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銅器
秦代，青銅器是重要的工藝生產門類。考古發掘證明，在秦都鹹陽有一處占地約900平方米的製銅工場。足見秦國青銅製造業的發達。
秦代的青銅器主要有禮器以及切合實際用途的器物，如鼎、簋壺、銅鏡、蒜頭瓶和鍪等，既具共同特色，又有地方風格。
秦鼎的造型，腹淺，矮蹄足，腹間有一道弦紋，這是秦鼎的共同風格，出土的幾隻秦鼎都有這個特點。簋的造型是口斂、耳小，沒有垂飾。秦代銅鏡以湖北雲夢睡虎地9號墓出土的武士刺虎豹紋鏡為代表。該鏡為三弦紋小鈕，在細密的菱形羽地紋上，飾以兩兩相對的淺浮雕武士刺虎豹紋，武士手持劍、盾、作伺擊襲擊虎豹狀。蒜頭瓶和鍪則是秦代具有濃鬱地方藝術特色的青銅器物。蒜頭瓶是在壺的入口處鼓大如蒜頭，通常作六瓣形。鍪是一種鍋，扁圓腹，圜底，斂頸而口沿外張，輪廓曲線流暢，造型優美。鍪的肩腹交接處附有環耳，有的對稱，有的一大一小，有的則僅有一耳，變化多樣。耳上常紋以葉脈紋，美觀細膩。
及至漢代，青銅器製作又有發展。漢代官方製銅的機構有少府屬管的尚方令、考工令，有蜀郡、成都、廣漢郡的工官。其中以蜀郡、廣漢所製銅器最為精美。
漢代銅器品種很多，有傳統器皿，有新創的品種，明顯地向生活日用器具方麵發展。在製作上，不再像商周、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那樣多飾花紋，而是以無紋的素器最為流行。或僅有簡練的弦文或僅飾以輔首，有一種樸實無華的樸素之美。比較華貴的，則施以鎏金，或裝飾以金銀錯。
漢代青銅器以鏡、爐、燈、奩、壺、洗產量最大，製作也最精美。
漢代銅鏡的製作，是繼戰國以後又一次大發展，是漢代青銅工藝中的一個重要品種，數量大，樣式多，製作精美。這些銅鏡，有的出自官營作坊，有的出自私人作坊。其特點是薄體、平邊、圓紐、裝飾程式化，但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風格。
西漢時期的銅鏡在製作上通常用平雕手法，鏡麵較平，鏡邊簡略，或用連弧紋作邊飾。這一時期銅鏡的花紋和形製還保留有戰國銅鏡的遺風。戰國盛行的雲雷紋地的蟠螭紋鏡繼續流行。但也出現了帶有銘文的銅鏡。武帝以後，開始出現了大量的草葉紋鏡和星雲紋鏡，這兩種鏡完全取消了地紋，逐漸擺脫了戰國銅鏡的影響。西漢後期，出現了印有“見日之光，天下大明”銘文的日光鏡和“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乎日月”銘文的昭明鏡。這兩種鏡的鏡鈕多為半球狀，紋飾簡潔規整，多為同心圓。
彩繪車馬人物鏡
王莽時期，銅鏡的紋飾題材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規矩四神鏡。這種鏡的紋線由規則的“T”、“L”、“V”組成，並飾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案及各類禽鳥、瑞獸圖案。這種鏡的邊緣部位有複雜的裝飾，常見的有鋸齒紋、卷雲紋或卷草紋等。方座鈕，八乳釘。由於方圓對比，再加上這些動物和禽鳥經過人為的神化和誇張，大多構圖奇巧，具有強烈的動感和藝術魅力。規矩鏡在漢鏡的發展中，是流行時間最長的一種。
東漢時期，銅鏡的製作達到了更高的水平。這一時期的銅鏡鏡麵微凸，便於照出物體的全部，符合科學原理。鏡鈕變得更厚大結實。與前期相反，連弧紋多在內區。流行吉祥語字銘。主要有雙夔紋鏡、雲雷紋鏡、蝙蝠紋鏡、畫像鏡、神獸鏡（方銘鏡）、階段式鏡等。其中畫像鏡、神獸鏡紋飾繁縟細膩，在製作上采用了近似浮雕的做法，使主要紋線突出隆起，形成高低起伏、呼之欲出的高浮雕效果，開後代銅鏡圖案高圓浮雕的先河。神獸鏡圖案多為神仙禽獸，畫像鏡圖案內容豐富，有神人車馬、神人歌舞、神人龍虎以及西王母、東王父等神仙故事題材的；有表現騎馬馳騁、歌舞伎樂場麵的；有表現曆史故事的。均造型生動，富有動勢，呼之欲出。是銅鏡中的精品。
在漢代銅鏡中，還有一種奇特的透光鏡，這種鏡外表與普通銅鏡一樣，並不透光。但當光線照在鏡麵上時，鏡麵相對的牆上會反映出鏡背花紋的影像。其之所以透光，據研究認為，銅鏡在製作時產生鑄造應力，在研磨時又產生應壓力，因而使鏡麵產生與背麵花紋相應的曲率，引起透光效應。上海博物館藏有透光鏡一麵。
漢代銅鏡的紋飾豐富多彩，組織謹嚴。或以鏡鈕為中心向外作放射狀排列，或以鏡鈕為中心構成大小不等的同心圓，或以鏡鈕為中點構成左右對稱，或向四方排列，或作同向旋轉等，均具有程式化的圖案美。
還應該指出的是，東漢時期的銅鏡藝術與同時期的畫像石、畫像磚藝術有一致之處。人們已不僅僅滿足於裝飾，而是把那些能夠表達自己思想的內容用寫實的手法融入方寸之間，使銅鏡既具實用性，又有思想性和藝術性。
博山爐（西漢）
1968年河北滿城出土
銅爐是漢代青銅工藝中頗具特色的品種。有薰爐、溫手爐、溫酒爐等。尤以薰爐工藝水平最高。薰爐又叫香爐，是燒香料用的。爐體呈豆形，上有蓋，蓋高而尖，雕鏤成山形，象征海上的仙山“博山”，故而又叫博山爐。漢人有以香料薰燃住房及衣衾的習俗，尤其是通西域以後，輸入了國外的名貴香料，貴族富豪更競相用此薰住房、衣衾。漢人又都相信海上有仙山這類神話，故而將香爐雕成山形，並鏤有小孔，香料的煙氣自爐中飄出，縈回繚繞於山形爐蓋上，極其神秘，真有仙山迷幻之感。1969年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錯金博山爐，爐柄鏤空，爐體飾以錯金雲氣紋，爐蓋鑄成象征海中仙山的“博山”，山中點綴有群獸、獵人，造型莊重飽滿，線條優美。尤其是山中群獸出沒，獵人奔忙，金絲錯出各情景細部，神秘之中又顯得生意盎然，是銅爐中的典型作品。
銅燈的製作，到漢代達到鼎盛。形式有盤燈、虹管燈、筒燈、行燈、吊燈等。盤燈有燈盤，一般與高足豆相近。其中最巧妙的是仿生的盤燈，如羊型燈，整個燈為羊形，羊背為活動的蓋，翻開即為燈盤，可平置在羊頭上，合蓋則是一隻臥羊。朱雀燈，燈體為鳥形，嘴銜燈盤。虹管燈因燈體有虹管而得名，這種燈的底座可盛水，利用虹管將燈煙引入底座，使溶於水，以防空氣汙染。這類燈一般造型優美。如河北滿城出土的長信宮燈，通體鎏金，一優美仕女持燈，以手袖為虹管，將煙塵吸入人體之中，以保持室內空氣清潔。該燈還有環壁形燈罩，可根據需要調整燈光照射的方向，燈罩、燈座、頭部和右臂還可拆卸，以便揩拭。真可說是一具結構科學、造型優美的上乘之作。江蘇邗江出土的牛形燈，燈座為一站立的黃牛，牛背有燈盞，盞上有鏤空的菱格形瓦狀燈罩，罩上有穹形頂蓋，連接虹管通向牛頭，使燈煙收集到牛腹內。牛體用錯銀的雲氣紋裝飾，製作十分精美。筒燈的燈體為圓筒形，下有三足。行燈的燈盤附有長長的柄，可手拿行走照明。吊燈有鏈條可以懸掛。這幾類燈造型簡單，實用性強。總之，漢代銅燈既實用，又符合科學原理，又可作室內陳設，將藝術性與實用性統一起來，體現了卓越的設計匠意和藝術構思。
銅奩又稱酒樽，是盛酒和溫酒的器皿。山西右玉縣大川村出土的三件西漢銅奩，頗有代表性，其中兩件各高25厘米，口徑23厘米，腹部有上下兩層畫像，上層浮雕猿猴、駱駝、牛、兔、羊、鹿、虎、立獸、烏鴉、鴻雁等，下層浮雕虎、狐、鹿、羊、熊、猴、鵝、鴨和背生羽翼的異獸。蓋上有龍、虎、羊的浮雕。這些動物，有的佇立，有的張望，有的奔馳，有的緩步，都極寫實而生動，其手法之自由與純熟，在當時的造型藝術中頗為領先。
彩繪銅雁魚燈（西漢）
1985年山西朔縣照十八莊出土
鳥篆紋銅壺（西漢）
1968年河北滿城漢墓出土
漢代銅壺是在戰國銅壺的樣式上發展起來的。圓壺稱鍾，方壺稱鈁。漢代銅壺製作已有定式。小頸而口外侈，鼓腹，圈足，腹的兩側多有鋪首銜環，造型優美。河北滿城出土的長樂宮鍾和錯金銀鳥篆文壺，是其中的精美之作。前者全身布滿方格紋，其上鎏金，方格中嵌以淡藍色琉璃，金色與藍色對比，色澤美麗。後者遍體布滿纖細流暢的鳥蟲文字，別具風格。
銅洗是盥洗用具，一說用來盛汙水。漢代銅洗的形式，有淺如盤的，有深如甕的，有平底，也有圜底。口沿較寬。洗內底多有凸線魚紋裝飾，有一魚，有雙魚，有一魚一鷺。魚的形象簡練。大多數銅洗還有銘文，有“長宜子孫”、“富貴昌、宜侯王”等吉祥語。
二、陶瓷
秦代陶器的製作非常發達。都城鹹陽就有許多製陶作坊，有官營的，也有私營的。陶器的品種很多，有鼎、簋、甗、豆、盂、盆、罐、缽、甕、釜、蒜頭壺等陶器。其中有的帶有濃鬱地方特色，如陶盂，鼓腹，雙紐耳，口部外張，呈喇叭狀。陶壺的雙耳特別誇張，形式多樣。陶蒜頭壺對壺口進行藝術處理，呈蒜頭狀，特色鮮明。繭形壺腹部向兩側擴展，酷似蠶繭，曲線內斂外張，非常優美，是秦代陶器中最具風格的一種。秦代的陶器與漆器一樣，多印有文字，以表示產地、工匠的籍貫和姓名，如“鹹亭”“蒲裏”“鹹陽”“平陽”“新安”“少原”“沙壽”，等等。
秦始皇陵兵馬俑更是秦代製陶工藝的代表。前文已有介紹，此不贅述。
漢代的陶瓷工藝有了進一步提高，東漢時得到普遍發現，各類陶瓷已取代了一部分銅器和漆器的地位。這一時期陶瓷的品種有灰陶、紅陶、彩繪陶、釉陶、青瓷等，其中彩繪陶、釉陶和青瓷的成就最高。
彩繪陶就是在陶器上繪彩，主要用於墓葬中的隨葬明器。漢代厚葬之風盛行，因而彩繪陶的製作也達到極盛。僅洛陽燒溝一帶，新中國成立以來即出土彩繪陶780多種。彩繪陶上的紋飾，多種多樣，有幾何紋、植物紋、動物紋及人形等，富有生活氣息。在色彩配置上，一般以紅與黃、白與黑這種對比強烈的色彩互為主賓，混合使用，因而色彩極為豔麗，性格鮮明，裝飾性很強。彩繪陶的造型，常見的有壺、盒、盆、碗、爐、奩等各種生活器皿，以壺為最常見，僅洛陽燒溝出土的壺就達8種之多。
陶量（秦）1963年山東鄒縣出土
釉陶是漢代陶瓷工藝中的一種創造。這是一種塗有黃綠色低溫鉛釉的陶器，西漢初年首先在關中地區燒製成功。西漢中期以後，這種釉陶的製作普遍盛行起來。它的主要色劑是銅和鐵，用氧化燃燒成。銅使釉料呈現出美麗的翠綠色，鐵呈黃褐色和棕紅色。當時，北方地區盛行鉛釉陶，因燒製火度低，釉質較軟。南方地區則盛行薄釉硬陶，火度高，釉質較硬。這種硬釉陶是青瓷發展過渡階段的產物。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施用黃、綠、褐三色釉的器物，色調配合十分新穎。這種複色釉的原理為後代的唐三彩奠定了基礎。現今出土的釉陶器物有釉陶奩、陶盒、陶爐等，很多器物上有浮雕人物禽獸造型，形象生動，線條流暢。
彩繪兵馬陶（西漢）1965年陝西鹹陽楊家灣出土
漢代的早期瓷器，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東漢中後期，已經進入完成階段。新中國成立後，曾在浙江上虞、餘姚、寧波、永嘉等地發現大量東漢窯址。據研究，這裏已采用了巨大而先進的龍窯，窯溫可達1300℃，同時還選用於高嶺土一類的製瓷原料。在這些條件下，早期青瓷就被燒製出來了。青瓷的造型以罐、壺、杯、碗、盤、燈盞最為常見，它們的肩口部位，常見有圓圈、菱形、斜方格等細密的幾何紋樣。早期青瓷存在著上釉不勻的毛病，在藝術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除江浙一帶外，南方的廣東、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地，也有早期青瓷發現。在北方的河南也發現有早期青瓷，但未發現窯址。
三、織染工藝
秦漢是中國織染工藝史上的第一個興盛期。這是由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秦漢時代皇室、貴族、官僚、富豪奢靡之風盛行，對絲織品，尤其是高級絲織品的需求量大。二是漢代和西域溝通以後，中國的絲綢織物遠銷中亞、西亞、歐洲等地，成了國際市場上的搶手貨，以至於形成了一條連通歐亞的“絲綢之路”。這些，都勢必要刺激染織刺繡工藝的提高。
漢代絲綢織物柔軟光滑，細密結實，花紋瑰麗，色彩絢爛，圖案優美，織造精密，堪稱前無古人。絲織物的產地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有官營紡織業，也有私人經營的作坊，共同創造了令後人仰慕的絲織成就。
漢代絲織品的種類很多，見於文獻記載的就多達數十種，可分為絹、紗、羅、綺、錦、綾、縑、縞、紈等。織物上的花紋也種類繁多，有雲氣紋、動物紋、花卉紋、幾何紋、茱萸紋以及文字等，織造方法有平紋、斜紋和羅紋等。
漢代絲織工藝中最華美、製作最繁難的是錦、綺之類的提花織物。綺為斜紋單色提花織物，還比較容易，錦為多色，費工更大。湖南長沙馬王堆、朝鮮、俄羅斯、敘利亞都出土過漢錦織物。漢錦花紋呈橫條狀排列，多為三種顏色，由彩色的經線呈現出來，屬於“經絲彩色顯花”。從出土的漢錦來看，質地柔軟堅韌，色彩絢麗，花樣繁多，許多錦織物上織有“萬年益壽”、“登高明望四海”、“如意”、“延年益壽大宜子孫”等字樣。在長沙馬王堆還出土了一種經特殊加工的“起絨錦”，這種起絨錦的花紋由高起的絨圈顯示出來，具有立體效果，外觀極為華麗，需要複雜的提花裝置和起絨裝置才能織成。
“星出東方”錦質護膊（漢）
1995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
漢代印染工藝已達到較高水平，已能在絲織物上染出朱紅、深紅、絳紫、墨綠、黃、灰、藍、香色（淺橙）、淺駝、寶藍等30餘種色澤。印染程序有：一是先染線後織，一是“染纈”，即采用小塊木刻凸版套印或鏤空板漏印二法，直接印在絲織成品上。印染方法有：塗染、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種。反映漢代印染工藝最高水平的是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和金銀色印花紗，這是凸版印花和彩繪相結合的產物。前者先用印版印出地紋，然後用朱紅、銀灰、深灰、白、黑五種顏色印出植物的變形花樣，有花冠、花穗、花葉、蓓蕾、枝蔓，線條婉轉，交叉自然。後者用三套版印花，第一套印出龜背紋的骨架網絡，第二套印出主花，第三套印出金色小點，用均勻細密的點線組成花紋，光潔纖巧。這是中國現存最古的多套版印染工藝品。
刺繡與織錦齊名，也是漢代織染工藝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漢代刺繡一般沿用了戰國以來的辮繡法，另外還有平針、釘線繡等。漢代刺繡花紋，多為雲氣和植物茱萸紋，也有動物和人物。從馬王堆及新疆出土的刺繡實物來看，不少是精美之作。如馬王堆出土的雲紋繡，細密均勻，婉轉流暢。很多刺繡能根據織物肌理繡出生動的花紋，多彩多姿，比織錦花紋更為活潑。有一種“鋪絨繡”，用紅、黑、煙三色不加紡撚的絲線以平針繡出斜方格幾何紋，針腳整齊，不露地子，繡工十分純熟。這也是目前見到的我國最早的平針繡品。
四、漆器
秦漢時期是漆器工藝的鼎盛時期。從考古發掘看，這一時期漆器工藝品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反映了人們實用漆器的新時尚。
漆耳杯（西漢）湖南省長沙市出土
秦代的漆器工藝非常發達，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漆器就達140件之多，其中有漆盒、漆壺、漆奩、漆耳杯、漆盂、漆鳳鳥勺、漆匕等十多種，以木胎居多。這些漆器內紅外黑，並在黑漆上繪紅色或赭色花紋。花紋有魚、鳥、人物等。其中有繼承戰國時期作風的，也有獨創的新作。如一件鳳形漆勺，整個勺形為鳳鳥，鳳頭為柄首，鳳頸作柄，鳳身作勺體，漆黑漆，並用紅色和赭色畫出羽毛，這件仿生漆器，充分體現了實用與裝飾的完美結合。在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秦代的木梳、木篦的油漆工藝也相當高。木梳、木篦上都呈弧形，正反兩麵都有用黑漆勾線，用紅、黃等色敷彩的人物裝飾圖案，表現歌舞、送別、相撲的場麵，富有生活氣息。出於生產管理的需要，漆器上大都書寫、針刻或烙印文字，如“鹹亭”、“陬裏”、“鄭亭”、“朱三”等，有地名，有人名，也有官方機構的名稱。
漢代漆器使用更加普遍，全國各地都有漢代漆器出土，甚至朝鮮、蒙古也出土了大批漢代漆器。漢代有漆器生產的專門管理機構，使這一工藝更具程序化。漢代漆器的造型更加豐富，有耳環、漆盤、漆盒、漆奩、漆碗、漆匜、漆案、漆幾、漆梳、漆尺、漆卮等，並出現了一些大件漆物，如漆鼎、漆壺、漆鈁等。每種漆器的形製也是多樣的，如漆盒，有方形、圓形、橢圓形、馬蹄形、雙菱形甚至鴨嘴形等，豐富多彩，美觀大方，極富裝飾性。
雙層九子漆奩（西漢）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
漢代漆器的裝飾花紋，主要有雲氣紋、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幾何紋等。大多數裝飾花紋都突出裝飾效果，更加程式化、圖案化，具有強烈的節奏感，工整、精致而又富有韻味，有不少人物、動物圖案在塑造人物、動物時形態逼真、表情豐富，堪與這一時期的壁畫、帛畫等相媲美，是難得的藝術珍品。
漢代漆器的裝飾手法，仍以彩繪為主。在用色上，除仍以紅色、黑色為主外，還發展到多彩，特別是一些梳妝用品，用黃、綠及金銀色，更加華美。還有針刻，漢代稱“錐畫”，用針刻出極纖細的花紋。還使用堆漆的方法，擠壓漆液使之形成高出畫麵的具有浮雕效果的裝飾花紋。
漢代漆器裝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扣器、鑲嵌、金箔貼花等技法。漢代的扣器有金扣、銀扣、銅扣，把它們鑲嵌在器物口沿部位，既起了保護作用，又與漆色形成對比，顯得典雅華美。金箔貼花是西漢中期興起的一種裝飾方法，在黑漆地上嵌貼鏤成各種花紋的金銀箔片，顯得富麗華美。鑲嵌技術也很精巧，金銀、水晶、琉璃都能鑲嵌，效果很好。這種貼花與金銀鑲嵌，是唐代“金銀平脫”的前身。樂浪發現的玳瑁小盒，則是用玳瑁片鑲嵌在漆器上，運用玳瑁的自然斑紋，形成特殊的裝飾效果，可謂獨具匠心。
漢代漆器的製作，體現了卓越的設計思想，既考慮到實用，又考慮到美觀，很多設計新穎別致。如多子盒，在一個大的圓盤中容納多種不同的小盒，往往有9子、11子之多，既節省位置，又美觀協調。又如龍紋漆幾，幾麵下放置長短兩種幾足，可根據高低兩用的使用目的放置長足或短足。可以說，漢代漆器是實用和美觀相結合的典範，對現在的工藝設計都有很大的啟發。
五、玉器
目前，有關秦代玉器出土的實物及文獻記載幾乎沒有，因而已難以知曉其工藝水平了。漢代玉器在繼承戰國玉器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器物品種增加，發展了透雕、刻線、浮雕、粟紋等多種加工方法。裝飾紋樣也更為生動。從而成為中國玉器史上承先啟後的階段。
金縷玉衣（西漢）1968年河北滿城出土
玉羽人飛馬（西漢）1966年陝西鹹陽出土
漢代玉器根據器形和用途大致可分如下幾類，一類是禮儀用品，主要有璧、琮、圭、璋、璜，尤以玉璧出土傳世最多。第二類是葬玉，包括“金縷玉衣”、玉塞、玉含、玉握等。“金縷玉衣”是金玉聯合的大型工藝品，迄今出土的已有幾十件。河北滿城劉勝墓所出土的“金縷玉衣”是其中的代表。劉勝的玉衣長1.88米，共用玉2498片，金絲1100克；其妻竇綰的玉衣長1.72米，用玉2160片，金絲約600克，玉衣的玉片編結、穿綴粘貼十分牢固與美觀。據說要生產這樣一套玉衣，一個熟練工人也要耗去十年時間才能完成。[23]第三類是日用品和裝飾品，有玉燈、玉鈁、玉佩、玉帶鉤、玉鐲等。第四類為浮雕或圓雕的美術品。其代表作是1966年鹹陽出土的“羽人騎天馬”玉雕。其質料為潔白潤澤的羊脂玉，通高7厘米。馬肥壯健碩，口大張，尾高揚，後蹄曲踏，胸部刻飛翼，一副隨時準備騰飛的模樣，馬上騎手束巾短衣，雙手緊拉鬃毛，充滿強烈的動感。造型極為逼真生動。而且，玉馬的造型與同時代的銅奔馬和畫像石中的奔馬體形體貌十分相似，可見漢代玉雕製作已達到圓熟水平。
漢代玉器的紋飾有兩類，一是幾何紋，一是動物紋，人物紋和植物紋還不多見。幾何紋以渦紋、穀紋和蒲紋最為常見，多飾在玉璧上。漢代玉器上的動物紋形象較戰國時期更為寫實，並開始有了群像。如河北定縣北陵43號東漢墓出土的一件玉屏座，上下兩層玉屏片鏤空透雕，雕有東王父、西王母以及侍女、鳳、麒麟、龜、蛇、熊等動物形象，極為華美。
六、少數民族的工藝美術
中華文化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就在中原地區各種藝術品種爭奇鬥豔的同時，邊疆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也如絢爛鮮花，競相開放。這些藝術作品既富於民族特色，又表現出與中原文化長期交流與相互影響的事實。
秦漢時期少數民族的藝術創造能力主要體現在青銅工藝、金銀工藝和棉織工藝上。
考古發掘證明，西南少數民族，特別是雲南的滇人，青銅工藝特別發達。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圓雕的銅扣飾出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秦漢時出土的器物更多，有釜、盉、壺、尊、盤、洗、薰爐、鏡、鼓、扣飾、貯貝器等。這些器物有少數是由中原輸入的，反映了當時文化交流的情況；多數是當地生產的，反映了當地青銅工藝的水平。最能代表滇人青銅工藝水平的是銅扣飾和貯貝器兩大類，其藝術性之高，令人驚歎。
貢納場麵銅貯貝器（西漢）
雲南晉寧縣石寨山出土
銅貯貝器是滇人特有的用以存放貨貝並具有一定政治和宗教意義的青銅器物。在貯貝器的蓋上，滇人往往鑄有表現集體場麵的群像作品，氣氛非常熱烈。如出土於雲南晉寧石寨山20號墓的一個“殺人祭銅鼓”的貯貝器，共塑有18個人物，有坐肩輿的女奴隸主，有抬肩輿的男奴隸，有騎牲口、步行、肩荷銅犁、跪迎、進食等不同動作的人物，還有被殺頭的犧牲，等等。人物形態各異，場麵既肅穆又熱鬧。這是與農業有關的“祈年”活動，滇人獨具匠心地將這種活動的全過程再現了出來。[24]另外一件“殺人祭柱”貯貝器，在直徑不到35厘米的器蓋上塑有120餘個銅人。中間坐一體型高大通身鎏金的人物，其旁列坐群僚，周圍有銅鼓、銅柱、牲畜、猛獸以及活動著的男男女女的人物，據說這表現了滇王“詛盟”的儀式。有幾件表現戰爭的貯貝器，其中一件表現了一群滇人健卒在捕殺、踐踏敵方士卒。暴露了滇人奴隸製社會的落後性與野蠻性。另有一件貯貝器上鑄造了17個納貢的異族人物，他們頭頂籮筐，牽著牛馬，攜著貨物來進貢，每個人物身著不同的民族服飾，穿插於牛、馬動物之間，使得這幅組雕起伏跌宕、豐富多彩。
滇人銅貯貝器上的雕像都是寫實的，表現了2000多年前滇人的現實生活，除前麵提到的祈年、詛盟、戰爭、納貢外，還有紡織、趕場、鬥牛、樂舞、獻俘等，場麵複雜，氣氛熱烈。
滇人的銅扣飾采用透雕的方法，表現的內容較簡潔，有騎士、騎士俘獲等。其中最讓人感到驚心動魄的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你死我活的搏鬥。如“兩犬鬥鹿”扣飾，兩隻凶猛異常的獵狗追殺一隻奔鹿，一隻獵狗躥到奔跑的鹿背上，狠狠地咬住了鹿的脖子，另一隻獵狗竄到鹿身下，狠狠咬住了鹿的後腿根，鹿四蹄掙紮著，張大嘴痛苦地哀號，一對極度恐懼的眼睛瞪得溜圓。整個畫麵動感強烈。類似於此的還有兩虎鬥野豬、一虎咬豬、二虎咬牛、水鳥捕魚等。
銅鼓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文物，自春秋戰國直至明清均有銅鼓，而尤以漢代製作最為精美，式樣最多。其產地主要在雲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等地，可分滇粵兩大係，雲南是其根源。一般地說，滇係銅鼓體型較小，粵係銅鼓體型較大。從側麵看，銅鼓的鼓胸、縮腰及通足造型優美，線條流暢幹淨。鼓麵中央一般飾以光芒四射的太陽紋，周邊為立體動物，多為青蛙，鼓胸、鼓腰則飾以幾何紋或禽獸紋，甚至有戴羽舞蹈、乘船競渡的場麵。都具有寫實風格和濃鬱的民族特色。
羽人紋銅鼓（漢）
1954年廣西西林普馱出土
雲南滇人青銅工藝的特點主要是塑而不是雕，隻有少數才用雕線去表現細節。這些青銅作品不僅把當時滇人的社會活動、人物形象表現了出來，而且把各種動物的形象和神態也表達無餘。這些作品的藝術手法，除了受中原，特別是楚文化的影響外，突出地呈現出本民族的特點，粗獷潑辣，犀利準確。
北方地區的東胡、匈奴、鮮卑人的青銅工藝水平也很高，其青銅遺物在內蒙古、寧夏和東北地區發現不少，器物很多，有實用品、裝飾品，也有動物雕塑。而尤以鮮卑、烏桓、匈奴的各種銅飾牌最具特色。
銅飾牌是掛在衣服或腰帶上的一種飾物，用浮雕加透雕的方法雕成，多為動物造型。其共同特點是結構緊湊，具有張力。如內蒙古集寧等地發現的匈奴族青銅造像，有青銅飾牌20餘枚，花紋以動物紋為主，反映了遊牧民族對動物的偏愛。這些動物大都是側麵蹲踞的虎、馬、鹿等，一般是單軀，造型生動，神態逼真。虎的造型與中原地區頗為不同，虎頸長，頭向下而微頜，身軀有力地向上拱屈，整體效果健壯雄渾，極富原始魅力，有類於商代青銅器、石磬上的虎紋。
1956年在遼寧西豐縣西岔溝發現的屬於匈奴文化係統的古墓群（一說屬於烏桓），也出土了20餘件青銅透雕飾牌。有的表麵鍍金，花紋也是以動物為主，有雙牛、雙馬、雙羊、雙駝、犬馬、犬鹿、鷹虎等。有的動物溫靜相處，有的搏鬥撕咬，表現手法鮮明有力。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三麵銅飾牌上有騎士出獵和騎士捉戰俘的場麵。一騎士騎馬執劍，一手抓住披發的俘虜，同時一犬撲在俘虜身上猛咬，生動反映了遊牧民族的現實生活。總之，工藝家在一枚小小的銅牌上，巧妙地組合安排，裝飾變形，利用鏤空突出形象，虛實相生，疏密有致，反映了少數民族工藝水平的卓越。
在北方地區還發現了不少屬於少數民族的雕刻作品，有銅鹿、銅鶴、銅羊、銅狼等，均程度不同地體現了少數民族工藝水平的高超。
另外，1972年在內蒙古杭錦旗還出土了大量少數民族金器，有金冠、項飾及各種動物形金飾牌，金冠上飾以展翅翱翔的金鳥，鳥頭用綠寶石琢製，華貴異常。各種動物金飾牌有虎、羊、牛、刺蝟等草原上習見的野獸和家畜，造型生動優美，是不可多得的珍品。[25]
總之，北方匈奴族與鮮卑族的青銅雕刻，主要題材是動物紋，有濃鬱的草原氣息，作風也粗獷渾樸，反映了這兩個民族的遊牧生活及其強悍的性格。但從這些青銅工藝的形式上看，顯然也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而且，由於北方少數民族處於幾種文化交接地帶，因此又受到“斯基泰——西伯利亞‘野獸紋’及阿爾泰藝術的影響”[26]。但不管怎樣，他們自身的風格與特點仍是占主導地位的。
秦漢時期少數民族棉毛織工藝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當時，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已能生產麻布，雲南哀牢人生產的“闌幹細布”，就是一種萱麻織物。同時，西南、西北等地少數民族也能生產棉布。南方地區主要以木棉作原料，如海南島的“廣幅布”，雲南哀牢山區的白疊花布，都是經過藝術加工而成的木棉名品。西北新疆地區生產的棉布主要以非洲棉為原料。在新疆樓蘭、民豐都發現過當地的棉布殘片。
漢代新疆少數民族地區毛織工藝發達，罽褐、毯、氈等都有名品。罽是一種精細毛織物，1959年在新疆民豐漢墓中出土過兩塊東漢時代的人獸葡萄紋罽，龜甲四瓣花紋罽，前者典雅清秀，完全是新疆風格。同地還出土了一些毛毯殘片，色彩鮮豔，花紋清晰，表現了該地相當高的織毯工藝水平。新疆製氈業也很普遍，有素氈和花氈兩類，花氈色彩眾多，非常絢爛。製氈技術傳入中原後，與刺繡相結合，使得這一產品更加多姿多彩，使用範圍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