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紫禁城供職的歲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19年3月開始，到1922年11月皇帝大婚結束；第二階段從皇帝大婚後開始，到1924年11月他被倉促逐出紫禁城結束。
這種劃分很容易，因為它標誌著皇帝生活方式的轉變。在十七歲生日前舉行大婚，意味著之前的皇帝隻是個未成年人，除了雞毛蒜皮的小事，他沒有太多的主動權。大婚之後，他就是個大人了。盡管他離真正的自由還差得很遠，隻要他不過分渴望紫禁城外的世界，他還是有無可爭議的權力，可以自己掌握時間、管理生活。
大婚前，皇帝每天要去毓慶宮讀書。嘉慶皇帝（1796—1820年在位）被立為太子後，這裏便是他的寢宮，現在還收藏有他的真跡。宮裏有扇門通向一個小院子，院門左側有一間休息室，專供帝師休息使用。一群仆人的唯一職責就是侍候帝師，隨時為他們奉上茶點。正殿坐西朝東，與休息室成直角。每位帝師都要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如果對哪位帝師來說有更方便的路程，也可走東華門或西華門。帝師要把自己的汽車或馬車停在大門外，然後坐在轎輦上被抬進大門，一邊走一邊向全副武裝的哨兵點頭致意。我在所有帝師中還有一項特權，偶爾可以騎馬進入紫禁城。到達景運門，帝師便得從轎輦或馬上下來，步行剩下的一小段路，然後到達毓慶宮。
隨後，帝師坐在休息室喝茶，等待皇帝駕到。皇帝會坐一乘寬大的轎子過來，轎子上裹著黃色的絲綢，由十二個或更多人抬著。根據禮節，轎子進入庭院時，帝師不能出去見皇帝。但他得從座位上起來，在休息室裏站著，等到皇帝進了教室，帝師才可以坐回去。直到一個太監在正殿門口大喊一聲“諾”（這個字的意思是皇帝召見），接著一個蘇拉再重複一遍，宣布皇上準備好開始讀書了。
帝師即刻走進教室，學生站在一張方桌的北邊，師傅趕緊給學生深鞠一躬。禮畢，兩人同時坐下。皇帝麵朝南坐著，帝師坐在側麵。
我剛任職時，帝師和學生的時間是這樣安排的。每天早晨，陳寶琛第一個進宮，夏季是淩晨五點半，冬季是淩晨六點。這與古代朝廷的傳統是一致的，上朝時間通常是黎明時分。七點半左右，陳寶琛就要出宮了，除非他想同某個同事商量事情，或共進早餐。這裏要提一句，帝師們的飯菜是免費提供的。而且，無須預先通知，隨時可以享用。飲食皆是些上乘的中式佳肴，從禦膳房出來，直接送到帝師的休息室。禦廚們個個精於此道，收入可觀。
八點半左右，滿族帝師伊克坦接班。十點到十一點是朱益藩。下午一點半我開始上課，通常講授兩個小時。
平時節假日並不多，隻是臨近皇帝大婚、毓慶宮的教課接近尾聲的時候，非正式的放假才多了起來。夏季有一個月的假期，農曆新年放三個星期的假，皇帝的生日正月十三也包括在內。除此之外，隻有五月端午節和八月中秋節，以及大清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才不以學生身份見諸位帝師。在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應該禁食。但我發現，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空著肚子上床睡覺。自不用說，星期日和其他西方節日均不會得到承認。
上任之後的前幾個星期，我是不被允許單獨和皇帝在一起的，會有一個太監全程默默地站在旁邊。此外，還有一位中國帝師，通常是朱益藩，或一位朝廷官員，通常是耆齡。太監靠牆站著，一動不動。中國帝師或官員與我們同在一桌，朝北而坐。之所以需要這兩位在場，是因為皇帝以前從未和外國人說過話，可能會感到緊張或尷尬。然而，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緊張的跡象。幾乎每天，他們都會有昏昏欲睡的時刻，皇帝根本沒打算喚醒並提醒他們。他們的職責是不眠不休地監視我這個海外來的野蠻人，看看我這善良的外表下是否藏著一顆奸惡之心。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他們覺得皇帝應該不像開始見到外國帝師時那樣緊張和難為情了，所以便不再時刻陪在我們身邊了，但太監一直都在，而其他帝師侍奉皇上時是沒有太監在場的。很明顯，內務府還沒準備好把天子單獨交由我這個可怕的洋鬼子擺布。民間有些謠傳，說洋鬼子有吃孩子的心髒和肝髒，以及用孩子的眼睛做藥引子的習慣。
太監隻是默默地站在門口。半小時後，他悄無聲息地出去，另一個同樣沉默的太監來接替他的位置。這個太監待夠半小時後，第三個太監便來換他。他們每半個小時換一次班。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的夏天，我和皇帝終於能單獨相處了，之前片刻不離的太監不再出現了。不過，在那之前我得出一個結論：如果皇帝能有個同學，他的英語將會進步更快。我選中了小皇帝兩歲的堂兄弟溥佳，他是皇帝叔叔載濤的長子。皇室有從皇族中挑選年輕孩子作“伴讀”的習俗，所以我的建議沒有引發爭論。不過，還是掀起了一點小風波。因為，醇親王與載濤長期以來彼此嫉妒。醇親王是皇帝的生父，也是前攝政王。我放著他的兒子（也就是皇帝的親兄弟）不選，偏偏選了載濤的兒子，他很生氣。不過，我當時對此並不知情。然而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宮中給皇帝任命了兩個伴讀，載濤的兒子陪皇帝學英語；醇親王的次子，也就是皇帝的親弟弟，陪皇帝學習漢語。
其實，皇帝當時已經有一個漢語伴讀了，即溥倫王爺的兒子，十四歲的毓崇。大家清楚地記得，在德宗皇帝駕崩時，袁世凱極力推崇溥倫繼承皇位。如果成功了，這個男孩或他的兄弟溥?將毫無疑問成為皇位繼承人。如果沒有爆發革命，中國現在的皇帝便是他了。因為，載倫幾年前已經過世了。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要麽是出於感激袁世凱試圖扶他登上皇位，要麽是出於其他動機，溥倫後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野心，並且受袁之托去盜取玉璽。後來袁世凱突然離世，他才沒有去做。袁死後的一段時間，溥倫在宮裏很不招人待見。然而，後來他又與皇室和好了（年輕的皇帝似乎沒有任何報複的跡象）。授予溥倫之子伴讀的榮譽，似乎成了溥倫被原諒的一個信號。
皇帝的親弟弟溥傑也成了伴讀。所以，現在有三個年輕人共享這一令人垂涎的特權，他們是溥傑、溥佳和毓崇。其中，溥佳是唯一的英語伴讀。由於他們的伴讀工作，他們在宮裏也就有了官職。《朝廷公報》登載了他們三人的任命公告，還記錄了皇帝授予他們的一項特權，即“可以在紫禁城騎馬”。
或許應該解釋一下，滿族和漢族都有一種普遍認可的習俗，即同族或同宗中同輩男孩的名字中，要麽有同一個字，要麽有同一個偏旁部首。因此，皇族中與皇帝同輩的所有成員名字都有一個“溥”字。皇帝叫溥儀，他的弟弟叫溥傑，堂兄弟叫溥佳。皇族中這一輩還有許多其他成員，如溥光、溥倛、溥修和溥偉。溥倫當然也是這一輩的。
從這裏可以看出，以“溥先生”來稱呼宣統皇帝，不僅因為其他原因而顯得無禮和令人反感，而且僅僅作為稱呼也是不合適的。因為，皇族中很多人都可以稱為“溥先生”。
溥倫的兒子毓崇，身著1351年的日本盔甲
在紫禁城中騎馬的溥佳
上麵提到的溥字輩之溥偉就是恭親王，多年來一直受日本人保護，居住在遼東半島。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上，與最近東北政治動**有關。中國的英文報紙經常稱他為皇帝的叔叔，大概是因為他的年齡太大了。但是不是叔叔，不是年齡可以決定的。他是皇族的一個旁支，與皇帝同屬一代人。因此，恰當的描述應該是皇帝的表兄。
同樣的原因，皇帝上一輩的名字中都有一個“載”字。光緒帝（自他駕崩後，更準確的稱謂是其廟號“德宗”）叫載湉，他的兄弟有載灃、載洵和載濤。載字輩上麵是“奕”字輩，德宗的父親叫奕譞，還有奕譓、奕誌。溥字輩下麵是“毓”字輩，有溥偉的兒子毓嶙、伴讀毓崇、毓森和毓朗等。如果皇帝有兒子，他們的名字中也會包含“毓”字。
也許還應該提一下，滿族皇室的皇姓是“Aisin-Gioro”（羅馬字轉寫）。除了中國曆史上關於大清王朝崛起的記載，人們很少聽到或提到這個姓氏。所以，便用北京話中的“愛新覺羅”四字來代替了。由於“Aisin”在滿語裏的意思是“金子”，許多皇族便采用了中文的“金”作為他們的姓氏。這樣一來，隻要他們願意，就可以被誤認作漢族人，因為金恰好是一個常見的漢族姓氏。
皇帝學習英語快兩年的時候，他讓我給他取個英文名字。不是為了加在他的中文或滿文名字之前，而是要單獨拿出來使用，比如給我或其他歐洲人寫信、贈送照片，或給其他非中文文件署名的時候用。我在前麵也解釋過，皇帝的名號是有所避諱的。所以，他不能像外國人那樣使用自己的名字。當他開始運用所學的英語知識時，他發現這很不方便。他從我給他羅列的英國王室成員的名字中選擇了“亨利”。他從未打算把“亨利”和“溥儀”放在一起使用，即使“溥儀”這個名字不需要遵從皇室的避諱，他也不會有這樣的意圖。因為他和我一樣不喜歡當下的這種“時髦”做法，即在中國姓氏前加上西方“基督徒”的名字，這在學生階層中很是流行。因此，新聞界近年來總是習慣性地用粗俗的“亨利·溥儀”來稱呼皇帝，這種習慣不僅令人心生厭惡，而且就像荒謬的“溥儀先生”一樣，根本是不正確的。當他在極少數非官方場合使用“亨利”這個名字時，總是單獨使用，而非加在其他漢語或滿語名字前麵。
我和我的皇帝學生，從一開始就相處得友好、和諧。隨著時間的積累，我們之間的友情越發深刻。他身上散發著非常吸引人的品質：知識麵很廣，為人坦率，不僅關心中國的事情，對世界事務也熱切關注；他慷慨大度，極具藝術天分，對那些冤枉過他的人或曾經與他為敵的人，他沒有表現出任何報複或惡意；他對苦難的人民心懷仁慈和同情；他身臨險境時充滿勇氣；有濃厚的幽默感。
我剛上任時，他完全不懂英語。其實，他壓根兒沒想過要認真努力地掌握英語。他對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興趣不大，最感興趣的是世界時事（包括《凡爾賽和約》簽訂前後歐洲發生的各種事件）、地理和旅遊、基礎自然科學（包括天文學），政治學，英國憲法史，以及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日複一日上演的戲劇。關於這些問題，我們自由地用中文隨心所欲地交談。毫無疑問，這些交談和其他話題的討論占去了很多時間，而英語學習的時間也就相應縮短了，勢必不利於皇帝英語語言的學習。
然而，由於他精通漢語書法，便也對英文書法產生了興趣。沒過多久，他寫出的英文可能會讓許多他這個年齡的英國學生心生嫉妒。本章最後附了他的英文筆跡，他當時才十五歲，學習英語一年左右。這份書法由三段著名的篇章組成，是我從儒家經典《孟子》中選譯的。這幾段文字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們闡述了極其強烈的民主思想。因而，激怒了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氣得他差點把孟子從正統儒家先賢的位子上拉下來。
皇帝頭腦聰明，思維敏捷。他的性格中既有嚴肅的一麵，也有輕浮的一麵。起初，我把他的輕浮歸咎於年輕人的不負責任，總想著他長大後就會拋棄幼稚的東西。然而，有那麽幾次我似乎在他本性中發現了割裂的跡象，這幾乎可以說明在他內心存在著兩種敵對的人格。他長大成人後，我常常和他坦率地討論這件事。我經常告訴他，在他的內心深處住著兩個皇帝，除非較好的那個成功降伏另一個，使其永遠恭順，否則他就永遠無法公正地對待自己和列祖列宗。
麵對我對其品格的批評和告誡，皇帝倒是都欣然接受，但收效甚微。事實上，他聽我抱怨時，總是表現得很有耐心，也不發脾氣，絲毫沒有怨恨的跡象，這是他最大的優點，也是最迷人的。然而，我的中國同事經常告訴我，皇帝對他們可沒有這麽順從和包容。當人們逐漸認識到，相比其他任何一個人，皇帝會更耐心地聽英語帝師的話時，不光他的中國帝師，甚至他的父親和叔叔們想給皇帝提什麽意見和建議，但又怕他聽不進去時，就會要求我轉述給皇帝。
然而，靜靜地傾聽批評是一回事，而根據批評采取行動又是另一回事。我很多次認真地指出皇帝做錯的地方，他從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快或生氣。他經常告訴我，他知道自己錯了，並打算洗心革麵，重新開始。他確實在這方麵做出了努力，即使有些努力沒有取得成功，早早便夭折了。
雖然略顯不妥，但我確實用“輕浮”一詞形容過皇帝的本性。我的中國同事們皆有此感，尤其自皇帝六歲時便開始做帝師的陳寶琛，他也用漢語裏的“浮”字描述過皇帝的這一缺點。字典裏對該字的解釋是：“飄動，流**，不沉靜，不切實，空虛的，變化無常的，不穩定，需要定性。”有時我會想，皇帝的大部分優秀品質，包括他毋庸置疑的聰明才智，可能都來自他的母親。
我們記得，皇帝的生母是高貴的滿族總督榮祿的女兒。而他性格中輕浮或粗野的部分則是繼承自他的父親醇親王的。此外，在小事上皇帝總是莫名的固執，我也想歸咎於父係遺傳。然而，很難說他性格上的哪些缺陷可能是遺傳造成的，哪些是由於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算不上健康的宮廷環境裏導致的。如果前者無法治愈，那麽如果換一個健康的環境，後者至少有可能逐漸消失。
我曾說過，皇帝極富幽默感。有一次我試著用淺顯的語言來解釋絕對君主製和君主立憲製之間的區別，皇帝便把這個可愛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說明不負責任的專製主義是什麽意思，我說行使這種權力的君主可能會恣意妄為，草率地下令處決任何子民，或者可能把生死大權交給一個受寵信的大臣。皇帝回應說：“照你這麽說，那我的先帝們皆是不負責的專製君主。”
幾天後，我正坐在中式庭院僻靜的花園裏，一個仆人告訴我，宮裏來的太監正站在大門口，帶來皇帝的口諭，奉命當麵傳達給我。他一進門，就向我遞過來一個閃閃發光的東西，原來是一根手杖。太監一臉嚴肅地說：“我奉萬歲爺之命，把這把劍呈上。皇上口諭，賜予你隨便殺人的特權。”
我再次進宮時，皇帝即刻問我太監是否執行了他的命令。我向他保證，太監完美地完成了任務。十來年之後的某天，皇帝（那時他已是新“滿洲政府”的元首了）又想起了這件小事，便問我行使了多少次他賦予我的這項特權。當得知直到那時為止，這把劍上還沒有沾過人血，他表現出了很感興趣的樣子。
他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樣容易被恭維。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已經對紫禁城裏存在的腐敗和流氓行為有了相當敏銳的認識。而且，他根本就看不上一些朝臣，也因此無法認真對待他們的奉承。但如果是他信任和欽佩的人，他或許可以認真聆聽一二。
人們對於做了皇帝的人都有一種近乎迷信的敬畏和尊崇，稱“真龍之與凡人不同”。不過，皇帝的所有中國帝師幾乎都不以為然。他們很清楚，他隻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和其他許多男孩一樣，沒有優劣之分。但對於許多忠心耿耿的皇宮侍從來說，麵見天子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於他們而言，忠誠是一種信仰。所以，他們很難把皇帝當一個普通孩子看待。過去常有這樣的人，他們來北京隻為滿足一種願望，那就是拜倒在這位人物的腳下。在他們眼中，這位人物仍然是天子，他們中的許多人都願意為他而死。如果像這樣的人無意識地表達出內心虔誠，而他們崇拜偶像的對象能毫不沾染任何病態的自喜，那才真是怪事呢。
然而，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皇帝從未幻想過做回真正的天子。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帝位繼承人身份賦予了他一種不同於常人、優於常人的天性。在重大場合，他必須參加盛大的儀式，但他一點也不喜歡這些儀式。所以，當他在乾清宮的龍椅上下來後，第一個念頭是盡快脫下身上的龍袍。事實上，如若他沒有身著最簡單的中式服裝，他強烈反對被他人，尤其是外國人看到。而本書貼出來的他本人坐在龍椅上的照片，我相信是唯一一張經他允許拍攝的照片。這張是我自己特別要求拍攝的，他勉強同意了。
皇帝精於書法，我前麵也說過了。他所受的教育體製要求他花相當多的時間練習這門藝術，而他的幾位祖先就相當擅長這門藝術。中國皇帝曆來有賞賜功臣的習慣，親筆書寫幾個大字，再將其刻於油漆或描金的匾額之上。有時也會賜給寺廟和其他重要建築。人們也希望我的學生效仿他的祖先。對他來說，在新年、生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裏，向朝廷大員、元老和民國政府中誌趣相投的官員贈送墨跡是一種慣例。這種禦書往往會蓋上皇帝專用的一枚或多枚方章作為認證。我的學生使用的印章，通常是“宣統禦筆”四個字。
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天資聰穎之人，自幼便表現出了藝術天分。他們的書法因其內在美而備受推崇，每個人都有繪畫的天賦。皇帝的幽默感常常使他畫出心思奇巧的圖畫來，我這裏收藏了不少。這些畫通常都是當著我的麵畫的，隨手拿過手邊零碎的紙迅速而成，通常表現了宮裏日常生活中讓他感到有趣的一件軼事、一篇新聞報道或一段小插曲。
鑒於皇帝的中國帝師皆會作詩，皇帝在早年間便開始學習中國詩歌的技巧，很快就能熟練運用了。在1921年和1922年期間，他匿名為幾家北京期刊供稿，給《遊戲日報》投的最多。他的詩作署名是他自己起的假名字“鄧炯麟”。鄧隻是一個普通的漢語姓氏，炯麟的意思大概是“發光的麒麟”。皇帝投稿的報紙編輯們對他的身份一無所知。不過，《遊戲日報》（音譯）的編輯把“發光的麒麟”投給他的所有詩作都發表了出來，又作了幾次徒勞的嚐試，想要找出這位詩人是誰。我當然知道他寫了很多詩，因為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寫詩。但直到1922年7月，他才向我坦白了他的秘密，並向我展示了一些已經刊載的詩歌。據我所知，北京公眾從來都不知道，以“鄧炯麟”為名創作和發表詩歌的詩人不是別人，正是清朝皇帝。我現在把這個事實說出來，可能會讓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感到驚訝。
盡管皇帝對新文學和其他運動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流行的自由體白話詩並沒能吸引他。因此，他隻作古典詩。在中國詩人中，他最喜歡的是唐代的白居易、韓愈和李白。他對自己的先祖高宗的詩歌也有很高的敬意。
以下是皇帝作的三首詩，都發表在1922年的《遊戲日報》上，我試著翻譯成了英語。第一首詩是五言絕句，共40個漢字，標題是《鸚鵡》，內容如下[1]：
鸚鵡仿人言，不識其中意。
人皆讀聖賢，何人明其義。
若知鳥與人，實不差分離。
不寫不停歇，焉知其中意。
第二首是七言律詩，題目是《流月》，內容如下：
晚風輕拂逐暑熱，明月漸生靜夜悄。
飛螢交織青溪繞，梧桐飄落荷花凋。
一葉扁舟傍蘭亭，萬點波光映碎濤。
星光璀璨夜無垠，清笛悠揚上九霄。
第三首題目是《荷花月》，內容如下：
雲蒸霞蔚透銀光，雲霽流香自遠方。
巧奪天工覽勝景，春花絢麗蓋群芳。
孤鴻高飛入天外，輕波低吟接水鄉。
人間奇景似神話，不見俗思撩心房。
皇帝寫下這些詩作的時候，年滿16歲，對於世間所有男兒而言，這正是一個詩情開始橫溢的年齡。
我在皇帝身上發現了一種可愛迷人的個性。而且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回想的時候，我在他的陪伴下確實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歲月。我的讀者對這兩點大概不會感到驚訝吧。
如果稱他擁有一個成功元首所必備的所有品質，那是相當愚蠢的。多年來，他一直非常崇拜那位給意大利帶來新生活的偉大政治家墨索裏尼。墨索裏尼還從羅馬給他寄了一張自己的簽名照，由意大利駐北京公使轉交，他一直感到很驕傲。但我想他自己很清楚現實，他本人與墨索裏尼有本質的差別。
不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經常直截了當地問我一個問題：如果讓皇帝重新登基，做一個進步的現代國家的立憲君主，他是否具備所需的素質。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隻要他永遠不聽信那些奸佞大臣的話，那些官員想盡一切辦法恢複糟糕的舊宮廷管理製度。而該製度，就像內務府表現的那樣，是引發清朝衰亡的主要原因。
我作為少年皇帝獨一無二的英語老師，引起了中國媒體的一些關注。北京和華北報紙的態度總的來說是謙恭友好的，而廣東和南方媒體傾向於諷刺和懷疑。我很快就被一堆沉重的漢語信件壓得喘不過氣來，盡管其中許多是匿名信。在信裏，一些人就如何教育我的學生給了一些建議；一些人懇求我在朝廷上為他們或他們的親屬爭取一官半職；一些人向我提供東北和其他地方帝製運動的秘密消息；一些人寫了奏章，拜托我務必送到陛下手中；一些人對宮廷官員進行了無禮的指控；一些人要我幫助他們麵見皇上，因為他們有至關重要的秘密要麵呈；一些人匿名指控我陰謀破壞民國的國家安全，並建議我為了自己的利益立即辭職，以免更糟的事情發生。直到1923年，我才開始收到明確的暗殺威脅。幾個家族的父輩央求我教他們的兒子，好讓他們的兒子獲得帝師教導的殊榮。他們希望我允許他們的兒子站在我身邊，幫我捧硯台。硯台是一種有凹槽的石板，用於磨墨。
比給我寫信更令人厭煩的，是一些堅持要親自登門拜訪我的陌生人。我的門房是個盡忠職守的滿族人，他把大多數人拒之門外了。但經常會有一些被拒的人守在家門外，等我上下車的時候來個突然襲擊。其中之一是個腳穿黃靴、身著中式長跑、頭戴美式帽子的年輕人，一張蒼白的臉上長滿痘痘。他成功攔住並采訪我時，解釋說他是一位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信徒，他受到某種無名力量的啟發，來到我身邊，希望皇帝能皈依真正的信仰。他腋下夾著一堆小冊子，向我保證，如果我同意把它們交給皇帝，它們定會帶給他精神上的光明，讓他得到救贖。我不知道這些東西究竟照亮過什麽黑暗的靈魂。但紫禁城的黃昏，豈是它們能照亮的。
我的一項職責是幫皇帝處理國外來信。所有西方寄的來信都是安排北京郵政當局直接寄給我的，我必須承認，其中大部分到我手裏也就到頭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並非都對皇帝有益。其中幾封是一些不知名的女性的求婚信，她們想入住後宮。許多信件沒有惡意，隻想求取皇帝的簽名而已。一封來自一個男人，他解釋說自己是俄羅斯合法的沙皇，現在美國流亡，意圖建立一個前君主聯盟，以待時機恢複皇權。他慫恿我的學生加入該聯盟，做終身會員。
我把這封信呈給皇上看，僅僅由前君主組成聯盟的想法立即觸發了他的幽默感。他建議說，如果每個前君主都學會演奏一種樂器，那麽這個協會將會給國家增添歡樂。這樣，整個社會就可以組成一個管弦樂隊，隻由曾經戴過王冠的元首組成。我們一致認為，一束束牡丹花（紫禁城的“禦花園”正是因這種花而聞名遐邇）可能會很適合取代那些失去的皇冠。他自己的樂器可能是在乾清宮演奏禮樂的鑼、鍾、鼓和編鍾中的一個。宮廷樂師們聯合演奏的《中和韶樂》可能不那麽和諧流暢，但其總體效果不可能沒有一個管弦樂隊所產生的那樣和諧。陛下在他的曆史研究過程中了解到一些管弦樂隊的知識，他知道什麽是“歐洲音樂會”。我建議頭戴牡丹花王冠的前君主聯盟最好退隱到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建立他們自己的政體，皇帝當即便批準了。如果被廢黜的君主采用共和製，並選舉他們自己的一名成員為總統，那就更有意思了。
在紫禁城的那些年裏，我寫了無數封信件和備忘錄。作為唯一一個可以進入故宮的歐洲人，我把神秘的紫禁城裏發生的事情也都記錄了下來。我在頭幾個月裏寫的兩封信中有幾段話，也許能給本章的主題帶來一些啟示。我前麵寫了紫禁城的種種醜惡，談到了應該給皇帝尋找一個更為健康的生活環境。通過這兩封信可以看出，我的這些觀點很早就已經形成了。
我做帝師兩個月前後的一天，即1919年5月18日，寫下了下麵的話：
對我來說，就皇宮的改革提出任何正式建議還為時過早。但我強烈認為，如果皇帝能離開他現處的環境，安置在頤和園裏，對他來說，不論是在身體、精神還是智力等方麵，都利大於弊。但除非對內務府體製進行重大改革，否則這樣也無濟於事。同時，我認為不應該允許任何太監陪同皇帝去他的新居。頤和園的空間足夠大，可以容納皇帝需要的所有侍從、所有必要的官員，以及帝師們。幾天前，就這些問題我和載濤親王談了很久。我們一致認為，某些改革是迫切需要的，目前讓內務府實施這些改革是毫無希望的。
兩個月後，準確地說是7月17日。我給一位講英語的中國朋友寫了一封長信，他極其心係皇帝的福祉。以下是部分摘錄。
在我去西山之前，我想我應該警告你，在我看來，皇帝所過的高度人為的生活，一定會對他的身體、智力和精神等方麵的健康有損。我由衷地希望能想出一些方法，使他能更自然、更理性地生活。雖然他是個皇帝，但他還隻是個孩子。如果這個事實被忽視，特別是在接下來的三四年裏，結果對他來說可能非常嚴重。首先，我確信他急需換換空氣和環境。如果他能把所有的書都收起來兩個月左右，然後去海邊或山上看看，將對他大有裨益。前進的道路上可能困難重重，其中還有政治方麵的阻撓，但我們應該直麵這些阻礙。把這個男孩關在北京中心的一座宮殿裏太過殘忍，他既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也得不到應有的鍛煉。
您和其他忠誠的中國人視他為皇帝，我很是理解；不過，於我而言，他隻是一個孩子，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人。保護他的身心健康，肯定遠比他準備好重登皇位重要得多。而且，他永遠也不可能重新掌權了。即使他是事實上的皇帝，或者很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恢複皇位，就他當前受到的訓練和所處的環境，我依舊堅持己見。在西方國家，君主應該被嚴格地與世界的日常生活隔離開來，他們應該被視為神聖的人，他們的本性與普通人不同，這一理論早就因站不住腳而被放棄了。也許，西班牙是一個例外，但那裏的君主政體從未穩定過，國家到處都是革命力量。當下對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君主來說，都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如果有哪種類型的王權有可能在這個革命時代維持下去，我想一定是英國式的。英國那種通過“神權”掌權的舊君主時代已一去不返了。威爾士王子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他的生活方式和我在那所大學時相差無幾。在戰爭期間，他扮演了一個年輕的英國軍官的角色，這使他獲得了榮譽。當然，他也沒有因此而失去聲望。你們年輕的皇帝現在很了解西方的習俗。我經常給他看配有插圖的雜誌，裏麵有我們王室成員在人群中自由活動的照片。我一直試圖讓他了解構成君主地位的現代概念的一些基礎原則。事實上，教他這些東西不是難事。就像跟他提及孟子一樣，幾乎不用過多解釋。中國的民主王權的概念比西方要古老得多，因此，我不需要駁斥任何與中國傳統教育相關的事情。
但我想強調的是，不論皇帝的未來走向如何，都應該培養年輕皇帝，這極端重要。無論這個國家是否召喚他作為一個立憲國王繼承祖先的王位，還是被迫放棄最後一絲皇帝的尊嚴，成為中國四億人民中的一員，他都可能沒有理由責備那些負責他的教育和教養的人。在我看來，如果情勢所逼，不是不可以犧牲一切，卻不能損害他的身心健康。如果他繼續被視為一個本質上不同於普通人的人，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人，更不可能做一個成功的國王。如果他在成長過程中隻抱著一個幻想的王位，那麽當帝製複辟的最後希望幻滅時，他便沒有能力好好在世界上扮演一個普通人的角色。然而，如果他被訓練成一個思想自由、愛國、有教養的中國紳士，他便有能力擔任任何職位，無論是國王，還是普通公民。
我不需多言，如果皇室能夠徹底整頓一番，所有沒有實際用途的官員、仆人和太監都能夠被遣散，就可以大大節省開支，效率也有可能大大提高。但這件事我目前不願多說，而且無論如何，這件事幾乎都不可能屬於我的職權範圍。
當年我寫下這些信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改革紫禁城裏的弊端即便存在可能，但也極為艱難。我提出皇帝應按照“優待條件”的第三條行事，把宮廷從紫禁城搬到頤和園去。這個建議肯定會遭到強烈的反對，我當時也沒有理解透徹。
溥儀英文手跡（一）
溥儀英文手跡（二）
注釋
[1]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回憶此事，這三首詩實為其抄錄的明朝詩人的作品，報社編輯和莊士敦都上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