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過，皇帝對中國政治舞台上每日上演的戲劇頗感興趣。他可以隨意拿到中國的所有報刊，還會認真拜讀。過去，我常看到他埋在成堆的報紙下麵，有北京來的、天津來的、上海來的，還有廣東來的。每每這時，我便會輕言相勸，別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垃圾上麵。他總是回答說，希望通過這些相互對立的立場找到事情的真相。好在他獲取公共事件消息的來源不僅限於報紙。舊政權中一些精明的官員和其他清朝的朋友，會時常給他發來有關中國當前政治的書麵報告或口頭報告。此外，他對提供給他的有關歐洲時事的信息也很感興趣。
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的時代。1919年，我開始做他的老師。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在巴黎，“五巨頭”正在繪製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圖，並擬定了一份可悲的條約。他們天真地夢想著，憑此條約就能開啟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在中國，關心政治的民眾把眼光聚焦在從前為德國的殖民地青島。自“一戰”以來，青島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國要求青島以及德國在山東修建的所有鐵路和其他權利，應無條件歸還中國。這一點應在《巴黎和約》中做出規定。
日方提出，德國權利的歸屬問題，應由日本和中國直接談判解決。此外，青島得交給日本。對此，中國人民強烈不滿。眼看著日方的提議可能就要在凡爾賽占上風了，中國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運動，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的序曲，這場學生運動後來對中國的內政外交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開始，國立北京大學一些師生號召了這場運動，影響很快就擴散到整個中國。比起北京政府的努力，這場運動才是中國政府拒絕簽署《巴黎和約》的真正原因。人們應該銘記這一切，之後中德雙方單獨簽署了《中德協約》。
以上這些和隨後發生的事件，還有政客、軍國主義者和國會議員們（有時會同時存在三個議會，每個都聲稱自己才是人民的代表）無休止的陰謀詭計，都引起了皇帝極大的興趣。我經常和他討論這些問題，在上書房裏，在他的寢殿。接下來，中國政治走到了徐世昌執政的混亂時期，這段曆史與本章主題關係不大，而且它對皇室的命運也沒有明顯影響，所以暫不詳述。
1919年2月，我開始為清朝效力。就在19個月前，張勳複辟剛剛失敗。我已經說過了，這次複辟失敗的根源，不是身居要職的軍人缺乏同情心或者不支持，而是張勳的盲目自信。在關鍵時刻，張勳認為無須與同僚進行充分坦誠的協商，也無須向他們保證，事成之後會給他們所期盼的，比如攝政權、藩王和總督等職位。
在這短短的19個月裏，要想讓中國民眾徹底放棄複辟思想，恐怕不太可能。即便徐世昌上台後，第一步動作並不是赦免張勳，但他這麽一位清朝官員兼故友當選總統，多少會讓人覺得恢複帝製不是沒有可能。至於公眾輿論方麵，更是毫無疑問，此時的很多中國人已經對民國徹底失望。民國曾經對他們做出很多美好的承諾，但最終帶給他們的隻有痛苦。
在中國境內，許多歐洲人辦的報紙刊登了關於這些事件的報道。撰寫報道的通訊員多半是傳教士，在革命時期，他們一致熱烈歡迎民國的到來。他們真誠地相信，民國將為中國開創一個全新的、幸福的繁榮時代，並將促使中國人民和西方列強建立友好關係。而且，民國的成立還將為西方人傳播基督教福音打開大門。下麵這個選段就是典型的例子，1919年6月23日發表在《字林西報》的一篇報道，講的是地處偏遠的西部甘肅省的情況。
賦稅倍增，吏治腐化，人民渴望回到清朝。在他們看來，清朝雖然不好，但當下的民國卻糟糕十倍有餘。不僅在這個遙遠的角落，我們聽到了人們對清朝的想念，而且我們還聽說，在其他省份人們也希望複辟。
甚至在激進分子的文章裏也能找到諸如此類的說法。在他們看來，過於高估中國民眾對君主製的忠誠程度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那些鼓吹革命的激進分子雖然成功地讓西方人相信，中國人民歡迎革命，但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同胞講話時，要坦率得多，真實得多。他們知道，雖然能騙過外國人，但騙自己人毫無益處。激進派領袖在革命後不久就創辦了《新青年》《改造》《曙光》等革命刊物，由於未能使廣大農民群眾（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接受革命思想，他們多次在這些刊物撰文表達了失望之情。下麵這段話是我從《曙光》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發表於1921年）翻譯過來的。如果有人以為帝製複辟的希望和夢想在當時已經徹底破滅，那麽讀完此文可能會讓他們感到十分驚訝。
在中國的農業人口中，每十個裏就有八九個文盲，蠢如鹿豕。真是可憐！他們對自由、政治權利和政府的意義均一無所知。他們隻知道必須要上繳人頭稅，每天都要謀求生存。在農貿市場，你會聽到諸如此類的問題：“宣統皇帝怎麽了？”或者“現在誰管著宮裏？”他們一遍遍地抱怨稱：“收成這麽差，叫人怎麽活？要是真龍天子再不降臨，咱們可就不用指望好事發生了。”
仔細想想！隻有張勳複辟，這些鄉巴佬才會感到滿意。如果張勳開始招募士兵，你會看到他們迫不及待地加入。旁的任何東西都別想打動他們。若是想在他們的頭腦中注入新思想，他們隻會冷漠地走開。
即使受過教育的階級，也從未覺得恢複帝製的事業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剛進紫禁城不久，就從各種渠道了解到，中國各地有影響力的領導人或多或少都暗地裏同情這一事業。我還了解到，恢複帝製的希望主要集中在東北。
東北是清朝的故鄉。盡管當時的滿族作為一個擁有自己語言和習俗的獨立民族，正在逐漸消失，但東北仍擁有大量的人口。這裏有漢族、蒙古族和滿族，還有混合血統的人，他們都忠於清王朝。東北並沒有積極參加革命，如果皇族沒有同革命者進行談判，而是去那裏避難，那麽他們就不太可能遭到當地軍閥（其中要數張作霖最為著名）或文官政府的敵視和反對。屆時，一個在大清王朝統治下的“滿蒙”帝國，會成功宣告並維持對中華民國的完全獨立。
不久之後，可能熱河、察哈爾也會加入，還有中國新疆和甘肅的穆斯林地區，甚至西藏都可能加入這個帝國，這絕不是沒有可能。如果真是這樣，中華民國將會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潛在的充滿敵意的地區集團，而這些地區正好是清朝皇帝征服中國後所占領的地區。如果事態照這樣發展，許多人會認為這是中國人咎由自取，因為被他們驅逐出去的王朝，曾經占領過這樣大的一片領土。
這個滿蒙帝國（或稱“滿洲-蒙古帝國”）可能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單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倒有可能是一個自治公國的聯邦。每個公國都擁有“統治地位”，其中“滿洲”在名義上可能或多或少擁有優先地位。不管有沒有其他公國，“滿洲國”可能在1912年（當時沒有國際聯盟質疑它的地位）而非1932年就已經存在了。如果中國容不下這樣一個獨立的國家，並威脅其穩定性，那麽它極有可能與日本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這樣一來，形成的局麵就與20年後中國與世界所麵臨的情況極其相似了。
沃特金·戴維斯先生1933年10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直到1911年，整個蒙古依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且蒙古人民也是心甘情願臣服的。滿族征服中國的時候，蒙古首領曾給予了寶貴的幫助。那次偉大的冒險最後取得成功，可謂是雙方聯合的結果。但蒙古人認為，他們所效力的僅僅是滿族皇帝。所以，當滿族皇帝被廢黜、中國變成民國的時候，他們認為自己的忠誠已失去了意義……因此，1912年蒙古國宣布獨立。於是，俄羅斯的機會來了。在這個國家存在的最後幾年，沙皇大大加強了對它的控製。”
蒙古直到1911年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附屬國”，而認為自己是“大清國”的附屬國，除此之外，這些評論都是正確的。正如沃特金·戴維斯先生在同一段中所指出的那樣。必須再次強調的是，“中華帝國”一詞僅存在於西方語言體係。帝國是“大清國”，皇帝是“大清國的大皇帝”，與之最接近的英語對應詞應該是“清朝皇帝”。同樣，“老佛爺”的官方頭銜是“大清國的皇太後”，而非“中國的皇太後”。
沃特金·戴維斯先生還說：“在名義上，蒙古仍然屬於中國，但這個被無政府狀態攪得不得安寧的偉大民國在蒙古並沒有樹立真正的權威。日本可能隨時會通過承諾自治和捍衛蒙古統一的手段，來團結所有的蒙古人。為了確保成功，日本人隻需恢複滿洲的滿族首席執行官的頭銜就可以了。每一個敬畏曆史的蒙古人都會欣然擁戴溥儀皇帝。”
自1933年10月沃特金·戴維斯先生發表這篇文章以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使得這些敘述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們耳熟能詳的“滿洲國”隻不過是中國人對“滿洲”的稱呼（或者說“Manchuria”隻是英語中所指的“滿洲國”）。遺憾的是，西方記者和其他一些人撰文時堅持使用“滿洲國”，而非已經通用的、更順耳的“滿洲”。我們不妨稱“中國”，而非“China”，稱“蒙古”，而非“Mongolia”。在漢語裏，“滿洲國”（順便說一句，這個音譯比Manchukuo更正確）並非新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是滿族統治者在征服中國之前的幾年，嚐試給“滿洲”的獨立國起的名字之一。“滿洲國皇帝”這個名號替代了以前滿族首領的正式稱呼“清可汗”。這種稱呼的改變是為了表達自己與中國明朝皇帝擁有平等的權利。因此，如果1911年清朝皇帝回到奉天，並宣布自己為“大滿洲國”皇帝，這不僅意味著他重新登上王位，而且要重新加冕滿族祖先的古老頭銜。
從《李頓報告書》[1]可以看出，“滿洲”不願意參加革命。報告中說：“1911年革命爆發之時，滿洲當局不支持民國，命令張作霖抵抗革命軍隊，成功地把這些省份從內戰的動亂中拯救出來。”的確，正如報告隨後所稱的那樣，在民國成立之後，“滿洲接受既成事實，自願服從袁世凱的領導。”但那是因為皇帝頒布了遜位令，接受了“優待條件”，留在了北京。如果皇帝或代表他的攝政王拒絕退位，不同意把朝廷移交給奉天，那東北定會選擇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一點張作霖曾親自跟我保證過。）
因此，在1919年和接下來的幾年中，複辟的希望仍然沒有破滅，而且主要集中在東北，就沒什麽可奇怪的了。然而，我才到北京不久，就發現複辟事業所遭受的困難和1917年的遭遇並無二致。擁護帝製的人相互不信任，過去的種種經曆使他們彼此懷疑，目標和手段不協調。至少有兩個組織與流亡的滿族王爺有聯係，其他組織都不信任他們，懷疑他們以流亡者的名義恢複帝製，而不是以年輕皇帝的名義。不過，個別組織確實是這麽想的。按照他們的說法，首先，年輕的皇帝沒有為這項事業做過任何事情，而且他已然退位；其次，那些被流放的王爺至少已將畢生精力和財力都奉獻給了這項事業，而且從未承認過民國；最後，隻要年輕的皇帝還留在紫禁城，他們就不可能在不危及他生命的情況下，采取任何積極的措施以恢複他的王位。
據我所知，持這種觀點的人比堅決反對罷黜年輕皇帝的人和拒絕考慮任何對方要求的人要少得多。但這些人又細分為不同的群體，他們對複辟過程的看法或多或少不太一致。有些人讚成不直接采取行動，而是等到皇帝可以公開領導這場運動。但隻要他住在宮裏，就不可能走這一步。另一些人依舊讚成不采取任何行動，隻要民國遵守“優待條件”，並對皇帝保持忠誠就足夠了。
與此同時，一直希望在東北和蒙古建立新國家的帝製擁護者發現，他們麵臨著一個1911年沒有遇到過的困難。實際上，東北和蒙古在理論上已經成為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而且到1919年，共和製已經擴展到東北，並控製著行政機構。張作霖沒有共和人的同情心，他隻在意自己的利益。一開始，他並不是一個獨裁者。即便皇帝逃到東北，他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樣以和平的方式在奉天登上王位。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會反對他。而且，如果在東北進行複辟運動，必然會導致內戰，就像在山東或中國其他省份所發生的那樣。這一點得到了大多數擁護帝製的政黨的認可，正因為這麽想，他們才默許推遲一切行動，坐等民國腐敗直至滅亡，或者東北發生一些事情，導致外國勢力幹涉。至於究竟會發生什麽事情，誰也不知道。
麵對民國向東北發動的兩場戰爭，日本為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損，肯定會采取相應措施，大多數人都預判到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帝製擁護者認為，日本會利用中華民國與東北的衝突坐享漁翁之利，他們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機會。麵對那些指責東北與外國勢力勾結背叛中國的人，他們會回答說，中國已宣布我們是外國人了（異族），還以此為據奪走了我們的統治地位。但中國人卻不能說：“我們不效忠你們，但你們得效忠我們。”身為異族，滿族和那些忠於他們的臣民沒有理由不選擇自己的盟友。
早在1919年3月，《北京導報》就對發生在蒙古和東北的神秘事件做了相當全麵的描述：“在日本保護下建立新蒙古國的泛蒙古運動……以蒙古活佛為總統”。本章還補充道：“鼓動者們正努力通過肅親王、恭親王和其他不滿推翻帝製的滿族貴族，將他們的活動範圍擴展到滿洲。”文章最後說，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密切注視那些在1917年幫助前將軍張勳企圖恢複幼帝的清朝和蒙古王公的行動。有報道說，帝國複辟協會對這場運動很感興趣。”
同年（1919年）7月20日，我從私人渠道收到以下報告。“張作霖正在密謀恢複帝製。他意圖在明年秋天，讓年輕的皇帝在奉天登基，同時宣布滿洲是一個受日本保護的獨立國家。”三年後，這種可能性再次得到證明。羅德尼·吉爾伯特先生在1922年3月18日的《華北先驅報》上寫道：“如果張作霖在與對手吳佩孚的較量中落敗，那麽他的政治生涯就將終結，而他唯一的避難所，就是日本庇護下的滿洲國”。
1919年9月9日，天津的《華北每日郵電》發表了一篇頭版文章，標題是《另一場複辟是否近在眼前》，文中寫道：
民國的曆史絕非幸運，今天我們發現南北雙方勢不兩立。由此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共和主義在中國已被嚐試過，但仍有不足之處。作為這個國家的脊梁，商業階層和紳士階層厭倦了所有這些自相殘殺的鬥爭。我們堅信，隻要能確保這18個省份的和平，他們將全心全意支持任何政府形式。
我們不能忘記，存在著一個非常強大的親帝製人民方陣，他們從未與共和政體和解。隻是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過去幾年他們一直保持沉默。毫無疑問，他們支持當前的軍事行動。而且，他們中間一些比較有名的人物經常出入官員們經常聚集的地方，此舉並非沒有意義。
那些暗中支持並希望前皇帝成功複位的人認為，共和派正在摧毀這個國家。這意味著，無論多麽激烈，都必須采取措施，使這個國家恢複到以前的繁榮與和平狀態。
複辟帝製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受到各方的歡迎。相反，它可能會在不止一個公使館遇到相當多的外交反對，但是一旦政變成功，這樣的反對也必將煙消雲散。眾所周知，一事成功百事順。
下麵這段出自奉天的文字更值得思考，它刊登在1919年12月27日的《北京導報》上：
在過去的幾天，北京滿族王權將代替民國政府的謠言，在當地各階層人士中，特別是在張作霖將軍麾下的軍人中流傳開來。根據通行的說法，這次帝製複辟將由張作霖將軍發起，並與中國西北的某些帝製擁護者和軍事領導人進行合作。而1917年7月，把年輕的清朝宣統皇帝推上皇位12天的前將軍張勳，將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傳聞還說，目前唯一阻礙複辟的障礙，是段祺瑞元帥和西南地區的某些領導人。就連總統徐世昌和前總統馮國璋，麵對國家目前不穩定的政局和來自外部的危險，也傾向接受帝製複辟，並未表示強烈反對和不滿。至於曹錕、李純和其他次要軍事首領，據說隻要同意他們繼續在各省擔任現任職務，並加封親王、公爵或侯爵的爵位，他們就沒有意見。
在中國政界有報道稱，如果帝製複辟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事實，那麽原因可能如下：國內和平談判陷入困境。民國時期的國家比清朝時期更加不統一。還有，計劃將讓滿族統治者名義上領導中國政府，而所有政治、金融和軍事權力仍由中國總理掌控。此外，國家名稱會有細微變化，即中國將以“中華帝國”取代“中華民國”。屆時，中國政府形式將效仿大英帝國，由一個名義上的國王或皇帝帶領政府建立“君主立憲製”國家。
這篇報道的措辭顯然不是出自一位公正的新聞記者之口，而是由一個同情所述運動的人精心起草的一份聲明。其發表的目的，似乎是為了讓中外公眾做好思想準備，迎接一場新的政治動**。
類似的傳聞在一兩年後仍然沒有銷聲匿跡，1921年3月23日發表在《華北正報》上的一份聲明便是證據。聲明稱新的“滿洲帝國”將被命名為“華北帝國”，以奉天為首都。造謠者還說，“張勳將軍、前端親王和義和團的首領，以及1917年敗在段祺瑞元帥手下的人，如今在整個華北、蒙古和滿洲地區支持這場運動。”5月21日同一篇報告的另一段內容如下：
根據中國當局掌握的可靠消息……肅親王和前總督升允的政策，旨在恢複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報告還說，如果無法恢複，那麽滿族複辟者就會高呼“滿洲是滿族人的滿洲”，以期在奉天重新建立一個濃縮版的滿族政權。中國官方很是擔憂，唯恐哥薩克謝米諾夫[2]、肅親王的聯合行動與外蒙古目前的嚴重局勢有關。
在當時（1921年），人們普遍認為，帝製複辟的主謀是東北的張作霖和1917年的“造君者”張勳。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們兩家已經聯姻，彼此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張作霖雖然沒有積極參加1917年的張勳複辟，但也曾給予支持。後來，他又試圖讓世人相信他是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張作霖把自己小心翼翼地藏在幕後，通過與他們的合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打算把張勳帶回官場，為即將到來的大事做準備。張勳被任命為長江地區一個重要的軍事職位。不過，這一計劃並未如願實現，所以複辟政變被無限期推遲，而張作霖開始有了其他野心。但是，前總統黎元洪在接受《字林西報》記者羅德尼·吉爾伯特的采訪時表示，張作霖和張勳打算在1921年複辟帝製確有其事。他宣稱政變一定會發生，但也預言複辟不會成功。
吉爾伯特先生在三月份寫道：“據說，帝製複辟運動的計劃已經走到了今天，中國各地的滿洲獨裁者的軍事夥伴都已知道。在六月之前，定會爆發公開示威活動以支持清朝皇帝。而這一天，隨時有可能到來。”吉爾伯特先生還補充了一句合情合理的評論：“同樣明顯的是，如果張作霖成功地恢複了清朝皇帝的皇位，他將不會甘心一直留在幕後。所有人都認為，擬議中的複辟與其說是為了皇帝的利益，不如說是為了張作霖及其政治夥伴的利益，他們認為自己當前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此前的一段時間，張作霖曾試圖否認與擁護帝製的陰謀有任何關聯。但早在1920年初，他就授權了以下聲明，並於1月10日在中外媒體上發表，其中包含一個重要暗示：雖然激進的政治家和他們的報紙機構已經要求廢除“優待條件”，但“優待條件”不可幹涉。
雖然大清王朝的一些前大臣對他們的舊主人仍懷有同情之心。但隻要中華民國尊重和維持“優待條件”，即使他們不渴望政治權力，但這些錢也足夠他們維持生活了。
我之所以引用上述報紙的報道，是因為有證據表明，它們不隻是流言蜚語，而是確有其事，所以我很難解釋《李頓報告書》中關於“1930年9月之前，滿洲從未聽說過‘滿洲獨立運動’”的說法。除非，李頓和他的同僚們沒有目睹那場為舊帝製利益而爆發的運動。
從1919年到1924年，我逐漸認識了許多對種種帝製複辟計劃感興趣的人，包括一些希望在計劃執行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比如忠誠的老總督升允，他是蒙古人。我所得到的許多信息自然是高度機密的，我有義務不把它們泄露給英國或任何其他當局。
革命以來尚未成形的議會，沒有一個是真正代表人民的，這樣的議會也沒有當選的希望。如果能成立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會，來自由表決是恢複帝製還是實行共和製，我相信支持帝製的人將占大多數。
宮裏沒有討論過任何複辟計劃，即便有陰謀的話，皇帝本人也確實並不知情。他當然很清楚，在東北、蒙古，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仍然有許多保皇黨。不過，關於各種複辟計劃的本質，他除了從報紙上搜集信息，所知並不多。他的中國帝師和我本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不希望小皇帝被卷入任何與之相關的陰謀中去。
隻有當他自己提到這個話題時，我們才不得不討論。每到這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盡我所能表達自己的觀點，即任何類似於1917年張勳企圖發動政變以恢複帝製的陰謀，都應受到譴責，對公眾輿論的任何欺詐性操縱，也應嚴加避免，如1916年讓袁世凱蒙羞的“洪憲運動”事件。皇帝應該拒絕接受任何恢複皇位的邀請，除非它是來自自由選舉的人民代表的真誠和自發的呼籲。不過，在我看來，皇帝接到這種邀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我也毫不猶豫地告訴了皇帝。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我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幫人民表達自己的意願，或者在意願表達之後，能夠獲取勝利。
《京津泰晤士報》在1921年3月19日的一篇頭版文章中寫道：“據保守估計，百分之九十的人讚成皇帝回來。”我相信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作者接著說，預期中的帝製複辟運動可能會失敗，我同樣讚同這個觀點，因為“拯救或複辟帝製已成為一項利潤豐厚的行動，軍閥和其他尋求短期致富之路的人都不會輕易放棄。”
我看不出民意有合適的表達渠道，同樣，我也看不到複辟的希望。除非皇帝按照我的意見，拒絕被他人所利用。此外，我還向他解釋說，如果我們所設想的人民歡迎帝製複辟是真的，那也並非表明他們對皇室還心存忠誠，而是受夠了共和製給他們帶來的災難。人民大眾渴望的是一個體麵的政府，如果他們本質上擁護帝製，那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相較於正在經曆的共和製，傳統的帝製反倒更體麵些。
1919年初，我離開威海衛到滿族朝廷赴任前寫了一份備忘錄，下麵是部分摘錄。
多數憂國憂民的中國人，最想要的是一個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要足夠強大，能夠消滅武裝劫匪團夥，而這些強盜正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橫行霸道。這個政府要足夠勇敢，有勇氣解散或控製在一些省份被視為比強盜更壞的各種“軍隊”。這個政府要足夠老練，讓這個國家遠離外國的糾纏，並把它從國際金融的暴政中拯救出來。這個政府要盡職盡責，忠於職守，不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不通過腐敗手段謀取私利。在我看來，“共和製還是帝製”的問題，並不是今天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他們會接受任何政府形式，隻要這個政府有能力，願意治理國家，他們就會對其心懷感激。
根據後來的消息和經曆，我發現沒有理由改變1919年初所表達的觀點。在接下來的幾年，我在北京結識了許多有思想的中國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同感，甚至那些不同情帝製的人也有同感。胡適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文學、教育、哲學和政治等多個領域都負有盛名。當被問及年輕的中國想要無政府狀態，舊中國想要帝製，這是真的嗎？他巧妙地回答說，新舊中國都需要“太監”。
年輕的皇帝沒有絲毫意願參與任何帝製複辟的陰謀。他經常向我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同意再次扮演張勳強加給他的那個角色。他同意我的看法，即使人民強烈要求恢複帝製，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民國就像它曾經的樣子，可能會繼續下去，至少在未來的幾年不會改變。他對此絲毫不感到遺憾、失落。他深知自己的祖先曾經擁有的榮光，對列祖列宗懷有與生俱來的自豪、孝順和恭敬。因此，他感歎這個由康熙、乾隆等強大的先輩建立起來的顯赫王朝竟然在他手裏走向了不光彩的結局。但是，一些人始終懷疑和指責他經常日夜不眠地密謀顛覆民國，並夢想著重奪父親攝政王和袁世凱於1912年從他手中奪走的權杖。其實，是這些人對他們所廢棄的皇帝的性格和個性不了解罷了。
注釋
[1]即李頓調查團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報告書。李頓調查團成立於1932年1月21日，因團長是英國人李頓侯爵而得名。國聯行政院規定他們除調查日本在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形成的“滿洲”問題外，也調查中國的一般形勢。
[2]謝米諾夫：俄國外貝加爾省人，哥薩克首領。俄國十月革命後，組織反革命武裝、反對蘇維埃新政權的革命武裝軍首領。1919年3月，在赤塔召開大蒙古大會，宣布成立一個由包括中國內蒙古和呼倫貝爾在內的“大蒙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