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官方宗教神學在秦漢時期表現出新的特點：一是由騶衍創建的五德終始說和董仲舒建構的三統循環曆史演化模式，受到封建統治者青睞，在政治領域得到落實。這一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哲學，一直被當作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理論的核心。二是陰陽災異學說盛行，伴之以思想史上的怪胎——讖緯的流行。可以說秦漢時期的精神世界，籠罩著天人感應的神秘氣氛。正是在陰霾密布的暗夜中，司馬遷、王充、張衡理性的呼喚，成為震爍古今的金石之音。
一、五德終始說
古代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步從自然界中歸納出水、火、木、金、土五種基本物質，並把它們視為構成天地萬物的基礎，陰、陽是人們對物質對立屬性所作的高度抽象，用來說明天地、日夜、男女、寒熱等物質性質和物象變化。它們都是具有唯物主義特色的。但在神人雜糅的思想氛圍中，人們不可避免地對它們賦予了道德和神秘屬性，並由此派生出久盛不衰的陰陽五行學說。
曆來人們都把戰國時齊人騶衍視為陰陽五行學說的創始者。史載：“（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1]“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2]騶衍以物質的自然屬性比附社會現象。按照他的理論，有史以來的社會變化是依照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這樣五行相勝的順序，循環進行的，每一個受天命而興的朝代都依照這樣的順序稟賦著某一種德運。在施政方針、曆法、服色、朝儀等方麵，都必須合於這一德運的特點，以順天應人，上天為表示對這一朝代統治的確認，也就會現出諸多與其德運相應的祥瑞。如果這一朝代德運已衰，就會有按五行相勝順序勝其德運的新朝興起，曆史進入一個新的循環過程。這就是所謂的五德終始說。這是一種以循環為特色的曆史觀，更是一種以神秘主義為依托的政治理論。
秦始皇統一天下，第一次在社會政治領域落實了這一學說。他“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3]五德終始說成為他政權合法性最主要的理論根據，他也把這一學說推到政治思想陣地的前沿，此後，曆代封建皇朝都把德運看作支撐自己政權的根基。
按五德終始說，代水德的應是土德，可西漢建立之初，卻以為自己的政權也是水德。對此，人們有各種不同解釋。筆者以為這可能有多種原因：一來五德終始說在初創時，還不夠細密，給人們留下了隨意解釋的餘地。二來五德終始說本來還沒有產生足夠的影響，自吹稟賦水德的秦朝二世而亡，不免使人們對德運說有所懷疑，因此當時人們對此也不會那麽較真。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因循無為為指針的漢初統治者當然樂得承秦製而勿革。
漢文帝之世，國家經二十幾年休養生息，已顯示出繁榮興旺的氣象，渴望漢政權大有作為的青年政治家賈誼，認為漢屬土德，“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4]。賈誼提出的，實際上是改變漢政權施政方針的重大原則問題，在周勃、灌嬰等守舊大臣反對下，這一改製方案未能實行。稍後，魯人公孫臣又提出漢依土德改製的建議，起初，也遭到舊臣反對。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黃龍”現於成紀（今甘肅秦安），這一天意的顯示立刻使改製派占了上風。於是公孫臣被拜為博士，受命籌劃改製之事。可是，不久術士新垣平偽造天意詐騙事發，文帝對宗教活動失去興趣，改製之事也不了了之。銳意進取的武帝執政後，配合一係列新政策的出台，於實行新曆法的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宣布改從土德，在正朔、服色、製度諸方麵作了全麵改進。
“不知何時，起了一種與五德說大同小異的論調，喚做‘三統說’。他們說：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個統裏的，這三個統各有其製度。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周以後又輪到黑統了。”[5]武帝時的董仲舒創立了一套適應封建政權需要的天人合一的係統神學理論。他大力闡揚三統說，把它作為曆史演化模式之一，豐富了對於曆史運動形式的解說。此後，三統循環與五德終始互相配合，成為封建政權得天下之正的根本依據，正統之辨也成為中國封建政治的核心。
王莽有無限膨脹的篡漢政治野心，又無力祛除時時襲上心頭的做賊心虛的恐懼心理。為了自欺欺人，他把三統五德之說做了徹底的改造，以論證自己是受天命而王，自己的政權有合法的統係與德運。他搬來遠古的黃帝和虞舜作為祖先，確定下自己政權的德運與他們相同，為土德。因為他是靠“禪讓”方式篡奪的政權，正與祖先舜從堯禪一致，而和漢靠征戰定天下不同，所以就拋棄開五行相勝說，而采用五行相生說（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來解釋政權的更迭。他給平民出身的劉邦找到堯作為先祖，堯與漢同樣屬於火德，按火生土的順序，他從劉家手中得天下，正像舜從堯手中得天下一樣名正言順。按五行相生的原則往上推，漢是火德，周是木德，商是水德，夏是金德，舜是土德。從舜到他這裏，正是五德的一個輪回。這樣一來，漢就從土德變成了火德。而原來自認為是水德的秦，被擠出五德循環的順序之外，便成了“閏統”，其所以二世而亡，正是因為未得正統之故。王莽的這一套說法，一來靠政權的力量強製宣傳，二來有一流的學術大師劉歆為他在儒家經典上做手腳，製造理論根據，慢慢便積非成是，在當時和以後的人們心目中紮下根來。
劉秀以西漢宗室的身份建立東漢政權，沿用了漢為火德之說。在他受命稱帝的關鍵性讖言中。就明明白白寫著“四七之際火為主”這樣的上天昭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劉氏以火德再受命，王莽的上德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據，於是他給秦代安上的閏統之冠，正好又扣到了他自己的頭上。
陰陽五行說在流傳中，還與四時、晝夜、寒暑、天地、四方等自然物象掛上了鉤，從而與日常施政及社會生活建立了聯係。在董仲舒等正宗神學理論看來，陰陽表示著天地的意誌，五行之氣則是天人感應的媒介。如果天人相得，則會物阜民豐，風調雨順，否則便會出現災害或者反常的物象即所謂的異。關於陰陽五行災異說，請參看第六章第三節。
二、讖緯的流行
讖緯是秦漢思想界的一道特殊景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秦始皇時，神秘主義的讖言就對社會產生了影響。兩漢之際，在儒學宗教化的氣氛下，讖緯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
“讖”是一種神秘的預言或隱語，它有時也用難解的符號或圖來表示，“緯”是用宗教神學語言附會或闡釋儒家經典之書，二者結合成為宗教化儒學的特殊組成部分。讖緯的興起，固然由於方士化儒生迎風希旨，要世取資，更重要的是統治者大力提倡，用作思想武器。
秦始皇派方士盧生入海求仙，盧生在海中沒見到神仙，卻得到一本圖書，上麵有“亡秦者胡也”的讖言，把秦始皇弄得十分緊張，派出30萬大軍去打匈奴。後來秦二世而亡，人們將之與二世皇帝胡亥的名字聯係，覺得此讖得到了驗證。當時又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這顯然是人們不滿於秦暴政而發出的詛咒。秦始皇查不出刻石的人，索性把附近的居民全部殺死。
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學說與儒學融合起來，推進了儒學宗教化的進程，為讖緯的流行，奠定了理論基礎。漢宣帝對符瑞有特殊興趣，為讖緯的發展營造了適宜的氣候。西漢末年，統治者與民眾普遍感到政治危機，尋找出路時，首先想到的是從冥冥上蒼中得到某種啟示。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夏賀良等人獻上赤**之讖，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哀帝信其言，下詔：“漢興二百載，曆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當年九月，哀帝又下詔：“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製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下有司。”[6]這場改元易號的鬧劇上演了兩個月便草草收場，夏賀良等人本以為會成為佐命元勳，沒想到卻丟了性命。
王莽篡漢，讖緯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逐漸長大的平帝不明不白死去，王莽立兩歲兒童為帝不久，便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對這樣的把戲，連王莽的姑姑王太後都看出，“此誣罔天下”，可王莽怎肯放過這到手的良機，於是這個讖符就成了他居攝的階梯。到了他“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時，又有梓潼無賴哀章“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7]。這裏的某就是漢高祖劉邦。意謂劉邦順應天命，要把江山讓給王莽。哀章在黃昏時分，穿著黃色的衣服，獻上了這個精心製造的寶貝。王莽聞訊大喜，馬上登上垂涎已久的皇帝寶座。即位後，王莽恐江山不穩，又派出五威將12人，頒布符命42篇於天下，大講自己是順天命而行，代漢是不得已而為之。哀章之流以獻符命而驟得高官，引得利欲熏心之徒眼中冒火，“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王莽恐怕別的野心家如法炮製，會“開奸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8]，形成對自己政權的威脅，下詔規定，所有符命都要由專門人員驗治，把讖緯的發明權壟斷起來。
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也利用了讖緯這一工具。劉秀在李通鼓動下起兵，與讖語“劉氏複起，李氏為輔”有關。爭奪天下之時，他就“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等讖語，與公孫述展開天命歸屬的辯論。天下在握之際，劉秀還忸捏作態，遲遲不肯稱帝，他的老同學強華適時地從關中送來了《赤伏符》。其中有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把他當天子的“天意”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於是劉秀心安理得地做了東漢開國之君。在向別人宣傳時把自己也弄得昏頭昏腦的光武帝，服膺圖讖已到了顛之倒之的癡迷程度。他在讖文中讀到一句“孫鹹征狄”的話，便找到一個叫孫鹹的人，任命為平狄將軍。在舉行封禪大典，向上帝報告治理天下功績這一年，他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奉為“內學”，尊為“秘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光武帝此舉引得“儒者爭學圖讖，兼複附以妖言”[9]，一時間思想界和政壇彌漫著朽腐的神秘主義氣息。
對讖緯符命的泛濫，桓譚、尹敏、王充、張衡等進步思想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用理性對抗神性，揭露讖緯之偽，力圖還儒學以清純。張衡直接提出禁絕讖緯的建議：“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10]桓譚甚至為此送掉了性命。統治者深知讖緯是竊國篡權的有力工具，當江山在握之時，往往害怕別人也利用這一工具，構成對自己的威脅，所以經常有帝王對此加以禁止。至隋代，“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複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11]。讖緯這一思想史上的怪胎，終於壽終正寢。
三、郊祀與封禪
古代帝王的重大祀典主要包括對天、地、祖先、名山大川的祭祀。秦漢政權重視以神道設教，在先秦古製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祭祀製度，確立了封建政權祭天祀祖的基本模式。
帝王祭天的儀式在都城郊外進行，因此稱為“郊”。古代把地神稱為“社”，祭地之禮也稱“社”。“郊”與“社”都是國家重大祀典。戰國以來有天有五帝之說，秦和漢初祭天以之為主要對象，武帝又以泰一為最尊的天神來奉祀。戰國以來，在以誰為地神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漢代從武帝時開始確立以共工之子後土作為地神祠祀。
秦在雍立祀白、青、黃、赤四帝的四畤，規定了三年一郊的祭天之法。當祭之年的歲首，天子親臨郊外舉行祠祀儀式。
劉邦建漢之初，問屬下：“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當聽說秦祠四帝時，他感到奇怪：“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屬下不知所雲，劉邦自己卻獨有心會，說：“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他還下詔：“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把確立宗教禮儀作為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武帝在宗教活動方麵屢有更張。元光二年（前133年），他親郊雍之五畤，以後基本行三歲一郊之製。亳人謬忌獻上祭祀泰一之方：“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武帝照此辦理，命太祝在長安城東南立祠，“常奉祠如忌方”。後來，又有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武帝從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後來，武帝又在甘泉仿謬忌泰一壇另造一座泰一壇。壇分三層，“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在貢物和祭祀禮儀上，泰一與五帝有嚴格區別。設壇同年十一月初一日淩晨，武帝親自郊拜泰一。據說“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讓五帝分司五方，而由泰一加以統攝，正是用天國的秩序照應著人世的大一統政局。
漢代在國家的祭祀活動中，一直偏重祭天。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郊雍時意識到祭地之禮缺，會影響神祇賜福。太史令司馬談和祠官寬舒等人議奏：“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後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12]至此，從甘泉泰一、雍之五畤，到汾陰後土，漢皇朝祭天地之禮算是齊備了。
成帝時，天地之祀改作較大。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禦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製。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後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製殊。……甘泉泰畤、河東後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13]經過一番討論，成帝批準了這個建議。後來匡衡等人又建議簡化祭天地的儀式，裁撤不合古禮的祠廟，成帝一一照準。因為那些祠廟多是曆朝在方士建議下興建的，所以顧頡剛先生論說此舉“是儒生對方士的威脅，他們用了純粹的陰陽五行說把隨時隨地發生的神仙廟祀打倒了”[14]。可這個勝利為時甚短，因災異頻仍，“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不久被廢祠廟又次第恢複起來。從哀帝到王莽篡漢之前，諸祠或廢或興，“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王莽為了篡漢的政治需要，在祠祀上大做文章，建立了一套繁雜的祭祀製度。他用陰陽學說定了南北郊之禮。“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分屬於五帝之峙。又以為“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遂在官社之後立官稷，並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後稷配食官稷，把所謂的古社稷之禮全部恢複。他還建起明堂，以行明堂之禮。對自己慘淡經營的事業缺乏信心，使王莽迷戀鬼神**祀，一發而不可收拾。“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15]給後人留下談說不盡的笑柄。
東漢以王莽政權為餘分閏位，在天地祀典上卻基本繼承了王莽所定製度。
與天地同等重要的供奉對象是自己的祖先。古代從帝王、諸侯，到大夫、士，祭祖之所均稱宗廟。商周以來，對廟製有嚴格規定。對於宗周的廟製，《禮記·王製》記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七廟中，始祖居中，以下按左昭右穆順序排列。昭穆之間是父子關係，即父為昭，子為穆。除始祖世世供奉外，在世帝王從父、祖向上奉六世祖之祀。秦在宗廟製度方麵，基本承周製，故賈誼《過秦論》中有“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之言。漢代廟製有自己的特點。主要是七世祖以上仍以各種理由繼續供奉，第八章第二節的《宗廟迭毀之議》，對此有詳細介紹。
秦始建園寢之製，以祀先祖。園寢就是在先帝陵墓旁，建“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16]。在園寢設祭製度為漢所繼承。
宗廟與園寢之祭的內容與形式都很複雜。漢代二者常常合為一體，有“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17]的規定。在日祭、月祀、時享的常製之外，還有古來相傳的“禘”“祫”廟祭大禮。“禘”是在始祖廟以始祖配祭而舉行的追祀大典，“祫”是集合遠近祖先的神主，在太祖廟舉行的大合祭。原則上說“禘”五年一次，“祫”三年一次，實際上古人常以“禘”“祫”通稱宗廟合祭大典，二者並無太大區別。
對名山大川的祭祀稱“旅”“望”。古代祭山川的原則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境內者。秦統一後，規定了在全國範圍內所祭祀的山川。崤山以東，禮祠嵩山、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濟水、淮水等五山二川；華山以西，禮祠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塚、瀆山、黃河、沔水、湫淵、長江等七山四川。漢興，山川祭祀之禮或興或廢。雖然高祖有上帝及山川諸神各以其時禮祠的詔令，但較多采用的可能仍是帝王巡行，“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18]的方式。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曾“修名山大川嚐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19]。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也曾下詔：“河海潤千裏，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20]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對泰山、嵩山、灊山、華山、常山等五嶽和河、江、淮、濟等四瀆，都定下禱祠時間與地點，“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祠，餘皆一禱而三祠”。“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21]，漢代山川祭祀之製基本固定下來。
封禪是一種特殊的祭祀天地儀式，起於何時已不可考，其意義是帝王得天下、致太平後，因“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所以要“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22]。封禪儀式是在“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即所謂“封”，和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即所謂“禪”。“言禪者，神之也”[23]，而“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24]。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宣傳自己的功烈為三皇五帝所不及，以鞏固大一統政權，想起了古來相傳的封禪大典。
即帝位的第三年，秦始皇巡行郡縣，來到泰山。他與隨行的70餘名齊魯儒生博士商議封禪的具體步驟。可是這些人說法各異，讓他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貶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25]。秦始皇上泰山途中，正遇上暴風雨，這使得被斥退未能參與其事的儒生有了譏諷的口實。後來秦二世而亡，人們便把這次封禪看成了無其德而用其事的典型事例。
漢初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從高祖到景帝，都未有過封禪之舉。武帝在數年積累起來的雄厚物資力量基礎上，大興功業，取得了“製度遺文，後世莫及”的成就，報功上蒼成了官僚士大夫階層的普遍願望，武帝本人又十分信奉天人感應的神學理論，這樣，封禪大典便勢在必行了。
武帝為舉行這個曠世盛典，做了數年的準備。他與公卿儒生商議此事，可這種事古來少見，誰也說不清具體的形式，有的儒生從《尚書》《周官》等古書中找到天子望祀山川要親射牲的記載，90多歲的丁公說如果不遇到風雨，就可以行封，武帝覺得可行，命諸儒習射牛事，並草封禪之儀。他又聽方士們說黃帝封禪時，曾出現許多神奇怪誕之物，便留意羅致。大典將行之時，他拿出封禪時用的禮器征求儒生們的意見，可迂腐的儒生們沒有揣摩透武帝急於向上天稟告功業的心思，“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不能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隻知道說與古書如何不同，或是挑些習禮上的毛病。武帝在失望之餘，“盡罷諸儒弗用”[26]，“乃自製儀，采儒術以文焉”[27]。在做了“先類祠泰一”“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28]等一係列準備活動之後，公元前110年4月，正式開始封禪大典。對這個盛典，《史記·封禪書》作了詳細記載：“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如祭後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後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封禪期間，天公作美，無風雨災，這使武帝十分得意。回甘泉後，宣布當年改元元封。不過，單獨與他行封泰山事的奉車子侯在歸途中暴卒，不免讓人們對封禪真相有所懷疑。
首次封禪後，武帝定下每五年一封禪的製度，但除了他自己外，子孫們可能都未舉行過這樣的大典。
東漢光武帝為保住拚命打下的江山，增強新生政權的凝聚力，於建武三十二年（56年）也舉行了一次封禪大典。這次典禮基本采用武帝成式，不同的是摻雜了大量讖緯內容，蒙上了更濃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