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朝的史官製度
秦史學源遠流長。《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明確指出秦在立國之初，即設有專門史官並建立了修史製度，史學在秦早期國家的建設發展中起過一定作用。其實，秦從初封為諸侯的秦襄公（前777—前766年）之前80年的秦侯時期始，就有了較準確的各代首領在位年數。[1]可見，秦開始曆史記載的時間可能還要早一些。
《史記·封禪書》中，有兩段關於秦史官情況的記載。一條是：“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金德建認為：“史敦是秦國最早的史官，也就是現在所可考見的《秦記》的最早著作者之一。”[2]說史敦是秦最早的史官，可能問題不大，說他是《秦記》的最早作者，目前還缺乏更有力的材料來證實。另一條是：“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這已是明確的史官活動記錄，反映了史官記載並收藏特別史實的工作程序。此後，秦史官記史、修史活動當有所發展。大家熟知的典型事例是秦趙澠池之會，兩國史官互記對方君主鼓瑟、擊缶的故事。統一後秦皇朝的官方史學工作正常進行，且有一定成就。
秦政府設有專門機構，配備專門人員搜集管理圖書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秦禦史大夫下有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漢丞相張蒼，在秦時即曾任禦史，得以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漢書·藝文誌·六藝》錄有“《奏事》二十篇”。注雲：“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之文也。”可見秦圖書檔案的保管整理工作很有成績。秦燔滅文章，使天下圖書遭一劫難，但政府掌管的圖籍卻在保護之列。後來劉邦入鹹陽，蕭何“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因而在楚漢相爭中，漢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3]，掌握了製勝的主動權。
秦史官沿襲周製，也負責文字的教授與厘定工作。太史令胡毋敬曾著《博學》七章，文字多取於周史官教授學童的《史籀篇》，而以秦篆書之。[4]
秦史官的最主要職責應是在朝中司記注之職。司馬遷記載張蒼在秦“主柱下方書”，如淳解說：“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又進一步說明：“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禦史，主其事。”司馬貞也說：“周秦皆有柱下史，謂禦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5]他們都認為秦未廢史官侍立柱下之製。從上引史官記錄並收藏秦繆公做夢之事和澠池之會的事例看，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
秦焚書的規定中所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雜燒之”[6]雲雲，說明秦代包括百家語在內的書籍由博士官典藏傳習。《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秦博士隸屬於奉常，“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秦代博士兼掌各門學術並參議朝政，與漢代隻立經學博士不同，在他們所職掌的學術任務中，通古今顯然居於最重要地位。這裏對史學強調的已不是簡單的記注要求，而是研究職能。把通古今與議朝政聯係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史學在秦施政中占有一定地位。
《編年記》
在記注的基礎上加工整理，就成為官修之史。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見一斑的是《秦記》。金德建在《〈秦記〉考征》[7]一文中對此書作了較詳盡的考辨。大略內容是：（一）《秦記》敘事始於秦襄公，止於秦亡。雖然“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但記載了“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等史實，而且“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8]。（二）《秦記》對司馬遷作《史記》影響很大，《史記·六國年表》基本參據《秦記》修成，《史記》中詳記張儀、白起等許多秦人事跡，與較多采據《秦記》材料有關，從《史記》的一些其他記述中，也可找出采據《秦記》的線索。（三）班固曾見過《秦記》，《漢書·藝文誌》未著錄此書是由於疏漏，從《決疑錄要》、《華陽國誌》等書的征引可知，《秦記》到魏、晉時還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書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簡《編年記》。[9]《編年記》竹簡共53支，逐年記載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戰爭等大事，同時，記錄墓主的生平等事項。《編年記》的每條記述都很簡單，有時還列年而不記事，體例與《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書的編年記事方式的大致狀況。此書采取國史與家史結合的形式，將國家大事與個人生平記錄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見，春秋時世卿設官修史之製，秦統一後仍得到保留。與《編年記》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書，喜在秦始皇時曾任安陸禦史、安陸令史、鄢令等與法律有關的職務，可知以吏為師的做法，在焚書之前就已成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秦始皇的史學政策
秦建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後，樹立法家思想權威，實行全麵專製統治。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與社會政治的密切關係，為適應建立、鞏固大一統政權的需要，在實施一係列政治經濟方麵統一舉措的同時，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統製措施，實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政策，要求將文字和倫理行為統一起來。這個政策具有兩重性的效果：一方麵，它順應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統一的曆史趨勢，促進了具有大一統特色的秦漢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從而為兩千年來的封建政治格局奠定了穩固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麵，文化高壓政策引起人們普遍不滿，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強秦暴亡的催化劑。
秦始皇對史學有較深認識。在他的專製主義的文化政策中，史學政策占有重要地位。對於史學，秦始皇采取了正麵利用與嚴格限製兩手政策。
秦朝君臣都很重視史學的鑒戒功能。統一前李斯的《諫逐客書》，之所以能說服秦王吸收六國人才，共圖統一大業，最根本原因就是用曆史上秦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由餘、百裏奚、商鞅、張儀、範雎等外來人才，使國家強盛等有力的曆史事實，說明了“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10]的道理。
秦始皇常參照曆史作出重大決策。天下初定之時，他讓群臣議帝王的尊號。以為非此則“無以稱成功，傳後世”，表現出很強的曆史意識。王綰、馮劫、李斯等人認為秦始皇的功業，“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因此，應以三皇之稱中最貴的“泰皇”作為尊號。秦始皇將“泰”字去掉，“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又因為“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決定“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既借重曆史，又懼怕曆史的矛盾心情，在這裏表露無遺。在實行分封製還是實行郡縣製的討論中，李斯引古籌今的一番議論深深打動了秦始皇。他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於是秦將郡縣製推行到全國，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製的基本格局。在引發焚書的討論中，李斯不同意淳於越“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的論點，但用以反駁的第一條論據便是“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仍沒有離開曆史的思考。法家欣賞愚民政策，但自身並不缺乏文化修養。他們很善於運用所掌握的知識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我們不讚成李斯毀棄文化的主張，但必須承認，他以時變的觀點來看曆史，較之對曆史事實的直接引證，在理論上要高一個層次。
秦始皇注意發揮曆史的宣傳工具作用。他信奉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的曆史哲學，用來論證秦皇朝代周火德而起，在五德之運中屬水德，具有合法性。為了順應自己政權的德運，在朝章國製上，采取了相應的改製措施，以水德為準，服飾旗幟尚黑，執政也是“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意識到對皇權合法性的論證和對自己統一中國、建立帝製功勞的宣傳對政權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國各地巡遊，刻石記功，宣傳自己的功業超邁往古，秦政權永世長存。刻石中隨處可見“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萬世，順承勿革”這樣的詞句。值得注意的是，秦在興起時奉行過變革思想，這時卻表現出萬世不變的保守傾向。
人們比較關注的是秦始皇對曆史記載的恐懼態度。他推行愚民政策，不願意讓民眾掌握文化知識，保留對統一以前曆史的記憶，恐怕由此引發對現政權的反抗。把這一思想貫徹到極致，就是實行焚書政策，毀掉民間流傳的《詩》、《書》、百家語和一切非秦國的史書。在李斯所作焚書的論證中，最能打動秦始皇的語言便是：“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按焚書的要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11]這個政策阻礙了史學知識的傳播，造成嚴重後果。
秦始皇推行文化專製主義，采取簡單禁絕史學在社會傳播的辦法並沒有取得成功。曆史學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雨暴風狂會使“菡萏香銷翠葉殘”，可奈何不得大地回春，“一夜滿枝新綠替殘紅”。秦始皇能夠強令焚毀《詩》、《書》，卻無法磨滅人們的曆史記憶。秦始皇和李斯想用強製的方法建立起與“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12]的政治格局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體係，但沒有取得成功。最終，秦的文化專製主義與暴政同歸於盡。當然，深入分析起來，這也是一種史學與政治相聯係的做法，說秦始皇廢棄曆史，不要文化，未免有些簡單。
總的看來，秦皇朝在史學上沒有作出與封建大一統相適應的建樹，它留給後人更多的是關於史學與政治關係的思考。
三、對秦亡漢興經驗教訓的總結
秦亡漢興的曆史實踐，提出了發人深思的問題：秦累世經營，滅六國而成帝業，為什麽陳涉揭竿而起，一下子就土崩瓦解？劉邦出身平民，無累世功德，為什麽幾年內就打敗了所有競爭對手，建立起大漢帝國，成為天子？這事有沒有合理依據？秦何以亡得這樣快？漢何以興得這樣速？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思索這些問題，是為了了解曆史變化的原因，給新生政權提供經驗教訓，解決漢政權怎樣統治下去的問題。
劉邦即帝位當年，便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在與群臣歡聚時，他問臣下：“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回答：“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鑲，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13]劉邦君臣都把人的作用放在首位。不同的是，高起和王陵看到的是劉、項用人的不同，注意的是領導者的胸懷與氣度。劉邦的高明之處在於看到了個人力量的有限，意識到廣用各方麵人才之長，才能成就大業。在天下初定之時，他們想到的隻是勝負的直接原因，還來不及對曆史作深入的思考。
深入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提出鞏固政權根本方針的是陸賈。他常常在劉邦麵前稱引《詩》、《書》，惹得劉邦很反感，訓斥他說：“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反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此言可謂一語破的，道出了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方略的不同。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可說是千古不磨的真理，有著久遠的生命力。接下來，他用曆史事實說明了不施仁義，純任武力必然失敗的道理，也道出了秦亡的根本原因：“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被他說得麵有慚色，要求他總結出秦亡漢興及曆史上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來。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因為很好地貫徹了劉邦的撰述意圖，所以“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14]。在《新語》中，陸賈係統總結古今施政的經驗教訓，闡述了以仁義為本的治國學說。針對百廢待興的社會現實，他提出無為而治的主張，要求政府減少對社會的行政幹預，減少徭役，減輕刑罰，休養民力，通過教化達到天下大治。陸賈的思想主張對漢初統治者有很大影響，從高祖、呂後，到文帝、景帝，一直執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曆史成就。陸賈的思想主張對後來的思想家也有重要影響。王充在《論衡·案書篇》中說：“《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
漢文帝時的賈誼對曆史與現實問題又一次作了深入思考。他的《過秦論》[15]是一篇出色的曆史論文。文章對秦由興起到敗亡的曆史作了全麵回顧與總結。肯定秦“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完成統一大業的曆史功績。然後分析秦統一後政策的失誤，揭示秦亡的原因。他具體論述道：天下初定時，經多年戰亂之苦，“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為社會的安定與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時機。可惜秦始皇不能及時調整政策，仍崇尚武力，“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而且繼秦始皇為帝的二世與子嬰還不知改弦更張，“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通過細致的分析，他得出結論：秦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所言曆史，處處觀照著現實，明白表露出總結曆史經驗，為現實服務的宗旨。文中言：“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這已是從個別曆史現象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的治國方略了。
從漢興到文帝時期，一直執行無為而治的政策，雖然民眾得到休養，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卻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在經濟逐步好轉之際，王公貴族、強宗豪右逐漸養成奢靡之風，連以恭儉著稱的文帝也有與臣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之舉。對於這樣的苗頭，如不能防微杜漸，發展下去便會重蹈亡秦的覆轍。最嚴重的是諸侯王驕奢**逸，小者**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成為封建皇朝的離心力量，威脅著國家的統一。賈誼具有見盛觀衰的敏銳眼光，在朝廷內外一派歌舞升平之時，寫下重要政論文章《治安策》。指出天下大勢危如累卵，“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他逐一討論了當時所存在的社會問題，“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提出了“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定經製，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等根本措施，及理順朝廷與地方關係的具體解決辦法。賈誼服膺儒家的仁義學說，但與陸賈不同，他主張積極有為地整頓社會，使之進於王道之境，實發武帝尊儒之先聲。賈誼與賈山、張釋之等人對秦亡教訓的總結，對文帝有很深影響，文帝、景帝都執行恭儉、以德懷民的政策，在對內對外政策上，也多采納賈誼之議，禮遇大臣，撫慰南越，繼續與匈奴和親等，這些都與文景之治有直接關係。他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更成為後來根本解決藩國問題的良策。賈誼雖然個人未進位三公之列，但所言大部分為文帝吸取，有人評論他未為不遇，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