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建立以後，注重總結秦亡的曆史教訓，在國家政策上一改秦朝暴虐的統治方式，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措施。漢初黃老無為政治的實行，為民間學術活動的恢複與發展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環境。特別是公元前191年正式廢除秦代“挾書律”後，民間儒家經學傳授活動日趨活躍，私學興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官辦教育。高祖時陸賈主張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明人倫；文帝時賈山建議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賈誼、晁錯等也都提出類似的建議。但由於當時國力尚未恢複，統治秩序亦未穩定，這些建議均未能付諸實施。
漢武帝即位後，放棄黃老政治，尊崇儒家，並設立五經博士，官方興學由此開始。縱觀漢代學校教育的發生發展，前後各有不同，也沒有什麽固定的製度，但從學校教育的類型上，仍可分為官學和私學兩大類。
一、官學的設立
漢代官學的設立，得之於董仲舒的建議。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詔舉賢良，董仲舒上對策三篇，向武帝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置明師；重選舉，廣取士。董仲舒重視禮樂教化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強調古聖王的長治久安，均有賴於此。他認為，王者應該“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為大務”[10]，而要推行教化，就必須求賢養士，養士最重要的辦法就是由政府設立學校，“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故而必須“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士”[11]。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於公元前124年為五經博士配置弟子50名，漢代官方辦學正式開始，並由此逐漸發展起來。漢代的官學，如果細分的話，可分為中央政府直接主辦的太學以及比較特殊的宮邸學、鴻都門學等和地方政府主辦的郡國學校等。
（一）太學
漢代太學的設立與博士製度緊密相連。其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為標誌。博士即太學教師，博士弟子即太學生。太學設立之初，規模較小，隻有弟子50人，各自隨師專經學習。之後規模漸大，太學生名額年有增加，昭帝時增至100人，宣帝時增至200人，成帝時更效仿孔子弟子三千製，將博士弟子定員為3000人。王莽秉政，一切摹仿古製，擴大太學，築舍萬區。東漢遷都洛陽，光武帝劉秀於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學，太學生人數繼續增加。漢和帝劉肇為表示對太學教育的重視，於永元十二年（100年）賜博士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一時京師名儒雲集，四方學者，鹹來聽講，甚至遠及邊疆地區，匈奴亦派遣弟子前來就學。[12]漢順帝時，將毀壞的太學房舍修繕一新，並拓建房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13]，前來就學的太學生愈來愈多，到質帝時竟達到3萬餘人，可謂盛極一時。
太學有博士舍、內外講堂、學生住宅區，還有商業區和治安管理機構，堪稱當時世界上規模空前的高等學府。在管理上，太學由居九卿首位的太常總負責，皇帝亦不斷親臨太學視學，特別是東漢的皇帝，視學更為頻繁，經常召集師生講論經術，觀看太學的禮儀活動。這種皇帝視學的傳統被後來曆代統治者所繼承。
漢代太學的教授，都由博士擔任。博士乃博學之士，戰國時魏、齊等國已有博士之職。秦統一後，朝廷中設博士數十人，漢承秦製，仍沿用其名。博士的重要職責是“掌教弟子”[14]，除此之外，應對朝廷、巡視吏治民情，也是分內中事。博士在漢代官製中品階不高，漢初秩為四百石，宣帝時增為比六百石，品階隻相當於縣令。但博士極受尊崇，其地位遠優於同級或級別更高的官員。據《漢官儀》所載冠冕之製，博士與卿、大夫、尚書及二千石級高官享有同等待遇。其升遷之途也很優越，“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15]，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由此可以看出漢代尊師重教的廣泛社會影響。
漢代太學擇師極嚴，博士選拔相當嚴格。他們或由征聘，或由薦舉，或由選試，或由諸科始進，或由他官遷升，來源不一，但都必須兼顧德行、學識、才幹、身世以及身體等諸方麵的條件，並有限年50歲以上的慣例。經過一番嚴格的挑選，在漢代太學執教的博士，一般來說質量較高，其中不乏一代名儒。“嚴於擇師”對保證太學的教學質量，起了重要作用。
漢代太學的學生，起初稱博士弟子，東漢時稱“太學生”或“諸生”。西漢時太學生的來源，最常見的有兩種形式：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皆有補選的資格；二是由郡國縣道邑選送，凡“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皆可入選。[16]漢代選任博士弟子的規定也相當嚴格，凡選送不實，負責長官要受處罰。降至東漢，似無定製，或以“父任”入學，如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17]；或公卿子弟，或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員額，《文獻通考》記載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18]，就是此類情況。博士弟子的成分十分複雜，有家累千金的達官顯宦之子，也有來自門卒，甚或有一些家貧如洗的寒家子弟。太學中不收學費，但生活費用需要自理，因此貧寒學生不得不靠勞動謀生來維持學業。如翟方進靠母親隨京為人編織草鞋提供生活費用，兒寬承擔給同學做飯的事務，自己得以果腹，東漢公沙穆、桓榮、庾乘等人，靠為人做傭工以維持學業。
漢代太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五經。博士專精一經，太學生分經受業，從事研習。由於漢代經學中存在著今古文的問題，教育領域亦受此影響嚴重。今文經學偏重於闡述經書“微言大義”，旨在從經書中尋求治國安邦之道，並在儒學中滲入了陰陽五行思想，宣傳災異迷信，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故而一直受到統治者重視，被立為“官學”，所以漢代太學博士所傳儒經皆今文經。為保證師師相傳的經說不致走樣，漢代博士傳經有所謂“家法”和“師法”。“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9]也就是說，“師法”重傳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說，爭派別。由於“師法”和“家法”的存在，漢代學生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無論是官學中還是私學中，學生對師長都恭敬盡禮，在師長歿後，門徒常自動製三年的喪服。“這種師弟關係的密切，與經學家法的篤守，乃是封建製度在中國特有的一種知識基爾特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是封建製度在中國特有的一種官僚係統所表現出來的現象。”[20]並一直沿襲於整個封建時代。
漢代太學除博士定期說經、互相問難、討論經義外，主要靠學生自學，其學習期限沒有限定，以考試成績如何決定是否可以為官，故而漢代太學特別重視考試，以之作為管理學生的一個重要手段。漢武帝初設博士弟子員時，規定“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者，即可為官。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後，又定“二歲一試”製，要求通二經以上，按名次高低補充官員的缺額。考試的方法有三種：“口試”、“策試”和“射策”。“口試”主要測試太學生的誦讀及口頭表達能力。“策試”主要是根據皇上或學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論問題，撰文以對。“射策”則類似於後來的抽簽考試，內容側重於對經義的解釋、闡發。博士將儒經中較難懂的問題書之於策，加以密封，由學生投射抽取，進行解答。太學設立之初，歲試分甲乙兩科，到平帝時，王莽改為甲、乙、丙三科，甲科40人，為郎中；乙科20人，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補文學掌故。東漢初年，仍複甲乙兩科之製，舊時射策製度已不複存在。由於太學考試極為嚴格，而且補官越來越難，因考試不合格而滯留太學的人數也越來越多，甚至有年逾60歲而仍滯留太學者。東漢時期，由於政治的腐敗和出仕的艱難，使得太學生爆發過幾次政治鬥爭，尤其是漢末的兩次“黨錮之禍”，涉及統治者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多數太學生在鬥爭中都表現了不畏強暴、砥礪名節、激濁揚清的精神，譜寫了古代學生運動史的光輝篇章。
通過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漢代太學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製度完備、史實翔實可考的學校。自此，曆代最高學府多泛稱太學，影響之深，可見一斑。其次，漢代太學還是統治者利用學校教育來強化官方意識形態的開始。興建太學善待天下之士，建構一個由“孝悌”、讀書出身或經由推薦、考核而組成“士—官僚”文官行政製度，作為大一統帝國的重要支柱，對封建社會製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二）宮邸學與鴻都門學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官學，除太學外，在東漢時，還有兩種具有特殊性質的學校：宮邸學和鴻都門學。
宮邸學是專門為皇室及貴族子弟創辦的貴族學校，東漢明帝永平九年（66年），設立“四姓小侯學”，是為宮邸學的一種。“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稱其為“小侯”，是由於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漢明帝為四氏子弟設立學校，置五經師，聘請名儒講經。後來，學生對象擴大，凡貴族子弟，不論姓氏，皆可入學受業。
漢代宮邸學製度不完備，時興時廢，與執政者的好惡有關。到漢安帝時，鄧太後秉政，由於鄧太後幼學經書，提倡教育，於是下詔為和帝之弟濟北王、河間王的子弟，無論男女，凡年在5歲以上40餘人，以及鄧氏近親子孫30餘人，開辦學校，教授經書，並親臨監試。[21]可見，東漢時這種時興時廢的宮邸學校不止一個。
鴻都門學創建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設在洛陽鴻都門而得名。鴻都門學類似於今日的藝術學院，所學以尺牘、小說、辭賦和字畫為主，並從事各種創作活動。由於漢靈帝劉宏嗜好文學藝術，故而這些被儒家士大夫所瞧不起的“雕蟲小技”，因極受皇帝賞識而興旺發達，鴻都門學中的學生也多被破格錄用，“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22]。與當時太學生出仕艱難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東漢鴻都門學的設立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東漢中後期，宦官專權，遭到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團的反對，而太學生也站在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團一邊。在複雜尖銳的政治鬥爭中，宦官雖屢屢得手，但在輿論上一直不占優勢，因此他們深深認識到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以與士大夫官僚集團相對抗的重要。於是他們便利用漢靈帝嗜好文學藝術這一點，慫恿靈帝設立鴻都門學。鴻都門學自設立之初，就遭到朝中士大夫的反對，要求廢除的呼聲很高。鴻都門學隻存在十餘年，就消失了。鴻都門學雖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且存在時間不長，但它衝破了儒家經學對學校教育的壟斷，重視文學藝術這些專門藝術的教育，為後世各類專科學校的設立開辟了道路，其積極意義也是不能抹殺的。
（三）郡國學校
漢代地方官辦學校創始於漢景帝末年，當時的蜀郡太守文翁，特別重視教化，為改變巴蜀地區的落後風習，他一麵選送當地俊優之士入長安從博士受業，一麵在成都市中創設官立學府，謂之“學宮”，招收各縣子弟入學，學生免除徭役，卒業依其學習成績，分派官職。文翁平時治事，喜選高材生在旁視事，出行時則帶他們傳達教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而求之，由是大化”[23]，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影響。這是我國地方官學的創始。
漢武帝時，在興建太學的同時，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因資料缺乏，這道詔令實施到什麽程度，不得而知。但隨著太學的建立，博士弟子員的增加，地方官學在其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應是無疑的。到宣帝時，郡國學校日漸增加，東郡太守韓延壽在任期間即修治學校，崇禮義，納諫爭，為後人稱道。
漢平帝時，各郡國普遍設立官學。元始三年（3年），王莽上書，請求立官學，製定中央和地方的學校係統，中央官學為太學，地方學製為四級：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今天看來，學、校約相當於中學，庠、序約相當於小學，隻不過當時尚無嚴格劃分。與此同時，又在郡國設立宗師，以教授王室子弟。從地方官學學製的建立來看，當時學校已漸有體係，為後代學校製度的建立、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王莽為漢代學校發展所作的貢獻，應予肯定。
東漢曆代皇帝，對地方教育都較重視。光武帝時，無論是中原地區還是邊遠地區，都有一批地方官學興起。興辦學校成為循吏的一大重要標誌。當時辦學頗有聲名者，如冠恂任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24]；李忠遷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25]；伏恭“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26]，等等。在邊遠地區興學的，如衛颯為桂陽太守，“修庠序之教”；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後遷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複其徭役，章名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27]。邊遠地區的地方官學，在宣傳儒教，推廣文化方麵起了重大作用。對於當時地方學校昌盛的情狀，班固《兩都賦》這樣描寫：“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漢明帝時，對地方教育愈加重視，郡國學校愈來愈多。他曾親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禮，令郡、縣、道行鄉飲酒禮，祀周公、孔子於學校。這是漢代學校祭孔之始。明帝提倡學校祭孔，一直影響到清末，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都尊孔子為萬世師表。
漢代地方官學師資的學術水平一般不高，且興衰無常，與中央官學沒有銜接措施。其教學內容，文獻上也無明確記載，其課程設置也不像太學那樣以五經為主，而大抵隨著興辦者的愛好有所側重，如文翁在巴蜀興學，既重經學，又教法令。寇恂在汝南，重視《左氏春秋》，任延、衛颯、韓延壽等人則重視儒家禮儀。盡管如此，地方官學在重視推廣教化這一點上卻有共同之處，它們除傳授儒家經典外，還宣傳、推行儒家禮儀，引導民眾崇德、循禮、進學。這主要體現在：其一，各地設立學校，其目的多為改變僻陋舊習，如文翁興學，是為了改變“蜀地僻陋有蠻夷風”的狀況，李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等等。其二，地方官學成了人們演禮、習禮的重要場所。皇帝視學，也往往興禮作樂。地方官員更是令文學、校官、諸生演習禮容，借以引導地方的禮儀教化。從這裏可以看出，漢代郡國學校辦學的主要目的是推行道德教化，注重修身，借地方官學的禮教典範來推動社會風尚的轉變，培養學術人才尚在其次。
二、私學的發展
春秋時期，中國有私人講學，戰國時私人講學風行一時，秦統一六國後，雖然在文化教育方麵實行了禁私學、焚詩書等極端措施，但私人授經並未徹底禁絕，一批儒生隱匿民間，私下傳經，尤其是齊魯一帶，私人講學傳統一直流風不泯。及至漢代，寬鬆的政治氛圍使私學又迅速發展起來。由於當時中央太學及地方官學招納生員有限，加上官學中缺乏蒙學這一類機構，所以大多數求學的青少年，不得不就讀於私學。再加上古文經不能立於學官，一些古文經學者，隻有從事私人講學，以與官學相抗衡。凡此種種，都使得私學在學校數量及入學人數上，大大超過官學。
從漢代私學的教育程度看，有相當於小學階段的蒙學，稱“學館”、“書館”等；有相當於中學階段的《孝經》、《論語》等一般經書的學習；有相當於太學的專經教育，由經師大儒自立“精舍”“精廬”等，開門授徒，講授一經或數經。近人王國維曾說：“以後世之製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28]所言是有道理的。另外，還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學術世家等各種私人教育形式。
漢代民間幼童八九歲入學，學校稱“書館”，教師稱“書師”，主要是學習識字、習字。漢代“書館”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書師坐館施教，附近兒童就近入學，人數由數十人至上百人甚或數百人不等；一種是富貴之家聘師來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學童於家中受教，也叫“家館”。
漢代小學所用的字書，主要有《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秦始皇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曆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其文字多取周之《史籀》，用秦篆寫成，作為學習的課本。漢初閭裏塾師將以上三篇合編在一起，斷60字為一章，凡55篇，仍稱《倉頡篇》。此後又經揚雄、班固改造，逐漸完備，基本上包括了當時六經及各種典籍上所出現的字。該書大抵四字為句，兩句一韻，便於誦讀，故作為字書，以教蒙童。《凡將篇》為司馬相如所作，以三字或七字為一句，宋代已佚。漢元帝時，史遊仿《凡將篇》作《急就篇》，成為流傳至今的一部漢代字書。該書以七言韻句為主，間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義的類別組句，包括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種種應用字。下麵引錄一段，可見一斑。
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居世，高辟兵。
這是講姓氏的，押韻合轍，朗朗上口，切合實用，便於記憶。該書漢魏時代比較盛行，不僅閭裏書師用以教學童，就是邊疆戍卒也用於學習文化。後來我國編寫的蒙學課本，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便是以這些字書為先導的。
學童除識字、習字外，還兼習算術，《九章算術》通常被書師用來教育蒙童。
學童在學完字書、算術後，其學業優異者，可試為吏。漢初蕭何製律，規定：“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29]終漢之世，大致相同。
學童在學完字書與算術後，就進入學習一般經書的階段，這一階段主要學習《孝經》《論語》，有的還學《尚書》或《詩經》等。初讀一般經書，是學童由識字、習字到專研經書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教學要求是對經書“粗知文意”“略通大義”，主要方式則是誦讀。從《漢書》《後漢書》的大量記載看，兩漢時期，無論是一般學童，還是至尊如皇太子，都曾經曆過由習字書到誦讀一般經書的學習過程，說明初讀《孝經》《論語》這樣的一般經書，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階段。漢代私學這種由集中識字到誦讀一般經書，然後進入專經研習的基本教育體係的形成，為後來完善教育體係提供了實踐經驗，在教育製度發展史上是有意義的。誦讀一般經書，一方麵鞏固了前期識字、習字的成果，而更主要的則是通過對《孝經》《論語》等的學習，陶冶學生品德，突出孝悌思想，講求修身之本，這和兩漢尊崇儒術的政治節律是合拍的。
學童在讀完《孝經》《論語》後，即開始分化，一部分可入仕為吏，或在社會上謀求職業，另一部分則可入太學深造，或投私家經師，攻一經或數經。
漢儒聚徒講經，上承春秋戰國私人講學之風，秦始皇雖然實行文化高壓政策，但“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30]，民間學術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漢代統治政策相對寬鬆，私家授徒之風大盛，名師大儒凡得不到從政或任博士機會的，即從事私人講學，也有很多名儒一麵做官一麵收錄弟子，罷官歸家仍講學授經，西漢大儒如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薛廣、韋賢等，都招收生徒，進行教授。
兩漢相較，東漢私人講經之風更盛，具體體現在“精舍”多、生徒多、講經的名家多。“精舍”是東漢專經階段私人教學中出現的較穩定的組織形式，是治學、講學的基地，又稱“精廬”，多建在名師家鄉或山水勝地，均帶有隱居性質。精舍常籌集大量資財，以供學生食宿，故而精舍中學生雲集，生徒眾多。《後漢書》中大量記載了精舍的情況，如包鹹“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31]；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32]；檀敷“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33]；薑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34]；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數百人”[35]。名儒開門授徒，讀書人千裏尋師，雲集門下，從《後漢書·儒林列傳》中可以看出，名儒門下弟子成百數千者屢見不鮮，甚至有著錄弟子萬人以上者，如張興，著錄弟子萬人，牟長著錄弟子前後亦萬人，蔡玄門下弟子竟多達16000人。
當時私學中學生人數如此之眾，講經名家也多不勝數，如“解經不窮戴侍中（憑）”[36]，“說經鏗鏗楊子行（政）”[37]，“五經複興魯叔陵（丕）”[38]，等等，更有一代名儒馬融、鄭玄等。
對於漢代私學昌盛的情況，範曄在《後漢書·儒林列傳論》中有一段描述：
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裏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裏，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可見當時全國各地，到處有經師講學，到處有生徒聚集，以至“分爭王庭，樹朋私裏”，私人講學之盛，於此可窺一斑。
由於在兩漢時代，官學所授經學，今文經居絕對優勢，故而在專經研習的私學中，雖仍傳授今文經，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學說的古文經學，更受人重視，實際成了私學經學傳授和研究的主要內容，並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東漢時著名經師馬融、鄭玄，都以古文經著稱，並兼通今文，隨其學習的生徒成百上千，影響極大。
除經學外，黃老、道、法、刑名之學，也有私學專門授受，如嚴君平一麵卜筮於成都，一麵傳授《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在學術上頗有地位。東漢楊厚，少學父業，修黃老，授生徒，達3000餘人。文景之世，晁錯、韓安國均以學刑名聞世，黃霸、路溫舒、趙禹、張湯，皆少學法令。東漢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門徒常達數百人，鍾皓善刑律，門徒達千餘人。西漢的卓茂、東漢的廖扶，精通天文、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由此可見，漢代私學教育的內容要比官學豐富得多。此外，醫學以及各種方技，如災異、圖讖、風角、占卜、推步、相術、武技等，也多有私家傳授。雖然這當中不乏荒誕、迷信的內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識。可以說，古代的科技知識是依靠這種私家傳授才得以延續和發展的。
私學的教學方法大致與太學相似，以講說經書為主。另外，由於私學中弟子眾多，老師便往往利用高業弟子，轉相授受。如馬融有門徒400餘人，而他直接授業的隻有50餘人，然後再讓這50餘高業弟子轉授其餘門徒，鄭玄在其門下3年，都未能見其一麵。在山東諸城所發現的畫像石上，有一講學圖，生動再現了漢代講學的場麵。圖的正麵有一方形高堂，三麵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額，長衣廣袖，正揮手講學，對麵一人雙手捧牘，凝神傾聽，堂前還有13人捧牘環坐，認真聽講。[39]
除上述私學的主要形式外，漢代私人教育還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學術世家等特殊形式。漢代私學中雖然已有了相當於小學的“學館”，官學也有類似的教育，但畢竟不夠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兒童的啟蒙教育是在家庭內完成的，如王充6歲時，其父即教他習字，張霸7歲時已在家內讀完《論語》等等。女子教育則是在獨尊儒術、儒家教育廣泛開展後出現的。劉向撰《列女傳》，分門別類講述古代賢德女子的事跡，目的是為女子樹立效法的典範。東漢女學者班昭（又稱曹大家）作《女誡》一書，論述了女子修身以及處理家庭關係的準則，並用以教授皇後及諸貴人。《女誡》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經典教材之一，明朝時還特將其編入《女四書》中。在經學昌盛的情況下，漢代女子學習儒經者不乏其人，明帝馬皇後、和帝鄧皇後、順帝梁皇後在出嫁前均有學習儒經的經曆。可見，在上層社會的家庭中，女子涉獵儒經並非罕見。在漢代私人教育中，學術家傳極受重視，父子相繼、祖孫相承的學術世家實在不少，如翟酺四世傳《詩》，歐陽氏八世為《尚書》博士，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學，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學，劉向、劉歆父子的文獻學，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學，樓護家世醫學，任文公家世氣象、災異等，都聞名於世。學術家傳對於形成特定的學術風格很有好處，但也帶有—定的保守性。
和官學相比，漢代私學有很多特點。私學由學者自辦於民間，有較大程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私學的教學內容比較多樣化，學術色彩也比較濃厚，師生多抱著潛心治學的態度，特別是在漢代政治動亂之時，各軍閥混戰不已，官學時興時廢，唯有私學師生，隱居山穀“精舍”中，潛心治學。私學的教學也比較有生氣，學生可以自由擇師，班固、鄭玄等人甚至“學無常師”，博取諸家之長。教師也可以自由講學。因此，許多私學出身的學者，其水平往往超過了官學博士。如戴憑曾公開聲稱“博士經說皆不如臣”。光武帝讓諸儒及群臣中能說經者與之辯論，竟無人能駁倒他。在《後漢書》所記載的百餘種各類經學著述中，90％以上均為非博士的私家經師所纂，由此可見私家傳經在漢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漢代私學教育作為官學教育的重要補充，在漢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擔著繁重的教育任務，其生徒數倍於官學生徒。漢代官學係統中啟蒙教育匱乏，而私學則幾乎承擔了所有的蒙童教育。私學教育還促進了不同學派的發展。官學講經，以今文為限，而古文經，甚至黃老、道、法、刑名等學，均靠私學教育得以傳播和發展。相對而言，官學篤守家法、師法之風甚盛，而私學卻緩和得多，許多私學經師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們廣采眾說，遍注各經，自出新意，著書立說，絕非那些隻專一經、墨守章句者可比。這種風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漢代私學還特別重視氣節的培養，不少人不畏強權，不慕祿位，誓死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敢於批判社會現實，這種優良傳統在後世書院教育中得到進一步發揚。
同時，也應看到，私學教育在教育目標和教育內容的主導方向上和官學教育並無原則區別，二者並非對立物。漢代私學教育存在不少缺陷，如缺乏必要的規章製度，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教師水平參差不齊等，籠統地認為私學教育優於官學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