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史學有所發展。第一，《史記》開創的紀傳體裁被史家認可，確立了它的地位，對它進行補續形成風氣；《史記》的撰述成就對當時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對它的評議促進了史學的發展。第二，成帝、哀帝時由劉向、劉歆父子負責進行國家圖書的整理校訂工作，創立了曆史文獻學的基本規模。這一時期，史學表現出較重的正宗化傾向，統治階級通過各種方式對史學施加了更大的影響。
一、對《史記》的補續與評論
司馬遷曾表示他寫的書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37]。他去世時，《史記》沒有馬上流傳開來，宣帝時由其外孫楊惲公布於世。問世之初，它的開創性成就即吸引了曆史學家的注意，紛紛對之模仿、學習。從宣帝時到班固《漢書》修成的一百七八十年間，補續、評論《史記》形成風氣，推動了史學的發展。
現在所見的《史記》，已非司馬遷初撰時原貌，可能在初傳之時，就有了殘缺，也有人作了改竄。班彪、班固父子在談到《史記》時，都說：“十篇缺焉”[38]，“十篇缺，有錄無書”[39]。他們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三國魏人張晏還列出了所缺十篇的目錄：“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張晏之說不完全準確[40]，但提供了亡篇的大致線索。
現在所知最早進行補撰《史記》工作的，是漢元帝、成帝之時的褚少孫。張晏稱：“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41]四篇之外，《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等篇中，也可見到褚少孫補作的痕跡。褚作從語言到思想與司馬遷原作均不可同日而語，張晏之言有一定道理，但其功終不可沒。劉向的弟子馮商可能也對《史記》作了補撰工作。清人沈欽韓在《漢書疏證》卷二十四說：“景武紀、將相名臣表、禮樂律誌、韋賢等傳，或是馮商所續也。”
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對兩漢之際《史記》的續作情況作了概括介紹：“《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這些續作中，劉向、劉歆父子和揚雄的工作影響較大。劉向可能是最早續作《史記》的人。讀《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讚》，可知劉向曾續撰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三傳。劉歆在王莽當政之時，曾對一些古書作過手腳，有人懷疑《史記》的許多篇章也經過了他的竄改。揚雄所續，包括西漢中晚期宣帝至平帝之間七八十年的曆史，數量可能很可觀。
續作《史記》成就最大的，是《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班彪。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他認為當時人對《史記》的續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於是“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42]。班彪的續作有很高成就，為班固《漢書》的寫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這一時期對《史記》的評論，反映了史學的正宗化傾向。當時的史家多推崇司馬遷的史才，稱讚《史記》敘事的成就和體例的完善，對其思想觀點則提出異議。劉向和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43]。可揚雄又譏其“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44]。東漢明帝也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但不滿意於《史記》“微文刺譏，貶損當世”，認為司馬遷“非誼士也”[45]。
班彪是當時的大史學家，有很強的封建正宗意識。從根本上說，他對《史記》的看法，未脫時人窠臼。但他在對從古至漢史學係統考察基礎上，“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對《史記》的議論代表了當時史學評論的最高水平。他說：
……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46]
通過對《史記》的評論，他表述出對史學的係統見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是他對史學性質、功能的概括，其中既包括對史書作用的表述，也包括對於史書的思想要求。他以《春秋》之義要求史書，明確提出“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的史學評價標準。這樣的原則性看法對封建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技術方麵，他提出許多具體看法，肯定司馬遷的成就，也談出他認為《史記》存在的不足。這些看法不見得完全正確，但作為對史書的技術要求，具有很強指導作用。
總的看來，對《史記》的補續、評論促進了當時史學的發展，但正宗史家繼承了司馬遷技術方麵的成就，拋棄了他思想的精華。這大致決定了後來史學發展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漢書》正是兩漢之際史學的代表與總結。
二、劉向、劉歆父子的史學活動
劉向、劉歆是兩漢之際最負盛名的學者。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在經學上屬於不同派別，思想上卻都是陰陽五行學說的鼓吹者。
劉向、劉歆父子所著《洪範五行傳論》和《三統曆譜》，在班固的《漢書》中得到部分保存。他們以神學為主導的曆史觀，上承董仲舒，下啟《白虎通義》，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劉向父子在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績，是先後主持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規模盛大的圖書整理事業。他們以成功的實踐，樹立了文獻校理的範例，確立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的基本規模。
中國古代文獻號稱繁富，但傳世行遠，殊屬不易。秦始皇和項羽燔滅文章、焚毀秦宮的行為，曾給古代典籍造成毀滅性災難。漢朝建立之後，雖然“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一些古籍得以複出，但到武帝之時，仍有“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歎。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47]，在搜求、整理書籍方麵下了很大功夫。此後，經昭、宣、元、成四世，圖書搜集已很有成績。古代書籍因竹簡繁重，絲帛昂貴，故多為零篇單行。加之流傳已久，既有妄人紛然淆亂之失，又難免編殘簡脫、魯魚豕亥之誤。因而堆積如山的書籍，如不加以清理，終為廢品一堆，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在成帝命謁者陳農大舉訪求天下圖書的基礎上，於河平三年（前26年）發起空前的圖籍整理之役。
這次大規模校書行動，起初由劉向總攬全局，並具體負責整理六經、諸子、詩賦三類圖書，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分別校理兵書、數術、方技三類圖書。同時聘請劉歆、杜參、班斿等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協助工作。劉向從河平三年到逝世的二十餘年，主要精力萃聚於此。劉向死後，哀帝命劉歆繼承父業，主持其事，直至全部完成。
劉向父子先後主持的這次校書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功。經過他們父子數人幾十年的努力，大批散佚圖書複其舊觀；無數殘篇斷簡，聚成完璧；眾多塵封蟲蠹秘籍，傳世行遠。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之事。
他們的校書實踐和理論總結，在曆史文獻學上有篳路藍縷之功。
他們校書的第一步是整理定本。這一工作有較適當的規程，歸納起來，約有數端：
1．廣求異本，擇善而從。古書寫本眾多，差別較大，要想整理出可讀的善本，廣羅異本、積累豐富校勘材料是必要的前提。從現存劉向校書的敘錄中，可知他們參校版本之多。《管子書錄》曰：“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48]以公私所藏大量異本進行對勘，使校勘質量得到一定保證。
2．去複補缺，整齊篇目。校書中版本眾多，出入很大，其中各書篇章有很多彼此重複者，也有不少此有彼無者。他們對此進行了整理錯亂，去除重複，互補缺篇的工作。從《晏子敘錄》中，可了解這一工作的梗概：“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複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49]古書往往單篇獨立，不相聯係，有的雖連綴成書，卻無有篇目，或次序雜亂。劉向等人在校定篇章的基礎上，也做了條別篇目，排列目次的工作。對於《晏子》，他們排定《內篇·諫上》為第一，至《外篇·不合經術者》為第八。對於《禮記》，定《樂本》為第一，至《竇公》為第二十三。現代目錄學家姚名達評述：“此種化零為整，分疆劃域之工作，實使流動不居，增減不常之古書，凝固為一定之形態。”[50]
3．校正文字，補足脫簡。劉向校書技術已很成熟，他自言其方法為：“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在校讎中發現誤字則予以改定，發現脫簡則一一補足。
4．命定書名，繕寫定本。當時所藏各書，不但篇簡錯亂，書名也紊雜無緒。對書同名異者，他們於校定篇章文字後，廢棄異號，確定新名。如《戰國策》：“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之為策謀，宜為《戰國策》。”[51]雖有簡策，而無書名者，劉向則於編輯之後，予以命名。上述工作之後，就是殺青、繕寫了。他們在最後定本時也很慎重，“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52]。在竹本上改正無誤後，才繕寫上帛成為定本。
此外，他們的校理工作，還包括輯佚、辨偽等項內容，對於文獻學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
在校正定本的基礎上，他們為便於管理使用圖書，又進行了“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53]的撰寫敘錄和分類編排圖書目錄，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創立了古代目錄學的基本格局。
敘錄就是書目解題，主要是介紹作者，略述全書大旨，起到指導閱讀的作用。對劉向撰寫敘錄的義例，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溯源篇》作了概要的評述：
（1）著錄書名與篇目：……（2）敘述讎校之原委：將版本之同異，篇數之多少，文字之訛謬，簡策之脫略，書名之異稱，舉凡一切有關讎校之原委，與校書人之姓名及上書之年月，無不備著於錄，使學者得悉一書寫定之經過。（3）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似此綜述著者生平梗概，語簡而意賅，著者精神既能活躍於紙上，學者於其所著之書自有不得不看之勢。……至於不知著者為誰，則又有不知則闕疑之例……（4）說明書名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似此將一書主旨，扼要表出，使學者一望而知其書之性質，從而判別應讀與否，此項工作效率之偉大，實超過其他各項工作一倍。無其他各項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於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項工作，而少此一著，是猶畫龍而不點睛也。（5）辨別書之真偽：古書失傳，往往有偽本冒替；後人著作，有時亦依托古人。向等校書，竟已先見及此。……使學者洞悉各書之真偽，不為偽書所欺。其功大矣。（6）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書，非特介紹著者之思想與書之內容而已，對於思想之價值或其書所載之史事，輒加以主觀之批判。……（7）敘述學術源流：……蓋欲論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淵源，比較其與各家思想之同異不可。……（8）判定書之價值：……其結論雖未必全是，要之，此種判定一書價值之語，在敘錄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則於學者擇書殊少幫助也。經此八項工作，合其所得為一篇文章，是名《敘錄》，載在本書。書既有錄，學者可一覽而得其指歸，然後因錄以求書，因書而研究學術，無茫然不知所從之苦，無浪費精神之弊。而目錄之學亦已由校讎之學蛻化而形成一部分矣。
各書敘錄既成，再將其匯編成帙就是圖書目錄了。當然圖書目錄並不是敘錄的簡單合並，而是在對各類圖書均有研究的基礎上，按照圖書分類加以編排。劉向校書二十餘年，所校每一部書都撰寫了敘錄，他在世時，把敘錄匯輯成書的工作已有相當規模，《別錄》可能就是稿本。劉向死後，劉歆繼任總纂，在短期內纂成《七略》，必定是在劉向的工作基礎上，有所本而成。因此，《七略》應當看作是他們父子二人的成果。現在《別錄》、《七略》都已亡佚，雖有輯本行世，但都是零篇斷簡。《七略》由班固刪節後，編為《漢書·藝文誌》，可算亡而未亡，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幸事。
圖書分類是一種專門學問，有很高的學術要求。在劉向、劉歆父子以前已有學術分類的觀念，有些大的學術分類也已較明確。《七略》中除《輯略》是將各類圖書的大小序匯輯而成外，所分的6類圖書：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在劉向接受校書任務時，已經確定。劉向父子的最主要貢獻是在大類（略）之下，分出小類（種）。六藝略分為9種：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諸子略分為10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詩賦略分為5種：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雜賦、詩歌。兵書略分為4種：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數術略分為6種：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方技略分4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通過分類使圖書各有統屬，按部就班，不但給讀者按類求書提供了方便，更為考察學術流別奠定了基礎。這對學術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目錄學安身立命的根本即在於此。劉向父子所分圖書6類38種，是對當時學術狀況的準確反映，表現出把握學術的非凡功力。
《七略》作為體例比較完善的目錄學著作，還通過它的大小序，很好發揮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
它的大序，總述大類學術的特點與得失。現保存在《漢書·藝文誌》中的《六藝略》大序，是一篇洗練精辟的經學總論：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它的小序論述專門學術的源流得失，與大序作綱目配合，更好發揮簡明學術史的作用。《七略》中的小序寫得都很有質量。“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54]對於道家的宗旨、特點、得失以至發展源流，這個小序分析得相當準確。
大小序可以說是目錄書的靈魂，如無古今學術條貫於胸中，是斷然寫不出來的。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敘》中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這是深有體會之言。
劉向父子編製的目錄學著作，對各門學術的發展、學術分類觀念的演進，以及目錄學科的成熟，都有相當大的促進。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目錄書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史的主要表現形式。範文瀾先生把《七略》與《史記》並稱為漢代史學史上的輝煌成就，是很恰當的。
縱觀劉向父子在文獻學上的功績，可以得出如下認識：第一，他們整理了當時的大量圖書，為後人研究、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讀本。今天我們對古代學術的了解，與他們的工作直接相關。第二，他們創立了校讎學的基本方法，為後人進行古籍校勘整理樹立了良好的範例。第三，發展了學術分類觀念，他們對學術源流及演變的考察與介紹，確立了目錄學的基本構架，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成為目錄學的良好傳統。第四，他們對古代學術的爬梳、清理，為後人認識古代學術提供了有益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