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朝在文化上實行嚴酷的高壓政策，焚詩書、坑儒士，一切皆斷於法，人們沒有言論自由，文學活動受到嚴重窒息。再加上秦皇朝曆時短暫，文學本身所具有的抗爭精神還未能展現，便隨著皇朝的滅亡而消失了。呂不韋曾招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在思想上兼容各家，在文章風格上兼采戰國以來各家長處，善於設譬取喻，盡管文筆平實，卻也富有形象，精彩之處不絕，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但它成書於秦滅六國之前，因此仍屬戰國散文的範圍。秦統一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作品。

秦代文學值得注意的有李斯的散文、碑銘文字以及其他一些文告、法律條文、詩歌和賦等。

李斯是秦代著名政治家，又是著名文學家。他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散文風格上承荀況，嚴於構思，老於謀篇，善於設譬取喻，議論縱橫馳騁，不講空言，饒有文采，為秦代文壇的一朵奇葩。

李斯傳世的散文有四篇：《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和《獄中上書》。其中《諫逐客書》寫得最為精彩，是傳誦千古的名作。此文作於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正當秦並天下前夕。從時間斷限說，應屬戰國文字，但李斯身跨兩個時代，故而不可不論。

《諫逐客書》是為諫止秦王政所下逐客令而寫的奏疏。當時韓國為阻撓秦國進攻，派水工鄭國入秦修渠，以耗蝕秦國的財力。事情泄露以後，秦王政一怒之下，決定驅逐所有在秦的客卿。李斯以政治家的眼光，感到驅逐客卿於秦極為不利，於是奏上此文，以諫止逐客。全文站在“跨海內，製諸侯”，“成帝業”的戰略高度，緊緊圍繞秦之得失立論，縱橫捭闔，議論風發。文章起首即表明自己的態度：“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接著列舉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使秦國逐漸強大的史實，指出“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運用曆史知識說明納客與逐客的利弊，極有說服力。緊接著，李斯又以物喻人，指出秦王政所喜好的珍寶、美女、聲樂，絕大多數都不產於秦，但秦王卻不忍放棄，原因就是這些東西能滿足秦王的各種欲望。隨即筆鋒一轉：“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慷慨激昂，但又是開誠布公地指責秦王逐客之過。最後，李斯又從正麵論述了逐客的嚴重後果：“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可以看出，《諫逐客書》立意高遠，馳騁議論，思路開闊，注重事實，說理透辟。在修辭上，時而排比，時而對偶，辭采富麗，抑揚鏗鏘。正因如此，奏上以後，打動了剛戾自專的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這篇文章曆來為世人寶重，劉勰曾評論說：“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1]

秦統一以後，李斯作為文化專製政策的主要製定者和參與者，文風也一改前期富麗華美而為簡質峭刻。這一時期所作《論督責書》《言趙高書》，即反映了這一點。尤其是前者，完全是為使自己免禍而極力取悅秦二世，慫恿他實行嚴刑峻法，立意低下，文風峭刻。其最後一篇作品《獄中上書》，是為自己辯誣而作，文章全用反語，發泄自己的滿腹怨憤，寫得相當出色，用語斬截，被稱為“老吏斷獄”之文。

秦始皇喜歡出巡，曾先後五次巡行天下郡縣，每每都有刻石，大多數都為李斯所撰。這些碑銘文字，也反映出秦代文學的一些氣息。這些碑銘刻石，如《鄒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全是歌功頌德之詞。但也言簡意賅，褒揚充分。從寫法上看，刻石文字大體四言一句，三句一韻，如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的《之罘刻石》：

很明顯地具有承銜《詩經》中雅、頌體式的特點。刻石在形式上顯得板滯，不夠靈活，但也質樸莊重，氣度雄壯。作為較早的功德碑銘，為後世碑銘文字提供了範式，也受到文論家的好評，如劉勰就說：“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2]“至於秦皇勒嶽，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3]

秦以法治國，頒布了許多文告和法律條文。這些文告與法律條文缺乏文采，但也長於說理，明白易懂，其中有些屬於這類文字中的佼佼者。如雲夢秦簡中的《語書》，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南郡郡守騰頒發的一篇文告，文告講述了製定法律的動機，法令製定出來後縣、道令長不予遵守的狀況以及對不遵從法令者的處罰。文告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論說了法律的重要。如：“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惡俗。”“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佚之民不止，是即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僻**佚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4]文風質直，反映了法家律令條文的簡潔。

歌以詠言，詩以達誌，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及杜佑《通典·職官七》，秦時已有樂府的官署建製。在一些出土文物中也反映出秦有樂府。歌樂不分，有樂必有歌，有歌必有詞。史載，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曾命博士作《仙真人詩》，以待巡行天下時“令樂人歌弦之”[5]。可惜這些樂府詩歌早已失傳，今日已無法窺其麵目了。但秦代有極少量的民間歌謠被記載下來，保留至今。清人張澍所輯佚的《三秦記》一書中，有一首始皇作驪山陵，運巨石於渭水北，百姓因不堪勞苦所傳唱的歌謠：

詩為雜言，表達了當時百姓的滿腔悲憤，聲韻和諧，頗具感染力。

清人孫星衍所輯佚的魏晉哲學家楊泉的《物理論》一書中，記載有一首《長城歌》：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

此詩以修長城為背景，深刻反映出秦代無休止的徭役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另外，該詩已是規整的五言，這對漢代五言詩的興起是否有啟發作用，已不可知，但它確實是古典詩歌五言作品的開創之作。

另外，從《詩經》來看，秦國也是一個有詩歌傳統的國家，《秦風》粗獷的風格曆來為文論者稱道，但及至秦統一，這種傳統如何轉化，因文獻無征，已不能論。

秦代還有賦的創作。《漢書·藝文誌》記載“秦時《雜賦》九篇”。可惜早已亡佚，不能窺其一斑了。不過也可說明自先秦到兩漢，賦的創作是連續不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