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怪

射影奇毒

明朝末年，粵人鄺（kuàng）露旅居廣西，終日漫遊林壑。一夕過橫州六磨山，沿山勢而下，有山澗溪流，碧水清冽，亂石參差，欣然赤足而渡。才至中流，左足劇痛，似為蟲蛇蜇咬，急躍出水，見一怪蟲，口中銜一具弓弩，蹲踞溪岩之上。鄺露大駭，意欲撲殺之，而左足已腫不能行。忽有蟾蜍跳躍而來，朱舌疾吐，將怪蟲吞入口中。

這一段是明末廣東詩人鄺露的親身經曆，當時情形之險惡，性命隻在呼吸之間，若非得蟾蜍相救，他早已化為六磨山中一具枯骨。多年後，他在見聞筆錄《赤雅》中憶及此事時說“細小的傷口過了兩個多月才徹底痊愈”，仍顯得心有餘悸。

這無疑是令人絕望的襲擊者，含沙射影，無聲無息，殺人於無形，幾乎無法防範。博物學者懷著深深的恐懼和憤恨，將其命名為“蜮”，或以其奸似狐，稱為“短狐”，後世形容暗中害人的陰險手段為“鬼蜮伎倆”，即與此蟲有關；又因其善射，天生攜帶生物弓弩，有時也稱之“水弩”或“射工”。

一個六年後才嫁進來的女子居然被指為蟲災的罪魁禍首，猶如“我今天丟了一百塊是因為六年後我會遇到賊”一樣倒因為果，邏輯錯亂，這當然隻是西漢學者為附會“天人感應”之類學說強行杜撰的無稽之談。接下來，劉向進一步闡發說，既然蜮是“感**氣而生”，中原禮儀之邦，絕不會有這種東西，隻有南越蠻夷，男女赤身露體在同一條河裏洗澡，**邪之氣積聚，才會滋生出如此惡毒的射人怪蟲。

種種怪譎奇談嚇壞了北方人，當時北人南行，莫不心懷警惕。柳宗元左遷永州司馬，在給朋友的信中就憂心忡忡地寫道：

異域林泉，固然偶爾可得尋幽探勝之趣，但登山時總擔心遇上蝮蛇、毒蜂，近水則又擔心影落溪澗，為蜮所射，如此瞻前顧後，旅行之樂難免大打折扣，因此柳宗元苦澀地歎息道：“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複不樂。”

柳宗元的這封信，大可視作中原士人對於南方恐懼印象的寫照。至於“邊庭節物與華異”，南地的異域殊俗，更與中原迥然不同。中原士人帶著自己“正統文化”的成見進入南方，很難入鄉隨俗，譬如見男女同川而浴，在南越土著司空見慣的民俗，中原士人就無法接受。對於這些陌生的邊緣文化，中原人沒有興趣深入了解，更沒有興趣嚐試兼容，而是自覺地形成偏見，統統打入另冊，以未知之事為妖，未知之物為怪。男女混浴化生毒蟲，正代表了中原人對於南方地區陌生環境和文化的恐懼意象。

古人既認定蜮是由**邪毒氣凝結形成，那麽蜮擁有隨意調取、噴射毒氣的能力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漢代，蜮的毒氣和毒沙還僅限於針對人類的身體施放，到了兩晉六朝，蜮仿佛突然進化，不僅可以攻擊人類軀體，而且還掌握了對人的影子下毒的秘術，它的毒氣射程則遠達三十步，也就是至少二十米之遙。可以想象，二十米開外，一隻體長僅有三寸的小蟲向人的影子吐氣射擊，恐怕連最警惕的行旅也難以察覺。西晉博物大家張華為此滿懷憂懼地說：

張華提醒世人，除了要提防蜮，還需要當心一種名叫“蠼螋”（qúsōu）的蟲子，若被此物的尿液濺到影子上，也會致人中毒生病。蠼螋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昆蟲，俗稱“夾板子”，尾部長有一把醒目的大鉗，有時候會出現在衛生間、廚房裏，這種蟲其實並無毒性，張華所說的“尿液濺影會致人中毒”，顯然是出於對蜮的恐懼而衍生的傳說。

田鱉是半翅目、負子蝽科的水生昆蟲，體長通常在七到九厘米左右，較大的可達十二厘米，大概有成人手掌的一半大，正合“三到四寸”之說。田鱉性極凶猛，能夠捕食昆蟲、軟體動物、魚、兩棲動物甚至水蛇，捕食之際，以口器刺入獵物體內，迅速注入一種可以溶解肌肉的消化酶，將組織液化，加以吸食。所以遭田鱉咬傷之疼痛，如中刀鏃，據說叮咬的體驗，仿佛是在肌肉中注射了強酸，因為肌肉溶解的緣故，田鱉叮咬的痛感會長時間持續不絕，且愈演愈烈，痛感之強，位居全世界所有昆蟲叮咬之冠。再加上它弓弩狀的前足，使得傷者不由得懷疑，這種怪蟲果真能射出一種無形的弩箭，否則何以傷口劇痛至此？懷著未知的恐慌，輾轉猜測，三人成虎，真相漸漸被怪談掩蓋，於是它沉入黑暗，化身妖魔。

從生物怪化為妖魅，複由妖魅重歸生物，蜮的傳說演變，如同先民世界觀進化的縮影。妖由心生，但妖怪未必盡皆虛妄，以妖為鏡，去偽存真，即是世界本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