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辭賦、散文一樣，詩歌也是漢代文苑中的一朵引人注目的鮮花，盡管它不像辭賦、散文那樣絢爛多姿，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和傑出的作家，但它自有其嬌媚動人之處，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漢代詩歌可分為樂府民歌和五言詩兩大部分。
一、樂府民歌
兩漢詩歌中成就最高的是樂府民歌。“樂”是音樂，“府”是官府。“樂府”實際上就是主管音樂的官府。秦時就有樂府設置。漢初，朝廷設有“樂府令”，負責掌管音樂。到武帝時期，樂府不斷擴大，一度多達829人，樂府的職責是搜集民間歌詩、製定樂曲並組織文人創作歌辭，供統治者祭祀宗廟、朝會宴飲、點綴升平之用，後人把樂府所唱的詩也叫“樂府”，於是它就成了一種詩體的名稱。漢樂府歌辭分文人製作和民歌兩大類。文人製作的歌辭主要用於郊廟祭祀，成就很有限。而現存40餘首民歌則是其中的精華。這些民歌采於民間，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28]，反映了廣大勞動群眾的所思所想，故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漢樂府詩集》書影
兩漢樂府民歌內容豐富，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揭露了當時貧富分化，統治階級荒**無恥，勞動人民生活悲慘以及階級對立極其尖銳的社會現實。
漢代雖然號稱鼎盛，但階級壓迫和剝削仍然非常嚴重。這從賈誼、晁錯等人所上的奏疏、政論以及兩《漢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可是，統治階級知識分子與普通老百姓對這種剝削與壓迫的認識和感受是頗為不同的。樂府民歌“緣事而發”，極其痛切地向人們展示了不平等社會的種種悲慘境況。
有些作品暴露和諷刺了統治者的荒**、腐敗。《雞鳴》《相逢行》著意描寫了貴族生活的奢華，他們過著“黃金為門，碧玉為堂”“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的糜爛生活。這和辭賦作品中所展示的宮廷生活的極端奢靡何其相似乃爾！《相逢行》在鋪敘權貴人家的奢華生活時，還揭露他們為了謀求權利，兄弟之間互相傾陷，並用“李代桃僵”譬喻其必將敗亡的結局。《長安有狹斜行》則表現了一個貴族之家的富貴榮耀，通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的描寫，抨擊了貴族子弟憑借權勢爬上高位和當時賣官鬻爵的醜惡現象。
有些作品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悲苦生活。如《婦病行》以敘事手法真切地描寫了一個貧苦之家妻死兒孤的悲慘情況，一位臥病多年的農婦臨死前囑托其丈夫照顧好自己撇下的兒女，“當言未及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婦女死後，父子不能相保，“抱時無衣，襦複無裏”，情境極其淒慘。整篇詩歌以“淚”貫穿，真可謂是對封建統治的血淚控訴。再如《孤兒淚》，描寫一個孤兒受兄嫂虐待的故事，孤兒身無衣食，還要汲水收瓜、看馬燒飯，以至於受不了這種淩虐，情願去死。揭露了以金錢利益為轉移的封建社會大量存在的泯滅人性的行為。又如《平陵東》則描寫了當時社會暗無天日，貪官暴吏明火執仗搶劫勒索財物的情況：
平陵東，鬆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悲苦的生活，官吏的壓榨，勞動人民忍無可忍，隻有鋌而走險，進行反抗。樂府詩中一部分詩篇就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緒。如《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
從詩中可以看出，當時階級矛盾極其尖銳。詩中的男子“拔劍東門去”，是因為“盎中無鬥米”，“架上無懸衣”，統治者使勞動人民無衣無食，陷於絕望境地，人民隻有反抗。這正是官逼民反的寫照。該詩結構上曲折跌宕，反映了主人公內心的複雜矛盾和鬥爭。語句短促，人物的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其二，反映了戰爭和徭役給人民造成的災難。
漢初休養生息，戰爭減少，徭役減輕，勞動人民尚能安居生存。及至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時期，連年不斷地對外戰爭，耗蝕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力大大減弱。沉重的徭役被轉嫁到人民頭上，從而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難以想象的災難。此後，封建國家戰爭不斷，災難日深。就在辭賦作家盡力鋪陳帝國的強大富足、軍威武功時，人民卻對悲慘的戰爭以及由此帶來的沉重災難進行了控訴。如《戰城南》寫道：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遍地死屍和鳥啄獸食的景況，極其荒涼恐怖，表現了人民群眾所受戰爭的殘害以及對戰爭的極端憎惡。再如《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裏有阿誰？”“遙看是君家，鬆柏塚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
這首詩描寫一位15歲從軍、80歲僥幸生還的老兵，回家後麵臨家破人亡的破敗景象，以及他孤獨、悲涼的心境。對封建時代那種不合理的兵役製度和勞動人民所受的苦難，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控訴。全篇無一奇字奇句，全用白描，然描寫真實動人，富於感染力量。這類題材，對後世影響很大。
其三，描寫了遊子思鄉的悲苦。
遊子思鄉是漢樂府的一大主題。在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下，平民百姓外出謀生，遇到種種困難，思鄉之情便油然而生，但欲歸不能，心中極其悲苦。如《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遠在他鄉，對家中牽腸掛肚，思鄉的悲哀難以言喻，就像車輪在裏麵不斷轉動。再如《豔歌行》，描寫在外行役的幾兄弟辛苦勞作，衣破而無人縫補，好心的東家主婦代為補衣，卻引起男主人的懷疑，由此引發客居多嫌、“遠行不如歸”的感慨。自漢樂府多有遊子思鄉之詩後，後來詩作中的遊子思鄉，多受其影響。
其四，揭示了封建禮教下棄婦怨女的悲慘命運，控訴了封建婚姻製度對婦女的摧殘。
漢武帝時代，“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有很大影響，其中的“夫為妻綱”則成了桎梏婦女人身自由的枷鎖。自此之後的兩千餘年，婦女都一直生活在這種不合理的封建禮教中，受盡折磨。這一狀況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一方麵是文人作品中“烈女”“孝婦”的故事開始出現並泛濫，另一方麵則是棄婦怨女題材的作品多了起來。樂府詩中就有大量的反映棄婦怨女悲慘婚姻生活的篇章。如《上山采蘼蕪》：
詩中描寫一位被拋棄的勤勞、能幹的婦女，遇到前夫時的一段對話，揭露了“故夫”喜新厭舊的醜惡靈魂。這樣的婚姻悲劇雖然是由這個負心的“故夫”直接造成的，但根源卻是那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和維係那個社會製度的封建禮教。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女性內心的深深痛苦以及對這種不合理婚姻的敢怒不敢言的複雜內心。再如《塘上行》，敘述一位無辜婦女因如“毫發”一般的一件小事，遭到眾口毀謗間離，其夫喜新厭舊，殘酷地將其拋棄，同樣譴責了負心漢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
封建禮教對婚姻的摧殘壓抑，必然會引起人們的反抗。漢樂府詩歌中成就最高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就通過劉蘭芝、焦仲卿兩人的婚姻悲劇，暴露了家長製和封建禮教的罪惡，表現了青年男女為爭取美滿婚姻而進行的殊死抗爭。此詩又名《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最早見於梁代徐陵的《玉台新詠》，詩前有序雲：“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雲爾。”足見此詩取材於真人真事，約成於漢末建安年間。該詩著意刻畫了劉蘭芝這一反抗封建禮教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位勞動婦女，聰明美麗，勤勞能幹，純潔大方。但卻一直受到婆婆的刁難，以致被休棄歸家。在當時，女性被趕回娘家，是一件極恥辱的事情，但劉蘭芝卻理直氣壯地回家：“兒實無罪過”，極其坦然。當封建家長製的另一位代表劉兄因貪圖富貴，逼蘭芝再嫁時，劉蘭芝是“仰頭答”，話語中充滿了控訴和諷刺。當太守逼娶，統治者的**威與家長製的逼迫一齊施加到她身上時，她毅然決然地以死抗爭，“舉身赴清池”，表示了一個普通婦女對封建禮教的最後強烈抗議。該詩還塑造了劉蘭芝的丈夫焦仲卿，他有軟弱的一麵，但當他聽說自己的妻子投水自殺後，也毅然自縊於庭樹之上，以身相殉。展示了二人愛情的堅貞，同時更顯示了抗爭封建禮教的慘烈。《孔雀東南飛》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它通過藝術化的手法，為人們塑造了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心聲的劉蘭芝、焦仲卿的形象。矛頭直指封建禮教和家長製，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反抗封建壓迫、爭取婚姻自由的必勝信念，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典型性。
其五，表現健康純美的男女愛情。
男女情愛一直是民歌的主題之一，《詩經》中大量的詩篇都是表達男女愛情的。樂府民歌繼承《詩經》的傳統，在表現男女情愛上又別具特色，如《江南》：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既是表現了勞動的愉快，又是表現了愛情的歡娛。青年男女在勞動中互相傾慕，借“魚兒戲蓮”來表達深摯的愛戀，情景交融，生動活潑。
有些民歌則表現了人們對愛情的堅貞不渝，如《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得與君絕。
詩中女子海誓山盟，用山崩、江枯、冬雷、夏雪、天地合這些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來表示自己對愛情的忠貞，感情極為強烈，震撼人心。
還有的作品表現了女子遇到愛情考驗時複雜、煩亂的心情，揭示了一般勞動婦女對真摯愛情的向往。如《有所思》就表現了一個癡情女子聽說對方變心後的所做所思。她準備將對方贈給她的信物毀掉，但想起當初定情時的甜蜜情境，又不了了之。該詩極為細膩、傳神地刻畫了癡情女子複雜、矛盾的心情，十分耐人尋味。
還有的作品表現了女子為追求愛情的純潔，與負心男人一刀兩斷的情形。如《白頭吟》，即表現了一女子與負心男人相決絕的故事，“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表明對三心二意男子的痛恨，“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說明女子對純潔愛情的忠貞。最後，女子譴責男人“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對不重感情、貪圖錢財的男人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詩中的女子隻以忠貞的愛情選擇丈夫，強烈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婦女的高尚品格。
此外，樂府民歌還有其他一些內容，如《枯魚過河泣》借枯魚對同類的勸告曲折反映了當時社會環境的險惡；《雁門太守行》歌頌了清官的政績；《青青園中葵》激勵人們珍惜時光；《陌上桑》揭露達官顯貴的荒**好色以及美麗采桑女子羅敷的機智勇敢，等等。這些作品與現實生活都有著密切聯係。
由以上敘述可以看出，樂府民歌的內容極為廣泛。它與帶有濃厚宮廷氣息的辭賦大為不同。樂府民歌是社會民生的反映，在質樸的文字裏，蘊藏著豐富的內容與民眾的感情。在揭露矛盾、批判黑暗時，愛憎鮮明，感情強烈，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從樂府民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由此所體現出來的高度思想性來看，它和《詩經》有著直接的聯係。有的學者認為《詩經》就是漢以前的“樂府”，“樂府”就是周以後的《詩經》，大抵是不錯的。樂府民歌不僅在奠定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現實主義優良傳統方麵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發展了《詩經》藝術。
在藝術上，敘事性是樂府民歌最突出的特點，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已有一些敘事性的詩篇出現，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篇，但這些敘事詩都是粗陳梗概，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都還缺乏完整性。漢樂府民歌在這方麵有長足發展，出現了較為完整的情節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如《孔雀東南飛》《陌上桑》，情節生動，富有戲劇性，且有性格鮮明的人物出現。即使是那些不以敘述故事為目的的短詩，也往往有一些具體的生活片斷和細節描寫。如《婦病行》《東門行》《十五從軍征》《豔歌行》等。漢樂府這種以事成篇、即事見義的表現方式和敘事寫人的技巧都被後代作家所繼承和借鑒，成為樂府詩的共同特征。
在藝術上，樂府民歌還有豐富多彩的特點。同是反映征夫離婦題材的詩，《古歌》《悲歌》感情強烈，如急風驟雨，傾注無餘；《飲馬長城窟行》則憂鬱纏綿，深厚含蓄。同是表現愛情的詩篇，《上邪》《白頭吟》出語驚人，撼天動地；《有所思》則淒惻婉轉，悲恨交加。同是鋪敘故事，有的采用第三人稱，有的通過主人公自訴，有的則通過人物對話，表現方式靈活多樣。在表現手法上，有的樸素真切，有的又富有浪漫色彩。真可謂多姿多彩，絢麗無比。
漢樂府民歌語言清新樸素，自然活潑，富有生活氣息。由於民歌作者有深切的生活體驗，而且這些民歌又在民間流行，故而不假文飾，通俗易懂。有的甚至有了很高的語言技巧，如《飲馬長城窟行》，不僅用了出色的比興，而且采用了“頂真”句式，連環往複，效果極佳。有鑒於此，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稱讚說：“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
漢樂府民歌的形式自由多樣。就中國詩歌的發展形式而言，《詩經》是整齊的四言體。但漢樂府卻沒有固定的章法，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或雜言，說明了詩歌的樣式也在不斷改進。樂府民歌雖形式靈活，但仍以五言者為最多，像《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幾乎都是成熟的五言詩。五言詩的發展，擴大了詩歌的表現能力，為民歌的大發展準備了條件，也為文人五言詩的成熟、繁榮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二、五言詩的興起
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本身經曆過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詩經》和楚辭中，四言句式占主導地位，五言體隻是偶有出現。秦始皇時，已有五言的民謠《長城歌》，但很明顯有後人加工的痕跡。西漢時期，五言歌謠一直在民間流傳，見於史書記載的就有多首，如《漢書·貢禹傳》記載武帝時有一首：“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儀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漢書》的《五行誌》《尹賞傳》《馬廖傳》還記載有成帝時的三首民間歌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正因為民間有五言歌謠，所以西漢也出現了幾首模仿五言的詩作。《漢書·外戚傳》記載高祖戚夫人受呂後迫害，曾於悲苦之中作了一首懷念兒子趙王的詩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裏，當誰使告汝。”後麵四句均為五言。又據《漢書·外戚傳》，漢武帝時，李延年為將自己的妹妹推薦給武帝，曾唱了一首歌：“北國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雖有一句為八言，但模仿已很逼真。可是，戚夫人和李延年都不是士大夫文人，他們的模仿之作尚不能算作文人作品。考察西漢一代，沒有文人五言詩出現。民間五言歌謠隻進入了樂府，樂府中的不少民歌都是五言，如《有所思》等。《玉台新詠》指出《古詩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等八首及《蘭若生春陽》一首為枚乘所作；《文選》中有蘇武詩四首以及李陵《與蘇武詩三首》等，雖然都是一些成熟的五言詩，但經學者考證，不是西漢時代的作品，而是後人偽作的，大約為東漢末年的作品。總之，西漢時代，民間有五言歌謠，樂府中有五言歌詩，但沒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西漢是五言詩在民間流行並開始進入樂府歌詩的時期。
東漢是五言詩發展的重要階段。隨著大量五言民歌進入樂府，使得文人有了更多的接觸和學習五言形式的機會，模仿寫作日益增多。現存最早的一首署名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前期班固的《詠史》，該詩見於《史記·倉公列傳》張守節正義注引。詩中寫的是西漢文帝時孝女緹縈救父的故事：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這雖然是一首完整的敘事詩，但平鋪直敘，質木無文，藝術性差。說明這時五言詩尚在初創階段，技巧還不熟練。班固之後，張衡有一首《同聲歌》，以婦人事夫比喻臣子事君之道，感情誠摯細婉，辭采綺麗，塑造出了真切生動的藝術形象，藝術性遠遠超過了班固的《詠史》。在班固、張衡這些有地位、有影響的大學者的倡導下，創作五言詩的文人多了起來，藝術成就也愈來愈高。像桓、靈之際的秦嘉、酈炎、趙壹等，皆有佳作流傳。
秦嘉是桓帝時隴西郡吏，其創作的五言《贈婦詩》三首是抒情技巧較高的作品。描寫他思念妻子的悱惻之情，感情真摯，語言樸素自然。酈炎生活於靈帝時期，他有五言《見誌詩》二首，抒發自己的雄心壯誌，感憤社會的昏亂。個性突出，感情充沛。趙壹有《刺世疾邪賦》一首，揭露社會的汙濁，抨擊黑暗政治，感情悲憤，潑辣大膽，是這一時期最富有戰鬥性的詩篇。
除以上這些作品外，漢代藝術成就最高的文人五言詩是無名氏的作品《古詩十九首》。
所謂《古詩十九首》，是梁昭明太子蕭統收入其所編《文選》中的19首詩。因不知它們的作者與確切年代，故稱“古詩”。它們不是一人一時之作，但風格相近。當時這類作品還有一些。現在所能見到的，除這19首外，還有《攜手上河梁》《結發為夫妻》等10餘首。根據學者考證，它們大致產生於東漢後期桓、靈二帝年間，作者多為下層文人。
東漢末年是社會動**黑暗時期。下層人民群眾日益陷於痛苦的深淵，小股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也在醞釀。在統治階級內部，政治腐敗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強壟斷政治，彼此間也爭鬥不息。黨錮之禍，對正直士大夫進行了無情打擊。這些，都使廣大文人對現實極度失望，他們既無社會地位，又無政治前途，落魄江湖，辛苦輾轉，彷徨失意。《古詩十九首》就是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病態生活的反映。在這些詩作中，既看不到西漢作家那種豪邁奮發的進取熱情，也看不到對現實的強烈批判。回**在這些作品中的主旋律，是對人生失意的悲歎，帶有濃厚的感傷色彩。有的詩作感傷男女離情、思婦閨怨，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竹生》《涉江采芙蓉》《迢迢牽牛星》等。有的詩作喟歎人生無常，或鼓吹及時行樂，或宣揚玩世不恭，或表示馳騖利祿，如《回車駕言邁》《生年不滿百》《今日良宴會》等。有的詩作則慨歎懷才不遇，知音難覓，如《西北有高樓》《明月皎夜光》等。總之，它們從不同角度抒發了作者內心寂寞、苦悶、傷感、悲哀的種種情緒，反映了那個壓抑人性的社會的黑暗現實。
《古詩十九首》在藝術上成就甚高，劉勰稱它“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29]。它吸收了《詩經》、楚辭的藝術成就，繼承並提高了樂府詩中抒情詩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創造了淺近真摯而又深切感人的藝術精品。
在有的詩作中，作者直抒胸臆，反複詠歎，造成纏綿悱惻、如泣如訴的效果。如《行行重行行》，寫妻子對離家遠行的丈夫的思念。詩的開頭用“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表達妻子既埋怨又掛念丈夫的心境：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越走越遠，我和你就這樣活生生分開了啊，借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之意，顯示內心悲傷。繼而反複哀歎雙方“相隔萬餘裏，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麵安可知！”接著又用“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作比興，表示相信丈夫也是思戀故鄉、想念家室的。隨即又用“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表達思念之苦，並道出了“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的擔心。經過反複詠歎，最後才以“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的無可奈何的**作了收結。全詩一唱三歎，曲折連環，生動地再現了主人公那種浮想聯翩，跳**起伏的思緒，令人感歎不已。
在有的詩作中，作者借景抒情，又能使情景交融，抒發細膩的情感。如《迢迢牽牛星》，描寫一位寂寞的思婦夜晚看到滿天星鬥以及兩情相阻、隔河相望的牛郎織女，借景抒情，用“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表示相思之悲苦。又如《凜凜歲雲暮》中用螻蛄悲鳴、涼風淒厲的冬夜，襯托著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夢境，展現了一個孤苦無依的思婦形象。這些情景交融、深邃優美的意境見於很多作品。
在有的詩作中，作者還通過某種生活情節和人物行動來抒寫情懷。如《涉江采芙蓉》，通過主人公涉江采芙蓉、欲贈所思、還顧望故鄉等一連串動作，寫出了對親人的思念，從而引發了“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的憂傷。又如《今日良宴會》通過一次宴會上所謂有德望者的高論，表示了自己“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追求利祿的心態。都寫得情景逼真，曆曆如畫。
《古詩十九首》還常用比興來映襯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著墨不多而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如《冉冉孤生竹》，開篇比中有興，“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以“孤竹”自比，以“泰山”比丈夫。接著詩人又用“兔絲附女蘿”比喻女子對男子的依靠。“兔絲附女蘿”的現實並不完全合於女主人公婚前“結根泰山阿”的理想。然而，更為不堪的是夫婦間的別離，“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裏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回顧自己遠嫁至此，麵對的卻是夫妻的別離，不禁黯然神傷。接著，女主人公又以蕙蘭花自況，“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訴說人的青春如蕙蘭花一般，過時不采，便會枯萎，暗含夫妻別離的獨守空房之苦。最後以“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做結，表現了女主人公在無限憂傷中對丈夫抱有希望而又懷有隱憂的複雜心理。全詩婉轉附物，多用比興，寫得含蓄蘊藉，生動形象。其他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等，都多用比興，靈活巧妙，構成了濃鬱的藝術氛圍。
再者，《古詩十九首》語言淺近自然，清麗如畫，而又不失典雅優美，富於表現力。作者善於采擷、提煉口語、俗語入詩，同時融匯了不少《詩經》、楚辭中的詞句，卻又渾然天成。說明作者已掌握了極高妙的藝術技巧，五言詩在此時已是比較成熟的作品。
對於《古詩十九首》，前人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它的出現及成就，直接影響了建安及魏晉作家，開啟了建安時期“五言騰湧”的局麵，並且自六朝迄至清末都有擬作者，在詩歌發展史上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