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馬遷的生平和著史動機
《史記》本名《太史公書》，作者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或說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前135年），卒於武帝晚年，大約活了50歲。他出生在一個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任漢太史令，是個有成就的學者，所著《論六家要指》，在中國學術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司馬談有很強的曆史著述責任感，曾進行一些漢史的撰述工作，為《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司馬遷像
司馬遷幼年在家鄉生活，10歲左右隨父親到長安，開始研讀古文。他跟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過《春秋公羊傳》，又博覽六藝、百家雜語及天文、律曆、地理、醫藥等自然科學知識，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20歲起出外遊曆，考察民情，詢問典故，足跡遍於長江中下遊和山東、河南一帶。後來又奉命出使西南夷，這些經曆大大開拓了他的胸襟，開闊了他的眼界，成為他成功撰寫《史記》的一個重要因素。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遷回到長安。這時漢武帝正在舉行封禪的曠世大典，司馬談有病滯留洛陽，未能參加，因而“發憤且卒”。司馬遷見到他時，他向司馬遷傾訴了自己著史的宏願：“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這個遺囑表現了司馬談作為史家的高度責任感，對司馬遷有很深的觸動。司馬遷在病榻前流淚表示：一定要繼承父親遺願，“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16]。繼父誌而修史，是司馬遷著史的動機之一。
過了3年，司馬遷果然任太史令。他先主持了一次有名的曆法改革，廢除已不適用的顓頊曆，改用比較精密的太初曆。當時史官的主要職責有二：一為司天，二為記事。因此司馬遷對於改曆之事非常看重，認為這是自己平生必做的兩大重要事業之一。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別提示：“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司馬遷任太史令後，便開始了《史記》的寫作。可是不久，一場意外的災難降臨到他的身上。李陵敗沒匈奴，漢武帝召問時，他說了幾句公道話。漢武帝疑心他是在譏刺寵臣李廣利，於是將他逮捕入獄。在“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17]的情況下，為了完成著史宏願，他忍辱接受了宮刑。這一人生變故使他對封建政治和社會現實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後，他忍辱負重，以先賢的事跡激勵自己，終於用畢生心血寫成了千古不朽的曆史巨著——《史記》。
除繼承父親遺誌外，司馬遷修史的更重要動機是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樣，實現以史書服務於社會的崇高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說得很清楚：“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表白了他以孔子為榜樣，修史以正世道人心的熱切濟世情懷和崇高史家責任感。
司馬遷修《史記》，也是為了完成時代賦予的曆史使命。此時漢統一大帝國已建立幾十年，武帝時期在鞏固大一統政權方麵又取得了偉大的曆史成就，客觀上需要把它記錄下來，作一古今比較，完成宣漢的曆史使命。
二、《史記》的體例與內容特點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自己的著述旨趣作了一個概括的說明：“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8]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以史學名家的意願。對於他的一家之言，我們可以從兩方麵理解：一是成就一部亙古未有的曆史著作，二是從思想上闡發出他對曆史的獨到見解。
《史記》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組成，本紀可看作是全書的綱領，按年代記載一代盛衰大事；表以譜表方式記錄某些曆史現象的變化；書記載典章製度或經濟文化等現象，具有專史性質；世家融合本紀、列傳兩種形式，記錄諸侯及重要曆史人物的家族或集團曆史；列傳主要記載人物，也記載一些不便收入其他部分的史實。《史記》熔五種體裁於一爐，形成一個新的互相配合的整體，創建了全新的綜合性的史體——紀傳體。紀傳體可以最大限度地從多側麵反映社會曆史全貌，其容量之大，表現力之豐富，是傳統史學中其他任何史體都不能比的。
《史記》書影
對於這種體製，司馬遷自己作了很貼切的說明：“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19]可以看出這種宏大規模和全麵賅備的表述形式，與封建一統政權的國家規模氣度及社會結構層次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說它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這種結構形式有著其他體裁無法比擬的優點，又與封建國家製度有十分契合的關係，所以司馬遷創造的紀傳體史書成為中國史書的最主要體裁，一直居於主導地位，曆代統治者也將之目為正史。
《史記》是一部規模宏大的中國通史。在縱的方麵，它記載了從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期大約3000年的曆史。這部通史貫徹了詳近略遠的原則，特別注意當代史的撰述。全書130篇中，寫楚漢戰爭之後百餘年史實的占半數以上。這固然是發揚了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宣傳漢朝的功業，完成宣漢的曆史使命。橫的方麵，它記載了中原地區以至西到中亞，北至大漠，南至南越，東至大海這一廣闊地域上各民族及中央與地方政權的曆史活動。在記述範圍上，它幾乎囊括了社會曆史所有領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麵內容。所記人物則包括社會各階層，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卜者、遊俠、醫生、以至農工商賈，都在書中得到反映。可以說它是一部組織嚴密、內容豐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巨著。這樣廣闊時空與豐富內容的結合，使它成為前無古人的開創之作。
為了做到記載上的真實，司馬遷非常注意廣泛搜求材料。他本人讀過許多書，當時又正值漢政府“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20]，司馬遷作為史官，“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些為《史記》的取材廣博，創造了方便條件。可貴的是，司馬遷並不滿足於簡單羅列、排比材料，而是在廣搜博采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細致的考訂，下功夫予以剪裁。他把這個工作叫作“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21]，力求提供出準確的史實，給人以係統的教益。他還多次深入民間，向故老采訪口碑史料，補充或訂正有關史實。
司馬遷繼承了古代史家書法不隱的優良品質，敢於恣情奮筆，無所阿容。在曆史撰述上，特別是漢代史的撰述上表現出不畏強禦，追求曆史真實的可貴精神。對漢代各帝王及權貴的記述中，他力求如實反映出他們的功過得失。在他筆下我們既感受到高祖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氣概，也看到了此人貪財好色、自私自利的流氓相。對漢武帝這位當代帝王，書中既肯定了他創造的豐功偉業，也敢於寫出他大興功業，造成國家凋敝的過失。因此，他的《史記》得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2]的讚譽，一直被視為信史，成為了解和研究先秦、秦漢史的最重要材料。
《史記》是一部成功的曆史著作，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史兼美的佳作。它的語言簡潔、生動、傳神，在鋪陳形勢、描寫場麵、塑造人物、摹寫戰爭方麵，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它的各個表序都能用簡練明快的筆法，把曆史變化大勢清晰地勾勒出來。在寫場麵方麵，《項羽本紀》中對鴻門宴的描寫，可算作典範，曆來受到人們讚歎。在司馬遷的筆下，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麵，一波三折的情節變化，呼之欲出的人物動作、神態、語言，曆曆如在目前，造成身臨其境的效果。它寫戰爭非常逼真，能把戰爭的宏大場麵、激戰情景、緊張氣氛以及參戰人員的士氣如實地描繪出來。寫人物更是司馬遷的特長。書中所記幾百個曆史人物，個個形象豐滿，栩栩如生。司馬遷還特別善於通過細節揭示人物特點，甚至反映社會風氣。《史記》高度的文學成就，也奠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它與《漢書》作為漢代散文的範本，哺育了曆代的文學家與文史愛好者。
三、《史記》的思想價值
司馬遷對曆史現象及其規律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史記》中闡發出許多卓越的思想觀點，這是它具有永久魅力的關鍵所在。對於它的思想價值，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麵來認識。
（一）究天人之際
天人關係在漢代是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司馬遷對此作出很好的回答。從根本上說，他不可能完全掙脫當時居統治地位的官方天人合一思想體係的藩籬，但他對此作了自己的思考，表述出一些與時人不同的卓越見解。在書中，他著重強調人的作用，對於天道鬼神表現出懷疑的態度，對於求仙方術等低級迷信，則作了辛辣的諷刺與批判。
書中有很多光輝的論點，閃耀著理性的光芒。他力圖把天與人分開來看，對於天，他經常賦予自然的含義，把天道作為應當遵循的自然法則。他同意父親的說法：“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23]這是講人的農事等行為要順應自然界的變化，是一種唯物的態度。他有時還把天看作一種“時”或“勢”，即自然形成的事態發展變化傾向。這種變化傾向其實也是受客觀條件支配的，如他在《魏世家》中講“天方令秦平海內”，這個“天”，就是一種客觀趨勢，指的是秦通過累世經營已具備了統一天下的曆史條件。《秦楚之際月表》中言漢高祖稱帝，“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也是說漢舉措得當，很好利用了曆史提供的絕好機會。
司馬遷非常看重人的作用，在書中多處講人謀問題。《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對外大智大勇，麵對強秦無所畏懼，捍衛國家利益；對內虛懷若穀，顧全大局，以退讓求得內部團結。對他的智勇雙全由衷地讚歎。《陳丞相世家》寫陳平有智有謀，所以能屢屢化險為夷，得到善終。他常用曆史事實反駁天道決定人事的說法。《史記》詳細記載項羽失敗的曆史過程，指出項羽的失敗是由於自己的失誤，批駁了項羽將失敗歸之於天意的說法：“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24]
對當時流行的天命決定個人吉凶禍福的看法，他提出疑問。在《伯夷列傳》，他以伯夷叔齊為例，反問：“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他進一步指出善惡與禍福關係的顛倒，是古往今來人們習見的普遍現象：“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他繼續追問，既然如此，“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對這個詰難，天命論者是無言以對的。
對於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核心的天人感應理論，他經常進行理論上的批駁。他評論陰陽學說的創始者鄒衍，本來就“其語閎大不經”[25]，其說被方士利用後，更是“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26]，把五行災異學說的虛妄性質揭露得很透徹。當時許多學者將社會變故與書傳所載災異相比附，他卻明白指出：“其占驗淩雜米鹽。”[27]對於以占星望氣預卜吉凶的學說，他直接予以否定：“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28]，不可相信。
在《封禪書》中，他對方士們神仙方術的荒誕無稽和秦始皇、漢武帝執迷於其中的愚蠢，作了辛辣的諷刺與嘲笑。他用很大篇幅寫漢武帝網羅了許多神仙方術之士，指望他們使自己成仙得道，雖然不斷發現方士們的騙局，一次一次地失望，卻執迷不悟，“冀遇其真”，因而訪仙求道、修建神祠的事越來越多。司馬遷用一句話，“然其效可睹矣”，點破了武帝的這種癡心妄想是多麽荒誕可笑。在篇末他點明著此篇的旨趣在於：“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說明他洞悉這些活動的真相，而有意給後人提供一份活生生的教材。
（二）通古今之變
漢代人具有雄視八荒的開闊視野和探問宇宙的理論勇氣，古今問題是他們關心的熱點。公孫弘、董仲舒、劉向等人都提出過探究古今之義的理論要求，但在他們眼中，古今雖然是一個曆史過程，在本質上卻是沒有變化的。司馬遷的高明之處在於，不但指出曆史有著生生不已、日新月異的變化，而且還要在古今的變化中總結出“成敗興壞之理”[29]來。
司馬遷用“原始察終”[30]的方法，考察曆史的變化原委。《史記》的十表是最大限度集中表達古今之變的。每個表都能寫出這個曆史時期的特點，寫它在曆史的長河中變了些什麽。把這些表合起來，可以清楚看出從三代、宗周經春秋、戰國到秦漢悠久曆史時期的巨大曆史變化，顯示出他對古今之變的貫通理解。他緊緊把握住這個變化大趨勢，讚揚順應並推進曆史變化的進步舉措。他肯定戰國時期的變法。指出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收到了富國強兵，使“諸侯患楚之強”[31]的效果，商鞅變法“居五年，秦人富強”，“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32]。在《六國年表序》中，他分析了戰國的形勢之後，指出雖然“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表彰了秦統一六國的功勞，認為這是曆史上的創舉。他還批評了當時一些見識短淺的人，說他們“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耳食無異，悲夫”！
司馬遷對曆史與社會現象有深入的觀察與思考。“見盛觀衰”[33]是他對《史記》提出的曆史認識要求。漢興至於武帝之初，天下出現空前的繁盛景象，司馬遷卻看出：“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指出在繁榮的表象下，已潛藏著深刻的危機，提醒人們：“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可惜的是漢武帝沒能采取有力措施，消弭潛在危機，卻利用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大興功業，頻繁擾民。司馬遷在人們盛讚武帝建樹不朽曆史功績之時，一再講述“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裏，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幹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34]等曆史事實，說明武帝的文治武功，付出的是險些傾覆政權的沉重代價。
《史記》明言要從曆史記述中，“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司馬遷不把曆史看成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認為其中有成敗興壞的道理，並打算去探求曆史發展的規律。這是相當高的理論要求，是非常難得的。
人心向背是成敗興亡的關鍵，這是書中反複強調的曆史結論。在對從陳勝舉事到漢高祖稱帝，“八年之間，天下三嬗”[35]，這一大起大落的複雜曆史的記述中，我們看到司馬遷始終把民心放在重要地位：秦因暴政使天下離心；陳勝在驟興麵前忘乎所以，以至於眾叛親離；項羽到處燒殺，令人失望；劉邦處處留意安民，因而天下歸心，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書中論述的曆史變化規律之一，是上述所言“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說的是事物發展到了極點，常有向相反方向轉化的可能。這個觀點有辯證法因素。“承弊易變，使人不倦”[36]，則表述了順應曆史規律，采取主動行為，便會取得曆史成就的思想。這個思想具有很現實的指導價值。
對於曆史變化趨勢，司馬遷也作了積極的探討。他在《天官書》中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此言有神秘主義意味，可試圖把握住曆史階段性特點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書中的另一句話：“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總結了三代施政的特點，並提升為普遍規律。這個論點來自董仲舒，是以曆史循環論為特色的，但其中體現的辯證思維卻很有意義。
（三）社會、經濟思想
司馬遷對當時社會的一些弊病，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武帝濫事征伐，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對於興利之臣盤剝百姓，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興利措施“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的小利大弊，作了細致分析。他對酷吏殘害民眾的罪行痛心疾首，作了真切報道，千載之後讀之仍令人發指。
在敏銳觀察的基礎上，他對封建社會的某些根本弊端作了深刻揭露。《酷吏列傳》記載酷吏杜周在斷獄時，上下其手以討武帝歡心。有人責備他：“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他恬然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不隻是摹寫酷吏的“善候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封建法律以當權者愛憎為尺度的實質。封建道德與法律一樣，有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實質內涵，也就有對不同等級使用不同標準的外在表現，書中以犀利的筆調，揭開蒙在道德表麵上溫情脈脈的麵紗。《遊俠列傳》在披陳了種種社會不公平現象之後，論說道：“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蹠、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司馬遷意識到物質生產對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財富對社會政治關係和社會意識的決定性作用。在《貨殖列傳》，他從四個方麵論述經濟的社會作用：第一，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無可非議的。他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這對統治者君子不言利的假惺惺說教，是理性的反抗。第二，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會推動社會生產的分工和經濟的發展，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創造出來的。他說：“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第三，他指出財富占有的情況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區別，而且這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第四，財富的占有情況也決定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富有者的道德是維持他們的利益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這段話不但指出了經濟與社會意識的關係，而且揭示了封建社會道德的本質。
《史記》闡發的閃耀著真理光芒的卓越見解，為中華古代文明貢獻出一份寶貴財富，對於曆代進步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司馬遷等人的異端思想不絕如線，構成思想史上一道特殊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