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倫理特色的中國思想史上，義利問題成為許多思想家極為關注的問題。而義利觀念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理論闡發到實際操作，從國家治理到個人修養，隨處可見義利觀的影子。
先秦思想家對義利問題已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說，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義利觀的取舍標準。秦漢時期，人們在繼承先秦思想家義利觀的同時，又提出了自己對義利問題的各種看法，為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呂不韋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其中就提到以義治國的問題，書中說：“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61]義是善，是一種道德價值，是超越物質價值的。義所達到、所蘊含的不是感性的功利目的，而是維護人之為人的尊嚴，是超功利的。如果君王治理國家，能引導民眾趨義，國家必然大治。
西漢初年，陸賈繼承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指出“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62]，主張“先道而後利”。並把主於義還是主於利當作區分君子、小人的標準，“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63]陸賈沒有把義、利對立起來，認為義利隻有厚薄先後之別，重義者為君子賢者，重利者為小人愚者。這顯然是先秦重義輕利、君子小人之別的繼續。
西漢中期，董仲舒又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義利觀。他認為，人天生就有好義和欲利兩種心理，因為義和利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兩個基本方麵，都是人生所需要的：義可以養心，利可以養身。“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64]
心跟身比較，心比身重要，所以充實人們精神生活的義要比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利重要。曆史上像孔子的學生原憲、曾參等人，都是深明大義而物質生活卻極其貧苦的，別人羨慕他們的行為，他們也感到很樂觀，精神是充實的。相反，有一些人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卻不施行仁義，甚至大行不義。他們雖然物質上很豐富，但是精神上卻是空虛的。由於他們幹的壞事多，或者死於犯罪，或者死於憂愁，總之，他們都不能快樂地活到老。經過這麽一番論證，董仲舒認為，“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65]，即以培養道義精神作為養生的根本。通過把握道義，理解人生的價值所在，有了超越個人功利際遇的崇高境界，雖身處貧賤，也能以其行為為榮。所以，“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66]。
董仲舒認識到，利，也就是所謂物質生活，關係到社會的治亂。他指出，那些居高官享厚祿的人“已受大（大利），又取小（小利）”，盤剝貧寒小民以攫取微利，“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這是造成“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的重要原因。[67]況且“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68]，統治者暴虐百姓，貧苦百姓“窮急愁苦”，以致“不樂生”、“不避死”、“不避罪”，以暴力反抗貪官苛政，這便是“亂之所從生”的原因。因此，董仲舒從物質生活入手，提出將物質利益“度而調均之”的“調均”思想。所謂“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69]董仲舒所謂調均，就是取長補短，取富濟貧，使富的人足以顯示自己的高貴而不至於驕橫，使貧窮人可以勉強生活下去而不至於憂愁。這樣也就上下安定了。董仲舒的調均並不是平均主義，也不是絕對平等，而是承認貧富貴賤的差別，但反對差別過分擴大，以致兩極分化。
董仲舒反對爭個人之利，即私利。上麵提到的董氏所論證的“利”，都指私利而言。對於公利，董仲舒是頗為重視的，指出聖人以“為天下興利”為要務。他說：“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量勢立權，因事製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製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則百官勤職，爭進其功。”[70]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此“善”即為天下興利除害。董仲舒還認為人君應以“愛利天下”為意，他說：“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71]君主應以求天下公利為目的，好惡喜怒都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這四種手段如係“以愛利天下為意”，則謂之義；否則謂不義。在這裏，超越個人私利之上的天下公利，實際上就成了人們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以天下公利為意，本身就是義。可見，董仲舒所輕視的利乃是個人之私利，對於天下之公利，董仲舒是重視的。
在義利問題上，董仲舒還提出過一個著名論題，那就是《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中的：“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這句話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被班固改造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很明顯，董仲舒將道與誼（義）放在了功與利的前麵，表達的依然是重義輕利的思想。但這裏的利與功指的卻是私利、私功，不是指公利。董仲舒要求統治者樹立義重於利的觀念，全心全意考慮義的問題，不再謀自己的私利。但當統治者以“為天下興利”為務，而不再謀個人或少數人之私利時，“為天下興利”便是義了。由於董仲舒在這一論題中將義、利對舉，有濃烈的“義利之辨”的味道，故而對後世思想影響很大，宋明儒者多奉為圭臬。
董仲舒之後，兩漢時代的人們在義利觀上雖都不出重義輕利之一途，但各家所論因出發點不同，側重也有所不同，或主張義利對立，或認為義利統一，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麵貌。
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司馬遷，在義利問題上有著獨特的看法，他在探尋古今之變的曆史過程中，比較深刻地認識到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他認為求利致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72]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而奔波忙碌。他認為所謂的“仁義”，是依附在物質利益這一基礎之上的。他引用並發揮《管子》的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73]道德行為是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相聯係的，道德並不是天賦的。仁義也是受製於經濟利益的。司馬遷不脫離物質利益而空言仁義，並把求富取利看作一種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反映了他在封建倫理道德上所具有的革新精神。
但是，司馬遷又絕不是個利益至上論者。他在肯定“好利”思想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時，也指出“好利”帶來的危害。他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說：“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嚐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逐利會導致土地兼並，天下大亂，因此，聖人所言重義輕利，目的就是為了防微杜漸。基於此，司馬遷指出要用禮義這些道德觀念去防止單純逐利所帶來的弊端，提出“以禮義防於利”[74]，對於逐利所帶來的土地兼並現象，司馬遷也進行了一定的抨擊，認為這是“物盛而衰，固其變也”[75]。而且，司馬遷主張以義致富，反對巧取豪奪，“弄法犯奸而富”，所謂“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76]。對於不擇手段而求利，司馬遷是極力反對的。
可見，盡管司馬遷認為人們求利是合理的，但他又絕不提倡舍義取利、見利忘義，相反，他對那種“以奸致富”是極為反對的。在司馬遷的心目中，義仍是第一位的。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指出人們求富取利的合理，希望統治者能因勢利導，發展生產。
漢昭帝時，曾召開一次由“大夫”和“文學賢良”雙方參加的鹽鐵會議，討論鹽鐵專營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董仲舒的正義不謀利的主張，被文學賢良們推上了極致，突出了求利與為義的矛盾，並進一步升級為要求政治上抑商遏利。文學賢良們一再聲稱，“竊聞治人之道，防**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77]；“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78]；在文學賢良們看來，鹽鐵專營就是為好利開綠燈，是在為老百姓犯罪搭梯子。因此必須打擊商人，因為商人專講利，打擊商人也是“先義而後利”的一種方式。
顯然，賢良文學過分突出了求利與為義的矛盾。他們主張王者興義不謀利，並以此教民，民才能安居。國策上的不求利和勸節欲以使民不求利，實際上是一種幼稚空幻的主張。雖然在個人道德修養上應提倡貴義，以使求利之舉不汙德行，但在關涉民生富足方麵，這種所謂不興利而足民的觀點，則顯然缺乏創業進取的精神。片麵誇大求利在道德上的負麵影響，是不足取的。顯而易見，這與司馬遷所主張的道德的物質基礎論是不相同的。
鹽鐵會議論辯雙方的“義利之辨”帶上了一些群眾性的色彩，成為一種社會上廣泛討論的問題了。
西漢後期，劉向也將義與利對立起來，他說：“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79]意思是，人不能做好事都是被“利”害了。所以，君子都羞於談利，談利都感到羞恥，何況占著利還要追求利呢？在劉向的心目中，利是敗壞道德的腐蝕劑，當然與義是對立的。
東漢時，班固主張統治者應教民“貴誼（義）而賤利”，以義教民，使之不趨於利，他說：“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80]這與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的主張頗為相合。
東漢中期的王符，在義利觀上也是主張取義而舍利的，他說：“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81]從古到今，從天子到老百姓，好利都要滅亡，好義都會成名。在王符看來，義利是興衰存亡的關鍵因素。他列舉曆史上像周厲王一類好利的君王，認為他們“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82]，都是由於貪財才滅亡的。所以，後來的統治者都應吸取教訓，要“遏利”，限製自己貪財欲利之心。
王充的義利觀很有特點，他引用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來說明人的善惡行為，不在人的本性，而在於物質條件的好壞。“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83]物質豐富有助於人們行義為善，否則自身不保，即使有善心也不會有善行。王充承認人們對利益的追求是出自天性，但他同時又指出，能以禮、義約束自己求利的欲望，使之歸於正道，便是君子；相反，逾禮犯義，便是小人。他說：“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逾禮犯義，故得苟佞，苟佞則有罪。”[84]
漢末仲長統對義利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天災流行時，開倉濟窮，就是義舉。自己衣食有餘，能布施他人，利就轉化成了義。所謂“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85]如果不管百姓死活，拚命為個人、家庭或小圈子而搜刮民脂民膏，這種貪利必然導致大不義，最終會害人害己。仲長統所論義利的轉化，頗有辯證法色彩。
從上麵所述可以看出，兩漢時期的人們在對待義利問題時，繼承了先秦孔孟思想中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的思想。但同時，由於不同的人們在談論義利問題時出發點不同，義與利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也不同，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來。同時，由於大漢皇朝喜動利興功，因此這一時期的不少思想家開始對功利給予了極大重視，司馬遷、王充、仲長統等人在這方麵都有不少精辟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