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統一六國之前，就有崇尚法刑、輕視禮樂的傳統。戰國中期，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倡導刑名之學，強調以法治取代禮製，認為“明主忠民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任法而國治矣”[1]。同時提出設官置吏為天下師的主張，認為“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2]。秦滅六國之前，韓非著《五蠹》、《說難》、《孤憤》，承襲商鞅的思想，薄禮義之教，斥私學“亂上反世”，明確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並提，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3]這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作為相互依存的一項與秦國基本國策相一致的文教政策，逐漸被提到秦國的議事日程上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並六國，一統天下，實施法教、吏師製度的條件逐漸成熟，加之六國舊族對自己的失勢不滿，儒生又喜歡談古論今，危害統一。這就更加快了秦始皇將商鞅、韓非所提出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思想言論變為現實的速度。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之賀壽，儒學博士淳於越借機向秦始皇提出“師古”、“分封”的主張，結果引發了一場討論，丞相李斯繼承商鞅、韓非的思想，指出製度應隨時而變，春秋時期諸侯並爭、遊宦盛行，而今天下一統，法令一出，要扭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的局麵，必須“禁私學”，因為“私學相與而非法教”，並提出焚燒詩書，以杜絕儒士借《詩》、《書》以非當世，同時指出，凡“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4]。秦始皇對此大為欣賞，遂頒布“挾書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焚書使絕大部分民間藏書毀於一炬，實為學術文化的一大浩劫，充分反映了秦廢黜百家、以法治國的專製集權政治的殘酷。

就在“焚書”後第二年，秦始皇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坑儒”事件。方士侯生、盧生指責秦始皇為人剛愎自用，狂妄暴戾，專意任用刑獄之吏，施行重刑殺戮政策，使滿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進諫。侯生、盧生的抨擊使秦始皇大為惱怒，於是下令禦史審問，以致羅織罪名者達460多人，皆坑殺於鹹陽。“坑儒”與“焚書”本沒有直接聯係，也不具有政策性意義，但由於是發生在焚書禁學之後，而且又是針對讀書之人，故而人們往往將其聯係在一起，客觀上成為秦代文化專製政策的重要體現。

隨著“焚書”“坑儒”一係列政治事件的發生，教育領域內“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策也逐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以法為教”是秦國以法家思想治國這一基本國策在教育領域的具體反映，它由商鞅、韓非提出，經李斯宣揚而正式實施。秦依仗嚴酷刑法治國，立法與執法的任務繁重，因此就將皇朝的法令條文作為教育的內容，使教育直接為秦皇朝的政治統治服務，使人們明白和遵守法令，這對於鞏固剛建立的政治是有利的。但“以法為教”不僅將矛頭指向儒學，還指向諸子百家。其直接結果是取締了戰國時期按照學術自由原則建立起來的私學，並嚴禁“遊宦”，防止任何形式的求師訪友等教育、學術活動，將春秋戰國時期遊說講學之風徹底扼殺。這對學術發展與文化交流極為不利。而且，“以法為教”使秦皇朝的教育內容基本限於學習法令條文，忽視甚至有意地排斥其他知識的學習。這樣的教育，不利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科學的發展，也是秦皇朝文化專製主義與蒙昧主義的表現。

與“以法為教”相輔相成的是“以吏為師”，焚書坑儒，禁百家之言，隻學法令。所謂“以吏為師”，就是直接向官吏做私從學徒，學習法律。從文獻記載看，秦代“以吏為師”製度還是比較完備的，比如漢初河南守吳公，就曾師事李斯。[6]秦二世胡亥幼時，趙高就以“通於獄法”而被秦始皇委任為中車府令，專門教授胡亥有關法令、刑律及訴訟斷案之類的知識。而且，政府還設有專門訓練從事文書工作的學校，稱“學室”。從《雲夢秦簡》所提供的材料看，“學室”規定嚴格，“非史子”則“毋敢學學室”[7]，即不是從事文書事務的小吏的兒子，不準在學室內學習，違者判罪。從這裏可以看出，大概當時以文書為職務的人每每世代相傳，要從小入學室，受書寫文字的教育。而且，秦代一般吏師的弟子均有名籍著錄在冊，學習期間要受吏師的役使，學業完成後按規定錄用為吏。

由此可見，“以吏為師”與“以法為教”相輔相成，為秦皇朝專製集權的政治統治推波助瀾，使春秋末葉以來自由探索學術的精神，遭受了致命打擊，窒息了文化教育的發展，成為秦短命的因素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秦雖實行吏師製度，但官吏並不一定都能為師，在這種情況下，秦往往又以博士充任吏師，進行教授。早在秦之前，博士就有設置，“六國往往有博士”[8]。秦沿襲六國之製，置各種博士達70人。他們或議政事，或備谘詢，或掌故籍，充當統治者顧問。在推行吏師製度的過程中，一部分博學的博士以吏師的名義擔任教授，傳習律令及其他文化知識，補充了吏師製度。例如叔孫通，就是秦博士，在降漢時，“從弟子百餘人”[9]，秦是明令禁私學的，作為博士的叔孫通不可能像戰國士人那樣公然聚徒講學，他擔任的可能就是吏師。由於秦燔滅詩書，凡博士專職所藏者不焚，而博士所傳習的多是《詩》、《書》，所以一部分博士充任吏師，除教授法令外，《詩》、《書》等其他知識也必然會被言及。所以，盡管秦皇朝焚滅詩書、坑殺儒士、“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文化高壓政策，但六學雖缺卻仍能不絕如縷，這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不管怎樣，秦代教育與其前的戰國時期的教育及其後的漢代教育均有所不同，它以穩固中央集權的統一皇朝為前提，貫徹法家教育思想，“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不允許其他教育思想存在，嚴禁私學與遊宦，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麵被徹底打破，教育被納入到崇尚法刑、專製統治的軌道上。秦代教育存在的弊端很多，但它對後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封建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教育為封建統治服務，在秦代教育中有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