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辭賦興盛的原因
辭賦是中國古代獨具一格的文學樣式，它產生於先秦，成熟於兩漢，並在兩漢達到了昌盛的頂點。兩漢文人喜愛賦作，名家輩出，名作眾多，以致人們往往把辭賦看作是兩漢文學的代表。
漢代辭賦來源於《楚辭》。兩漢文人襲用楚辭的體裁和誇飾鋪陳的手法來敘事寫物，仿效荀子以“賦”名篇，將散文與韻文結合起來，形成漢代辭賦。它具有“鋪采摛文，體物寫誌”的特點[6]，它多用問答體式，極力鋪張，盡力誇飾，且好用生僻字句，有很強的形式主義傾向。
這種極力鋪張、語言恣肆汪洋的辭賦文學之所以在兩漢達到興盛的頂點，是有客觀原因的。
其一，統一的帝國，多元文化的交匯，特別是楚文化的北上，是漢代辭賦興盛的前提。漢朝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鼎盛皇朝，在文化上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勢。尤其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楚文化、齊魯文化交融一起，寫出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漢初君臣，以楚人為主幹，這樣就使先秦時期局限於荊楚之地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具有豐富想象力的楚文化在中原地區廣為流傳。這些，都極大影響了文人們的創作。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清楚地指出了漢代辭賦與楚文化的聯係：“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從文體源流上來說，也是“興楚而盛漢”。賈誼《吊屈原賦》，形式上一仿騷體，精神上也是同屈原相通的。及至枚乘《七發》，方完成了散體大賦的體製，與《楚辭》分歧異派而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可以看出，漢代辭賦在內容和形式上和楚文化有著明顯的傳承性和連續性。楚文化所具有的神秘詭譎、綺靡華彩的風韻，投射到賦體文學中，就具有了想象豐富、雄肆恢弘、鋪張揚厲的特點。
其二，強大的國力，進取的精神，為漢代辭賦的繁盛提供了條件。漢自建國之始，就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經過70餘年的發展，到武帝時代，國力達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擴展，漢帝國雄踞東方，如日中天。中華文化，廣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強，這種高昂的民族精神與時代氣質，是需要一種文學樣式將其形象地顯現出來的。那種言誌抒情的詩歌以及憂思悲慨的騷體，已不能完全滿足時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體大賦正切合了時代的需要，這也是散體大賦會在武帝時勃興的主要原因。散體大賦中不少篇章極力鋪陳皇宮的豪華、皇帝的威儀，盡力向人們展現帝國的物產之富、田獵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時期帝國的豪華奢靡。
其三，統治者的極力提倡，也是漢賦發展的重要原因。漢初的一些王侯貴族都獎勵提倡作賦，招攬四方名士，在其門下寫作，如“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鄒）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7]。淮南王劉安也“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8]。梁孝王劉武則“使諸遊士各為賦：枚乘作《河柳賦》，公孫詭作《鹿賦》，鄒陽作《酒賦》，公孫乘作《月賦》，韓安國作賦不成，鄒陽代作”[9]。漢武帝愛好文學，更加重視文人，身邊聚集大批文人為之歌功頌德。一些辭賦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還經常以獎勵的方式鼓勵人們作賦，相傳枚乘賦《柳》，賜絹五匹；相如賦《長門》，得黃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於是群臣鼎沸於下，獻賦、考賦也出現了。至東漢，考賦取士還成為一種製度。統治者的提倡促進了辭賦的興盛，同時也使辭賦成了頌聖的工具，“勸百而諷一”，直接為統治者服務。
其四，文體自身的發展，也是辭賦興盛的原因之一。從文學史的發展規律看，一種文體在某一時期特別發達，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是起一定作用的，同時也受其他文體的製約。兩漢時期，《詩經》體式的四言詩已經衰落，五、七言詩以及樂府民歌正在民間醞釀，還沒有進入文人的創作領域。論說文和文學已逐漸分家，史傳自司馬遷之後，也向著與文學分家的方向發展，而其他的一些文體更不能充分滿足皇朝統治的需要和作者表達思想感情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產生於戰國時期而尚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辭賦就自然成了文人注目的焦點。再者，從學術思想的統治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文學宗旨是宗經明道。漢代辭賦以歌頌為主，間以諷喻，完全符合儒家學術思想的要求，從而在兩漢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漢代前期的騷體賦
自漢高祖劉邦建漢至武帝初年，約有六七十年時間，這一時期的辭賦創作，仍繼續著楚辭的餘緒，以騷體賦為主流，並在逐步發展的過程中向散體大賦過渡和分流。
漢初辭賦，據《漢書·藝文誌》記載，有陸賈賦3篇、朱建賦2篇、趙幽王劉友賦1篇、賈誼賦7篇、莊忌賦24篇、枚乘賦9篇、淮南王劉安賦82篇以及淮南王群臣賦44篇。其中陸賈、朱建、劉友、劉安之賦已全部亡佚，不能具論。所餘4家，以賈誼和枚乘之賦最為著名。
（一）賈誼
賈誼少年聰慧，18歲就以能誦詩書、善屬文聞名於郡中。後以廷尉吳公之薦，被召為博士，時間不長，即被超遷為大中大夫。賈誼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思想家，對秦及漢初的政治經濟均有過深入的研究，他從鞏固漢朝的統治出發，提出過諸如削弱諸侯勢力、積貯糧食、抵抗匈奴以及建立封建等級秩序等一係列主張，其中有的為文帝所采用，有的則為後來的武帝所實施，極有功於西漢皇朝。然而，正當他以過人的才學識量深受皇帝器重，功業發展如日中天之時，卻遭到權貴忌害。文帝以賈誼才能過人，準備任以公卿之位，朝中大臣周勃、灌嬰等百般阻攔，間以讒言，於是文帝開始疏遠他，貶為長沙王太傅，後遷梁懷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懷王墮馬死，賈誼自傷“為傅無狀”，鬱憤而死，年僅33歲。
《吊屈原賦》就是他被貶長沙，路經汨羅屈原自沉之所時有感而作。楚國先賢屈原忠耿憂民，無端受佞臣讒忌而不見信於楚王，被流放沅湘，最後自沉汨羅。賈誼漫步江邊，望著嗚咽的江水，深深懷念屈原，感慨自己的身世竟同屈原如此相似，盡忠而不見信於人主。他臨水憑吊，熱淚滂沱：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時逢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誌。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全賦抒發了自己對屈原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悼惜，同時又以反複的譬喻寄寓著自己的身世感慨，表示了對這個“方正倒植”的社會的強烈抗議。該賦在句式上與楚辭相同，在手法上運用比興，以鸞鳳比忠貞之士，以鴟梟比奸佞小人，有明顯地模擬楚辭的痕跡。但該賦連用許多鋪排句，又多用反詰句和感歎句，形成一種鋪張揚厲的風格，同《過秦論》相似，具有戰國策士說辭那種雄辯的餘風。
（二）枚乘
賈誼以政治家兼文學家，故所作辭賦主情誌而不尚藻飾。其後遊士兼文學家枚乘出現，所作辭賦才充分顯現了極事鋪張、藻飾華麗的散體大賦的特點。
枚乘（前？—前140年），字叔，淮陰（今江蘇淮陰）人。曾為吳王劉濞郎中，因上書諫阻吳王謀反，吳王不納，遂去吳至梁，從遊於梁孝王劉武。景帝即位，召為弘農都尉，因不樂郡職，稱病而辭，複遊梁。武帝時，以安車蒲輪征召，此時枚乘已老，死於途中。
《漢書·藝文誌》著錄枚乘賦9篇，但流傳至今，確信為枚乘所作的辭賦隻有《七發》一篇。
《七發》假設楚太子有疾，吳客前去問候，指出其病因在於生活過於安逸，非藥石針灸可治，然後便描寫了音樂、飲食、車馬、遊樂、田獵、觀濤6件事，最後以“要言妙道”啟發太子，使其改變生活方式，故稱為“七發”。其目的是“戒膏粱之子也”[10]，也即諷喻那些諸侯子弟，引導他們擺脫腐化享樂的生活而歸於正道。《七發》篇製弘闊，長達兩千餘言，是漢初騷體賦轉變為散體大賦的重要標誌。
在寫作方法上，《七發》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層層展開，鋪張揚厲，辭采絢麗。極為細致地描繪了許多貴族生活富麗堂皇的場麵和情景，同時又寓明顯的諷喻和勸誡。通篇以散句為主，間有騷句，比喻得當，描摹精彩。其中第七段“觀濤”描寫了廣陵長江大潮的奇觀，曆來被稱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
這一連串精妙的比喻，從不同角度狀寫了江濤的壯觀景象，令人心**神馳。劉勰稱“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11]，很準確地概括了它的藝術成就。
《七發》的出現，標誌著散體大賦的定型，其主要特征就是辭藻華美，篇幅宏闊，完全是敘事寫物且離開詩歌而接近散文，並采用反複的主客問答方式演繹成一段故事。《七發》問世以後，仿作的很多，諸如《七激》《七興》《七啟》《七命》《七依》等，但在藝術成就上都不如《七發》。
除賈誼、枚乘外，漢初賦壇沿楚辭餘緒創作騷體賦並有作品傳世的，還有莊忌及淮南王劉安諸賓客淮南小山。
莊忌，吳地人，約與枚乘同時，曾先後遊於吳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世稱莊夫子。《漢書·藝文誌》著錄有賦24篇，而今隻在《楚辭》中收有《哀時命》一篇。
《哀時命》哀傷自己生不逢時，顛沛流離，一直沉於下僚，無由施展才能，白白虛度時光的人生際遇。此賦純為騷體，作者在篇中把自己身處濁世、進退維穀的內心矛盾寫得比較細致，不失為一篇較好的抒情賦，但在藝術上缺少特色。
淮南小山為淮南王劉安諸賓客的集體筆名。據《漢書·藝文誌》載，淮南王諸賓客有賦44篇。但今天流傳的隻有收在《楚辭》中的《招隱士》1篇了。該賦在藝術上成就較高，尤其是在描寫荒山溪穀的淒涼幽險方麵，後世很少有人超過它。該賦亦為騷體。
三、散體大賦的興盛和衰落
自武帝開始，漢代辭賦的創作出現了繁榮局麵。尤其是武帝至宣帝90餘年間，更是漢代辭賦的鼎盛期。這一時期，由於封建國家的實力空前強大，統治者富於進取而又好大喜功，文人的視野和胸襟也得以擴大。這些都為辭賦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豐厚的土壤。加之統治者喜好這種文學形式，不惜安車蒲輪，迎納創作成就卓著者，這些都促使文人們殫思竭慮，馳騁才華，在辭賦創作上一展身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以抒發個人政見和感慨身世之憂的騷體賦已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遂逐漸退居支流。而那種洋洋大觀、極盡誇飾，以展示皇朝富饒繁華、歌頌國家強盛統一的散體大賦一躍而成為漢代賦壇的主流。枚乘的《七發》拉開了散體大賦創作的序幕，之後，辭賦文學才真正開始了極盡誇飾的“鋪采摛文”的時代。
據《漢書》所載，武、宣間辭賦家眾多，賦壇異常活躍。如司馬相如、董仲舒、司馬遷、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枚皋、東方朔、劉德、兒寬、劉辟疆、眭弘、張子僑、王褒等，都是當時善於辭賦者，隻是他們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沒有流傳至今。流傳至今而又頗有影響的隻有司馬相如、東方朔、王褒等數人而已。
自宣帝之後直到東漢中葉，散體大賦仍然是辭賦文學的主要樣式，但已明顯地表現出衰落的跡象，在藝術上已無法逾越武、宣間大賦的形式和格調，且模擬之作居多，鮮有獨創者。這也是由這一時期社會狀況所決定的。宣帝之後，國力日頹，政局日益混亂。兩漢交替，雖有光武帝劉秀的中興，但國力始終未能達到漢武帝時的高峰。這樣的形勢深深地影響了文壇。作為漢賦主體的散體大賦，其創作精神主要是“潤色鴻業”，頹廢的國力，暗弱的政府，使得人們既無“鴻業”可供“潤色”，又無“上德”可供“宣揚”，散體大賦的頌聖性失去了依托。再加上本身結構龐大臃腫，極事鋪排的外表掩蓋了主體的情誌，因而不可避免地開始走下坡路。當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兩漢散體大賦在這一時期較有才華的文人學者的推動下，依然投射出最後的光芒。與此同時，漢初那種以表現憂思悲慨為主的騷體賦，也在自身的變革中呈現繼續發展的態勢，隻是影響仍不如散體大賦之大而已。
這一時期的辭賦家，見於記載的有揚雄、劉向、劉歆、班彪、班固、杜篤、傅毅、張衡等。他們的創作風格有所不同，模擬先賢的跡象也較嚴重。但揚雄、班固、張衡三人的辭賦之作仍粲然可觀，且在某些方麵頗見創新。
（一）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喜讀書，有文才。初名犬子，因追慕戰國時藺相如之為人而更名相如。曾納貲為郎，景帝時任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遂稱病去職，客遊於梁，作《子虛賦》。梁孝王死後，相如歸家。武帝即位，喜其《子虛賦》之華美，征召入京。又作《上林賦》以續《子虛賦》，被任命為郎。曾奉使巴蜀，對安定西南有一定貢獻。他曾上書諷諫人主，提出對政事的看法，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但頗不得誌，常稱病賦閑，後卒於家。
《漢書·藝文誌》著錄司馬相如的賦有29篇，但多數今已不存。流傳至今而又最能代表其風格的有《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二世賦》等。這其中又尤以《子虛》《上林》二賦最能代表漢代散體大賦的特點。
《子虛》《上林》兩篇作品前後銜接，被人們視為一篇。賦中假設了“子虛”和“烏有”兩位先生，他們互相誇耀，借此分別描繪了齊、楚兩國的物產之富、田獵之盛；然後由“亡是公”出來述說天子宮苑的壯觀和遊獵的盛況，以壓倒齊、楚，說明諸侯之事不足道，極力歌頌了朝廷的強盛和天子的尊嚴，宣揚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的無可比擬的氣魄和聲威。同時也對諸侯、天子侈靡享樂、耽於遊獵提出了規勸諷喻，是標準的“勸百諷一”之作。
從藝術特點上看，司馬相如的辭賦之作具有：其一，對稱整齊、堆砌繁富。如《子虛賦》中寫雲夢澤，分別取東、西、南、北、中為視點，以山、蕙圃、平原廣澤、湧泉清池、陰林為描寫中心。句式整齊，辭采華麗。將雲夢的山川河湖、樹木森林、奇異物產渲染得淋漓盡致。其二，重鋪排，重誇飾，追求聲音美和字形的排列美，韻散相間，極為和諧。在進行窮形盡相的鋪陳描寫時，又能通過誇張、排比、渲染等手法，造成波瀾壯闊的氣勢。如《上林賦》中關於歌舞的一段描寫：
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台，張樂乎膠葛之宇；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穀為之**波；巴、俞、宋、蔡，淮南幹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鐺鼓，洞心駭耳。
真可謂氣勢宏闊，雄偉壯觀，撼人心弦！後來賦家雖極力模仿這種鋪張揚厲的寫法，但在氣勢上卻略遜一籌。
司馬相如的辭賦之作，一般篇幅較長，散文的意味濃厚，極有文采且富有想象力，語匯豐富，用字新奇，是標準的漢代散體大賦的形製。但由於他過分講究鋪張揚厲，在寫景狀物時無論什麽珍禽異獸、奇花異草，隻要腦子裏所想到的，全部排列出來，專事誇張而缺乏真實性，外表華豔奪目、富麗堂皇，而思想內容卻比較貧乏。加之他喜用奇文僻字，令人難讀，也削弱了感人的藝術力量。
（二）東方朔
東方朔（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他為人詼諧，善諷刺，放言不羈。因滑稽笑謔，受武帝愛幸。他關心政事，熱衷仕進，常直言切諫，但武帝隻將他當作俳優之類來對待，不予重用，使他越發玩世不恭，嬉笑怒罵，被稱為“狂人”。
《漢書·東方朔傳》記載他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皇太子生賦》等辭賦作品約六七篇。保存下來的隻有《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
《答客難》是東方朔自抒其牢落之辭，賦中揭露了封建專製製度下文士被皇帝任意擺布的悲哀命運，“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12]。針砭深刻，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
《答客難》，既不同於司馬相如《子虛賦》為代表的“勸百諷一”的散體賦，也不同於正麵抒發遭世不遇的騷體賦，而是用散文筆法表示了自己的尖銳嘲諷，名為難己，實為難皇帝。豐富了漢賦的藝術表現力，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至於揚雄、班固、張衡、蔡邕等人群相仿效，寫出了諸如《解嘲》《答賓戲》《應間》《釋海》等作品。
（三）王褒
王褒，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宣帝時為諫大夫。
（四）揚雄
揚雄是西漢末年的著名思想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小學、辭章方麵均有精深的造詣。就辭賦來講，他是繼司馬相如之後又一位漢賦大家，在文學史上並稱“馬、揚”。如果說司馬相如的成就主要在於通過創作，使漢代散體大賦從體式結構、描寫手段到語言表現等方麵都完成了定型法式，而將其推上顯赫的頂峰，那麽揚雄的成就則在於一方麵紹續司馬相如的寫作方法，繼續在辭賦創作中屢創佳績，另一方麵就是從理論上對散體大賦進行了總結，指出這種辭賦文學的特點及缺陷。由於揚雄生活在西漢末年皇朝衰弊的時代，經濟凋弊、生民饑饉，使朝野正直之士開始反思自武帝以來的種種舉措，並出現了緬懷文、景之治的思潮。在這種思想浸潤下，揚雄的辭賦創作帶有極大的模擬痕跡。他推崇司馬相如，史載“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揚）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13]這也恰好反映了散體大賦發展至此，已處於停滯狀態，衰落勢所難免。
但是，也應看到，揚雄所處的時代畢竟與司馬相如不同，辭賦創作中所表達的情誌也有不同，再加上揚雄又是才氣橫溢的大手筆，因此他的大賦之作於模擬之中仍能表現出屬於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在至今所存揚雄的11篇賦作中，《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公認的揚雄大賦的代表作。這四篇賦都是對皇帝的奢侈腐化生活進行諷喻的，且都有模擬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之處。但如仔細對照，就會發現揚雄與司馬相如的不同之處。相如之賦，尚有戰國縱橫家風格，意氣風發，詞多雄肆。揚雄之賦則用意婉曲，詞多蘊藉。《甘泉賦》尤為突出，作者極力把甘泉宮寫成仙境一般，“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競”，“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才經於柍桭”，連仙人至此，也“仿佛其若夢”。將甘泉宮誇飾到如此地步，實際上是暗喻其過分奢侈，但如不細繹，則很難窺測此意。《羽獵》《長楊》諷喻之意稍明顯，然借古立言，文辭亦極婉曲，不如《子虛》《上林》二賦明朗。這大概也是體現了他“詩人之賦麗以則”的美學觀點。
除以上四賦外，揚雄賦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解嘲》、《解難》、《逐貧賦》、《酒賦》等。這幾篇賦是作者內心世界及人生觀的直接表露，而側重點有所不同。《解嘲》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也從遭時不遭時著眼，對比古今之士的不同遭遇，重在揭露當時上層統治者的腐朽及內部鬥爭的劇烈，並悄然表達了自己能保身全生的欣慰之情。《逐貧賦》則將“貧”擬人化，由作者“揚子”“呼貧與語”，表現了生活貧困的窘境以及極想擺脫而又擺脫不掉的無奈心態，於諧謔中寓悲憤辛酸，最後以“貧”作答，讚頌清儉治世，譴責奢富亂政，抨擊了皇朝末世的墮落與黑暗。所謂“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這種立意不俗，寓莊於諧，揭露深刻的作品，不能不說是賦體的一種創新。《解難》則表達了作者對自著《太玄經》的自負，認為“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以與世俗見解相對抗。《酒賦》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以汲水之器比喻高潔之士，以盛酒的皮囊比喻得勢小人，表達了自己的憤世嫉俗之思。
在寫作手法上，揚雄的不少大賦都打破了他以前大賦創作的客主問答的體式，如《甘泉》《河東》二賦皆以簡潔敘述開頭，不設客主問答，顯得別致而不落俗套。再者，揚雄的一些賦雖有艱深之弊，但絕大多數很少用僻詞奇字，且善於運用長句，使氣勢遒勁。又善於煉字，極盡刻畫形容之致，這些，較之司馬相如的賦在藝術上都是一種進步。
揚雄對賦體文學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對風靡一時的散體大賦進行理論上的批判總結，概括了大賦的特點及缺陷。這個問題我們將在本章第五節討論，此不贅述。
（五）班固和張衡
作為生活在東漢經濟最繁榮的明帝、章帝時期著名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班固對“潤色鴻業”的散體大賦是極力提倡的。他還身體力行地創作了著名的《兩都賦》。
《兩都賦》在結構與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極盡鋪排地描寫了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的繁盛景象，雖不時流露出委婉的諷刺，但以替朝廷說教的成分為多。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相比，班固《兩都賦》自有特點。其一，他所描寫的內容，已不再像司馬相如那樣重在選擇宮苑、遊獵進行描寫，而是以東、西都的山河形勢、製度文物為中心，著力渲染，所包括的內容要廣闊得多。其二，真實的成分增多，虛誇的成分減少，誇大渲染之中不失真實，保存了許多較有價值的史實資料和現實內容。其三，對偶句增加，散文句減少，形成了一種典雅和麗的風格，且於典雅中又不失剛勁之氣。大約正是如此，班固被人們與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並稱為漢代四大賦家。
《兩都賦》所開創的京都大賦體製，直接影響了後來張衡《二京賦》及西晉左思《三都賦》的創作。
張衡（78—139年），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是東漢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文學家。他生活在政治腐敗的東漢中葉，創作過很多賦體作品，有模擬前人者，有及時創新者，而《二京賦》則代表了他大賦創作的思想傾向和水平。麵對統治者驕奢**逸的腐朽生活，秉性正直、不逐名利的張衡內心充滿了激憤，於是作《二京賦》進行抨諫。“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14]
《二京賦》結構宏大，長達7600多字，為漢代賦作所僅見。在形式上，仍沒有突破散體大賦的程式。值得人們寶重的，一是對統治者腐朽生活的揭露更為具體、激切，警告統治者不要“剿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表現了進步的思想觀點。二是更為廣泛地描寫了漢代的城市生活、風俗民情，尤其比較詳盡地描寫了東、西京的文物製度，如西京的“百戲”，東京的“大儺”，給後人研究漢代文化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通過以上考察可知，自揚雄以後，散體大賦的創作一直處在模擬狀態，盡管人們也取得了這樣那樣的成就，但大賦呆板滯澀的形式主義傾向始終沒有得到克服，相反卻越來越嚴重，從而日益削減了它的活力和藝術感染力，從而慢慢衰落下去。到東漢中後期，一種短小靈活的抒情小賦在賦作的變革中興起，散體大賦也就隨著時代的推移退出了文壇。
就在散體大賦處於發展的停滯狀態時，漢初的騷體賦經過文人的改造，已開始向緣情轉化。劉向、劉歆父子在這方麵有不小貢獻，如劉歆的《遂初賦》，就開啟了後世述行賦的先河，盡管這種變革了的騷體賦在當時尚不能完全與散體大賦抗衡，影響也不大，但對魏晉以後賦的創作，意義深遠。
盡管散體大賦因有各種各樣的缺點——諸如過分講究形式影響了內容的表達；鋪張過分，誇張失實；層層排比，呆板少變；喜用奇字僻句，難讀費解等——而不能發展下去，最終被其他賦體所取代，但它在文學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作為兩漢文學的代表，它們描寫了中華民族大發展時期的社會生活，歌頌了帝國的強盛和統一，反映了富有進取精神的中華民族勇於開拓和進取的業績，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具有諷諫意味，盡管這很微弱，但仍然反映出作者的進步傾向。散體大賦描寫了遼闊的疆域、富饒的山川、繁華的都市、巍峨的宮殿，以及田獵、歌舞、音樂、雜技、車馬、服飾等豐富多彩的內容，擴大了文學的題材。在藝術技巧方麵，大賦講究形式美，對於古代文學觀念的形成，及文學脫離學術走向獨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抒情小賦的興起
東漢中後期以後，宦官、外戚交替專權，政治極其黑暗腐敗，豪強勢力惡性膨脹，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昔日皇朝的輝煌如今黯然失色。政治上的傾軋和黑暗使得以“潤色鴻業”為主旨的散體大賦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文人們已無心再去頌聖了，他們經常陷於憂思感慨之中，而力圖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情緒、思索。體製呆板的散體大賦開始被人們冷落，賦的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變革。抒情小賦開始成為創作的主流。這種賦樣式短小靈活，不再采用主客問答的形式，而是開門見山，直抒胸臆，風格明快，情感真摯，並有較多的批判現實的內容。迎合這種轉變機運而在創作上卓有成效的作家有張衡、趙壹、蔡邕等。
前麵已經講過，在大賦的創作上，《二京賦》是張衡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張衡還創作了不少篇幅短小的抒情小賦，如《思玄賦》《歸田賦》等，成為抒情小賦創作中較早的作品。這些賦作篇幅不大，字句平淺，內容上描寫自己的胸懷、田園的情趣、人生的理想、道家的哲理等。一掃漢代大賦的形式主義的積習，脫離了鋪陳繁重的陳規舊矩，也反映了政治混亂的背景下知識分子無力回天、看破紅塵的內心款曲。
《歸田賦》是張衡抒情小賦的代表作。該賦作於張衡任河間相時。當時順帝幼弱無能，朝政腐敗。張衡因多次上書，指斥宦官，預感到自己處境危險，於是奏請罷職還鄉。同時寫下該賦以抒歸田之誌，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賦中先講述自己與世不合，願意離開都邑以歸隱田園。接著以清新明麗的筆墨描述了仲春時節鄉間野外風物的優美和田居吟嘯之樂：
於時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寥寥數筆，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一派欣欣向榮的自然景象以及吟嘯弋釣之樂趣。既表達了對歸田生活的向往，同時也暗寓對官場齷齪的厭惡。寄情於景，清麗質樸，語言曉暢，曆來深受人們愛賞。
《歸田賦》的出現基本上結束了以大賦為主流的創作時代，開始了靈巧自如的小賦的新時期，在賦體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張衡之後，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都是具有積極思想意義的抒情小賦。
趙壹，生卒年不詳，字元叔，漢陽西縣（今甘肅天水西南）人。他生活在順、桓、靈帝年間。趙壹恃才傲物，秉性耿直，為世俗所不容。他善賦，以《刺世疾邪賦》最為有名。在這篇賦中，作者暴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混亂、官吏的腐敗無恥、人情風俗的勢利與敗壞，描寫了人民生計的貧困和自己的憤恨心情：
原斯瘼之所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險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熟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橈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極其憤激而又深刻地揭露了當時朝政之腐敗、社會風氣之惡劣。對朝中狐假虎威、排斥異己、粉飾太平、貪贓枉法的諂佞小人表示了極端的鄙視和痛恨。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社會弊端的根源在於“執政之匪賢”，矛頭直指包括皇帝在內的封建統治者，表現出作者強烈的愛憎和批判精神。該賦很像一篇精練的政論，文字剛勁質樸，說理尖銳透辟，但作者又寓議論於抒情，並穿插了諸如“鑽皮出其毛羽”、“洗垢求其瘢痕”、“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等新鮮淺近的比喻，因而仍有詩的情韻。因此，無論從什麽方麵講，此賦都是一篇優秀的作品。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少博學，通經史、數術、天文，精辭章、音律、書畫，是著名學者、文學家。蔡邕一生所作詩賦文很多，然多散佚，完整流傳至今的賦作隻有《述行賦》《青衣賦》《短人賦》《釋海》4篇而已。
蔡邕的賦作絕大多數為小賦，《述行賦》是其中的代表作。該賦作於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他被遣往京師途中。沿途觀感觸發了他，遂有是作：
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星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
將統治者的窮奢極侈與人民的極端貧苦，奸佞之徒受到縱容與忠貞誌士的橫遭迫害進行對照，強烈抨擊了腐敗政治，抒發了皇朝麵臨末日的悲慨。揭露雖不及趙壹，但精神是一致的。
另外，蔡邕還寫過表現男女情愛的小賦，《青衣賦》便是其一。賦中大膽表達了對一位出身微賤的美女的愛情，極盡描述，感情真摯，這在封建禮法甚是嚴格的漢代，可謂驚世駭俗。
總之，抒情小賦這種新的辭賦體裁的出現，使辭賦文學得以繼續活躍發展。從此以後，特別是經魏晉到唐宋，雖幾經演化，但無論是散韻、騷韻、俳體、文體，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徑抒情述誌、詠物敘事，豐富了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