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部大一統皇朝的信史
《漢書》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省扶風縣）人。出身於顯赫的豪強世家，曾祖班況的女兒在成帝時被選入宮為婕妤，班婕妤的三個兄弟都官居顯要，班氏一門榮寵已極。時人有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55]這樣的家庭出身，奠定了班固對漢朝的感情基礎。
班固的家庭還具有優良的學術傳統。他的伯祖班伯、班斿，堂伯班嗣都是一時知名的學者。父親班彪在史學上卓有建樹，曾作《史記後傳》數十篇，對班固的史學事業，有直接影響。
《漢書》書影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所記基本上是從漢高祖初起到王莽敗亡的西漢（包括新朝）230餘年的曆史。全書80餘萬字，原為百篇，後人析為120卷。由紀、表、誌、傳四個有機部分組成。包括本紀12篇，西漢的執政者，從漢高祖、惠帝、呂後到平帝各占一篇，實際是全書的綱領。表8篇，有《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用簡明方式揭示出曆史的變化及內在聯係。誌10篇，有《律曆誌》、《禮樂誌》、《刑法誌》、《食貨誌》、《郊祀誌》、《天文誌》、《五行誌》、《地理誌》、《溝洫誌》、《藝文誌》，所記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是全麵反映社會麵貌的記述載體。列傳70篇，記載了從陳勝、項羽到王莽等西漢社會各界的代表人物，也記載民族地區、外國以及其他不便於載入紀、表、誌中的史實，是全書的細目。
《漢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大一統的皇朝史。為了突出西漢大一統皇朝的曆史成就，如實反映西漢的規模氣象，班固在著述體例上下了很大功夫。他采用司馬遷創造的紀傳史體，而把它改造為斷代體製。他用紀、表反映出西漢一代興亡大勢；用誌反映出西漢的一統規模、典章製度，以至社會經濟、文化全貌；用傳反映出西漢豐富的曆史現象和複雜的曆史變化；用《地理誌》和少數民族各傳記述了各民族各地區的發展演變情況，以及各族人民在統一多民族國家內聯係、交往，共同生產勞動的曆史。自覺地用適當的史學形式去反映社會格局的變化，用亙古未有的曆史著作來記述亙古未有的大一統皇朝，這是《漢書》最重要的曆史價值。
《漢書》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它的取材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史記》以及諸家補續《史記》之作等其他史著，《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七略》、《三統曆譜》等其他學術著作，國家檔案、政府公文、皇帝詔令、群臣奏章、百家雜說等文字材料以及民謠、諺語、傳說等口碑史料。利用豐富材料，《漢書》對《史記》所記武帝以前史實作了必要增補，所記內容更加翔實。
對於史料的真偽，班固作了大量考訂工作。東方朔因滑稽多智，深受人們喜愛，所以後世往往“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造成很大混亂。班固經過認真考辨、甄別，在《東方朔傳讚》中詳記了東方朔文章篇目，並特別告訴讀者：“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對於不能確定的史實，班固一般都直接作出交代，如《張湯傳讚》言：“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這反映出班固忠實於曆史的嚴肅態度。史料搜羅的廣泛和史實考訂的認真，保證了《漢書》曆史記載的翔實可信。長期以來，它一直作為西漢的信史而受到人們鍾愛，直到現在仍然是研究西漢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班固對《史記》所作的“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56]的評價，也是他對《漢書》的根本要求。武帝“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57]的惡政；成帝寵信趙氏姐妹，毒殺親子的罪行；諸侯王的奢**不法；酷吏的草菅人命……都在《漢書》中得到如實記載。
班固對史學的鑒戒作用有明確的認識。他以對曆史的準確記述為基礎，展開了對西漢曆史問題的研究。通過揭示昭宣中興時期以及宣帝統治前後期社會、民情和統治政策的細微變化，《漢書》用生動的事實說明統治政策並無萬應靈方，隻有隨著曆史變化采取不同的對策，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同時，書中也交代出在變化中有不變的東西存在，抓住治民這一封建政治的關鍵環節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經驗。這又為統治階層指明了治國的根本大計。這樣的記載可以使人們更準確地認識西漢社會，也為人們認識和研究曆史現象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顯示出班固曆史考察的深度，證明了《漢書》珍貴的實錄價值和鑒戒功能。
二、首創紀傳體斷代史
班固首創紀傳體斷代史在曆史編纂學上是一個創舉。此前“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沒有任何一部史書完整記載過一個朝代的曆史，這與中國曆史發展的階段性往往與朝代更迭相結合的特點沒有取得一致，是史學落後於社會的表現。自《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58]，才改變了這種狀況，揭開了史學發展的新篇章。
斷代史雖然有不易反映曆史發展聯係的弱點，但它的優點還是主要的。尤其是斷代史與紀傳體相結合，使它們各自的長處得到充分發揮，為記載中國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現形式，是傳統史學中其他任何史體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正因為如此，《漢書》的創建得到曆代史家的尊重和曆史的認可，紀傳體斷代史成為中國史學的主導流派，得到充分發展。現存二十四史中，除《史記》、《南史》、《北史》等書之外，其餘各史都是斷代體製。從晉到隋這一史學繁榮期出現的大量史書，也多是斷代史，自唐以後更形成官設史局為前朝修史的製度，使中國古代曆史記載連續不斷，構成完整係統。這是《漢書》在中國史學史上作出的突出貢獻。
《史記》首創紀傳體是中國曆史學成熟的標誌。《漢書》繼《史記》而起，它對於《史記》體製上的粗疏之處作了技術改進，也出於斷代需要，對《史記》體例作了調整，形成以“體方用智”為特色的紀傳體斷代史新格局，推動了紀傳史體的進一步發展。
《漢書》對紀、表、誌、傳諸部分都作了改造、補充，進一步明確了它們各自的功能，確立起整齊劃一的紀傳體規模，在記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方麵為後世樹立了榜樣。《史記》的本紀體例繁雜，五帝、夏、商、周、秦、項羽各本紀的寫法都很不同。《漢書》則把本紀統一改為以帝王為中心的編年大事記，確立了一帝一紀的基本模式。《史記》的項羽、高後二本紀，名曰本紀，實則傳體。《漢書》對本紀作出統一要求，如《高後紀》隻詳大事，摒棄瑣碎，把一些具體史實歸入相應列傳中，這就使本紀體例更為嚴整，更好地發揮了它的綱領作用。至於誌、表，《漢書》除在筆法上更為嚴謹外，主要是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誌》、《五行誌》、《地理誌》、《藝文誌》等篇目。它們擴大了紀傳體史書的容量，成為後起各正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造後的《漢書》十誌在記述形式和內容上都有很多創新，具有嚴密的組織係統，在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難企及的。後來書誌體逐步發展，並從紀傳體中分離出來，形成史學流派之一的典誌體，也與《漢書》十誌撰寫成功的影響有一定關係。《漢書》對列傳的改動也很大。它適應曆史的變化，去掉世家，把這部分內容並入列傳，簡化了紀傳史體。《史記》的列傳在體例上很不一致，《漢書》作了整齊劃一的工作。它改變了《史記》傳主年代順序混雜不一的狀況，所記人物大體以年代順序相次，讀者批閱可參照前後，容易獲取對各曆史階段的全麵認識。它改變了《史記》列傳編排淩雜參差的做法，基本是專傳合傳在前，類傳統一編排在後，類傳的順序也是先中國後四夷。這就使全書眉朗目清，條理分明，給讀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它也改變了《史記》列傳隨意命名的方式，基本上統一以姓名標目。這體現了史、漢的圓方差異，難評高下，但《漢書》篇目整齊，對後世影響要大一些。
在體例上，《史記》的“圓而神”，與《漢書》的“方以智”各具特點，又能各極其致，因而未可軒輊。但是，“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59]，則是我們必須肯定的。
三、多種專史領域的開拓
《漢書》以十誌為主幹展開多種專史的撰述，為古代學術開辟了新領域，也在擴展紀傳史體容量，擴大史書記事範圍方麵作出重大突破。在這個突破中，班固既為人們提供了廣泛豐富的知識，顯示出《漢書》的博洽，又對封建社會及曆史問題作了積極探討，闡發出他成熟的曆史見解。
書中各專門史的撰述圍繞著國家職能、社會經濟、民族曆史和學術文化幾個方麵展開。
對國家職能的闡述在書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
《禮樂誌》對《史記》的《禮書》、《樂書》作了大量改訂增補，是《漢書》闡述國家典章製度的重要篇章。篇中以禮為重點，首先闡述了禮樂的各自功能和它們治國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著敘述了周至東漢初禮樂製度演化情況。本誌的主旨是漢代沒有建立起與其統治規模相適應的禮樂製度，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結。禮樂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後起諸史的書誌中一般都有這部分內容，但能寫出《漢書·禮樂誌》這樣水平的卻不多。
《刑法誌》是《漢書》新創立的篇目，也是書中寫得最好的篇章之一。誌中介紹了由古至漢兵刑製度演化梗概，重點敘述的是漢代法製情況。班固在誌中探討了刑獄失平之由，結合東漢初期的社會現狀，提出很有價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體建議。體現了他政治主張的切實，也表現出他把曆史引入現實的撰史傾向。可貴的是，班固還把法製與教化結合起來做了綜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為本，以刑法為輔才能收到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效果。《刑法誌》是簡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會的法製教科書。它開啟了史書和政書中刑法誌的撰寫，也是古代刑法專著的濫觴之作，在史學、法學和社會政治、法製建設方麵都作出了貢獻。
《地理誌》也是班固的一個創建。誌中詳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漢代行政區劃、戶籍人數、土俗民風、各地物產等。誌中有關國家職能的記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通過對各郡國的詳細記載，反映西漢的政權結構和大一統規模；二是通過考察各地風俗，為國家因地製宜地施行統治提供依據。《地理誌》的撰寫在史學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大大發展了《禹貢》的記述方式，成為後世史書中地理、郡國諸誌的典範，也對地誌諸作有很大影響。清代以來《地理誌》成為曆史地理學者熱門的研究對象，由此推動了西北地理之學的發展。
《百官公卿表》這一體製為《漢書》首創。它用簡明方式記錄了西漢三公九卿的遷免死。它的序長達5000餘字，名曰表序，實為誌體。其中除闡述秦漢的官製概貌及沿革，反映中央政權的組織結構情況外，還論述了各職官的基本職能及設置得失。它為封建政權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組織章程，且開正史記述職官製度之先河。
《漢書》對社會經濟的記述，主要通過《食貨誌》、《貨殖傳》展開。
《食貨誌》是書中的優秀篇章，主要記述從古代到王莽時期的經濟情況及曆史演變。它以耕織為中心線索，把食、貨分為上下兩篇，抓住了中國封建社會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特點。《漢書·食貨誌》較《史記·平準書》有很大進步：第一，它的敘述分門別類，脈絡清楚，改變了《平準書》農業與工商經濟混雜的撰述方式。第二，它的記述範圍有很大擴展，《平準書》以漢代為限，《食貨誌》卻貫通古今。第三，它的材料搜集也更齊全，先進的生產技術，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及可取的有關政策，它都詳細作了記載。第四，《平準書》主要是對漢代，特別是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諷刺、批判，沒有提出很多建設性意見。《食貨誌》則係統闡述了班固的經濟觀點，《漢書》的富於建設性，可以在《食貨誌》中得到較充分證明。
《漢書·貨殖傳》是對經貿活動的總體及個案介紹。它對《史記·貨殖列傳》在史實上沒作太大補充，在思想觀點上則表現出很大差異。司馬遷對富利的認識與理解，較多擺脫了儒家義利觀的束縛，體現出他的異端色彩，具有超前意識。班固對經貿活動的看法則同社會的經濟、禮儀、教化、治安等現實環節聯係更為緊密，表現出更多的現實性。
《漢書》在民族史的撰述上也有很大進展。它通過《匈奴傳》、《西域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較完整記錄了周邊各少數民族曆史，比《史記》增加了相當多的曆史事實。《漢書》的民族史記述，展現出國內外各族人民生產勞動及民族政權建設和社會發展曆史，也反映了在漢一統政權之下，國內各民族交好、征戰，並逐漸融合的曆史。在對內意義上，它開闊了各族人民的胸襟，在對外意義上，它放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促進了民族思想的發展。在史學上，它對史書中記載這方麵內容優良傳統的形成有所推動，後世史學對此踵續不絕，才使這些國家和民族地區的曆史得到較完整記錄，這對世界文明也是一個貢獻。
《漢書》對學術文化史的記述主要集中於《律曆誌》、《天文誌》、《五行誌》、《藝文誌》、《儒林傳》及各學者的合傳或專傳中。
《五行誌》為班固首創，記載了從古到漢的自然現象及與人事參驗情況，羅列了董仲舒、劉向、劉歆等人的五行災異學說，可說是天人感應學說的教材，因此曆來受人攻擊較多。但我們客觀些分析就會得出如下認識：（1）這種學說在當時客觀存在，而且流行很廣，史家有責任把它記錄下來。（2）在封建迷信外衣下，本誌記載了許多自然現象及其變異情況，具有科學史研究價值。（3）誌中的災異說在封建社會裏對最高統治者有警戒作用，誌中修人事以勝妖孽的觀點有積極意義。
《藝文誌》是班固首創的篇章，是我國現存第一部目錄學專著。本誌在大小序中詳述古代各家學派的學術特點及其得失，作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工作，可抵一部學術簡史。《藝文誌》開創了史誌目錄這一目錄學重要流派，推進了古代文獻學的發展。《藝文誌》也具有積極的思想價值。在東漢初圖讖盛行之時，它卻不收錄讖緯之書，反映出人文主義傾向。在術數類各小序中，班固還表述了他對陰陽雜占、望星卜蓍等學說的懷疑及否定態度。
《漢書·儒林傳》是儒家思想發展變化的專史。它與《藝文誌》有機結合，再配以各學者的專傳，較完整地反映出古代特別是西漢的思想學術情況。
四、史觀中的進步因素
《漢書》中有較濃的封建正宗思想色彩，這反映了時代特點。指出這一點很必要，對此進行適當批評也是正確的，但用超時代的標準去要求班固，過分貶抑《漢書》就不太妥當了。按現在的標準衡量，正宗思想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當然很不好。但在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正宗思想對於建立正常政治經濟秩序，推動曆史前進所起的積極作用卻是主要的。
對於班固的宣漢，人們進行了較多攻擊，認為這反映了他思想的保守。如果把這一問題放到它所處的曆史環境裏，就會得出公允一些的結論。首先，漢代處於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當時需要由封建地主政權領導社會，推動社會的發展。在這樣的曆史情況下，宣揚漢朝的曆史功績，增強社會凝聚力，是應該肯定的。其次，針對當時盛行的複古倒退思潮，宣漢也是社會前進的需要。最後，處在社會蓬勃向上的發展時期，每個對曆史前途充滿信心，具有責任感的思想家、史學家都會熱情謳歌當今的，司馬遷、王充都是如此。對此，我們應作出積極評價。
《漢書》缺乏《史記》那樣耀眼的思想光華，司馬遷敏銳冷峻的曆史眼光也是班固望塵莫及的，但在對封建政治的深刻感受、對社會建設的豐富見解方麵，班固卻似乎稍勝一籌。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對於遊俠的個人節義行為做了熱情讚頌，表達了他反傳統的思想見解，這在封建社會裏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司馬遷往往在對個人行為的過分關注之中，忽略了對社會的考慮，對於某些遊俠的不當行為，他也做了不適當的宣揚。班固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思想出發，考察了遊俠產生及演化的源流，肯定了遊俠的一些可取之處，也揭示出他們對社會的危害，呼籲將遊俠導入道德軌道，這對社會的安定與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漢書·遊俠傳》修正了《史記·遊俠列傳》的一些觀點，思想價值有所降低，但班固立足社會現實，明於國家大體的長處卻是司馬遷所不及的。
《漢書》也闡發了一些進步的曆史思想，具有珍貴的價值。
從班固為《漢書》這部斷代史提出“究其終始強弱之變”[60]，和“列其行事，以傳世變”[61]的任務看，他對曆史變化問題，是有比較明確認識的。據此，他提出順時宜的主張。這一命題有兩個基本內涵。其一是要根據曆史本身的變化來調整政策措施和人們的行為，他引用嚴安的話“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62]，說明不能順時更化的嚴重後果。對於“法難數變”的迂腐之論，他批評是“庸人不達，疑塞治道”[63]。這些都體現了他順時推移的卓越見解。其二是曆史運行既有變化性，又有連續性，因而應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對前代遺產的取舍。“漢承秦製”在曆史上有一定必然性，班固看到了秦代在職官等政治製度上變革的正確性，因而充分肯定漢對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簡易，隨時宜也”[64]。這種有因有革的觀點體現了班固變化思想的豐富性。《漢書》中順時應變的觀點給古代曆史思想注入了新鮮血液，為後來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對於曆史的發展進步問題，《漢書》中似乎沒有太明白的表述。但說它的基本思想傾向是重今略古的卻沒有什麽問題。班固把文、景時期與周代成、康之時並提，認為宣帝中興可以“侔德殷宗、周宣”[65]，甚至評價漢朝“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66]，可以說明當今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還對複古倒退的思想及行為進行了批判，這在《王莽傳》中反映得最為集中。
天人關係討論的實際上是曆史動力問題，這一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中心論題。班固對此表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麵他認為天人之間的感應是存在的。在《漢書》中他宣揚了君權神授、譴告說以至五行災異等神學迷信學說。另一方麵他又對過分宣揚這些學說表示出保留、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闡發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論觀點。
在天人關係中，班固經常表現出人事重於天道的思想意向。《漢書》中用很多史實論證了修德以勝天道的觀點，這與人定勝天的思想相比雖然有很大距離，但它已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放到了重要地位，在天人感應之說甚囂塵上之時，是很不容易的。《漢書》中有時還把天意與民心看作一個統一體。“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67]，“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68]，都把渺茫難知的天意具體化為民意，天意變成了空殼，民意成為它的具體內涵。這種對天與民的折衷處理，把落腳點放到民心上，體現的仍是重人事思想。
班固所說的天，有時指的是勢或時。對於王莽篡漢他所講的天時，對於劉邦帝業之興他所講的時勢，指的都是客觀曆史條件造成的一種事件發展傾向或趨勢。這其實接觸到曆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問題，具有唯物主義因素。
《漢書》對天人關係的回答中，最有價值的是它對求仙祭祀和讖緯符命的批判。《漢書·郊祀誌》繼承《史記·封禪書》的批判精神，對秦始皇、漢武帝所從事宗教迷信活動的愚蠢、可笑作了揭露。在誌的最後，班固還引用穀永之言進行總結：“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在迷信思潮烏煙瘴氣之時，這是指點迷津的藥石之言。《漢書》對讖緯符命的批判，具有鮮明的戰鬥性。在東漢初讖緯符命活動搞得沸沸揚揚之時，班固以王莽為靶子，借助曆史武器對它的騙人真相進行揭發批判，起到了警醒人心，教育民眾的作用，成為當時反神學思潮的一部分。
《漢書》中還有很可貴的重民思想。書中把合民心作為曆史活動的目的和評價曆史行為或政策措施的標準。在封建政治中抓住了關鍵環節，顯示了班固曆史見解的深刻。這個觀點與人道主義有些接近，與唯物史觀還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殺人性的封建社會裏，它閃爍著理性的光芒。班固還認為民心關乎國家盛衰，這又把重民看作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大計。這是班固通過曆史研究總結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結論，顯示出《漢書》中蘊藏的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