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史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據傳秦始皇之世，佛教已在西域一帶流傳，並有僧徒在做向中國傳教的嚐試。隋費長房在《曆代三寶記》中稱：“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釋利防等”，隨後將他們放逐回國。《魏書·釋老誌》則稱：漢武帝元狩年間，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通西域，知大夏“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多數人認為可信的材料是“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這可看作佛教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的開始。但此時對於佛教，“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67]。
白馬寺大佛殿
東漢時，佛教在中原地區逐漸傳播開來。東漢初，明帝在給楚王劉英的詔書中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68]。詔書中還提到“伊蒲塞（菩薩）”“桑門（沙門，即和尚）”等名稱，說明當時已有人信奉佛教。“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台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69]白馬寺有可能是中國的第一座佛教寺院，佛教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從此正式在中國本土傳播。
蠟染棉布上的佛像
（東漢）1959年新疆民豐出土
佛教在民間大舉傳播的最早記載見於《三國誌·吳書·劉繇傳》。傳中說：笮融“督廣陵、彭城漕運……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裏。民人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據傳中其他材料可知，笮融造像立寺，當在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到興平二年（195年）之間。
漢末信佛之人漸漸增多，但傳教奉祠者都是西域僧人，政府對漢人出家為僧是明令禁止的。直到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前一二年，才有潁川人朱士行第一個出家當和尚，費長房稱之為“漢地沙門之始”[70]。此後，漢人出家為僧者，便漸漸多了起來。
最初傳入之時，人們對佛教的認識還不十分清楚。一般認為佛教與黃老之學相近，都是主張清靜無為的。東漢初，明帝曾將黃老與浮屠並舉。東漢末，桓帝在宮中，還是將黃老與浮屠並祠。也有人把佛形容成能飛騰變化，刀槍不入，水火不傷的神人。[71]佛教由傳入到為廣大士人以至平民百姓了解，經過了很長時間。對佛經的翻譯和宣講，是佛教在中國初傳之時最重要的工作。
攝摩騰和竺法蘭被接至中原後，就開始了翻譯佛經，以宣傳教義的工作。攝摩騰將《四十二章經》譯成漢文一卷。竺法蘭也譯出《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佛經五部。二位高僧受到明帝禮遇，引得月氏、安息高僧接踵而至。他們都非常重視翻譯佛經，宣講經義，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貢獻。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章《佛教入中國之初期》中征引《高僧傳》《開元釋教錄》等書，對東漢時期僧徒入中原傳譯佛經情況做了綜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諷持禪經，備盡其妙，遊方弘化，遍曆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要經，改梵為漢，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支婁迦讖，亦直雲支讖，月支人。漢靈帝時，遊於洛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竺佛朔，天竺沙門，亦漢靈時齎道行經來適洛陽，即轉梵為漢，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安玄，安息國人，亦以漢靈之末，遊賈洛陽。以功號曰騎都尉，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誌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康僧會，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出家。篤誌好學，明解《三藏》。’‘支謙，字恭明，月氏人。來遊漢境，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後漢明帝永平十年至獻帝延康元年，緇素一十二人，所出經律並新舊集失譯諸經總二百九十二部，計三百九十五卷。”
當時翻譯過來的佛經，在內容上主要有兩類，一是小乘禪學，一是大乘“般若”學。在初期佛教普及宣傳中影響較大的佛經是《四十二章經》。它“大概是小乘教徒撮取佛教群經要義而編輯的屬於概論一類的書”[72]。“經中所言，與漢代流行的道術比較，在與漢代道術相合。此經為東漢社會中最流行之佛教經典，人們遂取經義與道術相附會，因而把佛教和黃老捏合在一起。佛教借黃老而傳布。”[73]般若空宗一派的學說接近玄學思想，合乎玄學家的口味，後來在東晉得到廣泛傳播。佛教初傳就顯示出與中國固有文化的親和傾向。
初期的佛經翻譯事業，一般都由私家進行，普遍缺乏通盤的計劃。佛經大都由僧人暗誦後譯出，多是從大經中分離出來的小品。當時譯經者都是外域之人，漢語修養較差，往往不能使用確切的詞匯來詮釋或表達佛教教義，譯作中不得不經常借用玄學家的現成術語。這些因素造成了早期譯經質量較低的狀況，對佛教的傳播有一定影響。
注釋
[1]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2] 《史記·封禪書》。
[3] 《史記·秦始皇本紀》。
[4]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5]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3頁。
[6] 《漢書·哀帝紀》。
[7] 《漢書·王莽傳上》。
[8] 《漢書·王莽傳中》。
[9] 《後漢書·張衡傳》。
[10] 同上。
[11] 《隋書·經籍誌一》。
[12]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郊祀誌上》。
[13] 《漢書·郊祀誌下》。
[14]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115頁。
[15] 《漢書·郊祀誌下》。
[16] 顏師古：《漢書注·武帝紀》。
[17] 《漢書·韋玄成傳》。
[18] 《漢書·武帝紀》。
[19] 《漢書·文帝紀》。
[20] 《漢書·武帝紀》。
[21] 《漢書·郊祀誌下》。
[22] 張守節：《史記正義·封禪書》引《五經通義》。
[23] 張守節：《史記正義·封禪書》。
[24] 張守節：《史記正義·封禪書》引《白虎通》。
[25] 《史記·封禪書》。
[26] 《漢書·郊祀誌上》。
[27]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28] 《漢書·郊祀誌上》。
[29] 王充：《論衡·解除篇》。
[30] 王充：《論衡·祭意篇》。
[31] 王充：《論衡·祀義篇》。
[32] 王充：《論衡·祭意篇》。
[33] 王充：《論衡·祀義篇》。
[34] 《論語·為政》。
[35] 《風俗通義·怪神》。
[36] 王充：《論衡·解除篇》。
[37] 《後漢書·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38]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封禪書》。
[39] 呂思勉：《秦漢史》，811頁。
[40] 《劍橋中國秦漢史》，71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41] 《鹽鐵論·散不足》。
[42] 《藝文類聚》卷四引《風俗通》。
[43] 《天中記》卷五引《風俗通》。
[44] 《太平禦覽》卷二十三引《風俗通》。
[45] 王符：《潛夫論·浮侈》。
[46] 《史記·孝文本紀》。
[47] 《史記·日者列傳》。
[48]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龜策列傳》。
[49] 《劍橋中國秦漢史》，722～723頁。
[50] 《後漢書·皇後紀下》。
[51] 王充：《論衡·骨相篇》。
[52]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
[53] 王充：《論衡·辨祟篇》。
[54] 王充：《論衡·四諱篇》。
[55] 王充：《論衡·譏日篇》。
[56] 王充：《論衡·解除篇》。
[57] 王充：《論衡·辨祟篇》。
[58] 王充：《論衡·四諱篇》。
[59]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1卷，42～43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本節參據此書有關內容。
[60]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1卷，56～57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1]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1卷，121頁。
[62] 《三國誌·張魯傳》裴鬆之注引魚豢《典略》。
[63] 《三國誌·張魯傳》。
[64] 《三國誌·張魯傳》裴鬆之注引《典略》。
[65]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皇甫嵩傳》。
[66]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中國思想通史》第3卷，268頁。
[67] 以上引文均見《魏書·釋老誌》。
[68] 《後漢書·楚王英傳》。
[69] 《魏書·釋老誌》。
[70] 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十章《魏晉南北朝的哲學思想與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71] 見《弘明集》卷一引牟子《理惑論》。
[72]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十章《魏晉南北朝的哲學思想與宗教》。
[73] 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5卷，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