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散文由先秦散文發展而來，是漢代文壇上除辭賦、詩歌之外的又一朵奇葩，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將漢代散文略事劃分，可分為包括奏議、政論、書信、雜記以及專著等在內的論說散文和以曆史著作為主的史傳散文兩大類。由於文學總是受當時的政治狀況、文化潮流的影響，故而在兩漢的不同時期，這些散文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異彩紛呈的論說散文
兩漢論說散文體裁眾多，如上所述，表章疏奏、政論雜文、碑傳銘刻，都屬這一類。它們或論政治、或談學術、或批判社會風氣、或抒發人生感觸，各有突出成就。由於內容眾多，且又多與社會現實相聯係，為敘述方便，我們依其特點分西漢前期、西漢中期、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東漢後期五個階段論列。
（一）西漢前期的論說散文
從西漢建國到武帝繼位的六七十年間，漢皇朝為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生產，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黃老無為學說占據了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各家思想尚未禁錮，學術較為自由。受秦朝專製**威嚴重束縛的論說散文，此時又煥發生機，蓬勃發展起來。這一時期的論說散文主要以總結秦亡的曆史教訓、匡時救弊為中心內容，在風格上則為戰國之餘響、大漢之新聲。這些文章大多思想活躍、議論縱橫，針砭社會問題疏直激切、言而無忌，重感情，重氣勢，帶有戰國散文的流風餘韻。在思想上則大膽解放，一改戰國時各家相互拒斥的狀況，兼收並蓄、熔百家於一爐，反映了作者對統一的封建皇朝的擁護及匡時救弊的社會責任感，氣勢磅礴，雄奇有力，體現了新興的大漢皇朝的勃勃生氣。
這一時期的散文作家，在朝廷則有陸賈、賈山、賈誼、晁錯等，在藩國則有鄒陽、枚乘等。
陸賈是漢初的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劉邦建漢以後，陸賈就提出總結曆史經驗以使新皇朝長治久安。劉邦對此極為欣賞，讓其論說“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於是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15]《新語》是西漢最早出現的政論散文，今之所見雖為散佚，仍能從中窺見陸賈的思想。在對秦亡的認識上，陸賈認為秦之所以亡，是由於廢棄了仁義，片麵崇法。所謂“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亂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16]侃侃而論，擊中要害，寥寥數語就點出了秦雖然也想長期統治下去，但終因措施不得力，“用刑太極”而導致亡國，警醒現世統治者避刑罰而行仁政。
繼陸賈之後總結曆史經驗較著名者還有賈山。賈山，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在文帝時期。《至言》是其政論散文的代表作。文章借秦為喻，認為嚴刑苛政、侈靡無度是秦皇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其主旨與《新語》大致相同。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對偶句式，感情充沛，雄肆磅礴，既保留有戰國諸子餘風，又有儒家思想傾向。
賈誼是這一時期成就最高的作家。他在辭賦和論說散文兩大方麵都達到了極高的程度。他的論說散文感情強烈、鋒芒銳利，表現出高昂的政治熱情和深廣的憂患意識。《過秦論》《陳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論積貯疏》《諫立淮南諸子疏》《諫鑄錢疏》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過秦論》是賈誼總結秦亡教訓的一篇政論文章，是傳誦千古的鴻文巨製。文章沒有采用邏輯推理的方式，而是通過對曆史事實的鋪敘，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作品從秦孝公時寫起，極力渲染秦國一代比一代強盛的過程，一直寫到秦始皇時達到了強盛的頂點。接著敘述了秦勝利後所實行的種種錯誤政策，並特別突出了焚書坑儒、鉗製人民思想和嚴刑峻法、實行高壓政策兩個方麵，為後麵的議論做了準備。為了增強文章的氣勢，作者運用了大量的排比對偶、誇張渲染，如“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並吞八荒”等，極具感染力。文章還渲染了六國的強盛，但強盛的六國卻不堪秦國一擊：“秦有餘力而製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如同驚濤飛瀑，一傾而下，勢不可當。接著，筆鋒急轉，鋪敘偌大一個秦皇朝，竟被一個“甕牖繩樞之子”陳涉一呼而推翻了，這怎能不引起人們的思索？於是層層設問、對比，得出秦亡的原因：“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章鋪張揚厲，氣勢非凡，尤其經過層層鋪墊和對比，最後的結論才特別警悚出奇，印象深刻。這樣的文風帶有戰國縱橫家的特點，而思想又是西漢前期所獨有的。其文學成就當在陸賈、賈山之上。
《陳政事疏》是賈誼政論散文的又一傑作。文帝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製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製，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17]，遂有此作。在這篇文章中，賈誼集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開首便以激切的語言寫道：“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憂國憂民竟至痛哭流涕，反映了賈誼對國事的極度關心。文章接著鋪敘了諸侯勢力的強大、匈奴侵邊的危害、富商大賈的奢侈僭越、平民百姓的生計艱難、各級官吏的荒唐塞責等社會弊端，提出了削諸侯、強國威，抗匈奴、安邊境，重農耕、抑末業，移風易俗、健全禮製，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主張。文章內容精深，思想性極強，又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文章除保持《過秦論》酣暢淋漓、氣勢雄健的風格外，更長於議論說理。文中縱論古今，疏直激切，危語逼人，反複剖析利害，鞭辟入裏，了無顧忌。這種風格在《論積貯疏》中也有體現。總之，如此悲憂慷慨地表達政見，真是前所未有，後世不及。
由於賈誼的思想兼受儒、法、道等的影響，故而他的散文有時會體現出法家峭刻質實的文風，有時又帶有溫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點，有時又是諸家兼容，富有變化，極具奇氣。
賈誼的文章曆來被視為千古絕唱。劉向認為：“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過也。”[18]劉熙載則稱讚：“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製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時。然熟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19]如此推崇，實不過分。
這一時期與賈誼並稱的另一位朝廷作家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晁錯。晁錯（約前200—前154年），潁川（今河南禹州）人，生活於文景之際。少學申商刑名之學，受法家思想影響較深。供職朝廷時，曾多次上言，內容涉及守邊備塞、勸農力本、削弱諸侯、更定法令等，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新興的封建大帝國的統一，和賈誼的主張有明顯相通之處。吳楚七國之亂時，晁錯作為政治犧牲品被殺。
晁錯的政論散文主要有《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論削藩疏》等篇。其文章內容不僅適應時代的需要，積極總結古代聖王的統治經驗和秦亡的曆史教訓，而且也和賈誼一樣，敏銳地投向事關國計民生、政權安危的一係列重大社會問題。其文風不僅疏直激切，而且思想深刻，說理透辟，邏輯嚴密，妥帖平實。他在《論貴粟疏》中，一開始便指出了漢初在農業生產方麵存在的問題，說明了農業生產的重要，然後又列舉事實，分析當時商人兼並農民而引起農民破產流亡的現狀及其危害，接著又提出了具體建議。文章毫無聳人聽聞之處，但邏輯嚴密，注重征實。如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論述“民貧”的後果及“貴粟”的方法：“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一環扣一環，這樣嚴密的推理，在一般散文中是罕見的。再如分析農業生產的重要：“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言語相當平實，卻也相當有說服力。
如果將賈誼、晁錯兩人的散文比較一下的話，可以看到，二人在疏直激切上有共同之處，但賈誼更有文采，為文恣肆汪洋，而晁錯則質樸平實，說理更為透辟。因此，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說，賈誼、晁錯“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惟誼尤有文采，而沉實則少遜”，並稱二人之文“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可謂極其貼切地指出了二人的同異。
枚乘和鄒陽是這一時期的藩國作家。枚乘的生平，在本章第二節中已有介紹。鄒陽，生卒年不詳，齊國人。他們二人早年都曾在吳王劉濞門下做文學侍從。後又一起離吳去梁，做了梁孝王的門客。吳王劉濞謀反，枚乘上《諫吳王書》，鄒陽作《上吳王書》，分別諫阻吳王勿反。鄒陽因為人耿直，事梁孝王時受人讒害而下獄，為了洗冤，於獄中又寫了《獄中上梁王書》。這些上書，就成了他們散文創作的代表。
枚乘善賦，散文也寫得很好。《諫吳王書》以規勸吳王及早改變謀反之心、歸邪於正為主旨，含蓄委婉而又辭意懇切。文中運用了大量的比喻，形象生動而又恰如其分。如講到吳王謀反的危險性時，連續使用了“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馬方駭，鼓而驚之”，“危於累卵，難於上天”等比喻，以示謀反之危險。文章還善用對偶句，駢散結合，句法變化多端，錯落有致。讀起來朗朗上口，顯示出作者極高的駕馭語言的能力。
《獄中上梁王書》則代表了鄒陽的風格。鄒陽無故被讒害下獄，遂作此文，向梁王訴說自己忠而受讒、賢而遇毀的激憤心情，中心意思是勸人主要明於知人，虛心待士，不要偏聽偏信，隻有這樣，才能得到士人效忠。文章博引史實，反複辯白，廣比長喻，激奮難抑。雖大量引用古代君臣際遇的生動事例，卻無重複澀滯之感，具有戰國縱橫家之風。文中還運用大量排比、對偶句式，構成了一種滔滔滾滾的氣勢，充分表述了他的無限委屈與憤慨，極為感人。
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作的《淮南子》，也是這一時期頗具特點的論說散文。該書雖然約成於武帝即位之後，但所代表的仍是漢初的文風。由於《淮南子》的思想傾向以道家為主，且又兼容百家，故而其文想象豐富，描寫生動；辭采富麗，奇偉多姿。文中大量運用較為整齊的排比、對偶句式，間以韻語，造成一種滾滾而來的氣勢，且又具有鏗鏘悅耳的音樂美。書中又有不少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富於浪漫色彩。
（二）西漢中期的論說散文
自武帝即位以後，西漢進入最鼎盛時期。這一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內專製製度加強，儒家思想由最初的緩慢發展，至此已確立了獨尊的地位，儒家經學成為顯學。這種狀況反映在散文創作上，就使得這一時期的散文文風除繼續保持漢初那種富於文采、大氣磅礴的氣勢外，開始出現典雅厚重、淳樸質實的儒家風範。這一時期散文創作較有成就的是董仲舒、司馬談、司馬相如、東方朔、桓寬等。
董仲舒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春秋繁露》《舉賢良對策》等。《舉賢良對策》三篇是應武帝策問而作，比較集中地表達了董仲舒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文章講天人感應、陰陽災變，極力主張加強漢皇朝的集權統治，並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武帝所采納。從文章風格看，董仲舒一改漢初賈誼等人豪邁雄健、恣肆汪洋的文風，轉為一種淳樸質實的侃侃而論。他廣引經典、深奧宏博、有條不紊、從容述說，給人以淳厚典雅之感。他的這種文風是和他所宣傳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這在漢代是一種新的文風，而且，隨著儒家經學對漢代社會統治的日益加強，這種典雅厚重的文風也就彌漫開來。
董仲舒之外，著文以闡發自己政治思想和學術見解的還有司馬談。他是司馬遷的父親，武帝時曾任太史令，為司馬遷作《史記》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他的論說散文，隻有《論六家要指》流傳至今。文章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學術的優缺點進行了剖析，指出盡管它們的出發點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治世。在六家之中，司馬談傾向於道家，說明他受自漢初以來推行尊奉的黃老思想影響較深。這段文章雖然不長，但對各家各派的評論，準確恰當，要言不繁。思想上有偏重而無偏廢，論述當在荀子《非十二子》和莊子《天下篇》之上。在文風上，司馬談與董仲舒有相似之處，典雅莊重，不大肆鋪排，以明事曉理為宗。但他又少了董仲舒的迂腐離奇，而是從容陳說，文字貫穿力極強，讀後印象極為深刻。
司馬相如是以辭賦著稱的，但他的論說散文也很受人推崇。他的散文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書》《封禪文》等。其中《諭巴蜀檄》《難蜀父老》代表了他的風格。《諭巴蜀檄》實際上是一篇文告。武帝時唐蒙征發巴蜀吏民以通夜郎、僰中，又征發萬餘人轉運糧草，引起巴蜀百姓騷亂。武帝乃派相如赴蜀責備唐蒙。相如遂作此文以宣聖諭。文章輕描淡寫地責備了唐蒙及巴蜀太守，然後便大肆宣揚大漢的聲威，替天子文過飾非，思想性較差。《難蜀父老》是為駁斥蜀中父老對打通西南夷所發出的怨言而作，是一篇替朝廷辯護的文章。該文同《諭巴蜀檄》一樣，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子教訓人，對漢朝天子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思想上也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但是，從藝術角度審視，這兩篇文章都寫得辭藻豔麗，氣勢不凡，明顯地帶有大賦的特點。對漢家皇朝極盡謳歌之能事，甚至引用《詩·小雅·北山》中的話狀寫漢朝的廣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漢家力量是何等強大！這些都不同於漢初那種充滿政治熱情、為朝廷獻計獻策的文章，雖不免有阿諛之嫌，但也客觀上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漢皇朝空前強盛的現實。
與司馬相如不同，東方朔的散文直斥統治者的腐朽生活，以犀利之筆直陳時弊，痛快淋漓，氣勢高昂。如《諫起上林苑疏》，就針對漢武帝準備表南山以為界、擴大上林苑獵場的做法提出指責，指出起上林苑有“三不可”，其中一不可就是“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最後以“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來警告漢武帝。文章辭旨懇切，用語激烈，其思想風格極像賈誼、晁錯。雖然這樣的文章不合武帝時好，但能於盛見衰，在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桓寬的《鹽鐵論》是宣帝時的一部重要作品。桓寬，字次公，生卒年不詳，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治《公羊春秋》，宣帝時舉為郎，是一位博學善屬文的學者。《鹽鐵論》是他根據昭帝時鹽鐵會議的討論情況加工整理而成的。不僅是研究漢代經濟思想史的重要資料，而且是一部別具一格的論說散文。書中采用“二論相訂，是非乃見”的方法[20]，比較客觀地記載了論辯雙方的主要論點和依據，展示了不同人物的風采和當時激烈的辯論情景，博引史實，連類譬喻，盡力鋪陳渲染，刻畫人物性格，表達自己的愛憎，形象鮮明，氣勢充沛，具有辭賦化的傾向。到西漢後期，這種縱橫議論，氣勢激昂的文章就不多見了。
（三）西漢後期的論說散文
西漢後期，政治黑暗腐敗，盛極一時的西漢皇朝迅速走下坡路。但這時思想領域中的儒學統治卻逐漸加強，今文經學泛濫，嚴重束縛了作家的精神。這一時期，經學教條和神學迷信的內容充斥散文，文章喜引經據典，一派學究氣。作家總是在神怪迷信的掩蓋下表達見解，匡時救弊。因襲模擬、刻意求深的風氣也很盛行。這一時期的散文內容多為闡發經義、宣揚王道、講論災變、解說天意，其中雖不乏諷喻諍諫，但多不能擊中要害，而且缺乏**和氣勢，養成了一種自董仲舒開創以來的溫柔敦厚的典重文風。這一時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劉向、揚雄、褚少孫、貢禹、鮑宣、劉歆等人，尤以劉向、揚雄、劉歆最具代表性。
劉向是西漢著名學者，目錄學家和文學家，他和其子劉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他還作有辭賦33篇，但絕大多數均已亡佚。他的散文包括奏議、敘錄、雜著三大類，這些散文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也暴露出當時的許多社會問題。
奏議是劉向論說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他的《諫營延陵過侈疏》針對漢成帝不顧百姓疲弊，大規模修建陵墓進行規諫，文章反複征引史實，深入分析利弊得失，以堯、舜、周公、孔子等聖君明臣主張薄葬和吳王闔閭、秦始皇等昏君厚葬而被掘的事例進行對比，說明有德者可以長久，無德者必定速亡的道理，極有說服力。接著又從正麵敘述了營建陵墓給老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痛苦，勸成帝改變計劃。文章用意深切，辭淺理暢，在從容舒緩的敘述中流露出作者匡救時弊的熱忱。劉向的其他奏疏，如《使外親上變事》《條災異封事》《極諫用外戚封事》等，也都深沉淳厚，“言多痛切，發於至誠”[21]。但文中多講陰陽災變，有著濃重的神學意味，這是劉向的局限，同時也說明經學迷信在文化領域滲透之深。總之，劉向的奏議往往比較深刻具體地反映出一些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統治階級的窮奢極欲、統治集團內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思想上也是有成就的。
繼劉向之後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揚雄。揚雄以辭賦著名，其散文成就不如辭賦，但也有粲然可觀者。其所著《法言》是一部尊儒學、崇孔子的著作。文中有不少先進的思想，如肯定變革的重要，認為對先王之道，應該“可則因，否則革”，具有辯證法思想的因素。對盛行當時的讖緯迷信和神仙方術提出懷疑，並有所批判。該書寫得古奧典雅，引經據典，使人讀後有雍容大度之感。揚雄在《法言》中還提出了不少文學見解，可取之處甚多，但其主張文字的艱深，受到後人訾議。
劉歆是劉向之子，生活於漢末王莽時期。當時，今文經學極盛，學者們拘於章句，煩瑣解經，弊端叢生。劉歆對此極為不滿，主張將古文經學立於學官，於是寫了著名的《移太常博士書》，斥責今文學者，闡述自己的主張。文章首先簡要敘述了先秦和西漢初期經學發展的概況，言簡意賅，言少事詳，文字典實峻潔。接著指出古文《尚書》等三部典籍的重要價值和今文學派學風上的弊端，言之鑿鑿，無一浮語。最後義正詞嚴地指出今文學者的狹隘自私。文章在批評今文經學的弊端時，用了“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保殘守缺”“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等詞語，攻勢淩厲，義辯辭剛，與那種溫柔敦厚、滲透了經學氣的文風迥然不同。當然，像這種風格的文章在當時畢竟不多見，比較常見的是那些講天命符瑞的文章。
（四）東漢前期的論說散文
從東漢建立到章帝時期，是東漢國力最強盛的階段。這一時期，統治者大力提倡儒學和讖緯迷信，使得自西漢後期就已泛濫起來的充斥思想界的神學迷信在此時更加盛行。這種思潮滲透到政治領域，也滲透到散文領域，敗壞了文章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同時，也有見識高明的思想家和作家站出來批駁這一現象，為散文創作注入了活力。這一時期在論說散文方麵取得較高成就的是王充和桓譚。
王充是東漢著名思想家，他的名作《論衡》是一部對古往今來一切學說、思潮加以衡量，評論是非，銓定輕重，批判虛妄之說的著作。書中嚴厲批判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和讖緯之學，建立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體係，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王充的文風和他的思想一樣，也是很有特點的。首先，王充的文章邏輯周嚴，能抓住論敵的矛盾謬誤狠狠批駁，頗具內在力量，顯示出作者思力的超絕和言論的大膽。如《問孔篇》非難孔子，並進而批判東漢的讖緯迷信，從根本上去動搖神學迷信的理論基礎，使論敵無法招架。這個特點在《自然》《論死》等篇中也可看到。在邏輯周嚴方麵，王充超過同時代的許多人。其次，《論衡》一書，語言通暢明白，自然流利，有時還形象生動，妙趣橫生。如《論死》駁斥人死後能變為鬼的謬論：“天地開辟，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真是讓人歎服！所以有的學者歸納說：“這種語言和西漢前期那種宏偉壯觀的風格是不同的，更和西漢後期以來普遍流行的那種儒雅繁縟，且又好用偶儷的習氣截然對立。正是由這種淺近如話、生動活潑的語言，使《論衡》在漢代散文史上獨樹一幟。”[22]誠哉斯言！當然，《論衡》有時舉例過於繁複，影響了文字的精練，此為白璧微瑕。
桓譚（約前38—約32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人。東漢初年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是讖緯迷信的反對者。他的《新論》一書和《陳政事疏》《抑讖重賞疏》等奏疏敢於暴露社會現實，大膽批評讖緯迷信和災異之說，在思想上與王充相通。其文風淺近，不專意雕飾，但剖判問題又深刻銳利，反映出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思辨才能。
（五）東漢後期的論說散文
東漢自和帝即位以後，便開始進入一個動**不安的時期，一直到皇朝滅亡。這一時期，外戚、宦官輪番專權，政治極其黑暗。統治者生活極端糜爛，老百姓則極端困苦，怨聲載道。在文化領域，經學漸趨衰落，今古文經學出現融合趨勢，老莊學說與佛教逐漸受到人們注意。這些反映在散文創作上，挽救時弊的內容增多，文章已很少有令人窒息的神學氣息，也不再是從容不迫的侃侃而談，而是表現出駿發激切的特點。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崔寔的《政論》、荀悅的《申鑒》以及一些單篇文章，代表了這一時期的風格。
這些政論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敢於觸及現實矛盾，大膽表現作者的憂憤，並提出一些匡時救弊的設想。而在文風上，卻又有一些差別。《潛夫論》各篇毫無保留地揭露了東漢後期的種種黑暗現實，具有很強的戰鬥性，語言剛健有力。《昌言》在批判現實方麵不亞於《潛夫論》，文章議論深刻，說理透辟，且駢散相間，揮斥自如，比《潛夫論》更具有文學氣息。《政論》同樣揭露了一些社會的黑暗，對於時弊的憤慨，和仲長統有些相似。文中有一股鬱鬱不平之氣。《申鑒》對於豪族兼並的現實極為不滿，對神學迷信持反對態度。文風有時近於名法，有峭刻質直的印痕。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漢代散文中的駢儷現象早就存在，並隨著辭賦的發展而發展。從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到劉歆的《移太常博士書》，駢偶句式不斷增加。到東漢前期，論說散文中的駢儷現象就更普遍了。及至東漢後期，如王符、仲長統等，其散文作品幾乎成了有規則的駢體文了。這些，都已非常接近魏晉散文。
總之，東漢後期的論說散文已突破了那種經學氣十足的儒者之文的局限，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開了魏晉散文的先聲。
二、成就卓著的曆史散文
兩漢400餘年，論說散文風格各異，多姿多彩，成就斐然。與論說散文相比，兩漢曆史散文更加引人注目。《史記》和《漢書》是這一時期曆史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的兩座巍巍高峰，令人有難以企及之感。
（一）《史記》的文學成就
被魯迅先生稱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既是卓絕千古的史學名著，又是雄視百代的曆史散文。它在史學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本卷第十章已有全麵論述。這裏就其文學成就進行分析，以展現《史記》在傳記文學上的崇高地位。
《史記》在文學描寫上最引人矚目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狀寫人物、鋪敘場麵、寓論於史以及高超的語言技巧幾個方麵。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史書，人物是其著作的中心，因而其在描寫人物方麵的成就也最突出。《史記》之前，《左傳》《戰國策》等史書都在人物描寫方麵取得了成就，但由於受著作體裁及作者識力的限製，都沒有達到崇高的地位。唯有《史記》，以如椽巨筆向我們展示了上自黃帝、下迄武帝時期三千餘年間各階層、各類型眾多人物的活動場景，並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向我們描繪了一幅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筆力雄健，奇氣迭出，令人目不暇接。
《史記》在描繪人物時有很多可貴的技巧，首先，司馬遷善於選擇提煉那些最能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材料，寫到傳記中去，而不是平鋪直敘、巨細無遺地寫其一生。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有關藺相如的事跡，司馬遷重點描寫了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和廉藺**三件事。表現出藺相如為維護國家利益不顧個人安危和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的崇高品質，其他則略去不寫。寫商鞅，也主要寫他的變法主張和活動，並以此反映秦國變法活動中的曲折和新舊勢力矛盾的複雜。以活生生的人物帶動活潑潑的事件，從而體現了人在曆史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司馬遷善於在矛盾衝突激烈、場麵緊張的情景中塑造人物性格。如《刺客列傳》，寫荊軻向秦王獻地圖並伺機刺殺秦王的情形，在高度緊張的秦王殿上，與荊軻同行的秦舞陽“色變振恐”。而荊軻卻異常鎮定，“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嚐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這正與前麵荊軻於易水邊上發出“英雄一去不複返”的凜然正氣相呼應，寫出了荊軻義無反顧、大義凜然的個性特征。再如《項羽本紀》寫巨鹿之戰，通過破釜沉舟，“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等烘托出項羽的英雄膽略。《史記》中這樣的描寫相當多。最後，司馬遷善於從一些細節出發來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人物的精神麵貌。如《項羽本紀》開頭寫項羽少時學書、學劍、學兵法和看到秦始皇出巡說：“彼可取而代也！”這麽幾個細節，將項羽這位豪放不羈、才力過人、胸懷大誌的貴族後裔的形象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麵前。又如《李斯列傳》開頭寫李斯年輕時做郡小吏，見到廁中鼠食不潔之物，又受人犬驚嚇，而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受驚恐，因以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通過這麽一個小小的細節描寫，就將李斯對權勢地位的豔羨揭露無遺，暴露出其靈魂的卑汙。在《史記》中，這類細節和趣聞俯拾即是，對表現人物性格，增強作品的文學色彩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司馬遷描寫人物細節，並不僅僅是為了刻畫各種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是要通過人物細節的描寫，去反映一定時期的政治風氣、政治問題。如《萬石張叔列傳》幾次寫到石建、石慶的恭謹的細節，其實並不隻是在寫他們兩個人，而是要通過這些去揭露當時官場中一種恭謹自保、講究做官的政治風氣。如此小心謹慎，從不敢在朝廷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又不關心國計民生的人物，卻受到皇帝的禮遇，長期位居高官。可見，文章寫這些恭謹的細節，實際上是寫當時官場的陳腐風氣。
除刻畫曆史人物取得極高成就外，司馬遷還善於鋪陳曆史場麵，往往用濃筆重彩進行描繪，氣氛熱烈充實。如《項羽本紀》中寫鴻門宴這個場麵，於井然有序中寫出氣氛的緊張，寫出了眾人不同的態度、舉止和心理活動，使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再如《項羽本紀》中寫項羽垓下被圍的情景：
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麵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這是一個多麽悲涼的場麵！豪氣蓋世的項羽落到這步田地：大軍被圍，四麵楚歌，英雄無奈，仰天長歎。讀書至此，莫不讓人感慨欷歔！類似於這樣的場麵描寫，在《史記》中屢見不鮮，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在章華台上持璧睨柱，嗬叱秦王；《李將軍列傳》寫李廣被圍；《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灌夫罵座和東朝廷辯等等，寫得或驚險、或悲壯、或頭緒紛繁、或波瀾壯闊，氣氛熱烈、緊張。可以說，這些場麵描寫比先秦散文有了長足進步。
《史記》在敘事議論方麵也有很高的成就。《史記》是一部體大思精的著作，書中多有深邃的哲理和精彩的議論。這些議論和整部著作的記述融為一體，寓論於史，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在議論中，司馬遷從來不做喋喋不休的說教，而是兼收先秦諸子散文的優長，其發論方式不一而足：有的是在篇前的序中或在篇末的論中，寥寥數語，開人思路，畫龍點睛；有的夾敘夾議，融為一體，一氣嗬成，論據並茂，令人信服；更多的則是寓論於史，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方法巧妙，言簡意深。有的學者說《史記》重人物描寫輕議論說理，是不夠全麵的。
《史記》有表，表前的序，提綱挈領論述史事，要言不繁而又切中要害。如《秦楚之際月表序》，用簡潔的文字概括了兩千多年的曆史發展趨勢，言簡意賅，耐人深思。寫在各篇後的論讚，更體現出司馬遷的個性。如《李將軍列傳》後麵的論：“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繪出李廣的樸實形象，並給予了令人親切而又很高的評價。至於夾敘夾議和寓論於史，《史記》中就更多了。前者可以《貨殖列傳》為典型，融史實和議論為一體，讀之娓娓不倦。後者如《劉敬叔孫通列傳》中寫叔孫通，通篇無一語嗬貶，而是借當時人物語言來刻畫叔孫通的嘴臉。通過四次論斷，使人認識到叔孫通是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麵諛得勢的人。對於司馬遷寓論於史的寫作手法，白壽彝先生的評價是極為精當的：“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結合具體史事，吸收當時人的評論或反映，不用作者出頭露麵就給曆史人物作了論斷。更妙的是，在他吸收的這些評論或反映又是記述曆史事實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樣寫，落墨不多，生動深刻，給人以強烈的感染，並有餘味。”[23]
司馬遷具有極強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史記》在語言上的成就曆來被人推崇。從總體上看，《史記》的語言樸拙渾厚、疏宕簡潔、瀟灑自如，不著意雕飾。但同時又表現出風格多樣的一麵。它往往會隨著各篇內容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特點，使語言與表達的內容達到高度的和諧一致。如記戰爭、繪英雄的篇章，語言也雄武激越，《項羽本紀》《衛將軍驃騎列傳》皆是。記法家人物、酷吏的篇章，語言冷峻峭刻，《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商君列傳》《酷吏列傳》皆是。歌頌作者景仰愛戴的人物的篇章，語言充滿**，感慨萬端，如《屈原賈生列傳》《魯仲連列傳》。狀寫善於用兵的名將，語言輕捷靈動，能放能收，如《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寫以謀略見長的人物，語言詼詭綺麗，變幻莫測，如《高祖本紀》《留侯世家》。寫無恥儒生，語言極盡嘲諷，如《叔孫通列傳》。寫《滑稽列傳》，語言則充滿幽默詼諧。如此多樣的風格匯於一書之中，又能融洽一起，把各種類型的事件、人物都描繪得惟妙惟肖，非有高超識力者不能為之。
《史記》的語言盡管變化多端，但它基本上又是在當時口語的基礎上創造而成的，故而司馬遷很善於運用口語和個性化語言賦予曆史人物以特點。如《陳涉世家》寫陳涉舊友進入陳涉宮殿時驚呼：“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描繪一般貧民少見多怪的情形。又如《張丞相列傳》寫劉邦向周昌征詢廢太子立趙王之事，周昌盛怒，說：“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將周昌因盛怒而導致“期期”的口吃之聲極傳神地寫了出來，人們幾乎都可以想象出周昌紅頭漲臉的模樣。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可以說，《史記》以逼真的口語表現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另外，《史記》還大量地吸收了民間的歌謠、諺語、俗語來敘事或評論，豐富了自身的語言表現。如《淮南衡山列傳》中的“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李將軍列傳》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貨殖列傳》中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糴”；《白起王翦列傳》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佞幸列傳》中的“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等等，都用得恰到好處，生動活潑，極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史記》中的語言後來有許多成了成語，如指鹿為馬、毛遂自薦、完璧歸趙、後來居上、負荊請罪、背水一戰、兔死狗烹等，為豐富漢語語匯作出了貢獻。
總之，《史記》是司馬遷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中國史學自先秦發展到西漢，與這個強大皇朝風雲際會的結果，它體現出這個強大皇朝積蘊甚深的文化和力量。從文學成就看，《史記》帶有武帝時期散文的基本特征。司馬遷抱著高度的曆史責任感和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在飽受“宮刑”屈辱的情況下創作《史記》，更使他認識到封建專製的殘酷。他在書中刻畫了一大批品行卓異、具有英雄性格的人，對他們的人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他們的不幸遭遇給予了極大的同情，筆端常帶感情。《史記》氣勢雄渾，如江河東流，滾滾滔滔，奇氣迭出，與那種溫柔敦厚的儒者之文迥然不同。他在嚴格忠實曆史事實的基礎上，采用一些藝術加工的方法，發展先秦史傳文學與諸子散文的優長部分，文直事核地將幾千年曆史生動地再現到人們麵前，雄視百代，卓絕千古，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對後世影響很大。由於《史記》人物傳記故事情節生動、曲折，人物形象鮮明，後世的《東周列國誌》《西漢通俗演義》等小說和《鴻門宴》等戲曲，都取材於它。後世的一些傳奇小說和誌怪小說的寫作，從唐傳奇到清代的《聊齋誌異》，也都曾從《史記》的人物傳記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史記》在語言上務求平易簡潔，不求艱深，因之唐宋以來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對形式主義的繁縟和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往往標舉《史記》。
（二）典雅優美的《漢書》
《漢書》還善於刻畫人物。西漢一代的各階層人物，在班固生花妙筆之下，異態紛呈，個性鮮明。和司馬遷一樣，班固不僅善於狀寫人物事業大節，還特別善於在細節上刻畫人物，以見其人格和心靈。如《王莽傳》記王莽未得位時侍王鳳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為夫人，皆驚”等事，刻畫了他的虛偽、矯飾。《陳萬年傳》中記陳萬年教子，其子陳鹹瞌睡不止，萬年大怒，問其故，陳鹹說：“具曉所言，大要教鹹諂也。”一個“諂”字，將陳萬年為人的諂媚奉迎、卑鄙無恥表現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班固還通過刻畫人物來表現當時的人情世態、官場醜惡。如《朱買臣傳》寫朱買臣拜官前後眾人對他的態度，朱買臣未出示印綬之前，“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對他不理不睬，及至看到印綬，個個戰戰兢兢，互相推推擠擠，在院裏排好隊，等著拜謁買臣。班固巧妙地著意描寫官吏們當場由極其傲慢到大驚失色的明顯變化，刻畫他們慣於欺下媚上的卑瑣心理，借此反映了整個官場的庸俗、虛偽習氣，不用一句評論，極盡諷刺意味。班固還在書中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曆史人物，如《楊胡朱梅雲傳》中記朱雲直諫之事：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屍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致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禦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幹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禦史遂將雲去。
在這裏，班固一反典雅淳厚的寫作風格，寫得驚天動地，鬼泣神驚，將朱雲激切直諫、忠貞報國的剛直性格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麵前，讓人一讀難忘。另外，班固在《蘇武傳》中還為人們塑造了一個剛正報國、堅貞不屈的民族英雄形象。該傳寫得沉鬱頓挫，慷慨生色。
《漢書》在文學表現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收錄了大量優秀文章。縱觀曆代紀傳體史書，《漢書》所收文章數量之多，堪稱第一。西漢一代有價值的文章，《漢書》幾乎搜羅殆盡。更為重要的是，班固能將這些文章熔冶剪裁，使之與《漢書》文字有機匯合，為《漢書》增添了文采，“使其敘事簡明而翔實，立論義賅而理豐，傳人準確而生動”[26]。
總之，和《史記》一樣，《漢書》在文字表述上也達到了極高的程度，誠如南朝史學家範曄所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娓娓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27]《漢書》在後代也一直受到人們推崇，被當作古文寫作的典範。
除《史記》、《漢書》外，漢代還有一些頗有成就的史傳散文。如劉向的《列女傳》，寫得簡練傳神；趙曄的《吳越春秋》，描寫細致入微，情節生動離奇；袁康的《越絕書》，寫得博麗奧衍，縱橫排宕，頗有浪漫氣息。這些作品在寫法上更近於小說，表現了曆史散文向小說過渡的趨勢，開了魏晉小說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