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下半年，不到16歲的皇帝就成功打破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慣例和禮節，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娛樂時間。他不會坐在巨大的黃色轎子裏，被下人從一個地方抬到另一個地方，而是在庭院和宮殿間的長街上自由行走或跑動。許多官員看來必不可少的活動，如宮廷禮儀、召見規矩，以及莊嚴的紀念日儀式，他都漠不關心，甚至嗤之以鼻，官員對此感到無比震驚。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真實地位，不把朝臣當回事，所以朝臣也很苦惱。他對他們**裸的奉承感到厭煩，覺得他們很虛偽。
就像拉塞拉斯[1]熱切地想要離開阿比西尼亞的歡樂穀一樣，年輕的皇帝更渴望了解紫禁城外麵的世界。皇帝時而站在禦花園的假山頂上，時而站在神武門的城樓上，眺望外麵的世界，這隻能徒增他的不安。當他請求走出皇宮的大門去外麵看看時，等待他的總是同樣的答複：時局太亂，南方孫中山革命黨的特務正埋伏在外麵，他們會侮辱、毆打他，也許還會置他於死地。或者有一天，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出入紫禁城。不過，他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因為自由的時刻還沒到來。
有一天，皇帝終於獲準可以走出紫禁城了，卻是因為一件傷心的事情。他的母親醇親王福晉於1921年9月30日去世了。她在北府去世，那裏是醇親王的府邸，也是皇帝的出生地。十月初，他去祭拜母親的亡靈，在北府停留了半天。在離開紫禁城前，從神武門往北、經過景山到鼓樓的街道兩旁，都有警察和民國軍隊把守。這條路穿過從皇城通往“韃靼城”的三重門。三個門中間的那個通常是關閉的，隻有左右兩扇門對百姓開放。在帝製時代，中央大門隻有皇帝可以出入。民國以來，就專為總統開放了。在1924年11月之前，遇到類似的場合，中央大門都會為皇帝的汽車敞開。這可以表明，民國仍在履行其承諾，給予大清皇帝帝王的優待。
皇帝的車被隨從的車夾在中間。街上人頭攢動，大家都想看看這位少年皇帝。顯然，從眼下的狀況絲毫看不出“時局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人們隻是滿含同情和尊重地打量著這位皇帝。
朝廷的服喪期滿之後，他很自然地表示想再到城外一趟，但立即遭到許多人反對。有些人認為，這種出行需要耗費巨資，且不得不與民國政府進行談判，必須在沿途和三重門布置大規模的警衛力量，還得租借大量汽車來護送。對此，我代表皇帝請求允許他以純粹的私人身份、在沒有陪同的情況下參觀這座城市及中國的其他地方。不過，他們都認為這個建議不值得商討。
在這次經曆之後，皇帝還是堅持為自己買了一輛車。1922年5月13日，他坐著自己的車，去看望身患肺炎的帝師陳寶琛。這位老先生幸運地康複了，直到87歲仍然精神矍鑠。同年9月26日，皇帝也用相同的方式拜訪了他即將離世的滿人帝師伊克坦。這兩次走訪都有朝廷官員和軍官坐著租來的汽車陪同，其實這完全沒有必要。
官員中有些人穿著民國製服，我發現這些人的職責就是跟著皇帝去北府和帝師在西城的住所，沒有驅車去“韃靼城”南部的外國使館區。在這件事上，宮廷官員和民國當局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且是前者倡議的。徐世昌總統在兩次私人會見中親口向我保證，隻要他是民國總統，民國政府就不會限製皇帝的行動。另一方麵，總統也沒有采取任何積極措施，製止宮廷的腐敗和奢侈。實際上他完全可以根據針對濫用職權的改革情況，支付已經拖欠了數百萬元的約定補貼，來實現這一目標。之所以沒有這麽做，顯然是因為他不願與仍有影響力的政治支持者為敵。這些人包括內務府極其龐大的關係網，有皇親國戚，還有諸如段祺瑞、張作霖、張勳和曹錕等強大的民國領導人。其次，所有那些秘密或公開擁護帝製的人，由於不了解紫禁城的真實情況，把每次對皇室地位和特權的攻擊都看作是對皇帝或皇權尊嚴的攻擊，或者是對“優待條件”的違背。
大約在皇帝生母去世的半年前，四位太妃中的莊和太妃（同治皇帝的貴妃）在紫禁城去世了。皇帝下旨守全喪三天，服半喪三十五天。在這期間，棺材被停放在養心殿，那裏曾是慈禧太後的住所。幾天後，《宮廷公報》宣布，皇帝去已故的皇貴妃靈柩前致哀。第二天，我和王公大臣一同前往吊唁。對王公和大臣來說，吊唁儀式包括在一群穿著白袍、跪著的太監的哀號聲中在靈前跪拜。我的儀式則相對簡單，隻是在同一群太監的哀號中鞠了三躬。太妃的葬禮，大約在5月中旬舉行，於東陵下葬。
我們可以從以下事實判斷太監的哭泣真誠與否。莊和太妃剛停止呼吸，服侍她的太監就開始搜刮宮裏的珠寶。這件事在紫禁城引起了轟動。太監偷走離世女主人的財產是理所當然的事，讓人們驚訝的不是宮裏丟了東西，而是太監竟然在靈堂分贓，還大打出手，引起一陣喧囂，這讓內務府覺得很沒麵子。不過，他們並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懲罰，也沒有吐出贓物。當皇帝怒氣衝衝地向我說起這件事，並試圖懲罰罪犯的時候，不僅朝廷官員阻撓他，就連一些王爺也反對他，更令人驚訝的是，三位健在的皇貴妃也勸誡他，說必須忽略這件事，才能保住死去的貴妃“顏麵”。
紫禁城裏真正的盜竊案我知道的並不多，但那些**裸的詐騙和侵吞公款的案件卻不斷地引起我的注意。禦膳房的開銷讓我想起一個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一位中國皇帝問一位跪著的官員，他早餐通常吃什麽。官員的回答是“兩三個雞蛋”。皇帝驚呼一聲：“荒謬！我一天最多吃一個，你一個奴才竟然吃兩三個？”那位官員知道滿朝文武的目光都在盯著自己，便急忙解釋說，自己吃的雞蛋都是便宜且惡臭的，根本不適合上皇帝的餐桌。如果他了解英國人吃雞蛋的慣例，也許會解釋說，他的雞蛋都是為了治病吃的。
這些故事，不管真假，都準確地反映了老百姓對龐大的“壓榨”製度的普遍看法，而紫禁城正是因這種製度在中國聲名狼藉。一位法國作家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位皇帝為了修複北京的使館街捐了8萬元。等這筆錢經過宮裏的官員、承包商和其他中間人的手，到達負責維修的工人手中時，可供他們分配的錢隻剩下80元。
我清楚地記得一位帝師舉辦的某次宴會，幾位主要的內務府官員都出席了。談話轉到最近在皇宮舉行的一次慶典上，慶典耗資巨大，必須抵押大量的玉器和瓷器才能填上。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個非常簡單的儀式，不可能在這上麵花費那麽大一筆錢。我提出的問題相當深刻，甚至有些無禮。作為回答，他們說這筆錢的大部分要支付給掛燈、點燈的太監。我說過，這種小事可以在北京街頭雇人來做，總費用不到10元，而“舊習俗”就得耗資幾千元。
在許多類似的場合，我都會問為什麽非要花費那麽多資金去換取微不足道的服務。他們隻是提醒我，在革命還未發生的日子裏，在金錢問題上不必吝嗇的，而且要剝奪宮廷人員慣有的特權是很困難的。我曾試圖表明，隨著時代的變化，金錢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獲取，應該設法以更經濟的方式來管理宮廷事務，卻遭到了冷漠的回應。
皇帝雖然有了自己的汽車，卻很少使用。他進一步提出要求，要用電話與外界聯係。當然，內務府想盡一切辦法反對這個建議。例如，他們說如果皇帝有電話了，敵人就會給他打電話，說一些侮辱性的話。不過，他還是如願以償了，皇宮裏安裝了第一部電話。我很快便知道，這個新玩意兒還是物盡其用了。
1921年和1922年發生了幾起震驚宮廷的騷亂，而我則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其中一起與皇帝的視力有關。1921年，我偶然發現皇帝嚴重近視，並推測他所患的頭痛病和其他身體疾病均因眼睛疲勞引起。我注意到，皇帝在上書房坐在書桌旁時，不去看擺在他麵前的一隻小時鍾，而是習慣性地轉頭去看一個很大的時鍾，時鍾的表盤嵌在牆上。有天我問他：“桌子上有隻鍾表，皇上您不嫌麻煩嗎，還要轉頭去看牆上的那隻大鍾表？”他回答說：“小的那隻我看不清。”
我把這件很重要的事告訴了他的父親、漢人帝師和內務府。但他們對這件事都漠不關心，這讓我驚訝不已。在三位健在的太妃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端康太妃，當她聽說皇帝的英語老師請求允許一位外國眼科醫生進宮給皇帝治眼疾時，她鄭重其事地拒絕了，因為外國醫生不能被委以重任，更何況是要治療帝王的眼睛。於是，我再次急切地重複了我的請求，她反駁說，外國醫生可能會冒昧地給皇帝配眼鏡，而“大清帝國的皇帝就沒有戴眼鏡的先例”。“我對曆代皇帝的做法一無所知”，我回答，“但這位隻能戴眼鏡了”。
端康太妃堅持反對，醇親王和內務府終於勉強作出讓步，因為我曾暗示過，如果到1921年底還不能去請北京最好的眼科醫生，我就辭職不幹了。這時候，內務府已經視我為眼中釘，巴不得我離開。不過，令他們失望的是，皇帝親自宣布，他的眼睛問題將由我來負責，才結束了這場論戰。況且，皇帝也不會接受我的辭呈。
1921年11月7日，帶著救濟和勝利的感覺，我給北京協和醫學院（洛克菲勒基金會）著名的美國眼科主任H.J.霍華德教授寫了封信，邀請他到紫禁城來一趟。我得補充一句，直到霍華德醫生走了以後，才有人把這一決定告訴了端康太妃。內務府一位官員告訴我，要是讓她覺得自己在這件事上受到蔑視，她可能會服下致命的鴉片來表示不滿。對於這種可能發生的悲劇，我沒有當回事。
11月8日，霍華德醫生和他的中國助理李景模博士給皇帝做了檢查，證明皇帝患了嚴重的漸進性近視和其他眼部疾病，因此必須戴眼睛。以他的視力狀態，在一年內必須複查，以確定能否找出病因。他們二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這麽嚴重的問題竟被忽視了這麽多年。當我告訴霍華德醫生，宮裏反對給皇上采取一切治療措施時，他更是驚訝不已。
這副眼鏡給皇帝帶來了莫大的舒適和快樂。的確，不久以後，他就非常喜歡他的眼鏡了，一刻也不肯摘下來，即使是在拍照或畫肖像的時候。
不論是內務府還是皇親國戚，沒有一個人對我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滿意。我想，雖然皇帝的中國帝師沒什麽意見，但內務府在這件事上始終對我心存芥蒂。不知端康太妃是否原諒了我，但無論如何，我不會因為縮短了她的壽命而自責。我隻能猜測，當她第一次看到戴眼鏡的天子時，心裏是什麽感覺。
在此補充一點，當醫院領導拒絕收取為皇帝提供的服務費時，皇上命令內務府向醫院捐贈了1000元。還應該提一句，霍華德博士後來又在東北被土匪綁架勒索，他的名聲更響亮了。
另一起引起皇宮恐慌的事件，是皇帝的辮子消失了，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事與我脫不了幹係。皇帝多次表達了自己不願再留著這種飾物的願望。盡管他的所有叔叔和其他皇室成員都已剪掉辮子，但他卻被告知，作為滿族的代表和領袖，他必須留著辮子以表達對滿族傳統的尊重。皇帝不再與人爭論此事，但有一天他突然命令太監理發師幫他剪掉辮子。理發師想到如果服從這樣的命令會有什麽後果後，嚇得瑟瑟發抖，懇求皇帝讓別人來執行。皇帝什麽也沒說，躲進另一個房間，操起一把剪刀，親手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之後的幾天，宮廷裏一片驚慌，許多人跳出來指責我。但不到一個月，宮裏原本的一千五百多條辮子就剩三條了，分別屬於我的三個同事（很快又剩下兩個，其中一個過世了）。他們留著辮子，公開表達永久的抗議。
許多外國人和中國人的說法都很荒謬，說“辮子”是滿族統治者強加給被奴役的漢人的“奴役徽章”。事實上，滿族人確實要求所有的漢族男性通過剃去前額的頭發、留長辮子來表達對新王朝的忠誠。但是，把這種發型描述為被奴役的標誌根本是無稽之談，因為滿族人的皇帝也一直留著同樣的“徽章”。不管漢族人開始多麽不願接受這種發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最終還是接受並為自己的辮子感到無比自豪。到了後來的革命時期，由於被強製剪掉辮子，他們甚至感到痛苦和反感。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農村地區，當然也包括東北在內，辮子依舊很常見。在一些地方，被強製剪掉辮子的人又開始增加。1922年3月11日，辛亥革命10年後，四川一位記者在《華北先驅報》上這樣寫道：“我發現很多人又開始留辮子了，昨天我看到一位年輕人的辮子很有趣。不同年齡段的人中都有留辮子的。”當時，西部邊遠省份的漢人正竭盡全力重新留起消失的辮子。而那些將留辮子視作迫不得已的暴君後代，卻無所顧忌地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更奇怪的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東北一些地區的滿族人已完全忘記，留辮子的習慣是他們自己的祖先強加給漢人的。相反，在他們的印象中，留辮子是他們的祖先效仿了漢族習俗。辛亥革命爆發時，這些滿族人剪掉自己的辮子，以表達對漢人“造反者”的怨恨。
發生在紫禁城的第三次地震——皇帝開始對“青年中國”的活動感興趣，我要負主要責任。我的本意並非是想把皇帝變成一個違背傳統的人，也不想把他變成新青年派文學和社會改革家的信徒。事實上，我本人並不是新青年派的盲目崇拜者。我隻是認為皇帝是一個有頭腦的年輕人，他至少應該熟悉當代年輕人頭腦中正在醞釀的思想。他不應該對某些運動一無所知，無論是好是壞，還是好壞兼具，這些運動必然會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他沒有從他的中國老師那裏學到這些東西，他們也確實很少或根本不注意這些。因此，我覺得應該由我帶他認識這個非正統思想的新世界。
我認識北京“新青年”和“文學改革運動”的幾位領導人，他們中許多人是我在國際學會“文藝會”的會友。學會定期聚會，討論引發我們共鳴的話題。我當了一年學會主席，接替我的是著名的哲學家和文學改革家胡適博士。我選定了幾本胡適博士的中文著作，連同他和他的團隊定期投稿的幾本期刊，一起獻給了皇帝。
結果，1922年5月底，胡博士接到了皇帝的私人召見。趕在約定的時間之前，他來和我討論宮廷禮儀，得知皇帝肯定不希望他下跪，他鬆了一口氣。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一個眾所周知的激進分子和“危險思想”的傳播者進入皇宮必將遭到強烈的反對，所以，傳召胡適博士的聖諭是通過電話完成的，內務府一點都不知情。因此，當他出現在神武門門口時，侍衛自然不讓他進去。他在那裏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直到皇帝下達了命令，侍衛才不得不放他進去。
西山
以下是胡博士本人在6月7日給我的信中對這次會麵的簡短描述。
在我拜訪皇上的時候，他非常友好和謙遜有禮。我們談了新詩、寫新詩的青年作家們，以及有關文學的其他話題。大門口的耽擱使我浪費了本來可以在宮裏多停留一些的時間。因此，我沒有待很長時間，大約二十分鍾後就告別了陛下，去趕赴另外一個重要約會。……我本打算不讓報紙披露這次會見。但不幸的是，一些我不常閱讀的報紙報道了這件事，這事對它們來說自然具有頭條新聞的價值。……我必須承認，我被這件小事深深地感動了。就在這裏，我麵對著我國最後一位皇帝，我麵對著曆史上無數位偉大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
胡博士信上剩下的內容，友好地提到已經滲透到皇帝生活中的新思想，若是沒有這些，“偌大的紫禁城不過是座理智的牢籠罷了”。
胡博士說得對，他與皇帝的會麵確實被視為具有“重大新聞價值”。這次會麵使他受到與他有關的運動左翼成員的譴責，理由是他在皇帝麵前叩頭了（這是不真實的），並稱呼他為皇上（這是真的）。三年過去了，盡管胡博士稱皇帝為“皇上”，不過是表示他不願意把“優待條件”當作一紙空文罷了，但他仍然因在這個問題上背叛了民國原則而遭到抨擊。
將近兩年後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在紫禁城又與皇帝進行了一次簡短的會麵。
因為我要對我所描述的各種“地震”事件負主要責任，加上皇帝對現有條件越發不滿，到1922年，他們認為我的存在已威脅到宮廷製度的穩定。盡管紹英（接替世續成為內務府總管）及所有內務府成員一如既往地對我禮敬有加，但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宮廷裏受歡迎的人。盡管我越來越同情我的皇帝學生，而且他個人也懇求我不要離開，但我仍然決定那年年底前辭去帝師職務。
注釋
[1]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同名小說的主人公，《拉塞拉斯》是部抨擊十八世紀樂觀主義的哲理性傳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