇太後去世後，武帝大舉起用儒生，以“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特別是“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使“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用政權的力量，樹起儒學的權威地位，為學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公孫弘占據要津後，深為道術的沉鬱不彰而憂慮，與太常孔臧等人上疏提出：“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
這個奏疏得到武帝批準，實施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6]。這是一個改變漢政權文化走向和政府人員構成的帶根本性的政策，實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嚆矢。
戰國時，出現了博士這一文化官職，當時的詳情不得而知。秦始皇有博士70人，已如前述。陳勝的張楚政權和劉邦稱帝前，都設有博士官，其職能大概是以學術備朝中顧問或因習禮而掌朝廷禮儀等事務。文景時期漢朝已步入平穩發展階段，文帝和景帝都很重視文化建設。此時朝中的博士多了起來，據說文帝有博士70餘人。從陰陽家公孫臣以言漢為士德而拜為博士來看，文帝博士的性質與秦始皇時相近，也是兼掌各門學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已有了治《詩》、《書》、《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的博士。景帝不任儒者，竇太後好黃老術，因此經生以至博士官都不得進用，僅為備員，可治《詩》、《書》、《春秋》及《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經學博士畢竟仍在活動。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置五經博士，罷傳記百家語諸家之學。由此，戰國以來的博士製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博士隻掌管學術事業，一般不再參議朝政；二，其他學術均被排斥出去，隻有儒家的經學立為官學，取得獨尊地位；三，改變各博士需兼通諸經或諸家學術的做法，每經設博士，由專人傳習，或某經的某家學說皆可立博士，專守其學。顧頡剛先生評論：“從此以後，博士始專向儒家和經學方麵走去，把始皇時的博士之業‘《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了。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使得此後博士的執掌不為‘通古今’而為‘作經師’。換句話說，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這比之始皇的以高壓手段統一思想還要厲害。二千餘年來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7]此言很有見地。
博士收有弟子，大概初始即然，叔孫通便有弟子百餘人。漢武帝隻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數量隨之減少。根據公孫弘的建議，博士弟子定員為50人，由太常從18歲以上儀表行為端正的人中選拔，每年考試一次，通一經者，可補文學掌故之缺，成績特別好的，可以選做郎中。看來經師雖專守一經，弟子卻要兼習諸經，並沒有某弟子專從某師習某經的規定。
武帝之後，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數量都在逐漸增加。
武帝初置五經博士時，《詩》已有齊、魯、韓三家，《書》有歐陽一家，《禮》為後氏，《易》為楊氏，《春秋》為公羊家。宣帝時，《書》又立大夏侯、小夏侯二家，《易》又立施、孟、梁丘三家，《禮》立大戴、小戴二家，《春秋》立穀梁家。元帝時，複立京氏《易》。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博士弟子增為百人。宣帝末年，增至二百。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蠲免賦役，後又設弟子員千人，郡國中設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說孔子布衣尚且養徒3000人，現國家太學中的人數反而比孔子少，於是增弟子員達3000人。平帝時王莽秉政，準許元士之子受業如弟子，不限名額。每年取考試中甲科40人為郎中，乙科20人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補文學掌故。
宣帝時曾於石渠閣召開經學會議，討論五經異同。這次會議使開始激化的經學各派的矛盾有所緩解。將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立為博士，就是此次會議的結果。
王莽的學術顧問劉歆是古文大師（關於經學的今古文問題，請見第三章第四節）。王莽托古改製，利用了經古文說。因之，古文經學在平帝和王莽時期驟然熱了起來。劉歆利用自己的權勢，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了學官，又找出了《樂經》，也立於學官。他還增設博士與博士弟子，每經博士5人，六經共30人，每一博士領360弟子，共10800博士弟子。
東漢初的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讚》中，描述武帝到西漢末經學的繁盛景象，並指出其出現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對於西漢的經學，蔣伯潛、蔣祖怡父子作了較精到的評論：“西漢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後，傳授群經，加以整理，致力於章句訓詁，使群經得複昌盛，其有功於經學誠不可沒，且重在‘微言大義’，頗能兼義理、訓詁之長。雖司馬談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事難盡從’的批評，但比之後來‘碎義逃難’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見長，使人丁年窮經，皓首不能終其業者，終覺稍勝一籌。而武帝以後迄於元成，為經學全盛時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實。且所傳之經都是今文，雖說解各有派別，各守師法，而於本經則並無懷疑。後世所以稱經學為‘漢學’者，正因經學至西漢始能確立的緣故。”[8]
東漢光武帝劉秀重視經術，政權初建，“（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範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明帝、章帝父子皆重儒學。明帝嚐於饗射禮畢，正坐講經，“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此語顯係誇大其詞，但其盛況恐怕也是空前的。明帝還為功臣及部分貴族子弟另立校舍，授以儒學，“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因此，史臣有“（儒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之歎。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異同。會議進行了幾個月，章帝親臨裁決、指導。班固將會議結果整理出來，形成封建社會法典性文獻——《白虎通義》。會後，“又詔高才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
從安帝到東漢滅亡，儒學雖偶而振作，但衰落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後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9]
總體說來，東漢經學與西漢有些不同。一是古文經學地位上升，逐漸達到與今文經學抗衡，甚至越居其上的地步，漢末又出現今古文混合的趨勢；二是與讖緯結合形成風氣，《白虎通義》可算是以讖緯雜經學的代表作；三是兼通諸經的學者增多，如許慎有五經無雙之譽，鄭玄遍注群經，這樣的事例在西漢並不多見；四是西漢經師文尚簡樸，研究經書注重大義，多口說流傳，不太重視著述，東漢經師文多泛濫，研究經書注重訓詁，解經之作大量問世；五是西漢經師傳業弟子多至千人者，已為極盛，東漢經師則弟子達萬人者，屢見不鮮。上述變化，從表麵上看東漢經學是更加繁榮興盛了，可深入分析就會看出，經學已出現了諸多虛脫的征兆，正依盛極而衰的法則，一步步走上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