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紫禁城，通過我1919年第一次踏進它的大門後的一些片段，介紹得差不多了。本章將討論皇室和民國達成的革命妥協所帶來的惡果。大家記得，這一妥協不僅剝奪了皇帝所有的政治權力，留給他一個空頭銜，更讓他背負了一個極其耗資卻無甚內涵的特權，即維持一個多餘卻無用的宮廷。帝製被推翻了，但其背後的推手之一——奢侈腐敗的製度，仍完好無損。
跟大多數外國人和許多中國人看法一樣，我以前認為清王朝的崩潰是因為皇室的無能、無知和貪婪；是因為皇太後的失策和罪過，或她愚蠢地信任的那些人的錯誤和罪行；是因為東西方“蠻夷”的驚人打擊；是因為東方宮廷中普遍存在的惡習和奢侈對其造成的腐蝕；是因為西方民主理想的湧入，及其對“年輕中國”毫無防備的頭腦的毀滅性影響；是因為中國人對“異族”王朝的仇恨，他們越來越相信統治了近三百年的“異族”終於“氣數已盡”。
在我有機會從內部觀察革命後的帝國製度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這些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作用，導致帝製的滅亡，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內務府的束縛越來越緊。我曾把內務府比作吸血鬼，吸幹了大清王朝的血液。
西方作家在講述大清帝國時期的中國宮廷生活時很少談及內務府，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大了解內幕，也就不那麽關注這個問題了。當然，太監製度的邪惡臭名昭著，經常受到外國人和中國人的譴責。但人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太監製度隻是規模更大的內務府製度的一部分，並非權力最大、危害最深的那部分。實際上，與其說太監是皇帝的仆人，還不如說他們是內務府的奴才。他們因宮廷腐敗而備受指責，不過是替罪羊罷了。廢除太監製度的確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從我在朝廷任職的第一天起，就希望這個目標早日實現。但僅是遣散太監，而不廢除或徹底改革內務府製度，將不足以清除宮廷遺毒，這些毒物威脅著清朝的生命，危及皇帝及其家人的福祉。這件事起初我不明白，也是後來才想清楚的。
1898年，內務府支持反對派破壞戊戌變法，默許了光緒被廢黜，為皇太後與義和團結盟的行動歡呼喝彩。最終，在革命時期，內務府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優待條件”上。內務府讚同這些條款（我們有理由相信，內務府促成並參與了起草過程），不是因為這些條款對皇帝真正有利，而是因為協議內容為內務府的繼續存在提供了保證，維護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有人會問，內務府怎麽把朝廷統治推到如此災難性境地的？它是如何獲得如此大的力量讓其在帝製崩潰的暴風雨中屹立不倒的呢？它在這方麵的成功，難道不是間接證明了帝製的腐朽嗎？
乍一看確實如此，似乎隻有先帝們的懈怠、無能或冷漠，才能解釋宮廷為何會落到自己的仆人手裏，這些仆人在皇帝麵前卑賤地自稱奴才。但這一解釋還不夠充分。如果把皇族王爺們管理財務和其他事務的方式一一說明，事情也許會變得更清楚。每一位王爺都有自己的府邸，以半帝王的身份與家族所有成員和一群仆人住在這裏。大多數王爺擁有或曾經擁有大片的私人地產。一些在北京擁有價值不菲的房產，另一些則擁有鄉村地產，他們從這些地產中獲得可觀的收入。擔任政府職位或朝廷職務的人也要領取俸祿和額外恩賞。
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有的話，也隻有個別王爺了解自己的財產範圍和所在地，而多數對自己的收入沒有確切概念。每位王府的事務掌握在一個“管事的”手裏。管事的就是管家，他有自己的手下，完全控製著主人的財務往來，是唯一一個準確了解主人收支情況的人。如果管事的誠實可靠，恰巧是個有商業頭腦的人，王爺的事務就可維持得很好，特別是還有官方的額外津貼或帝國的恩賞可以填補偶爾的家庭預算赤字。但即使在“誠實”的人中，卑劣的“壓榨”方式也很猖獗。中國有個古老的習俗，要求每個富裕的官老爺給窮親戚弄個“飯碗”。這一習俗便衍生出一種毀滅性的製度：十個人領著二十個人的酬勞，卻隻幹一個人的活。
幸運的是，“主人”是否陷入貧困，管事的並不在乎。事實上，隻要主人能夠維持表麵上的富裕，管事的就有既得利益。許多王爺懷疑遭到搶劫了，卻也很無助。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把管事的解雇了，他們可能會深陷債務的泥沼。一般來說，在任何時候管事的能給王爺提供需要的現金，並且能在王爺及其債主之間斡旋，王爺就不會加以抱怨。在王爺需要用錢的時候能拿得出來，這是管家的榮耀。王爺需要的錢總能悉數備好，至於錢是從哪兒來的，王爺從不過問，也不指望被告知。
自不用說，辛亥革命加速了滿族王爺走向貧窮。其實我在1919年認識他們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已不是富人了。那些依賴官方不斷提供資金的王爺或管事的都陷入了悲慘的境地，靠私下出售宮廷贈給他們或他們祖先的藝術珍品賺取部分生活費用。考慮到“麵子”，他們不可能公開拍賣自己的寶藏。多數情況下，他們得到的價格低得可笑，且鑒於這類交易完全掌握在管家手中，他們自己的收益份額，管家給多少就是多少。
去這些王公們富麗堂皇的家裏拜訪，是一種令人悲傷的經曆。院子裏雜草叢生，屋頂漏水，馬廄空空如也。在許多情況下，廚房也做不出什麽像樣的吃食。其中就有一位王爺，曾舉辦過一兩年的賞花大會，慶祝他那棵著名的山楂樹開花。我們坐在花園中的涼亭裏，一邊擺動著筷子，一邊呷著熱葡萄酒，間或有微風把山楂花吹到我們的桌子上。多麽可愛的山楂啊！宴會幾乎是這位王爺施展東道主的魅力和才能的唯一場合。可眼前，他已經成了窮人。我還沒離開北京，他就去世了。他那雜亂無章的府邸落到了外國人手裏，直到去年我才聽說那顆山楂樹死了。
我必須說下另一位王爺的事跡，因為他在我所了解的王爺中算是獨一無二的，估計你們可能也猜到了，他就是載濤，先帝光緒爺的兄弟，宣統皇帝的叔叔。他非常喜愛馬，還送給我一匹在滿族馬廄很有名的馬，因為它的長尾巴是白色的。他不僅善於騎馬，還很熱衷汽車駕駛，尤其對德國汽車情有獨鍾。
載濤聰明又活躍，到過國外，閱曆豐富，頗有見識。這些特點已令人十分欽佩，但他還有另一個更非凡的品質。他是皇族中唯一知道如何處理家中事務、並且付諸實踐的人，這一點我早有耳聞。有次我陪同載濤及其長子去祭拜家族墓地（在北京北幾英裏的湯山溫泉附近），當時他正在大規模修繕與陵墓相連的祭祀大廳。在公園般的圍牆裏有許多工人，正忙碌著搬運磚塊和木材。當我們在門口下車時，守陵人跪了下來，呈給他一捆文件。他把這些文件放在一張桌子上，帶著長子到家族墓地前行禮祭拜。這項基本禮儀完成後，他又回到文件上。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裏仔細檢查文件，做了無數注釋和計算，並就價格和材料問題仔細詢問承包商。很明顯，這個皇室成員不允許管家全權包攬自己的事務。
接下來我要說的這位王爺，名字就不透露了，他的經曆正好相反。這位王爺曾是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現在卻很窮。他住在天津，因時局動**，他又時常外出，不敢住在北京寬敞的府上。不過，他的管家住在那裏。他要用錢的時候，就傳話給管家，讓管家出售一些玉器、瓷器、珠寶、字畫或其他貴重物品（大部分是皇帝賜給他的禮物）來籌集所需資金，這些物品仍然保存在他家府邸。管家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以他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處理掉，然後把他認為合適的錢數或多或少送到天津。最近，在一位非常著名的軍事人士的命令或默許下，民國士兵搶劫了他的府邸。
現在，紫禁城的管理體製大體上與滿族各王府一樣。內務府的官員之於皇室，就像管事之於普通的王爺。就連紫禁城的太監製度也在王府裏得到了微縮再現。有記載表明，根據皇族的常例，每個王爺都有權保留一小撥太監，數量多少取決於王爺的等級。
就是這樣，滿族王爺幾乎無法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也照管不好自己的財產。究其原因，除疏忽和無能，如果還能找到另一個原因，有權有勢的內務府可算是罪魁禍首。
分析原因，我認為這與中國教育體製中一個奇怪而又常被忽視的缺陷有關。在中國的舊式學堂和科舉考試製度中，所有的重點都放在學習經典上。引用一位研究中國生活和文化的權威人士的話說：“除了近年來受到西方教育影響的學生，算術不在學生功課之列。……隻需要像英國六歲或八歲的孩子那樣，知道一丁點‘加、減、乘、除’的知識，就能心滿意足地過完一生。”
雖然，每一個來中國的外國遊客都知道，中國人把算盤運用得十分嫻熟。但現在也和過去一樣，學校幾乎完全忽視了算術教學。中國的簿記員和會計打算盤時的速度和靈巧，足以令旁觀的外國人吃驚不已。但要說他們加減乘除的知識還不如一個六歲的英國孩子，那就太荒謬了。然而，問題的重點是，隻有那些打算從事商業的人才能熟練地使用算盤這門藝術。如果真放到遵循古老傳統的學者手裏，他們隻會笨拙地撥弄幾下而已。他們也不認為自己不會打算盤是什麽丟人的事。相反，他們還引以為豪。正如一個中國紳士，過去常常以他的長指甲為傲，因為這能證明他是個文人，除了拿筷子和練書法，沒有需要用手的地方。
可能是由於中國算術符號書寫起來比較麻煩，算盤繼而成為中國數值計算的通用工具。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也許是算盤本身造成了算術在教育課程中地位較低的局麵。盡管中國的店主在結賬時會以驚人的速度來準確使用它，但事實卻像英國漢學家翟理思博士所說的那樣：“算盤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那就是不能退回去查找錯誤，每往下操作一步，上一步的結果就消失了。”
不論算盤是否該被譴責，但算術幾乎遭到中國官宦階層目空一切的輕視，這是不爭的事實。伴隨著這種輕視，或者是這種輕視產生的後果，我們發現，在該階級中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認為凡是與錢相關的問題，都入不了學者和紳士的眼。翟理思博士指出，算盤固有的這一“明顯缺陷”，已經從算盤自身的操作過程擴展到中國人的許多其他活動中，這種設想是否有些不著邊際呢？有很多事情讓我們懷疑，他們常常不能或不願“退回去尋找錯誤”。他們似乎非常願意默許“隨著工作的進展，上一個步驟都隨之消失”。
不管真相到底為何，我們似乎都有理由相信，漢族和滿族的官宦階層，上至王公，之所以允許自己的物質利益轉移到管家手中，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願或學不會做簡單的算術計算，因此無法管理自己的財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根本不在乎金錢，而是他們得到金錢之後，不知道如何保管，也不擅長根據收入調整支出。如果把剛才那位作家的話再重複一遍，他們的算術知識僅相當於一個六歲的歐洲孩子，那這也沒什麽奇怪的。
我曾說過，滿族王府中盛行的製度大體上與紫禁城一樣，但有兩個重要的區別必須加以強調。首先，王爺的管家並非官宦出身，不太可能沾染上官宦階層對簿記工作近乎勢利的輕蔑。相比之下，皇室的管家是內務府的高級官員，不僅有官銜，還身處高位。因此，內務府的腐敗與無能也就不可避免。這個龐大部門的頭頭們沒能力或不情願屈尊了解虛假的賬目和財產管理的細節。他們把部分職責委派給下級去做，而一層層的下級不論個人誠實與否，皆屬於一個龐大的有組織的腐敗體係。
王府和皇室還有一個天壤之別。管家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一個家庭，而內務府的活動則會影響到國家政事。它不僅僅是一個管理皇帝財產的機構，也是皇帝聯絡各大部門的機關。如果它隻是一個管理皇帝內務、在皇宮範圍內管理朝廷日常事務的機構，那麽它的活動無論多邪惡，都很難影響政治結構頂端的皇帝寶座的穩定。很不幸，內務府的權力和影響並沒有限定在這一範圍，而是延伸到了上層決策，導致了清廷生活中臭名昭著的腐敗。
內務府雖非六部之一，但其自身實際上就是一個重要的國家部門。其與皇帝間的密切聯係，賦予它極高影響力和威望，是其他任何部門都望塵莫及的。皇帝的樞密機構責任內閣召開會議時，需要由內務府主持，而內務府總管經常也是內閣成員。無論如何，內務府總管都是帝國中地位最高的官員。世續在革命期間升任內務府總管，直到 1922年初去世。同時，他也是內閣成員，他的主要下屬都是一品或二品大員。
內務府貪贓枉法，無能至極，簡直到了難以置信的境地。不光使其自身身敗名裂，更是將大清王朝乃至中國帶入深淵。雖然這是我一直強調的，但我想聲明一點，內務府製度腐敗，但其領導階層並非都是無能之輩，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
“願那些想清廉的人遠離宮廷，得享清淨。”這是法國思想家蒙田引用西班牙人盧卡的一句話。他還引用過柏拉圖的“治理天下而又兩袖清風的人，隻有靠奇跡才能找到一處世外桃源”作為真理的見證。
如果沒人為我在內務府的朋友創造奇跡，責任似乎不在於他們，而在於負責創造奇跡的勢力。他們錯得很嚴重，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作為一個部門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提供忠誠和有用的服務，僅僅做皇帝非常順從的“奴隸”是不夠的。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革命前後表現得很勢利，把內務府當作一個既得利益機構。所以，內務府的存在不是為了效忠皇帝。相反，倒是皇帝的存在給內務府的苟延殘喘提供了理由。
內務府的所有官員都是滿族人。他們人數眾多，等級不一，其中許多我甚至連見都沒見過。此外，還有許多人並不在紫禁城，而是在皇陵、頤和園和其他皇室擁有地產的地方。他們的控製沒有延伸到廣闊的中國東北地界，因為那裏由另一個內務府管理，其總部設在奉天。據我所知，這個內務府至少和它在紫禁城中的“對手”一樣腐敗，但它的所作所為本書並未涉及。
北京內務府的領導是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於1919年擔任此職，他在革命前擔任過多種重要職務，包括武備院卿、工部侍郎、理藩院尚書、內閣學士、軍機大臣，他還做過憲政編查館參與政務大臣，負責編纂清朝曆史。作為內閣成員，他總是參與宮廷政務。即便後來內閣解散了，他依然以“中堂”的身份討論政務。就在革命前不久，他成了“太保”，即“太子的高級保護人”。
世續無疑是一個有能力、有性格的人。盡管他縱容下屬在財務方麵違規操作（也許因為他明白，離開這些下屬，整個係統將會崩潰），人們普遍認為他個人是清正廉潔的。他的觀點過時而又極端保守，他堅決反對內務府或任何其他部門的改革。然而，他儀表高貴，舉止得當，對像我這樣的蠻夷表達他所憎惡的觀點時，表現出來的是機智和寬容。所以，他給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實際上表現出來的更為開明。
世續還與幾位高官同袁世凱一起說服宮廷放棄其職能，以換取“優待條件”所載的保障。換句話說，他同意摧毀皇權，來換取內務府保持現狀。1922年2月，世續去世了，民國總統派了一名代表參加他的葬禮。中國媒體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稱總統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知道“這位已故的內務府總管，曾勸服裕隆皇太後同意皇帝退位、建立民國，算得上有功之人”。
迫於各方壓力，尤其是內務府的，年輕的皇帝給已故的世續授予了“文端”的諡號和其他榮譽，派遣貝勒載瀛參加哀悼儀式，賞賜8000元作為喪葬費。
繼世續之後，下一任內務府總管是邵英。1905年，這個滿族人被任命為某委員會成員，準備出國學習憲政。就在他們要離開北京的時候，一顆炸彈從天而降，會長載澤公爵和紹英都受了傷。這一事件發生在1905年9月24日，在中國引起了巨大轟動，讓宮廷惴惴不安。委員會的出發日期被推遲了，等它再次出發的時候，紹英已不再是其中一員。不久之後，他便做了戶部的左侍郎。
邵英雖心地善良，卻又膽小怕事。他假裝對改革感興趣，但總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他不受同事或下屬待見的行動。他結交了幾個在北京的外國人，主要是為了在危險時刻請求他們給予保護。在北京東門的宅子附近，邵英還有一所房子。他總是小心翼翼地尋找歐洲的房客入住這裏，為的是在他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幫助他。租金是次要考慮的因素，他寧願租給歐洲人分文不取，也不願把它租給中國租戶。從我第一次認識他到之後的幾年間，這棟房子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人租住。因為它離使館區太遠，歐洲人租房子是無法接受這個距離的。不過，這個宅子算得上北京一流豪宅了，還有中式花園。當我成功說服我的一個英國朋友把它租下來時，紹英對我感激不已。
紹英接替世續做了內務府總管。在1924年11月的災難（將在後文詳細描述）之後，他效仿許多眾所周知的例子，得了一種對他有利的疾病，需要在使館區的德國醫院常住。幾年後，他假裝的疾病變成了真正的疾病，而且是致命的。
紹英之後，擔任內務府總管的是耆齡。耆齡與皇帝的母親醇親王福晉有聯姻關係。他是資政院的副總理，任禮部左侍郎。耆齡聰明機警，起初我對他寄予厚望，希望能通過他在紫禁城實行改革和緊縮政策。但他對改革的興趣和他的前任一般無二，隻是嘴上說說，沒有任何行動。
耆齡直到1923年才當上內務府大臣。他擔任過山西學政。在光緒駕崩前不久，他成為學部左侍郎。耆齡同慶親王和前山東巡撫孫寶琦家有聯姻關係。他現在是新“滿洲國”理事會的成員之一。
榮源，也就是後來的榮公爵，因為是皇後的父親，在1923年被任命為朝廷大臣。他的任命，也沒有產生多少積極影響。
最後一位我想提及的內務府成員是佟濟煦，他隻是內務府的一個小芝麻官，但為人誠實，對皇帝忠誠不貳，很值得關注。他直到1924年初才收到任命，但我在1919年剛來時就結識他了。佟濟煦出生在一個祖籍滿族或稱“旗人”家庭，長期居住在福建，是由他的同鄉兼帝師陳寶琛舉薦入宮的。1931年，他跟隨皇帝去了東北。
我曾說過，內務府的官員都是滿族人。直到1923年，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但這個說法並不適用於另一個內務府雇傭來的重要群體——太監。清朝末年，尤其是在慈禧太後和隆裕太後的時代，太監是一群禦前耍權弄勢的小人。從理論上講，它們應該受內務府的管轄和紀律約束。但仗著與皇帝、後妃間的直接關聯，他們實際上往往會撇開內務府，擅自進行財務和其他交易。讀過“老佛爺”宮廷生活相關書籍的西方讀者，可能從沒聽說過內務府，但他們都聽說過聲名狼籍的太監李連英，還有他的繼任者、伺候隆裕皇太後的張蘭德，雖然不太為外國人所知，但其權勢之大、腐敗之能，和李不相上下。
一些西方作家犯了個嚴重的錯誤，誤以為太監是滿族人。其中一人重複講述一個毫無根據的故事，說皇太後的幾個太監曾對李鴻章耍過惡毒的把戲。她解釋說，他們恨他入骨，“就像滿族人會憎恨漢人那樣”。而事實上，大清朝的內廷嚴格禁止雇用滿族人做太監。宮裏所有的太監都是漢人，且大多來自直隸和山東兩省的交界處。
“優待條件”載有一項條款：“迄今為止，所有在宮裏任職的各級人員都可以保留，但不能再雇傭新太監進宮。”這一條款遭到內務府和隆裕太後的強烈反對，但她們不得不讓步。直到1923年，紫禁城裏仍有一千多名太監。那一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將在另一章詳述。
就內務府的貪汙腐敗問題，我還想多說兩句。
因為我們看問題的標準和中國人不同，那些在我們看來是貪汙的行徑，在中國人眼中卻並非如此。在中國的所有歐洲居民，對臭名遠揚的“壓榨”製度，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同意，想要根除這種醜惡的現象是不切實際的，所有那些追求寧靜生活的人，能采取唯一有希望的辦法就是，不要魯莽幹涉，除非“壓榨”製度演變為明目張膽的搶劫。他們可能還會承認，在某個國家機構中，可以容忍的或多或少的“合法壓榨”，在不那麽富裕的內務府看來，可能就是“非法的”。
基於這個因素，革命爆發以前，清朝很難界定哪種“壓榨”是合法的。朝廷的財政沒有預算範圍，收入來源極其豐富，幾乎可以無限擴大。但皇帝退位後陷入黃昏期，幾乎沒有了外部種種收入，沒有了往日的富庶。就算民國政府能如數支付協定的年度補貼，但這些收入也無法滿足眾多官員那貪得無厭的需求，更不用說民國政府從未全額支付過補貼。所以，這些清朝官員在巨大的壓榨係統中默許了身邊人的灰色既得利益，更何況這一係統在清朝鼎盛時期就一直存在。
《清室外紀》這本書描述了革命爆發前的中國。書中說宮裏的“壓榨”使得內務府的職位“成為帝國最令人垂涎的職位”。一名內務府高級官員的年收入“估計超過100萬兩”，當時約合20萬英鎊。此外，作者還提醒讀者注意一個事實，即任何試圖削減這些職位特權的企圖，都自然會讓皇帝不受宗親們的待見，因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直接或間接受益於宮廷壓榨。事實正是如此，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在大清王朝衰亡之時，不僅皇室家族，其他多數王公也欣然同意“優待條件”的條款，因為這些條款保證了內務府的繼續存在。
內務府和其腐敗行為，致使皇室威望日落西山，許多忠於皇室的人也逐漸變得冷漠和絕望。但令人驚駭的是，內務府所有人對此視若無睹。早在革命爆發前，人們就在問皇帝，如果皇帝連宮內事宜都管不好，無法製止下人的不法行為，又怎麽能指望他的臣民在生活中聽命於他呢？他們回想起一位偉大的儒家聖人的教誨，想知道他們的君主為什麽會忽視這些？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出自《大學》）意思是說，正確的家事管理必須先於正確的國事管理。隻有當統治者顯示出自己有能力正確安排內務時，他才有能力成為臣民的導師。
其他國家的宮廷必定也有類似內務府的部門，而且毫無疑問，其中腐敗的也不少。例如，阿拉伯帝國最偉大的哈裏發哈倫·拉希德在位時，其宮廷似乎也被一個機構所控製，其地位與中國紫禁城裏的內務府非常相似。但哈裏發的宮廷至少有為《天方夜譚》的形成提供了背景，因此，即便宮裏花錢如流水，也還說得過去。
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中國宮廷的鼎盛時期，如唐玄宗時代。當然，唐朝由盛轉衰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不過，時代造就了大唐帝國的藝術家、音樂家、詩人、畫家等，雖然一千多年過去了，即便到了輝煌燦爛的宋朝時期，唐人鑄就的輝煌依舊光彩奪目。清朝也取得了許多偉大的成就，有兩位流傳千古的帝王，但這些與內務府無關。相反，內務府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清朝早期偉大的傳承。
明朝的太監也十分腐敗，把一個帝國拉向了衰落，哪怕這個帝國強大到把征服世界的蒙古人趕出中國。清朝的太監雖壞，尤其是在慈禧太後和隆裕太後時期，但他們在清朝的權力和影響力遠沒有達到明朝時期太監所擁有的巨大政治權力。但是，內務府卻扮演了明朝太監的角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改變了從東北的森林和山脈中湧現出來的征服者和管理者的驕傲種族的命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年代裏，清朝仍完全被內務府所控製。卑躬屈膝地向民國政府請求分期支付逾期未付的補貼，一次次把自己置於尷尬、卑賤的境地。不幸的是，它的呼籲經常出現在中國報紙上，被人們冷嘲熱諷。例如，1919年10月1日的《北京日報》說，內務府總管世續請求民國總統批準支付60萬元。沒有這筆錢，皇宮將無法償還其貸款。類似的請求每年都會有三到四次，結果不盡相同。幾乎每次的說辭都如出一轍，總是在強調這些撥款對於“維持現狀”舉足輕重。
內務府總管及其手下似乎從沒問過，皇帝作為現狀能夠存在的理論基礎是什麽，“維持現狀”是否符合他的真正利益。我住在宮裏的那些時日，“維持現狀”這四個字我都聽膩了，對我的耳朵簡直是種折磨。在與皇帝的談話中我曾說，“維持現狀”可以作為每個已故內務府成員的碑文，再合適不過了。不管內務府曾經與這個王朝如何匹配，但現在它確實沒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