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老帛書》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評論：“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裏說的道家，其實指的是黃老之學。黃老之學萌生於戰國末期，流行於漢初，因托始於黃帝、老子而得名。它屬於道家，但與先秦時期老子創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在老子學說基礎上吸收了儒墨名法等學說中的成分，形成有很濃政治學說色彩的哲學思想。在哲學上，它強調天道、自然，有唯物主義傾向，在政治上講無為而治，適應了漢初休養生息的社會要求。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四篇，是目前可見較集中闡述黃老思想主張的著作，任繼愈先生稱之為《黃老帛書》。[3]

《帛書十六經》

對於這個“道”的屬性，《黃老帛書》傾向於把它形容為原初物質狀態，因而具有唯物主義性質。所謂“濕濕夢夢，未有明晦”，是形容一種混沌之氣的狀態。

“道”雖無始無終，無形無名，卻有規律可循：“道有原而無端，用者實，弗用者雚（即‘華’）。合之而涅（即‘化’）於美，循之而有常。”[4]人們通過認識自然萬物的運動變化而把握“道”，就掌握了生存的主動權：“反索之無刑（形），故知禍福之所從生。”

人處於天覆地載之中，“卬（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6]，要在天地提供的自然條件裏，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明確自己的職責。要做到：“天製寒暑，地製高下，人製取予”，在自然界無意識提供的寒暑高下的環境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獲取自己的勞動果實。《十六經·姓爭》總結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一條人與自然相處的基本規律，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在天人關係上，《黃老帛書》強調天是自然的存在，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須利用自然的規律維持自己的生存，但不能違背這些規律，具有唯物主義傾向。

與自然觀相一致，在社會政治觀上，《黃老帛書》講順天合人，循道應理。既論證了新生封建大一統製度的合法性，也順應於漢初休養生息的客觀曆史要求。

書中把天、地、人統一起來，作為政治的立足點，認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參（三）者參用之，［故王］而有天下矣。”[7]所謂天道地道指的都是自然條件，這是它的一貫思想。人道最主要的是指社會的基本秩序。《經法·四度》論述：“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處，任能毋過其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把尊主卑臣，明上下貴賤的等級秩序與去私立公等原則作為人道的基本規律來強調。人道的另外含義是為治要順從自然變化而合於人性，即“聖（人）舉事也，闔於天地，順於民，羊（祥）於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謂義也”[8]。它還論述由順自然之宜，可循序得到物質財富的豐厚、社會習俗的改變以至社會秩序的好轉，從而立於不敗之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佴（恥），有佴則號令成俗而刑伐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則守固單（戰）朕（勝）之道也。”[9]這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根本性看法。

二、《淮南子》以道為本的宇宙生成論

景帝、武帝時淮南王劉安組織人撰寫的《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集》），是《呂氏春秋》之後又一部集體創作的理論著作。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內容龐雜，思想豐富，但主導思想屬於道家，可看作黃老之學的又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可說是西漢道家的集大成之作。

《淮南子》把“道”作為自己宇宙觀的最高範疇。認為“道”是宇宙的本體，又是萬物的生成變化根源，還是事物運動變化所遵循的根本法則。

書中描述“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它在空間上包容一切，在時間上無窮無盡，變化無常，不可測度。因為其無限，獨一無二，所以又稱為“一”，這個“道”或“一”也就是宇宙全體。它無形無聲無味無色，卻又是充盈一切的客觀實在，有形有聲有味有色的所有事物都真實地體現著這一客觀實在。所以說：“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有聲鳴焉，無味而有味形焉，無色而有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

“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可以理解為世界萬物這個“有”“實”，化生於“無”“虛”的“道”；也可以理解為外化的有形之物，體現著內在的無形的“道”，即“道”是支配萬物運動的普遍內在規律。對於這兩點，書中都有明確的說明。

對於“道”是宇宙事物變化所遵循的客觀法則，《繆稱訓》宣稱：“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規定著事物的性質與運動方向，事物如體現了“道”即稟賦了“德”，便獲得了生存與發展的根據。它舉出物象的具體特征說明“道”的這個稟性：“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對於《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論，任繼愈先生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中作了充分的肯定：“《淮南子》把物質世界的活生生的內在力量展示出來，這正是素樸唯物論所具有的辯證特點，因為自然力本來就是具有活力的。……《淮南子》書中，有著中古時代最為係統的宇宙生成論，標誌著人類視野的擴大和認識能力的提高。……《淮南子》憑借當時有限的自然科學知識，發揮其極高的想象力和推斷力，窮究天地剖判、宇宙演化，其間架結構成為以後整個中國封建時代宇宙論的傳統格式。”這是很恰當的評價。

三、《淮南子》體道而無為的社會曆史觀

從宇宙自然觀出發，《淮南子》提出人的生存活動與社會行為應以“體道”為根本原則。要在弄清自然規律的基礎上，通過自己順應自然的行為求得生存與發展。《原道訓》中所言：“體道逸而無窮”，“循天者，與道遊者也”。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淮南子》繼承了孟子等人的重民思想，認為民是治國之本。《泰族訓》論述：“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把民眾作為君主生存的根基，比喻非常貼切。《主術訓》闡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將食物、民眾、國家、君主的命運聯係起來，講述它們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清晰而扼要。這裏所言以民為本，並不是說民比君更重要，而是說君主離不開民眾的支持，民心向背關係著政權的存亡。書中還講到安民之術在於“足用”“勿奪時”“省事”“節欲”，這裏著重強調經濟對民生的重要，反映了見解的切實。同時，我們看到在這個問題上，它又回到了無為而治的根本原則上。

《淮南子》對曆史有豐富的見解，對曆史與現實的關係有很深入的思考。

書中有反對崇古循古的思想傾向。它批評“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以致出現“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為道者必托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22]等怪現象。它認為曆史是變化的，持崇古思想以論當世，必然鑿枘難合，無補於世：“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23]邏輯的悖亂導致行為的乖張，至少從表麵上看，這一論證是有力的。它論述：“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事而舉事。”這是理智而通達的古今關係之論。它還能挖掘曆史的內涵，從表象深入到實質去借鑒曆史：“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24]“與化推移”是光輝的理論命題，其實踐意義是可以指導人們獲取掌握曆史、利用曆史的自由，而不被曆史的重負所壓倒，理論意義是把古代的曆史鑒戒思想向縱深大大推進了一步。

與曆史變化的觀點相聯係，《淮南子》特別強調“時”和“勢”的作用。書中經常可以看到“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25]這樣的話語。在它看來，時不是空洞的曆史過程，而是充滿內容的與客觀存在交融在一起的特殊時段。所以《齊俗訓》中說：“聖人知時之難得也，務為趣也。”抓住時機，因時而作，便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逆時而動，則必然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時既然是個流動變化的過程，那麽不同的時世，便有不同的行為要求，也就有不同的是非評價標準。《齊俗訓》對此作了論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定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這個是非相對的觀點，對於因時立事的主張是有力的理論支持。《淮南子》還論到了形勢與個人作用的關係。所謂形勢就是由諸多客觀情況所造成的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俶真訓》講：“治世，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個人不能改變客觀曆史形勢，隻有與特定的形勢相結合才能顯示出個人的作用，這個看法雖然有悲觀色彩，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