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的史官與起居注
西漢的史官設置大體與秦相同，禦史官屬中有禦史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可能也兼司記注之職。奉常屬官有太史令丞，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就先後任過太史令之職。《漢儀注》以太史公為官名，以為“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69]前人指出太史公當為太史令之尊稱，且其位不會在丞相之上，很有道理。但太史令掌天下計書，並仿《春秋》之體記事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漢書·藝文誌》言：“太史試學童，能諷字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可見當時的太史令仍兼掌文字。
王莽對複古改製有深厚興趣，於居攝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禦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70]。顯然這是模仿“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71]的古製。至於此製實行情況，則不得而知。
東漢時期，由少府官屬蘭台令史掌管圖籍秘書，或兼撰史傳。班固曾任蘭台令史，在任上撰光武帝本紀及平林、新市及光武功臣等列傳、載記28篇。楊終任郡小吏，撰《哀牢傳》，得到明帝賞識，征詣蘭台，專任史職。章帝以後，圖籍與撰著之所移至東觀。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鄧太後曾“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訂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72]。此後東漢政府的修史活動多在此進行。
兩漢時代起居注的修撰初具規模。
《漢書·藝文誌》著錄有“《漢著記》百九十篇”，顏師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今人研究認為“著記”或作“著紀”，就是“注記”，體例為兼記天人之事，可以看作是起居注的前身，《漢書》十二本紀多取材於此。[73]《漢書·律曆誌》有關於西漢十二帝（包括呂後）、孺子、王莽、更始帝、東漢光武帝《著紀》的記載，可知西漢曆朝直至東漢初都修有《著記》。另外《隋書·經籍誌》提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皇後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複知。”武帝的《禁中起居注》與上述所言各帝《著記》不知是什麽樣的關係，也不知是何種體製。所謂“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雲雲，隻是猜測之詞，但西漢從侍立柱下記言記行，到修成較有係統的類似起居注的著作，已有較穩定的工作程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漢書·藝文誌》還著錄有“《漢大年紀》五篇”，體例與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從名稱上看應當是類似《春秋》的大事編年性質的著作，也許隻具事目的編年紀事傳統到西漢仍在繼續。
人們普遍認為起居注的正式修撰，始於東漢明德馬皇後所修《明帝起居注》。《後漢書·皇後紀》中有“（馬皇後）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的記載。馬皇後以皇後身份親撰起居注，與後世史官專掌此職，且帝王不得過問的做法不同。兩漢的著記與起居注，也許采取的都是臨時指派人員進行修撰的辦法。馬皇後到獻帝之間起居注修撰情況無聞。獻帝時，荀悅曾兩次建議備置史官以修史，不僅記政事，而且記內事，以作皇帝起居注。到唐初修《隋書·經籍誌》時，漢代起居注存者隻有《漢獻帝起居注》，說明他的建議得到采納，並取得實效。
二、《東觀漢記》的修撰
東漢一代官修史書的最大成績是《東觀漢記》一書的修撰。這是東漢曆朝陸續修撰而成的當代史，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的紀傳體史書。此書初名《漢記》，後人因其書主要成於皇家藏書之所東觀，故以地名冠之。
明帝時，班固繼父誌修撰《漢書》，有人告發他私改國史。明帝見到班固的書稿，明白了他撰史的本意，被他過人的史才打動，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讓他與陳宗、尹敏、孟異等人共同寫作《世祖本紀》。此後，他又受命與以上三人，及杜撫、馬嚴、劉複、賈逵等修成新市、平林、公孫述及光武帝的功臣等列傳、載記28篇。這是《東觀漢記》修撰的開始。
劉珍、李尤等人去世後，順帝命伏無忌、黃景踵續其事。他們寫出了《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於》、《西羌傳》、《地理誌》等篇章。桓帝時，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等人受詔修撰桓帝祖、父，順帝皇後，順帝功臣諸傳，又將若幹人事跡補入《儒林傳》、《外戚傳》，並作《百官表》。至此，《東觀漢記》已成百餘篇，有了相當的規模。伏無忌、黃景也參加了桓帝時的修史工作。
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東觀漢記》有143卷。由於本身殘缺不全，又成於眾手，水平參差不齊，加上範曄所修《後漢書》等記載後漢曆史的書籍陸續撰成等原因，到隋唐時此書有些篇章即開始缺失，元以後全書亡佚。清代開始有人作此書的輯佚工作，今人吳樹平所輯《東觀漢記校注》，搜羅材料較全，但此書散佚既久，已無法複其舊觀。
這部書在中國史學史上有一定地位。對於它的價值，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麵認識：
第一，它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紀傳體當代史，不但開創了後世官修國史之例，而且為此後曆代官修國史的修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在我國修史製度的發展過程中，它占有不可忽視的特殊地位。
第二，它是以當代人修撰當代史，本來就有取材上的便利，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參考了當時能搜集到的大量官私文獻資料，保留了豐富的原始材料，成為東漢曆史材料的寶庫。此後諸家後漢史著作，基本都以它為主要材料來源。
第三，在體例上它有一些創新，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如設載記記述割據一方的曆史人物史事，為後妃以外的婦女立傳等，促進了史書體例的豐富。
第四，從三國到晉，此書一直被人看重，與《史記》、《漢書》並稱為“三史”，是當時人們學習曆史知識的主要書籍之一，產生了很大的學術與社會影響。
三、《漢紀》和荀悅的史學思想
《漢紀》是成書於漢代的又一部史學名著。全書30卷，約18萬字，主要記載西漢一代政治上的成敗得失。漢獻帝喜歡讀書，很想從前朝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可感到《漢書》文繁難省，不便閱覽，於是命荀悅用編年體對《漢書》加以改編。荀悅奉命後，用3年時間寫成此書奏上。
荀悅字仲豫，出身於潁川名族，生於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卒於漢獻帝建安十四年（209年）。他博聞多識，長於著述，除《漢紀》外，還著有政論著作《申鑒》5卷。
《漢紀》是一部編年體斷代史，它發展了《春秋》、《左傳》開創的體例，而建立了斷代的規模具備的編年史體。以往《春秋》隻記事，基本不記言，隻有事目不具詳情。《左傳》克服了這個缺點，但體例龐雜，對於無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於年月之下的史事沒能作出適當的安排，因而也限製了自身的表現力。《漢紀》在體例上有很大改進。書中基本按年月編排史事，對於無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於年月之下的史事，用連類列舉的方法作出很好的安排。例如張騫通使西域和西域各國不可不記，按時間分散去寫，又會造成史實支離破碎的後果，《漢紀》便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張騫封博望侯”之下，先記張騫的出使，接著記西域諸國。這一記事方法被稱為“類敘法”，是《漢紀》在體例上的一個很重要創造，對於後來的編年史有相當大的影響。《漢紀》把紀傳體史書在篇末以論讚形式集中進行曆史評論的方法，引入編年史體之中，在每個帝紀之後寫出讚語，發展了《左傳》“君子曰”在文中夾議的方式，提高了編年體史書的理論總結能力，增強了這一史體的曆史教育功能。
編年紀事是中國史學古老的傳統，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曾在古代史壇上獨領**。但《史記》、《漢書》等規模宏大、囊括力強的紀傳體史書出現後，立即受到人們青睞，編年體卻相形見絀，長期被冷落。《漢紀》撰寫的成功，使人們對這一體裁刮目相看，認識到它的相對優勢。於是編年史體重新崛起，從此，“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75]。編年體獲得了與紀傳體並駕齊驅的地位，中國史學邁入進一步發展的坦途。
荀悅處於東漢末衰亂之世，力圖通過修《漢紀》為社會提供有益的鑒戒。他宣稱：
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後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76]
《漢紀》是自覺把寫史與封建政治結合起來的史學作品。書中豐富的內容，大多與治亂安危密切相關，而唐太宗從封建政治角度，對這部書概括出的“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77]則是根本性的。
為治之體應包括治國與安民兩大方麵。對於國家管理，書中既總結了文帝、景帝、霍光等實行的妥善政策措施，也對西漢一代典章製度的得失，作了係統評論。讀之可以給人以較深的曆史教育。荀悅有很突出的重民思想。書中論道：“聖王之有天下，非以自為，所以為民也。”正確的理民指導思想應該是，君主“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78]。基於這樣的認識，書中比較注意記載西漢一代的經濟發展情況，強調豐衣足食對於社會安定以至道德建設的重要作用。書中還經常以是否利民作為評判是非得失的標準，對君主集權專製的弊端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他認為“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79]君臣承擔著統理天下的重任，他們的賢否直接關係天下興亡。君臣之義的最高體現，就是君明臣賢，上下相得，並力為治。這個看法較之於片麵強調忠君，要通達得多。書中著力記載西漢一代明主賢臣治國安邦的成功經驗，特別是記錄了大量忠臣直諫的感人事跡。對於健康地協調君臣關係，很有裨益。
荀悅在古代史學理論上有傑出的建樹。他在前人看法的基礎上，對史學提出進一步的係統要求。《漢紀》卷一明確表述：“立典有五誌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達道義”指的是在史書中講明事物之理和社會倫理道德原則；“彰法式”是指闡揚維護統治秩序的法製與典則；“通古今”指通曉古今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著功勳”與“表賢能”是表彰有助於社會建設的行為和有傑出貢獻的人物，這五條原則從不同角度明白道出史學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尤其是“達道義”和“彰法式”的提出，擴大了對史學功能的認識，豐富了古代史學理論體係。他所謂的道義、法式雲雲有著鮮明的封建色彩，表明他對封建史學與封建政治的關係，較前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申鑒》中，荀悅說得更清楚明白：“君舉必書，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鹹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德政。”在對史學懲惡勸善功能的強調上，他似乎沒有新的發明，但“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這句話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幾乎成為後人立身行事的座右銘。
荀悅對史學與封建政治關係的這些論述，進一步明確了史學正宗化的著力點和基本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1] 《史記·秦本紀》。
[2]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4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3] 《史記·蕭相國世家》。
[4] 《漢書·藝文誌》。
[5] 裴駰：《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司馬貞：《史記索隱·張丞相列傳》。
[6] 《史記·秦始皇本紀》。
[7] 《司馬遷所見書考》。
[8] 《史記·六國年表序》。
[9] 《睡虎地秦墓竹簡》。
[10] 《史記·李斯列傳》。
[11]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12] 同上。
[13] 《史記·高祖本紀》。
[14]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15] 《史記·秦始皇本紀讚》。
[16] 《史記·太史公自序》。
[17] 《漢書·司馬遷傳》。
[18] 《漢書·司馬遷傳》。
[19] 《史記·太史公自序》。
[20] 《漢書·藝文誌》。
[21] 《史記·太史公自序》。
[22] 《漢書·司馬遷傳》。
[23] 《史記·太史公自序》。
[24] 《史記·項羽本紀》。
[25]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26] 《史記·封禪書》。
[27] 《史記·天官書》。
[28] 《史記·太史公自序》。
[29] 《漢書·司馬遷傳》。
[30] 《史記·太史公自序》。
[31]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32] 《史記·商君列傳》。
[33] 《史記·太史公自序》。
[34] 《史記·平準書》。
[35] 《史記·太史公自序》。
[36] 《史記·高祖本紀》。
[37] 《史記·太史公自序》。
[38] 《後漢書·班彪傳》。
[39] 《漢書·司馬遷傳》。
[40] 唐代顏師古即指出其中明顯的錯誤：“序目本無兵書，張雲亡失，此說非也。”張、顏之說均見《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
[41] 《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
[42] 《後漢書·班彪傳》。
[43] 《漢書·司馬遷傳》。
[44] 《漢書·揚雄傳》。
[45] 《文選》卷四十八引班固《典引序》。
[46] 《後漢書·班彪傳》。
[47]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藝文誌》。
[48] 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七。
[49] 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七。
[50]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39頁，上海，上海書店，1983。
[51] 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七引《戰國策敘錄》。
[52] 《太平禦覽》卷六○六。
[53] 《漢書·藝文誌》。
[54] 《漢書·藝文誌》，這個小序可能經過了班固的加工，但基本思想應是劉氏父子的。
[55] 《漢書·穀永傳》。
[56] 《漢書·司馬遷傳讚》。
[57]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58] 劉知幾：《史通·六家》。
[59]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
[60] 《漢書·諸侯王表序》。
[61] 《漢書·貨殖傳》。
[62]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63] 《漢書·刑法誌》。
[64] 《漢書·百官公卿表》。
[65] 《漢書·宣帝紀》。
[66] 《漢書·敘傳》。
[67]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68] 《漢書·刑法誌》。
[69] 《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注引。
[70] 《漢書·王莽傳》。
[71] 《禮記·玉藻》。
[72] 《後漢書·安帝紀》。
[73] 參見朱希祖：《漢十二著紀考》，《國學季刊》。
[74] 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24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75] 劉知幾：《史通·二體》。
[76] 《漢紀·序》。
[77] 《舊唐書·李大亮傳》。
[78] 《漢紀》卷五。
[79] 《申鑒·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