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宮裏，地位在其他所有人之上，而僅次於少數皇室王公（包括親王在內）的人，是皇帝的師傅。
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很難理解古老中國的學生對於老師那種絕對遵從的規矩。如果他們受限於個人經驗和觀察，對中國的了解局限於“新中國”（在所謂的“新中國”，人們對傳統習俗棄之若履），那麽就很難理解這種尊師重教的風尚。
曾在同文館任職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博士說：“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尊敬教師。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教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且從理論上說，就連‘老師’這個稱謂幾乎也是人們崇拜對象的代名詞。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人們供奉的五大神位就包括天、地、君、親、師，並在隆重的祭祀典禮上加以祭祀。”
《國語》中有句名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書裏還寫道：“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當我們翻開中國古典論著《禮記》，會發現以下這番描述：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麵，所以尊師也。
這裏可能需要解釋下最後一句話。中國人一向講究以北為尊，所以皇帝大都坐北朝南，朝中官員則需向北跪拜，以體現君臣之間的尊卑地位。但是，皇帝和帝師之間的關係與這種君臣關係還不一樣。所以，帝師見其皇帝學生時，也不需要行這種禮儀。有趣的是，皇帝的學堂始終保持著這種師生之間的禮節。皇帝讀書的時候，坐在書桌的北麵，麵朝南方，帝師則坐在書桌的東麵，麵朝西方。我在毓慶宮正式教授皇帝課程時，便坐在這個位置。
隻要是自己的老師，哪怕是一個外國人，皇帝都會對他充滿敬意。皇帝尊師的另一個標誌就是，當帝師走進學堂，皇帝要起身迎接。帝師走進房間後，向皇帝行完禮，雙方再同時一起在各自合適的位置上就座。如果在授課的過程中，帝師因有事需要起身，比如去書架上拿書或者出於別的什麽原因，那麽皇帝也必須起身，待到帝師重新就座，皇帝方能再次就座。
皇帝對老師充滿深深的敬意，這是清廷的一大特點。早在清朝初期，在朝廷從事天文觀測和其他工作的傳教士就發現了這一點。《有教益及有趣的信劄》這本書描述了18世紀初傳教士在皇宮中的經曆，書裏提到一位名叫顧八代的帝師，清世宗（雍正皇帝）1726年賜詩悼念這位已故的老師。以下是我從法文中翻譯過來的片段。
雍正帝寫道：“原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昔蒙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剿吳逆時，以學士協讚軍務，勞績懋著……且深知其品學優長，足為模範，特命為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之大義，研究經書之至理，肫誠周至，獲益良多……於戊子之冬物故。是時朕親臨其喪。並遣人經理殯葬……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應加優贈恤、以展朕篤念師資、酬獎前勞之至意。”雍正帝最後要求恢複顧八代的尚書原職，並賜予諡號。
那位做這番記錄的傳教士還補充道，他不太清楚禮部對此會作何處理。不過，我們從其他渠道得知，這位已故帝師被追封為“文端”，並在國家祠堂為他立牌位，隻有為國家謀福利的人才能獲此殊榮。雍正帝還撥付了一大筆財產賜予顧八代貧窮的家人。
如果帝師生病或去世，皇帝會親自前往帝師家中探望或悼念，並賜予帝師諡號，這些都不足為奇。我在出任帝師期間，這些傳統仍然被保留著，我們接下來就會看到這些。
在中國，皇帝和帝師之間關係融洽，無拘無束，這種關係在羅馬大帝馬可·奧勒留和其帝師馬庫斯·科爾內利烏斯·夫隆托之間也可以見到。不過，中國的帝師地位更像是皇帝享有特權的朋友，他還是位高權重的“政界要員”，其地位不亞於巡撫和宰相。
帝師地位如此之高也並不奇怪，因為要想成為一名帝師，必須在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中勝出，所以帝師一定是中國最傑出的學者。在30年以前，科舉考試已被廢除。但在被廢除之前，它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唯一出路。如果一個人能通過科舉考試參加最高級別的殿試（三年一度），那麽他將仕途通達。一般說來，有資格成為帝師的人必定才華出眾，在此之前幾乎就已身居高官。在多數情況下，一個人成為帝師前就已位居紅頂官階（清朝官階分為九品，紅頂為最高官階）。即便沒有達到，成為帝師後也會升到這個級別。
此外，帝師還會獲得其他額外賞賜，比如黑貂官袍和雙眼花翎[1]，還能乘坐官轎進入皇宮。之後，他會成為“太子太保 ”，在其去世後，皇帝會賜諡或追贈榮銜，就像顧八代一樣。即便帝師因重病或其他原因不得不辭職，他也將終生保留榮譽和帝師頭銜。除此之外，帝師常常可以私下覲見皇帝，並獲準在皇帝麵前入座，朝中官員也會因他是帝師而給予最高禮遇。
對於宮中禮儀以及帝師所獲得的尊敬，前文提到的學者文慶覺得有些茫然不解，因為他注意到，來自京師同文館的兩位帝師被允許在光緒帝麵前就座，而其他人（甚至包括親王和政要）都必須在皇帝麵前跪拜。可見帝師常常享有入座的特權，他們隻在重大場合才必須行磕頭禮，這在前麵的章節有提及，光緒帝在這一點上也遵照了這些禮儀。
我被任命為皇帝的英語老師，這在皇宮中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引發了不小的騷亂。皇室以及內務府的守舊派強烈反對讓外國人擔任帝師職務。當然，他們擔心年少的宣統皇帝會逐漸接受“現代思想”，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會使他對宮中的現狀感到不滿。不得不說，他們的擔心終究變成了現實。
民國總統徐世昌和個別思想開明的親王（比如載濤）不斷對朝廷施加壓力，最終守舊派妥協了。在他們看來，這個英國人是沒有資格獲得帝師頭銜的，他不過是一個“洋人”（或者叫“洋鬼子”），讓他來教皇帝英語就可以了，不應當獲得帝師的特權來幹預政事。他應當隻是一位沒有官銜的英語教師，隻是朝廷雇傭的職員，隻負責講授課程。朝廷還有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則提出反對觀點，他們堅稱皇帝的外籍老師應當享受與中國帝師同等的待遇，否則會觸怒對此任命做出批準的英國政府。
我進入紫禁城任職後，這場爭論仍在繼續。毫無疑問，我並不想參與其中。幾個月以來，對於我的身份究竟還存在著哪些不同意見，我絲毫沒有察覺到。從一開始，不僅我所教授的學生皇帝本人，而且眾多皇親貴族對我也非常客氣，包括我接觸到的那些內務府的官員們，也對我以禮相待。第一次與我產生摩擦的是一名太監。按照宮中的慣例，太監都會向新任職的官員索要賞賜。當他們提出要求後，我同意照他們提出的數額來行賞，但必須提供正式的收據給我。那些太監大吃一驚，非常失望。本來他們就無權這麽做，而且又不願意留下紙質證明，所以很快便放棄了這個要求。
沒過多久，有關我身份的爭論便有了結果，我被任命為帝師，享受該職位所應有的所有榮譽和特權。起初，我所享受到的唯一特權是乘坐轎子進入紫禁城，轎子和轎夫均由皇宮提供。不過，幾個月後，我晉升為二品官，並獲封一套黑貂官袍。1922年皇帝大婚，我被升為一品官，成為最高級別的官員。
除了加封官職，皇帝還常常賞賜各種各樣的禮物給帝師，我也同樣受到了這些恩典。按照慣例，每逢重大慶典前夕，他都會賜予我錢財，並在乾清宮接受我們的謝恩。皇帝私下還常常將宮中收藏的瓷器、書畫、翡翠和其他禮物賞賜給我，以表達他的感謝之情。有時太後也會將一些水果糕點賜予我。在皇宮裏，得到皇帝賞賜的消息常常在周邊人群中引起**。北京的報紙經常會報道這些事情，比如《時報》就刊登過這樣的報道，內容如下：
據悉，皇帝的英語教師莊士敦剛剛得到瑾貴妃的賞賜。瑾貴妃擔心他在毓慶宮教導皇帝勞累過度傷及喉嚨，特賞賜他一些人參和西洋參。這是一份特別的禮遇。
在此，我想特別提到幾位與我共事的其他帝師。當我1919年第一次走進紫禁城時，皇宮裏已有四位帝師，三位是漢人，一位是滿人。我要談到的第一位帝師叫梁鼎芬，廣州人，我與他從未謀麵。我初到皇宮時，他已身患重病，半癱在床，年底便與世長辭。
提到廣州，人們常常認為那裏是孕育革命者的搖籃。誠然，廣州過去曾經多次爆發革命運動，未來似乎也將如此。但許多在中國或從未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卻並不知道，許多效忠皇帝的保皇派和守舊人士也來自廣州。大多數西方人認為，但凡廣州人在皇宮裏都會遭到守舊派的驅逐，所以，如果得知清王朝有不少忠實的擁護者是廣州人，他們大概會大吃一驚。梁鼎芬便是典型的保皇派。
1880年，梁鼎芬通過科舉考試得中進士，後被晉升為湖北按察使。在1898年戊戌變法之前，由於梁鼎芬直率地指出一些王公貴族和朝廷官員的缺點，從而招致了“老佛爺”的不滿，如果不是朝中威望極高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力保，他差點要受到朝廷的嚴厲懲罰。梁鼎芬是康有為的好友，慈禧太後也因此懷疑他策劃參與了1898年反對她的這場變法。其實，梁鼎芬思想保守，他一直反對康有為所提出的維新政策，事實上還譴責過康有為這麽做。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懇求黎元洪脫離民國一方，歸降清朝。訴求失敗後，梁鼎芬前往清西陵，俯身跪拜在已故光緒皇帝的陵墓前痛哭流涕。其後，在陳寶琛的引薦下，他負責建造皇帝的陵墓。沒過多久，帝師陸潤庠逝世（宣統皇帝的三位帝師之一，1911年1月3日獲此任命），梁鼎芬接替了他的帝師職務。
一般人認為，中國學者肯定得會賦詩言誌，不然就談不上學者了。梁鼎芬詩作仿晚唐及宋人之體，悲慨而超逸。比如這兩句：江水不可耗，我淚不可幹。
這絕非梁鼎芬的最佳之作，但字裏行間能看出來，在他內心憂傷要多於喜樂。
由梁鼎芬的一首自傳詩我們可以得知，他從3歲便開始讀書，啟蒙老師是他的母親，他常常因學不懂而責怪母親不會教。梁鼎芬寫道，自幼年開始，家裏常常出入達官顯赫，文人墨客，他耳濡目染他們言談吟詠，談詩論劍，盡管不甚理解，卻深深被吸引，尤其對詩歌和劍術甚感興趣。
梁鼎芬在很小的時候母親便去世了，這對他打擊很大。他的父親是一名政府官員，將他撫養長大。父親始終教誨他要自尊自律，有句戒律令他印象深刻：若要在舍生取義與忍辱偷生間做出抉擇，應該選擇前者。
事實證明，1917年夏天，父母的這些教誨或許對梁鼎芬產生了作用。他去世的時候，我聽他在宮中的同僚說，複辟運動發生時，梁鼎芬充分表現了他的勇氣和忠誠。當時，張勳的辮子軍與段祺瑞的軍隊在紫禁城附近兵戎相見。雙方交戰正酣，梁鼎芬要去皇宮給皇帝授課，他必須乘坐轎子穿過士兵密集的街道才能到達皇宮大門。眼見形勢危急，但他拒絕打道回府。當梁鼎芬走到煤山[2]對麵的大門時，發現宮中的轎夫和往常一樣在等待著他。轎夫們一致勸他不要去宮裏，因為宮殿的屋頂槍聲大作，從庭院穿過實在太危險。梁鼎芬從自己的馬車裏走出來，坐進宮中的官轎，下令去毓慶宮。他們不情願地照做了，但仍然很擔心他們的安危。一行人走了沒多久，隻聽見子彈穿過城牆，將磚瓦打落下來，碎片砸在轎子上。轎夫苦苦勸他能不能讓他們把他抬到城牆的一側避避風頭，等危險過後再出發。“不可誤差事，不可誤差事。”梁鼎芬重複道。他們隻好遵從。對他來說，若失職，毋寧死，給皇帝授課是他的任務，必須要去完成。我們可以想象，那天的授課過程並不算順利，但怪不得這位帝師，因為當時情況特殊，京城正處在交戰時期。
下麵是梁鼎芬的另一篇詩作《暮過叢塚間》，我翻譯水平有限，無法完全還原其美感。中文原文如下：
白楊團夕陰，日收忽見火。
飄燐逐人衣，但行不可坐。
世間惟二美，豪傑與婀娜。
堂堂百年駛，累累一土裹。
無限未來人，或有當初我。
何不去學仙，微塵乃輕墮。
這首詩的最後兩句暗喻隱居山林的聖賢，在充滿奇花異草的仙境，身心都得到淨化，擺脫了凡間的紛紛擾擾，達到物我兩忘的超脫境界。
如今，梁鼎芬已化作亡靈，入土為安。如果他的夢想能夠實現，如果再出現第二個、第三個或無數個梁鼎芬，或許中國能夠國泰民安。在那段時期，許多中國人對梁鼎芬這樣的學者嗤之以鼻，覺得無法原諒。
梁鼎芬去世的時候，民國總統徐世昌（梁鼎芬昔日的同僚）派人前去吊唁，並贈送1000元作為喪葬費。宣統帝則更是厚禮相贈，並賜予諡號“文忠”。
我的同事陳寶琛是名揚天下的大學者，在宮中威望很高，先是被授為“太保”，後位居“太傅”。1919年，他年近72歲，仍然精神矍鑠，溫文儒雅。陳寶琛還是著名的詩人，書法作品精巧雅致，在學術方麵同樣造詣很深。他是福建人，當他與老鄉用家鄉話交流時，我無法聽懂。不過，他的普通話講得很純正。
陳寶琛天資卓越，年輕時便出類拔萃。1868年登科進士，此後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但和梁鼎芬一樣，他也因戊戌變法招致了“老佛爺”的不滿。陳寶琛被迫辭去官職（名義上宣稱要回鄉為母親服喪），回到家鄉。不過，從那以後，他不再過問政事，而是縱情於詩書學問中。陳寶琛擁有兩座舒適宜人的山間別墅，其中一座就是眾所周知的鼓山別墅，位於福州，他在那裏隱居治學，日子過得很幸福。文人墨客和達官顯赫常常前去拜訪陳寶琛，大家在一起徹夜談詩論賦，毫無倦意。他“向往雲彩和川流”，他所寫的大部分詩歌都表達了這種向往之情。
1908年，慈禧太後去世，陳寶琛不得不重返朝廷，他被任命為山西巡撫。然而沒過多久，朝廷認為該考慮“小皇帝”的教育問題了，盡管宣統帝當時隻有5歲。當攝政王（更準確地說是隆裕太後授意）邀請陳寶琛擔任帝師職務時，陳寶琛接受了，並辭去巡撫職務。與此同時，朝廷還欽定了另外兩位帝師，一位就是陸潤庠。陸潤庠和其前輩翁同龢一樣，都是狀元出身。也就是說，陸潤庠在中國的公開選拔性考試——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榮獲狀元，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最高榮譽。他去世後，梁鼎芬接替了他的職務。
1911年，陳寶琛和同僚沒有什麽授課任務，這自然是不必說的。但作為一名帝師，他的地位絕對不能和保育員相提並論，因為憑借著帝師身份，他還是內廷的重要成員，與大臣共同參與政事。盡管如此，1912年，他除了教導皇帝，沒參與任何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事情。
當我出任帝師時，陳寶琛已在宮中教導皇帝近8年，親眼見證了皇帝從6歲到14歲的成長曆程。在漢學領域我不敢說與他並駕齊驅，但我們很快便找到了一個共同愛好，那就是登山。與陳寶琛一起在宮中共事的時候，他年事已高，京郊有些地方他無法和我一起攀登，去瀏覽最為美麗壯觀的風景。不過，他可以乘坐輕便的登山轎，走一些較為平緩的山路。西山有一處僻靜的山穀，我在那裏有一座別墅，即“櫻桃幽穀”[3]，為徐世昌總統所贈，我們喜歡常常去那裏。
山裏廟宇很多，我還設計了一座，那裏供奉著我叫不出名字的神明。1920年的某個月圓之日，陳寶琛第一次來到這裏，並被這個人間仙境深深吸引，對此他還專門賦詩一首。從陳寶琛的精巧筆觸可以看出，他在書法方麵頗有造詣。在當時，書法藝術的流行程度遠勝其他藝術。補充一句，陳寶琛的筆法精巧豐富，和他的好友康有為、鄭孝胥的風格完全不同，在西方人看來，這很符合他的性情。然而，我的一些“現代派”的中國朋友卻覺得他的筆觸缺乏活力，不夠剛勁有力，這與他的性格弱點有著直接的關係。
確實，我發現陳寶琛有一個弱點。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整頓和管理朝廷事務方麵表現得不夠強硬。陳寶琛知道朝廷腐敗嚴重，但他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盡全力鏟除這些腐敗勢力。不過，陳寶琛已年逾古稀，本該頤養天年，遊山玩水，但他卻做出犧牲，遵從儒家忠君思想，仍然盡心盡力地效忠朝廷，所以我們不該譴責他的這些不足之處。
另一位帝師是朱益藩，江西人，比陳寶琛小10歲左右。朱益藩早年曾任翰林院侍讀。翰林院是一個學術研究氛圍濃厚的機構。1904年，他出任陝西學政，1906年奉諭為山東提學使，1907年被任命為宗人府府丞。我與他相識的時候，他已擔任帝師逾4年。盡管在京城社交圈他頗受歡迎，但對我來說，他的個人魅力比不上陳寶琛。由於朱益藩隻會說家鄉話，導致我們之間存在語言障礙，所以我和他交流甚少，關係也就比較疏遠，不及與其他幾位帝師的關係密切。
盡管如此，他為人直率誠懇，毫不掩飾地支持和維護舊製，抵觸西方文明，這點很令我佩服。盡管比陳寶琛年輕10歲，但朱益藩的思想更為保守。他對改革完全不感興趣，所以相當寬容宮中的腐敗和瀆職現象。我曾多次和朱益藩談起這些事情，並強調從根本上重新改組內務府的迫切性，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視，但他完全不予理會，甚至大力支持宦官製度。事實上，從周朝創立宦官製開始，這項製度在中國存續了兩年多年。在朱益藩看來，20世紀的中國仍然需要繼續實行宦官製度。
朱益藩對中醫藥及其療法頗感興趣，對西醫持懷疑態度。他喜歡在任何時候應用自己的中醫藥知識。盡管宮中有太醫，但朱益藩可以和太醫一起為皇帝效力。當皇帝身體不適的時候，朱益藩總是第一個前來為他脈診。
在朱益藩的中醫理論中，有一個觀點就是，年少的皇帝不應該過度運動，一方麵能始終保持帝王的威嚴狀態，一方麵因為人的能量有限，人體隻能儲存那麽多能量，而且這些能量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人在年輕的時候經常參加劇烈運動，就會耗盡這些能量，這麽做的必然結果就是提前衰老和死亡。年輕時運動越少，就越節省體能，那麽年老時才會有足夠的能量去維係。
朱益藩將這些理論應用到皇帝身上去，堅稱應該勸皇帝不要參加那些毫無意義的戶外運動和遊戲，正是那些運動將愚蠢的外國人提前送進了墳墓。我運用自己的所有知識對他進行了反駁，甚至公開讓皇帝不要聽信他的話。不過，美國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卻認為，朱益藩的觀點不無道理。那位生物學家撰文稱，生物的存活時間長短與能量消耗率成反比。他將人的能量比喻為“萊頓瓶的勢能[4]”，並表示：“無論是人類還是昆蟲，高死亡率和高能耗密切相關。”
陳寶琛親筆題寫送給莊士敦的詩詞
《泰晤士報》近期也在關注這個問題，為了安慰那些讀者中的運動迷，有文章寫道：“越受上帝青睞的人，越活不長久。”
宣統帝的前麵三位帝師中，最後一位是伊克坦，他是滿族人。伊克坦的任務是教皇帝滿語，即讓皇帝不要忘記先祖遺留下來的母語。如果說宣統帝的個性沒有太多出眾之處，那麽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性格溫和謙遜，在皇宮中人緣很好。他的滿語究竟學到什麽程度，我不太清楚，但他的普通話比滿語說得流利多了。據我判斷，宣統帝的滿語課程不需要學太多東西，隻需掌握聽、說、讀、寫的能力就可以。他不需要成為滿語方麵的專家。伊克坦去世後，滿語帝師沒有接班人，宣統帝說此後英語將成為他在宮中學習的第二門語言。
1922年9月26日，伊克坦去世，此前他一直想參加皇帝的婚禮，卻未能實現心願。按照宮中的慣例，也是出於自己的心願，皇帝在伊克坦臨終前去看望了他。陪同皇帝前往的有兩三名隨從，他乘坐宮中的轎子，到伊克坦家中的時候大約是下午2點半鍾。當時，伊克坦神誌仍然清醒，努力朝皇帝點點頭，表示還能認出皇帝。當晚七點，伊克坦便離開人世。除了此前去看望過臨終的母親醇親王妃三四次，這是宣統帝第二次走出紫禁城。一年後，宣統帝頒布詔書（發表在宮廷公報上），讚譽伊克坦的功德，並賜他諡號“文直”，授予榮譽官銜“太保”。詔書上還寫道，一位親王將代表皇帝並帶上3000元禮金參加伊克坦的葬禮。這位已故帝師的其中一個兒子將在朝廷任職，這也是皇帝對其父忠於朝廷的認可。
注釋
[1]花翎是清代官員的冠飾，用孔雀翎毛飾於冠帽後，以翎眼多者為貴。頂戴花翎，是清代官員身份的象征，雙眼花翎隻賞給有功勳的大臣。——譯者注
[2]即景山，在北京紫禁城神武門的對麵，又稱作萬歲山、鎮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景山。——譯者注
[3]莊士敦的這個家位於門頭溝區妙峰山，溥儀將這裏命名為“樂靜山齋”，莊士敦的朋友和訪客稱其為“櫻桃幽穀”。——譯者注
[4]萊頓瓶（英語：Leyden jar）是一種用以儲存靜電的裝置，最先由Pieter van Musschenbroek（1692年－1761年）在荷蘭的萊頓試用。作為原始形式的電容器，萊頓瓶曾被用來作為電學實驗的供電來源。——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