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向、劉歆的折衷思想
劉向（約前77—前6年）字子政，初名更生，是漢高祖弟弟楚元王劉交的後代，元帝、成帝之世，他眼見漢皇室大權旁落，同外戚、宦官集團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被視為漢家柱石之臣。他的曆史著作多同政治鬥爭有關。他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是為了“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著《列女傳》，“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的故事，是為了讓趙飛燕等後妃及家人受到循禮守製的教育。著《新序》《說苑》，是要以前人言論行為，作為施政的借鑒。著《洪範五行傳論》，是結合災異講說政治。他以天人感應學說為理論依據，縱論曆代興亡，宣傳“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71]。雖然曆史觀是神學的、唯心的，其中包含的人事可以在政治中有所作為，人事可以影響天意的思想觀點，卻有鼓舞人們積極進取的意義。他的滿腔政治熱忱和頑強鬥爭的精神，得到當時和後世人們的讚譽。
劉歆字子駿，後改名劉秀，是劉向最小的兒子。他繼承了父親的治學與政治才能，卻以與父親相反的政治立場走上曆史舞台。劉歆年輕時與王莽同為黃門郎，私交很深。王莽篡漢，他是重要幫凶；王莽複古改製，他是主要策劃者。劉歆也信奉陰陽五行學說，把它作為服務於政治的工具。他著有《三統曆譜》，以三統學說比附曆代興衰。他也著有《洪範五行傳論》，由於政治立場和學術觀點與其父不同，在對災異的具體解說上，與劉向有一些差異。
侯外廬先生評述：“我們統計《〈漢書〉五行誌》所載，劉氏父子推演災異者，共一百八十二事，上起西周幽王二年，下逮西漢成帝元延元年，言論凡二百二十六則。就思想內容來看，比之於董仲舒，雖有鼠牙雀角的異同，而本質上則同為神學的世界觀；其牽強附會尤與董仲舒異曲而同工。”[72]劉向、劉歆父子宣傳運用神學世界觀，為政治鬥爭服務，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但在理論上卻沒有太多新的建樹。
侯外廬先生認為他們一進入文史整理領域，便表現出人文主義思想，因此其思想有折衷主義特色，很有見地。其實在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中，他們思想的折衷性質也有很明顯的體現。
處於西漢政權風雨飄搖的元成之世，劉向多次向帝王進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世之長短，以德為效。”[73]這對劉向來說，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危機使他產生的憂患意識。這種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的思想，雖然仍屬於唯心主義範疇，卻可起到規諫帝王，調節統治政策，改善社會政治的有益作用。
在國家政治中，劉向認為君主和群臣百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榮華槁矣。”[74]他們互相為本，如果不把對方作為自己生存的根基，那麽自身也就隻能衰亡了。這較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思想通達多了。劉向繼承了先秦時期的一些民本思想，著重強調君主“無得罪於群臣、百姓”。他借麥丘人之口說：“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謝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75]這是警戒君主的金玉良言。劉向還進一步闡述君臣之間不存在絕對的隸屬關係：“君道義，臣道忠”[76]，隻有君臣雙方都自守其道，才會形成默契的合作，相反“臣不能死無德之君”[77]。人臣對於庸君“三諫而不用則去”[78]。這對中世紀無條件尊君的愚忠觀念是理性的抗爭。
劉向認為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就必須任用賢才而斥逐奸佞。他說：“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事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符。”[79]所以“舉賢者，百福之宗也”[80]。君主任賢貴在不疑，斥遠佞人貴在決斷，“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81]
針對當時矛盾重重、衰微破敗的政治局麵，劉向提出了一些緩和社會危機的積極主張。他借古人之口強調：“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82]君主正身修己，愛護百姓，不煩擾民眾，是治國的關鍵。他還認為隻有百姓富足，國家才會安定：“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83]“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84]為了保證百姓的富足，就要限製統治者奢侈腐化的貪欲。他在《說苑·反質》篇中引用李克的話論道：“雕文刻縷，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對於成帝大起園陵造成的“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的嚴重後果，他異常痛心，上疏勸諫成帝棄奢就儉“以息眾庶”。[85]為保證社會的穩定，他還提出改變貧富懸殊的狀況，使士農工商財富均勻的設想。這些思想多借古人之口闡發，反映的卻是劉向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而進行的思考。
二、《白虎通義》的社會政治思想
《白虎通義》適應東漢重建的大一統政權的需要，援入讖緯神學內容，把論證帝王獨尊的地位作為確立封建秩序的首要環節。書中首先把世人劃分成等級，肯定以特殊身份而居最高地位的就是帝王：“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86]帝王的獨尊地位來自上蒼的指令，他們“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87]。這與和諧的宇宙秩序相一致，因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88]。又與人間倫理秩序完全吻合，因為“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89]。君主又是人間美好事物的代表：“皇，君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這迎合了當時人們崇拜自然至大至美的心理。至大至美中寓含著權威的力量，所謂“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於是書中在確認帝王具有獨尊地位的同時，賦予他執行溝通天人與管理人間事務的雙重職能：“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90]
《白虎通義》指出君主既是政治軸心，又是統一的思想標誌，他所以為人間所必須，是因為他具有維係人心的作用。書中強調“……逾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逾年即位，所以係民臣之心也。”[91]這裏講一統尊君，是以帝王作為統一國家的特殊標誌，強調中央政權對全國的統一管理。
書中論證帝王獨尊的突出之點在於融合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通過強調五行尊土來比附一統尊君。它說：“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土尊，尊者配天……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92]在五行中把土剝離出來，在人間職務中把帝王剝離出來，讓他們處於不與其他混雜的特殊地位。這比董仲舒的有關論述詳明確實得多。[93]尊土與尊君相一致，反映了當時人們重視土地的觀念，反映的是中國古代社會以土地為本的經濟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裏有了更實在的內容，帝王獨尊的觀念找到了牢固的根基。這是《白虎通義》論證的成功之處。
《白虎通義》還有值得注意的民本思想，書中多次講：“謹敬，重民之至也。興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葉時月，皆為民也。”[94]“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95]《白虎通義》把重土與重民結合起來，應當說抓住了支撐政權的兩條大綱，這在封建社會中是至關重要的。
封建一統政權是個等級嚴格的金字塔，帝王居於塔尖，以下是逐級遞減的官僚群體，平民百姓則是承負重載的基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是一種最穩定的政權結構。
對等級結構的作用，書中從順天應人的角度進行論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三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96]對於封建製度的永恒合理，這是一個重要補充。
維護等級結構的實質就是維護封建秩序，對此封建統治者有著足夠的認識，所以他們把製禮作樂，建立倫理秩序作為施政的中心環節。
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把儒家倫理原則同大一統封建製度糅合起來，使之與統一政權下的封建等級結構相適應，建立起一套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禮治法則。《白虎通義》在理論上對此沒做太多的補充，但卻著力把它進一步規範化、製度化，因而對後世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製禮作樂的意義是通過各守尊卑本分來穩定社會秩序，書中對此的論述頗為明晰：“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也，可踐履而行，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句有訛）。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裏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擯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97]
禮儀製度是外在的行為規範，倫理觀念則是內在的製約機製，禮樂通過行為規範強化等級製度，倫理觀念則要把這套規範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作為天經地義的遵奉原則。儒家的倫理觀以血緣關係為根本出發點，封建大一統政權以宗族為構建基礎，二者緊密結合形成統治中國兩千餘年的禮治秩序。
《白虎通義》以“三綱六紀”作為普遍倫理法則，建立起個人無所逃於其間的網絡。對此，本書有關章節作了評述。書中論證建立正常的倫理秩序，不但可以出現王道政治的理想局麵，而且會因順應了上蒼的意願而使天人相得，物阜民豐：“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合，四時合然後萬物生。……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98]這並不是一句空言。
按照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以帝王為代表的人間政權是溝通天人的中間環節，所以“明天人相向而治”[99]是封建統治者的施政綱領。從宗教禮儀到日常政務，封建國家機器大致是圍繞這一目標運轉的。
《白虎通義》對國家職能的論述充斥著大量敬順昊天崇祀先祖的宗教內容。如政權建立要行封禪之禮，“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製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100]中央政府要建靈台，是為了“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要立明堂，是為了“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101]。遇到災變不但要檢查施政過失，而且要用宗教儀式來禳除，如“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102]表麵上看敬天尊祖似乎隻具宗教意義，其實卻有著很現實的效用，因為順天與理人本是二而一之事。“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103]還有點宗教的虔誠。“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104]，就完全著眼於現實了。
《白虎通義》把教化作為執政的中心，論述相當充分。關於教化的意義，它說：“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105]“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何謂也？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在諸多教化手段中，有兩個是根本性的。其一，按書中所言是“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詩》雲：‘爾之教矣，欲民斯效。’”[106]此舉有一箭雙雕之效：一來身教有直觀的顯著的效果；二來層層官員都是施教者，他們自身的封建道德水準更直接地關係著政權的興亡。其二，通過從中央的辟雍直到鄉裏的庠序這樣一套嚴密的道德教育網絡，施行對各等級的普遍教育，使“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107]。這樣的網絡一旦正常運行起來，其效用是不言而喻的。書中沒有忘記教化之柄要操在中央政府手中，強調“王者所以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108]
三、《白虎通義》的曆史觀
《白虎通義》對曆史運作的看法基本來自董仲舒。在體係的完整和理論的深入上，它遜色於董仲舒。可在結合社會現狀而對曆史所作的具體闡釋上，卻表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書中把紛紜複雜的曆史現象歸納為質文遞變，三統循環等運動方式。它們是由對物象的參悟發展而成的宗教臆說：“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把這一假說套入曆史，便成了頗能眩人耳目的假象：“《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109]人間政權以得統係之正作為得天命的標誌，這是困惑了中國二千年的正統論的發端。既得天命又需以所得統係特點施政，又成了二千年來政治舞台不斷上演的鬧劇。
中國古代曆史哲學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與三正相配合的是三教：“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製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複始，窮則反本。”[110]統係與政教相配合，它們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在互補中做永遠的循環運動。這個觀點中有辯證因素。
上述曆史觀表麵上強調曆史的運動，本質上卻是不變論。我們有兩點論據：一是所謂周則複始，是在封閉的圓內劃圈，無進步之可言。二是它特別強調在變中有不變在，變化的是外在的形式，不變的是內在的本質。書中發揮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111]的觀點，論述：“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麵臣北麵，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112]就是說雖然人間政權可以在上蒼的安排下像走馬燈一樣輪換，可由上蒼設定的宇宙秩序卻永遠不變，作為宇宙體係一部分的人間封建等級結構也永恒不變。於是曆史學說中的政治意圖顯露了出來，封建製度的萬世一係找到了牢固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