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1917年7月發起的“複辟運動”隻持續了12天。在此期間，黎元洪總統藏身於北京的使館區，那裏雖然地處北京，但自1900年開始，中國政府對這個地方就不再擁有管轄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張勳作為皇權擁護者，遭遇失敗後，也逃往外國公館避難。按照往常的慣例，黎元洪是勝利方，應當重新回到總統的位置上，但這事讓他感到“顏麵盡失”。此外，在張勳的逼迫下，他軟弱無能地解散了國會，這令那些國會議員憤怒不已。而且，張勳去北京也是受他之邀，他對幾近成功的複辟行動負有間接的責任。
馮國璋成為新的代理總統。盡管馮國璋曾協助段祺瑞平息複辟，並成功鎮壓了張勳，但他從內心並不支持共和製。馮國璋是直隸人，曾在帝製時期擔任過各種職位，包括陸軍貴胄學堂總辦和軍谘使。“再造共和元勳”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並重組國會。次月（8月12日），新成立的國會在北京召開。
兩天後，經新組建的國會商議，中國提出對德宣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就中國是否加入協約國參戰的問題，內閣分歧很大，相持不下，張勳正好趁此機會進入北京。後來，矛盾雙方迅速達成共識，支持主戰派。但中國對德宣戰引發了廣州政府的強烈不滿，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廣州政府形成獨立的政權體係。
孫中山以“海陸軍大元帥”的身份發送了一份正式電報，反對國會宣戰的決定，譴責馮國璋及其追隨者是叛國者。按照中國的傳統慣例，孫中山組建一支“北伐軍”，準備北上討伐。由於中國在名義上已加入協約國，所以有權利出席凡爾賽和會，並能間接地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政府迫於壓力，最終不得不將其戰利品——德國在山東膠州灣（青島）的租界歸還給中國。
1918年初，新興勢力的將領曹錕率領北洋軍與南方革命軍進行武裝對抗，並在4月初占領戰略要地長江南部的嶽州和長沙。在曹錕的強勢對抗下，孫中山的南方革命軍北上受阻，無法繼續推進。這次戰敗導致孫中山被迫辭職，並於5月又一次流亡日本。然而，南北內戰還在繼續。一些舊國會的成員（首次成立的共和政體）在北京不受待見，於是他們前往廣州重新組建國會，並對外宣布其為中國唯一合法的立法機構。與此同時，北方國會根據2月頒布的選舉法重新在北京召開。
從獨立的國會在廣州成立之日起，中國就缺乏一個被所有省份認同的中央政府，以對整個國家統一行使權力。在中國，國會問題成為無解的難題。正如戴遂良神甫所言：“若想讓國會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根除腐敗。”的確，中國的國會多年來一直無法正常運作，使行政機構處在癱瘓狀態。
北京新國會繼續選出一名新總統，選民們幾乎一致支持一位候選人，若要深究其原因，或許有些不合適。徐世昌是袁世凱的至交好友，曾擔任東三省總督。在這次選舉中，有425位選民支持徐世昌任總統，隻有11位反對。
廣州國會很快便宣布選舉無效。不過，北方政府對此不予理會，徐世昌在總統寶座上坐了三年多。
徐世昌是守舊派的大學者，位高權重，備受尊敬。早在1906年，他便擔任軍機大臣。1907年4月，徐世昌成為首任東三省總督，而在此前，東三省一直由清朝皇室直接管轄。1908年溥儀登基後，封徐世昌為太保，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頭銜，被視作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兼高參。徐世昌任總統時，已經63歲。
盡管徐世昌接受總統一職，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熱衷共和製。當時，北洋政府極少有人支持共和製。徐世昌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所有1917年參與複辟行動的人。張勳也在被赦免的名單內。徐世昌對所有人的赦免是無條件的。盡管張勳並沒有改變政治信仰，始終對朝廷忠心耿耿，但他可以不受約束地在北京居住。北京是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政治中心，聚集著誌同道合的漢人和滿人。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當選為總統，並於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職。巧合的是，就職那天正好是武昌起義7周年的紀念日。在徐世昌就職前，新國會就將孔子誕辰日確定為國定假日，以此來表明其保守立場。此後，官方對儒家學派及其整個思想體係的立場隨著不同政黨的命運變化而改變。當社會思想“左傾”時，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學派就變得不受重視。我們可以看到，即便陳獨秀在成為共產主義領袖之前，也堅稱儒家思想與共和政治格格不入。當社會思想“右傾”時，那些守舊派便開始鬥膽發聲，提出支持傳統思想，和打破習俗的激進派做鬥爭。家庭的男主人和學校的教師也可以大膽自由地表達對古代先賢教義的敬畏之情。
作為一名皇室“太保”，徐世昌確實盡職盡責，他接下來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很關心皇帝的福利，並認為這與他作為共和政體的總統身份並不矛盾。1918年，溥儀12歲，在中國最傑出的幾位學者的指導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完成國學的學習。徐總統常常與一些關係密切的朋友探討小皇帝的未來問題，其中一位是著名總督李鴻章的兒子。他們一致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應該讓溥儀接受一些西方教育，包括學習英語。他們還希望溥儀能了解一些關於歐洲政治體製演變的曆史，尤其是英國君主立憲製的相關知識。
如果認為這些教育計劃的目的是讓小皇帝重新回到皇位上，那就大錯特錯了。可以說，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這些計劃感興趣，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為大家對共和政體的未來前景或多或少都有些懷疑。至少有些人內心仍忠於皇帝。但所有人都希望，皇帝在學習一些曆史知識和西方政體製度後，一旦共和政體失敗，能建立一個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穩定政權。在人們因循守舊反對新政權的情況下，皇帝在建立君主立憲製的新中國時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開始的時候，徐世昌在清廷為溥儀選定的帝師是一位美國人，他是一名傑出的教育家兼外交家。然而，他因成為美國駐華使館的公使而無法接受帝師一職。此後，他們便選定我為溥儀的老師。
關於我為什麽會成為小皇帝的帝師，細節在此不必贅述。在中國工作和旅居期間，我認識了幾位和皇室家族以及新總統有密切接觸的人，其中就有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我在前麵提到過。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危難時期，他曾去英國租界威海衛尋求庇護，當時我在那裏擔任行政長官兼地方法官。在清朝時期，李經邁曾出任駐維也納大臣。辛亥革命爆發前，適逢光緒帝的弟弟載濤王爺以軍機大臣的身份出訪德國，李經邁也正好跟隨前往。從那以後，雖然民國多次請他擔任官職，但他都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就連李經邁的好友、擔任總統的徐世昌多次力勸出任外交高官一職，他都沒有答應。李經邁及其家人始終對舊王朝忠心耿耿，正因為他在清廷和民國都有很高的威望，所以我得以有機會成為宣統的帝師。
1918年11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我接到出任帝師的邀請，但須經過倫敦政府和英駐京機構的準許才能接受。不久以後，徐世昌總統再次通過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爵士發出正式邀請，很快便得到英國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批準。我接到殖民部發來的調令後，於1919年初離開了威海衛。
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見到這位身為皇帝的學生。之後，我將與宣統帝的對話寫成一份簡明扼要的報告，並送往英國政府。在此我引用了這份文件（落款日期為1919年3月7日）的全文，因為我在裏麵記錄了對清王朝和13歲的小皇帝的第一印象。在紫禁城高牆內外以及中國其他地方的子民眼裏，皇帝仍然保持著令人敬畏的威嚴形象。
備忘錄
1919年2月22日，我抵達北京，在車站受到總統秘書倪文德的接待。兩天後，我受邀前往王爺府拜見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多年前我曾在香港與他見過麵）和載濤王爺（已故光緒帝的弟弟）。載濤很關心小皇帝的教育，常被認為是清朝眾多王爺中思想最開明進步的一位。他格外熱情地接見了我，並讓我隨時與他交流皇帝的學習情況。3月5日，載濤設宴款待了我，這次我有機會接觸到幾位皇室的其他成員，包括另一位王爺載洵。
2月27日，我正式拜見徐世昌總統。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陸續與幾位清廷大臣完成互訪，其中包括清室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皇太後醇親王妃的親戚、內務府大臣紹英、帝師梁鼎芬、朱益藩和伊克坦。3月8日，內務府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了我和其他帝師以及官員。
3月3日，年少的宣統皇帝正式接見了我。他身穿龍袍，在一群身穿朝服的官員簇擁下走進宮中。我被領進待客廳，麵向皇帝，行三鞠躬禮。然後，皇帝從龍椅上起身而立，走到我身邊，用歐洲人的方式與我握手問好。他簡單與我攀談了一番，問了幾個常規的問題，主要是了解我在中國的工作情況。在這期間，他始終站立著。談話結束後，我回到候見廳。不一會兒，我便被告知，皇帝希望能盡快開始學習英語，等他換上便服，就立刻再次召見我。期間許多朝中官員和太監都來向我道喜，祝賀我成為帝師。當我再次走進毓慶宮（被正式接見的地方，也是皇帝念書的地方），發現宣統帝已坐在書桌前，桌上放著一些我為他選出的書籍。他讓我坐在他身邊，此後我們進入融洽的師生關係中，不再拘於繁文縟節。
小皇帝此前從未接觸過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他看起來求知若渴，積極好學。他有機會讀到中文報紙，顯然對發生在國內外的政治新聞特別感興趣。他地理知識豐富，對旅行和探險興趣濃厚。溥儀對歐洲國家的現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也有所了解，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也有著理性的判斷，不會受那些浮誇之詞的影響。他看起來體格健壯，發育良好，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少年，聰明活潑，很有幽默感。此外，他舉止得體，完全沒有傲慢的習性。盡管溥儀所成長的環境充斥著浮誇虛假之風，宮中處處都是阿諛奉承之人，但他並未受到影響，這實屬不易。溥儀貴為“天子”，受到朝中大臣的朝拜，卻從未走出過紫禁城，也沒有機會接觸其他同齡人，隻有他的弟弟和兩三個年少的皇室成員偶爾能與他見見麵。甚至他每天去書房學習前，也要依照莊嚴的出行儀式，坐在金色的轎子中，由一大群侍從陪伴前往。
盡管皇帝的生活環境不甚理想，周圍都是無知無能之輩，但他並未受到影響。我所擔心的是，他在未來的幾年裏（青少年成長的關鍵時期），處在這種道德淪陷的環境下，是否真的能安然無恙。除非他能遠離那些太監和庸官，而他身邊隻有那些人。在我看來，為了皇帝的健康成長，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從紫禁城腐朽的環境中脫離出來，住到頤和園去。在頤和園，他或許能遠離矯揉造作，比現在生活得更快樂，那裏視野開闊，能鍛煉身體。當然，有必要將他身邊的侍從全部換掉，總統或其他可靠的皇室成員（比如載濤）專門派一些完全信得過的官員密切監管這些侍從，他們完全熟悉皇帝的生活環境，關心他的成長。以後我或許能找到機會，對此提出一些建議。當然，目前對我來說采取任何行動都為時過早，盡管在某種程度上我已經向劉體乾先生（李經邁的親戚，載濤王爺的朋友）和總統秘書倪文德表達了一些我的看法。
在中國，皇宮是保守派最後的避難所，保留著傳統的思維模式，對此，通過我前往神秘的紫禁城之前的一件小事便可窺見一斑。初到北京時，我住在北京飯店，接連好幾天電話不斷。沒過多久，我搬到一座為我準備的中式宅邸，這裏的房間更為寬敞，但我隨後又被安排搬到離皇宮更近的府院。2月的最後一天，內務府派人通知我，說欽天監為我給皇帝上英語課的時間選了個“黃道吉日”，並上報了日期。接下來有兩個日子很吉利，分別是3月3日和3月28日。確切地說，對方是按照陰曆推算的日子，對應到公曆便是這兩天。在當時，人們已開始使用公曆，但皇宮仍使用舊的陰曆。按照黃曆的算法，除了這兩天，其他日子都不理想，所以讓我來決定給皇帝上課的時間。
我選的日子要早於內務府給出的那兩個日子，我懷疑我這麽做欠考慮，感覺有些無禮吧。
需要補充的是，在朝廷任職的這段時間裏，宮中做任何重大事情前都要先進行占卜。比如，1922年皇帝大婚的日期和時辰都是欽天監定下來的。由於從北京飯店搬去新住宅時我沒有遵照欽天監選的日子來進行，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能理解。中國人一向認為喬遷是件大事。
在此，我想順便描述一下宣統皇帝的生活環境。他居住的紫禁城自然是京城腹地，那裏高牆森森，而他正是在那裏接待了我。
從1912年民國成立之日起，到1924年底，到訪北京的西方人始終對這個地方充滿興趣和好奇心。在這段時期，中國政局異常混亂。他們知道，“共和”內閣頻繁更迭，國會時而黯然解散，時而光榮重建，閣僚和軍閥常常因形勢變化而逃往西方各國公館尋求庇護，冷酷無情的軍閥無視人民的利益，無視總統的存在，在京城連年混戰。各派係輪番登場，總統更迭頻繁。他們還注意到，盡管中國政局動**，內戰頻繁，盜匪四起，饑荒不斷，既有玩弄權術的國會議員，也有詭計多端的政客，還有野蠻好戰的軍閥，更有狂熱滑稽的學生。但在首都的中心地帶，有一個地方似乎始終保持著安寧祥和的氛圍，至少在外人看來保持著穩定與尊嚴。盡管傳統禮儀日漸消亡，但那裏的人仍然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在莊嚴肅穆的城牆和城門內，這裏有一片莊嚴靜謐的淨土。這座神秘的大內宮殿仿佛成為中國守舊思想最後的庇護所。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隻是人們的錯覺。紫禁城不僅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寧靜祥和，莊嚴高貴，始終恪守皇宮禮儀，而且在莊嚴肅穆的城牆內，一切傳統都會被打破，而且所有跡象表明，清王朝已風雨飄搖，遲早會走向滅亡。曾經作為京城最重要的腹地，紫禁城已喪失其統治權力。在宏偉壯觀的圍牆保護下，民國在皇帝宣布退位後立刻接管了南區，不過東門和西門不在其管轄範圍內。紫禁城的兩座最宏偉的建築（武英殿和文華殿）變成博物館，那裏向人們展示了宮裏的精美藝術品，這些藝術品曾被用來裝飾熱河和奉天的宮殿，如今可以理解為民國政府從清廷借來這些“皇家收藏品”。“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這三大殿是皇帝用來治國理政的宮殿，如今也被民國接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附屬宮殿。
不過，整個紫禁城的北部，以及上述三座大殿兩側各部分側翼，仍然由朝廷獨占。除了獲準可以出入的人員外，那裏對整個世界而言是絕對的“禁城”。在眾多建築的環繞下，那裏有皇帝和有權住在宮裏的皇室成員的寢宮、禦花園、文淵閣（一個巨大的亭子，裏麵有皇家圖書館最珍貴的藏品，包括文學巨著《四庫全書》）、內務府衙門、軍機處（一幢不起眼的建築，在革命後成了等候召見的休息室）、建福宮（裏麵本來存有非常珍貴的畫像、黃金佛像和其他珍品，1923年一把大火將其夷為平地），還有眾多廳堂、亭台樓閣和其他建築物，隻是“黃昏”降臨，它們失去了所有的實際用途。在此還應提一下奉先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帝或某位親王要代皇帝在這裏舉行日常祭祖儀式。不要把它與紫禁城南側寬敞宏偉的太廟混淆，太廟是最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在，那裏祭奠著大清曆代帝王的靈位，隻有最為莊嚴的儀式才可以在這裏舉行。
皇室仍然占據著乾清宮。正是在這座宮殿裏，皇帝仍然要在重要的節日上朝。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便是中國農曆的春節和皇帝的生日萬壽節，宣統帝的生辰是正月十三。乾清宮修建於1655年，1669年重建過一次，1797年經曆一場大火之後，再次進行了修繕。
乾清宮前有一個寬闊的方庭，皇族和朝廷官員在此聚集向君主致敬。方庭的東側、西側和南側是各式小型建築，極具曆史意義，因為可以讓人想起清朝最初的幾位皇帝。這些建築裏有上書房，以前是皇子們的學堂，1909年至1912年曾是攝政王的個人辦公場所。有懋勤殿，曾是偉大的聖祖皇帝康熙爺（1662-1722年）的書房，後來被翰林院所用。還有南書房，也是翰林院的辦公場所。
乾清宮
金鑾殿後麵是交泰殿。我前麵已經說過，交泰殿的寓意是“上天的力量和大地的力量和諧地交織在一起”。這座宮殿裏保存著二十五枚珍貴且重要的禦璽，正如我們所見，這些禦璽勾起了袁世凱貪婪的欲望。這裏還存放著一個乾隆時代的漏壺，也叫水鍾。此外，皇後的冊寶也在這裏，也就是英文中的“結婚證”，是一個加蓋金印的金冊，上麵寫著冊封皇後的旨意。
交泰殿北側緊鄰坤寧宮。盡管這裏在明朝時期是“皇後的專屬宮殿”，但到了清朝時期，就再也不是了，這與幾位作家所說有所出入。在清朝時期，坤寧宮東配殿被用作皇帝的洞房，但帝後大婚的頭幾天才會在這裏度過。正殿則留作各種宗教和類似宗教活動，像祭天和跳神（即通過薩滿的神秘儀式和舞蹈來召喚神靈）。早在滿族祖先進入中原前，他們就崇拜薩滿教，還將該教帶到了新家。但他們似乎認為這樣做是相當可恥的行為，仿佛意識到這將被儒家正統所蔑視。因此，懂得薩滿和實行薩滿教儀式和咒語的巫師和靈媒，一直在宮廷中的陰暗角落裏生活。他們的祭祀器皿、女巫的神鍋和樂器（包括銅鈴和木拍板）都存放在這裏，因為這是一所“禁”房，即使對那些幾乎可以在紫禁城任意行走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我隻進去過一次，那是在皇帝大婚前，我曾陪著他一同進去。根據大清的規定，在新年的第二天，春分和秋分這兩個節氣，都要在坤寧宮祭祀大司神。早些時候，親王貝勒以及六部尚書等受命於皇帝，來此參加祭祀儀式。皇帝會從祭祀用的動物身上取肉來設宴招待他們。
1922年底，皇後居住在儲秀宮，淑妃住在長春宮。這兩處偏殿在乾清宮的西北和皇帝自己的宮室養心殿正北方。養心殿建於（或重建）1802年，曾是曆代君王的寢宮，包括不幸的德宗皇帝光緒爺被慈禧太後監禁瀛台之前，也住在這裏。這個名字是從孟子的一篇文章中來的——“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就是說“在心靈的培養中，最為重要的是避免自我放縱。”這句格言不錯，每天都出現在皇帝的視線中，時刻提醒著他。
坤寧宮
後來，我幾乎每天都會到訪養心殿。然而，直到1922年底，我和皇帝按照規定通常都是在毓慶宮見麵授課。毓慶宮是皇家學堂，位於奉先殿的西麵、齋宮東側。皇帝參加莊嚴的祭祀之前，要在齋宮齋戒幾日。
慈禧還政光緒帝後，曾住在寧壽宮。當然，這裏也是偉大的乾隆皇帝在塵世的最後一個居所。他住過的一間屋子，也許是其他宮殿無法比擬的。地麵幾乎完全被一堆岩石所占據，這些岩石被打造成一座荒涼而崎嶇的小山。在這座岩石山裏，最大的一塊代表著曾統治過一個偉大帝國的最強大的皇帝，他常常坐下來冥想，想象自己是一個孤獨的隱士，以草木露水為生，通山川江河之氣，擁有天賦重任的能力。梭羅[1]喜歡在大自然的壯麗景色中獨處，他盼望著有一天，每棟房子不僅有睡覺的地方和接待室，而且還有一個安靜的房間，人們可以安靜地思考。盼望著有一天建築師設計住宅時，能夠辟出一個“思考房間”。但是，即使是有著這種夢想的人，似乎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要修一間沒有桌椅、隻有一座山的思考室。
這位偉大的清朝皇帝，一定具有孟子所說的每個偉人都具有的美麗品質，即童心。他有真正的山川，可以肆意漫步和冥想。這些山就在他的熱河行宮旁邊，國事允許，他便會去那裏巡幸。但是，他十分渴望一處人間仙境。隻需幾塊石頭堆疊，就可以完成他的內心所想，即在四麵牆內搭建一座假山。隻要踏進這裏，他就可以從帝王的高度回歸到普通人的行列，才可能擁有一把“小小的金鑰匙”去打開普通之門。
1919年的時候，除了皇帝本人，還有另外四個皇室成員住在紫禁城裏。她們皆為女性，都是皇太妃。這時候，隆裕皇太後已去世。她是老佛爺的侄女，德宗（光緒）皇帝的皇後。這四個嬪妃中有三個是同治皇帝的遺孀。莊和太妃1921年在自己的寢宮重華宮去世，另兩位太妃則是因為皇族被逐出紫禁城，於1924年11月去世了。第四位是瑾太妃，後來晉升為端康皇太後，是德宗皇帝唯一活下來的嬪妃。她是1900年被老佛爺殺害的珍妃的姐姐，於1924年10月在紫禁城的宮殿裏去世。要是她能多活一兩個月，就會和兩位年長的太妃一起被“基督將軍”馮平祥的武裝部隊趕出家門，蒙羞受辱。四人中，隻有端康我見過多次，因為我偶爾會陪皇帝去她的住所永和宮請安。
皇帝的父親、諸位叔父和其他滿族王公貴族並不住在紫禁城，隻有在被皇帝傳召或重大儀式之時才會進宮。他們中的大多數在北京擁有寬敞的府邸。皇帝的父親、前攝政王醇親王，住在北端鍾鼓樓附近的什刹海旁邊，人稱“北府”，是一座很大的住所。皇帝多數近親都住在城裏與北府類似的豪華住宅裏。載濤親王的府邸離醇親王不遠，地名叫龍頭井。穿過隔壁一家寬大的庭院樓閣，便是恭王府，這是占地麵積最大、最奢華的一座王府建築群。但自1912年以來，再也無人租住於此，這裏也就死寂陰暗下來。
雖然皇帝和四位太妃是紫禁城中僅有的皇家居民，但絕不能就此認為紫禁城沒有其他人居住。革命前有大約三千名不同等級的太監住在宮裏。1919年，大約還有1000人，其他人都帶著這些年的積蓄告老還鄉了，有的回到了山東和直隸交界處的老家，有的進了天津租界的教堂，有的用特殊途徑積攢起來的資金開了店，有的去了京西十英裏外的景山做了和尚，還有的去寧波旁邊的普陀山出家為僧。留下的一千人中，有皇帝和太妃的貼身侍從和轎夫，有負責管理宮殿的各個建築並保管裏麵東西的人，其他的人也會或多或少地履行一些管理職責。這些太監中級別最高的是禦前太監，他們享有親自服侍天子的榮譽。太監的等級製度森嚴，在正式場合需要穿各自級別的服飾。禦前太監的服飾主要是深紅色。除了太監，宮裏還有諸多女官和宮女，但多數女官不住在宮裏。
紫禁城裏距外牆最近的那些地方，自然離皇帝後妃們的住所最遠。這裏居住著大量仆人，他們的雜務限定在皇室成員很少或從不會去的一些宮殿。在紫禁城北大門附近還住著一些官員和護軍，護軍的前身是革命爆發前的皇家禁軍。也有一些官員和護軍住在紫禁城和景山間大空地東西兩側的房屋裏。
在帝國“黃昏”時期之前，進出大內主要走宏偉的南大門——午門。午門位於太和殿的正前方，從字麵理解是正午的門，象征著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力量，就像太陽在正午的光輝一樣。但在革命後，皇宮的這部分轉由民國政府控製，因而北門神武門便成了進入大內的主要入口。嚴格意義上說，大內仍然是帝國的，是“禁城”。跟午門一樣，神武門也有三個門洞。中間的門洞隻有皇帝及其近身隨從可以通過。西側門洞每日都開放，供那些有正當合法理由可以進入“禁城”的人進出，包括王公、貴族、帝師和內務府官員等。
所有獲準進入紫禁城的人都必須步行進入，除非他們被允許騎馬或乘轎。道格斯爵士曾說：“最高級的恩典之一便是賦予那些受皇帝寵愛的官員在神聖的區域內騎馬的殊榮。”但相比之下，被賜予乘坐轎輦的權力更是無上的恩典。有時，這些特權隻在特定場合被授予臨時使用。但凡有誰被授予永久特權，他便可以把這項殊榮連同別的恩典一起刻在木板上，掛在私人住宅門口的牆上。大多數王公和少數貴族都有權乘坐轎輦，而他們的兒子和小輩貴族有權騎馬。皇帝的帝師們，由於職位尊貴，常被授予較高的特權。
紫禁城平麵示意圖
莊士敦原書中的紫禁城示意圖
禦花園一角，背景為景山
那些擁有這些權利的人，可以自由地騎馬或乘轎進宮，一直到金鑾殿前的大門。這些大門中，東麵的是景運門，西麵的是隆宗門。這兩個內門直接通向紫禁城內天子所在的乾清宮。到了這兩扇內門，就到了“聖地”，我們被要求步行走完剩下的路。所有的內門口，都配一名武裝侍衛，他們的職責是阻止未經許可的人繼續前進，並向有權進入的人舉槍致意。隻有一位親王享有特權，可以乘坐轎輦多走一段距離，這就是皇帝的父親、前攝政王醇親王。他有乘轎走到皇上住處養心門的特權。
從北麵進入紫禁城的大門叫神武門，有三個門洞。從明朝到清朝的1795年，它一直叫玄（黑色）武（戰士）門。包含著古代占星術關於各種星座屬性的信念，正北方是黑色的戰神。嘉慶年間（1796-1820年），玄改為神，因為玄字同嘉慶的父親乾隆皇帝的名諱相衝[2]，為了避諱，便更改了。
神武門外是一片開闊的空地，它實在是太大了，平時看起來隻是一副淒涼荒蕪的樣子。但是，一到皇帝臨朝的莊嚴時刻，王爺和其他被召見的官員們的馬車、汽車、馬匹和隨從，幾乎要把這裏的每寸地方占滿。
空地北麵是一座小山的圍牆，外國人和許多中國人都非常熟悉，稱之為煤山，但更準確地說，應該叫它景山。取名景山最合適不過了。它不僅本身很美，有精致的亭台樓閣，藍色和黃色的琉璃磚鑲嵌其上。而且，從山頂遠眺，可以看到紫禁城閃閃發光的屋頂。
煤山暗示了這樣一種理論：這座山由一個巨大的煤堆組成，一旦紫禁城被包圍，就可以投入使用。這一理論其實不成立，這座山實際上是一座人工建築，因為它是對稱的，即使是最不善於觀察的到訪者也看得出來。據我在皇宮裏得到的信息，當時要加深和擴大旁邊的三大湖，挖出來的泥沙堆積在那裏成了煤山。那為什麽要用這種材料在紫禁城北邊建造一座山呢？任何了解中國風水原理的人很容易理解。北方是邪惡勢力的來源地，山的作用是阻止它們到達天子的住處。因為同樣的原因，皇帝的寶座（就像寺廟裏重要的雕像的底座），也是按這種方位擺放的，它應該麵朝和煦而吉祥的南方，而不是陰暗而不幸的北方。
景山在北京地形上被描述為大內之鎮山，有時也被稱為萬歲山。中文和日文中的萬歲與西方的“上帝保佑國王”是一個意思。
革命後，景山被允許繼續由皇室管轄，因為其一直被認為是紫禁城的附屬建築。壽皇殿也在圍牆裏麵，已故皇帝的遺體在被轉移到帝陵之前就停放在這裏。這裏還保存著列聖禦容，是清朝曆代皇帝的畫像。不過，這座山並不像紫禁城那樣完全不對公眾開放，隻要有適當介紹，民眾是可以進去的。
人們常說，今天的紫禁城主要由永樂大帝（1403-1424年）建造，他是第一位選擇北京作為首都的明朝皇帝。但除了外牆和部分較老的宮殿，明朝時期的大部分建築是否仍然存在，頗值得懷疑。紫禁城有一大半被李自成放火洗劫，之後，又遭受了幾起火災，許多建築物都是隨後重建的。
這就是1919年初的紫禁城，我是第一個內廷成員，也是唯一一個享有進出內廷特權的外國人。與紫禁城西側緊鄰的是“三海”和新華宮。新華宮曾屬於皇室，但如今被當局統治者所征用。我們在前麵曾提到過“優待條件”，那裏麵有一些奇特的折中方案。比如，在京城腹地有兩座毗鄰的宮殿，分別住著兩位統治者，其中一位是有名無實的皇帝，被困於紫禁城，另一位雖然沒有皇帝稱號，卻掌握著統治實權，被稱作總統。毫無疑問，如此不同尋常的景象在其他國家不可能維持一周以上，而在中國竟然持續了整整13年。
皇帝在13歲之前從未見過紫禁城外麵的世界，我是有幸陪他第一次走出北京城門的人。荷蘭學者亨利·博雷爾曾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到訪中國，他記錄了在北京生活所留下的印象。“在紫禁城高大的牆城內，居住著一位孤獨的皇帝，他被困在這個外人難以接近的皇宮禁地，不為人所知，從不曾向任何人**心聲，也從不打算這麽做。”
博雷爾先生大概認為，皇帝未來幾乎不可能擺脫孤獨狀態，他將永遠被束縛在莊嚴神秘、與世隔絕的宮牆內。不過，為什麽在這位學者心目中，皇帝會如此神秘莫測呢？他曾和我說道：“金粉高牆圍著人間仙境般的宮殿，穹頂在湛藍的天空下熠熠閃光，而那裏麵住著神話傳說中年少的宣統皇帝。”
1919年3月，在那個寒冷的早晨，當宣統皇帝走下龍椅與我握手時，他便不再像神話傳說般神秘。或許隻有真正手攬大權的人才如神話般神秘，而這位手無實權的皇帝絕對算不上神話人物。這一點令人無所適從。不過，對那位荷蘭學者而言，年僅兩歲的宣統皇帝就是一個神話。他還寫道：“確切地說，北京就是一座巨大的廟宇，那裏居住著如同神靈般受人膜拜的皇帝。”
1919年，宣統皇帝已褪去“神性”，變成普通人，但他在西方人眼中仍被視作“少年皇帝”。盡管如此，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他仍然是“萬古之王”，是天子，是整個中國的主宰者。
注釋
[1]梭羅（1817—1862），美國作家、哲學家、超驗主義代表人物，代表作為《瓦爾登湖》。——譯者注
[2]作者所述有誤，乾隆皇帝名弘曆，估計此處指的是康熙皇帝玄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