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上半年，緊張的政治局勢不斷加劇。當然，廣東政府堅持一貫政策，不承認北方政權。但使北方產生焦慮和摩擦的主要原因並非廣東人或孫中山的追隨者，而是源於北方各政治集團間的互不信任和敵對情緒，包括安福係、奉係和直係在內，每個軍閥領導都想主宰首都的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兩人是張作霖和吳佩孚。張作霖明確表示，他無法滿足於隻控製廣闊的東北領土，還希望成為北京的主人。吳佩孚則認為，即便自己算不上一個偉大的將軍，也是個勇敢的戰士，即便稱不上一個厲害的政客，好賴也是個愛國主義者。他同樣下定決心，要實現中國的統一，隻是與北方軍閥設想的前提不同。
我在前一章已經指出，至少到1922年，張作霖一直企圖以自己作為王權背後的力量來恢複帝製，對此很多人自然懷疑他的表態。從1923年年中開始，張作霖對宮廷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之前，我已發現紫禁城裏有幾個人被張作霖收買了，做了他的代理人。通過這些代理人，張作霖獲得了涉及朝廷事務、內務府和滿族王公的政治傾向等方麵的機密。到1922年，張作霖被紫禁城裏的代理人視作最強大的盟友，他們希望他在帝國統治遭受威脅時能保護他們。當然，我並不是說內務府或王公大臣是張作霖圖謀君權的幫凶。王公大臣我不敢保證，但我相信內務府最關心的莫過於維持“優待條件”，因為他們寶貴的特權和薪酬都建立在該協議上。在內務府眼中，隻要張作霖對朝廷友好，而且是中國政治中最強大的力量，他們便很樂意給予全部的支持和無條件的信任。
1920年夏天的一場短暫而激烈的內戰可以證明這一點。北京有幾天似乎落入一群政客和軍閥將領的控製中。他們是張作霖的敵人，可能會對皇帝圖謀不軌。那時我參與了最核心的宮廷會議，萬一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他們希望我能在身邊。因此，我必須做好準備，隨時離開自己的房子去紫禁城暫住。當時，在北京附近發生了幾場戰鬥，那幾天我在皇帝的房間裏放了一個裝得滿滿的手提箱。然而，局勢突然發生了改變，張作霖打了一場小勝仗，並來到了京城門口。我終於放下心來，所有的擔憂都煙消雲散了。皇帝現在已安全了，我可以安心地取回手提箱了。
1920年，王公和宮廷對張作霖處在完全信任的狀態，但到了1923年，這種信任開始動搖。吳佩孚在河南洛陽設立了軍事指揮部，逐漸把勢力範圍擴大到華中和華北。他的崛起過程在此不必贅述。在這些地區，特別是在北京的政治圈子裏，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吳佩孚即將崛起。張作霖在長城以南的勢力很快就會被打破。張作霖通過紫禁城的代理人得知了這一不安的消息，並聽說朝廷開始與洛陽的吳佩孚建立聯係。這兩件事傳出後，就越發讓人感覺真實可靠——康有為和其他著名的帝製擁護者拜訪了吳佩孚，並受到吳的盛情款待。此外，吳佩孚過生日的時候，內務府派使者送去了皇帝的禮物，吳佩孚將禮物擺放在了貴賓廳中最尊貴的位置。
張作霖和吳佩孚都對皇帝懷有友好的感情，這本可以成為三方和平共處的基礎，但他們都沒向這個方向發展，反而加劇了之間的競爭。張作霖和吳佩孚都把自己看得比皇帝還重，張作霖不會原諒清朝，因為他認為清朝與其對手建立友誼，是對他本人的嚴重冒犯。雖然他繼續對皇帝保持友好，但從那時起他對大多數滿族王公（至少有一個例外）和內務府采取冷淡的態度。與此同時，他與總統徐世昌之間也產生了嚴重分歧。徐世昌采取的拖延和妥協政策，特別是吳佩孚與總理梁士怡之間的爭吵，徹底激怒了東北的“奉天黨”。
此外，張作霖認為，總統對他有陰謀，為了讓他垮台，故意引誘他參與一場打不贏的戰爭，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結果證明，這些陰謀的確存在，張作霖的勢力卻沒有絲毫被削弱。即使在北京，徐世昌也發現他的總統寶座越來越不穩了，他失去了張作霖的支持。而且，他優柔寡斷，讓人以為他是想通過削弱別人的地位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引得直係和吳佩孚為敵。
1922年春天的政治軍事動亂，讓宮廷再次相信，皇帝的人身安全的確會受到威脅。因此，我被委以重任，與英國大臣接洽，安排皇帝在英國公使館避一避。接替約翰·朱爾典爵士任公使的貝爾比·阿爾斯通爵士，同情地聽了我的陳述，最終同意接待皇帝，而且所采取的方式不會讓中國人和英國以外的外國人懷疑英國當局想要幹涉中國內政。他建議給我在英國公使館勻出一所房子，供我個人使用。而我作為皇帝的家庭教師，可以邀請他來這裏做客。與此同時，我還與葡萄牙公使兼外交使團元老多姆·巴塔利亞·德·弗裏德，以及荷蘭公使歐登科先生作了安排，以防在緊急情況下能接待皇室的其他成員。
對皇帝而言，眼前的危險已經過去，事實證明沒有必要遷往使館區了。張作霖同吳佩孚真正的較量推遲了幾個月。然而，徐世昌總統的地位卻遭到災難性的打擊。沒過多久，他遭到張作霖的強烈反對，徹底被孤立，在他周圍全是反對者，要麽就是不冷不熱的盟友。
至於“基督將軍”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結盟，在兩年半後又有了戲劇性的結果，前者在解決1922年政治問題中的貢獻值得我們去關注。1922年4月，“基督將軍”人在陝西。引用天津一份報紙的話，他從那個遙遠的西部省份發出一份電報，宣布他的意圖：“反對從滿洲來的民國的敵人，以保衛民國。他聲稱他們試圖破壞民主製度，建立帝製……這份電報實際上是對張作霖的宣戰，而張的軍隊幾天前便已做好了戰鬥準備。”
在此期間，皇帝的煩惱不隻是來自高層的政務。他已經十七歲了，不僅發現紫禁城的生活越來越令人厭煩，而且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不願意成為帝製種種弊端的代言人。他開始明白內務府的指導原則隻有一條，那就是維持現狀。此外，他逐漸發現自己隻是個有名無實的皇帝，實在不怎麽光彩，也沒有任何帝製的職權。於是，皇帝的愛國熱情高漲，他很同情自己的前臣民所遭受的冤屈，熱心於謀求中國的進步和繁榮。他開始感到，自己作為一個無所事事的民國撫恤金領取者是多麽丟臉。隨著時間的推移，約定的補貼金額越來越少，過不了多久，他就會變成一個名義上的撫恤金領取人。盡管領的錢會越來越少，但這並沒有減輕他的不安。即使隻是理論上領取撫恤金的人，他也經常向我表示“感到羞愧”。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意識到自己的大業已不可能實現，於是辭去民國總統職務，離開了北京。他匆匆離去，不顧臉麵，簡直像是在逃亡。我為他的辭職感到遺憾，既為了皇帝，也為了我自己。他是一個謙遜尊貴的儒家老派紳士，真誠地希望為長期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與其說他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說他是一位學者。徐世昌定期舉行非正式的私人宴會，常常邀請一些滿族王公和帝師（包括我在內）參加。在這些場合，他總是對前帝製的福祉表示善意的關心。我相信，如果時機合適，又有名譽，他會樂意放棄總統職務，投在皇帝膝下。在和我們私下談話時，他提到清朝，從不會用“前清”一詞，而是用“本朝”，好像它還存在似的。雖然他與袁世凱並不是一脈相承，但我相信他絕不會違背對民國的誓言。我在宮裏的一些同事經常貶損這位總統，因為他在給皇帝禮物時沒有在名字前加上“臣”。而在帝製之下，所有忠誠的大臣都會這樣稱呼自己。在這一點上，我總是毫不猶豫地提出反駁。如果民國總統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已經不再有統治權的帝製仆人，但事實自己卻已不再效忠於他，這對皇帝來說是毫無意義的恭維，而對民國來說也是一種侮辱。
徐世昌辭職後，一直隱居在天津英租界，去年（1933年）他在那裏慶祝了八十大壽。
到1922年初，皇帝對內務府不惜一切代價要維持的狀況感到更加不滿，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從他的父親醇親王那裏，以及其他大多數有影響力的王公貴族那裏，皇帝沒有得到絲毫同情。除了載濤，所有人都與內務大臣站在一起，堅決不讓皇帝放棄他有名無實的朝廷和名義上的尊嚴。他們明白，必須得做些什麽以維持現狀，在進行一番商討後，他們決定為皇帝定下皇後人選。
1922年3月11日，《宮廷公報》刊登了以下簡短聲明。“榮源之女郭佳氏（婉容）立為皇後。”
這條聲明並不意味著宮廷已舉辦婚禮，或者不久的將來皇帝就要完婚。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國皇室婚禮有一個奇怪的特點，那就是一個年輕女子被升為皇室成員，並不是從她嫁給皇帝開始，而是從帝國頒布詔書的那一刻就生效了。詔書一經發出，她便榮升為皇後，雖然從頒布法令的日期到舉行婚禮的日期可能要等上好幾個月。
法令頒布的時候，婉容與父母同住在天津，已生活了好幾年。她的父親是滿族貴族，是前吉林將軍長順的孫子。革命爆發時，他還很年輕，所以在朝廷沒有獲得太高的職位，不過是個道台罷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皇後的繼母，是毓朗王爺的女兒。毓朗王爺是皇族中有名的成員，乾隆皇帝的直係後裔。
在任命皇後的同期，《宮廷公報》發布了選額爾德特氏為淑妃的公告，她的父親是一位端公，在大清朝時任候補縣令。因為皇後和淑妃都是滿族人，許多漢族忠臣感到十分失望，他們原希望皇帝會娶一個漢人女子。雖然有謠傳稱，皇上的新娘不是別人，正是徐世昌總統的女兒。但事實證明，滿族的保守主義和皇室的家法是如此強大，任何類似的建議都不可能得到認真考慮。
3月14日，《宮廷公報》刊登了另一份有關即將到來的兩個婚禮的正式公告，稱榮源已得到朝廷接見，感謝皇帝陛下晉升他的女兒為皇後之尊。文繡的叔叔也通過內務府轉達了對他的侄女額爾德特氏獲得榮譽的感激之情。與此同時，皇上還賜給“後父”（皇後的父親）一些皇恩，他成了皇帝的一等侍衛，有權覲見皇帝，還被授予在紫禁城騎馬的特權。不久之後，他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最後，又被授予公爵。
與皇後共享榮譽的希望，並沒有平定皇帝不安的情緒。且不說朝廷禮儀，按照漢人和滿人的習俗，皇帝在婚禮前不能見到未來的皇後。他冷漠地接受了訂婚，但強烈反對娶多個未婚妻，這讓宮廷尤其是太妃們感到詫異和震驚。有人向他指出，根據祖先的定例，不僅應該有一個皇後，還應該有幾個妃嬪。他回答說，西方文明的君主並不實行一夫多妻製，他認為滿族朝廷沒有理由支持這種做法。就這一點，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不體麵的爭吵，幾位太妃含淚責備他拋棄了祖先的生活方式，皇帝隻好做出讓步，同意再多任命一位淑妃。需要補充的是，這些太妃中揮淚痛哭最厲害的是敬懿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
我從友好的皇室成員那裏得知，皇帝拿一夫一妻製說事，我得負主要責任。然而，這項指控同某一法國作家發表的聲明一樣，完全不真實。他說，我試圖把皇帝變成他口中的“英國花花公子”。不論在朝廷上，還是在與皇帝的談話中，涉及婚姻計劃的任何方麵我隻表達了一個觀點，就是他隻有十六歲，他的婚姻問題最好留待以後再討論。我猜皇族不會在意我的觀點，結果證明的確如此。
皇帝的訂婚儀式在3月舉行。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件事並沒有引發他的太多關注，這可以從6月份發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推測出來。這件事一發生，我便給一位說英語的前官員[1]寫了如下信件，信中對這件事做了詳盡闡述。我刪減了幾個不重要的段落：
北京
1922年6月8日
親愛的×××：
最近的端午節假期，我不在北京，直到3日上午才回來。一到家，我便聽說了徐總統於2日突然辭職離開的消息。早上，皇帝陛下接到我回國的電話後，派密使用鉛筆寫了一張便條給我，約我三點鍾到宮裏他的私人房間見麵。他還吩咐我叫兩輛車子三點時在東華門外等候，但沒有說明原因。最後，他希望我對這張紙條上的話嚴格保密，不能對皇室和其他帝師透露。
我按照約定時間，開車去了皇宮，同時還從公共車庫定了另一輛車……皇帝在養心殿等我，沒有其他人在場。我們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這是我經曆過的最痛苦的一次交談。第一點很重要，皇帝希望我馬上帶他去英國公使館。就這件事，他已經下了很大決心，起初他甚至都不願和我討論這個問題。這就解釋了他要汽車的原因。他打算和我坐同一輛車，而他的幾個貼身隨從隨後坐另一輛車。皇帝接著說，等他到了英國公使館，便給中國人民發份電報，表明自己羞於繼續無所事事、領取國家補貼。他想放棄民國政府答應付給他的退位費，每年四百萬元，還有他的皇位和與此有關的一切權利，包括占領皇宮的特權。發完這封電報後，他計劃立即去歐洲訪問，並且要麻煩英國大使一段時間，直到必要的國外旅行安排均已妥當。
我應該解釋一下，正是最近政治事態的發展促使皇帝下了這一決心。我已經告訴過你們，在過去的一兩年裏，他和我經常討論他對民國政府的立場問題。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目前的處境是多麽的反常和屈辱。即使北京政局沒有動**，他也不會再保持沉默了。他不再是個孩子，已經到了完全能夠形成自己見解的年齡，並且已有了明確的信念——他現在的立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錯誤，他不能坐以待斃……
皇帝突然宣布要離開皇宮，並打算發布退位令，這一戲劇性的突發事件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知道這是他心裏想了很久的事，就像他也知道，原則上我完全讚成他的計劃。當然，這就是為什麽他把我、而不是別人當作知己的原因。我勸他不要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去執行計劃，原因如下：
首先，如果在總統被迫辭職並逃離北京的第二天他便離開皇宮去外國避難，這兩起事件必然會被媒體和公眾聯想到一起。而且，隨著總統倒台，人們很有可能會譴責皇帝本人。人們會認為徐世昌和皇帝一起參與了政治陰謀，皇帝逃亡是因為他有負罪感，隨後放棄補貼和頭銜的電報也無法消除公眾的懷疑。人們會說，皇帝隻是想“挽回麵子”，對那些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武力奪走的東西，擺出一副自願放棄的樣子。
我進一步指出，皇帝誤以為英國公使館在這個時候會接待他，其實是他想錯了。的確，如前所述，不久前爆發內戰時，北京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動亂，對此英國使臣承諾，如果皇帝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他將在英國公使館為他準備住處。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皇帝本人並未受到實際的威脅，而貝爾比·阿爾斯頓爵士同意給予他英國保護的理由也已不複存在。皇帝公開表示，他的目的是利用在英國公使館的時間，不受皇室和宮廷官員幹擾的情況下，起草發給全國人民的電報，並做離開這個國家的準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幾乎可以肯定，貝爾比·阿爾斯頓爵士不可能在英國公使館盛情接待皇帝。依我看，即使他本人願意這樣做，英國政府也不太可能允許自己參與到這樣的行動中去，因為這種行為很容易被理解為非法幹涉中國內政。我提出即刻前往英國公使館，把這件事告知公使，並表示一小時內必能得到答複。然而，事實證明，我完全沒有必要這麽做。因為皇帝聽取了我的意見，極不情願地同意暫時不采取任何行動。
你們可能想知道，為什麽放棄民國的優待和皇權的提議，突然變得如此緊迫（這個問題皇帝和我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三個：
請允許我指出，皇帝陛下有智慧、有思想，他對報紙上的各種政治觀點都悉數吸收。他比許多博學的成年人更了解中國的現狀，對自己的地位不抱任何幻想。他現在對西方國家政治和社會狀況的了解遠遠超過他的中國帝師們，能夠進行他們做不了的對比，因為這些人的學識僅限於中國的曆史和文學。他對自己王朝的曆史以及導致其滅亡的各種原因有著深刻的理解。盡管他曾以最坦誠的方式（在許多擁護帝製的人眼裏，這是大不敬的方式）談論過像慈禧太後之類傑出或臭名昭著的人物，但他對那些引發革命和逼自己遜位的人沒有任何怨恨。皇帝早在童年就已自然而然地學會接受一切。1912年民國成立之時，攝政王或他的顧問與革命領袖之間進行了一場肮髒的交易。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質疑這場交易。然而，最近三年，我可以通過自己的經曆證明，皇帝越來越清楚地感到，從國家那裏無償領取巨額補貼是一種恥辱。雖然目前民國欠著大量補貼，但皇帝依然有這種感受。
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其對腐敗日益厭惡，他知道在整個皇宮裏腐敗猖獗。皇帝親自跟我談過，對於那些人的種種不端行為（我在信裏甚至都不願和你提起），他感到十分惱火。他們明目張膽地搶劫、賄賂和偽造賬目，盜竊宮廷珍寶，各個等級的人之間瘋狂瓜分戰利品。他曾驚恐地告訴我，去年莊和太妃去世時，那些依附她的太監為了從已故太妃的寢宮裏爭搶寶物，甚至大打出手。他甚至更氣憤地告訴我，當他想要拿這些惡棍來殺一儆百時，王公大臣和整個太監聯盟都極力反對，他隻能任其發展。皇帝知道，放棄皇位必然會導致這個有組織的腐敗係統崩潰，所以他越發想放棄皇位和優待，這難道不正常嗎？當然，皇室成員不會心平氣和地放棄所有的賺錢機會。而且，如果他們知道了皇帝的意圖，就一定會想辦法阻止皇帝執行這些命令，這絕非不可能。由於皇帝準備發表退位電報，向陛下建議在紫禁城外尋找一臨時住所是否可取，現在還不清楚。無論如何，陛下都覺得沒必要為了那些寄生蟲而讓自己繼續領補貼生活，因為所領到的補貼隻有一小部分花在了滿足他個人需求上。皇帝以國家破產為代價，不用付出任何勞動，便可得到供養，這讓皇帝感到無比恥辱。當他意識到，迄今為止大部分補貼都花在了養活一大批幾乎毫無價值的寄生蟲身上時，這種羞恥感更是倍增。
“優待條件”仍然有效，但皇帝希望廢除。該條約規定，除其他物品，每年向皇室支付四百萬元的補貼。顯然，供養遜帝、為數不多的太妃和宮女過著舒適、有尊嚴的生活，這一數額遠遠超過了實際需要的數額。事實上，為了這個小小的目標，民國根本不需要任何補貼，因為皇室的動產和不動產本身就遠遠超過了這種需要。當然，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這些房產管理不善，且遭到了不光彩的掠奪。且不論如今它有多大規模、價值幾何，如果1912年管理透明得當，它無疑可以產生收入，使皇帝和那些依賴他的人遠離貧困。陛下認為，保皇黨方麵推進該條約的真正目的，不是維護皇帝和皇家的福利，而是讓成群的朝臣、太監和各種各樣的逢迎者無限期地過著閑適奢侈的生活。這些人一想到要到外麵的世界去謀生，便會心生恐懼，他們的願望是盡可能多地從君主製的廢墟中多撈好處。我在紫禁城的三年經曆讓我充分認識到，皇帝真正的幸福根本沒有被認真考慮過，他的真正利益也無人問津。毫無疑問，宮廷裏的人都急於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們無法保全，便可能會卷入一場共同的經濟災難，那會讓他們所有人產生不安心理。然而，隻要他活著，他們就心滿意足了，他們幾乎不關心皇帝的身體健康。他們對皇帝的眼疾所表現出的極度麻木便是明證。直到我威脅說要辭職，內務府總管才把這件事交給我，讓我請一位外國眼科醫生過來。還算幸運，這件事發生在去年，如果放在現在，我威脅要辭職的話，內務府不但不會沮喪，反而會求之不得。
為什麽皇帝急於放棄皇位和優待，我認為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他希望從一個他認為難以忍受的屈辱位置上逃離。其次，他希望結束宮廷裏的腐敗和欺詐行徑，因為他覺得隻有“斬草除根”的政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對於那些建議他不要急於求成、要漸進式改革的人，他總是很不耐煩。他認為，隻要宮廷製度一天不變，民國的補貼（或優待的任何實物部分）能夠用於支配，腐敗就會繼續存在。
第三個主要原因是所謂的“老議會”，或一些類似的極端共和派代表集會在不久的將來有複興的可能。在任何這樣的議會中，可能會有許多人讚成大幅度修改“優待條件”的條款。如果這屆議會能穩定下來，開始正常工作，那麽將來如何對待皇室的問題極有可能被提出來討論。皇帝充分認識到了這些，他自然希望放棄皇位和優待是他自願的行為，應該能得到全國的認可。如果皇帝自願遜位的行為被人民解讀為並非是他明白事理，而是他預見議會將采取強製行動，以此來“挽回麵子”，那將使他痛苦異常。
皇帝為了解決問題而采取這樣的行動，除了這三個主要原因，我還想提及第四個原因。這個原因在我而不在他，對於那些從未目睹過紫禁城內部、對裏麵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的人來說，這可能被認為是一個相對不重要的原因。然而在我看來，這個理由本身就足以證明，皇帝的確應該立即放棄他那無用且繁瑣的特權。我指的是，他目前所處的環境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是不健康的……年邁的中國帝師陳寶琛先生試圖安慰他說，清朝所有皇帝都得過與世隔絕的生活，並提醒他，每個君王都會被無數討厭的習俗束縛著，他們的行動自由都會受到各種限製。但明擺著的，皇帝的列祖列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補償。他們是真正的君主，行使著真正的權力。然而，如今這位不幸的後代很清楚，他除了空頭銜外一無所有。他唯一的子民是太監和朝廷官員。即使在自己的宮殿裏，他最合理的願望也經常被那些不信任和鄙視他的人所阻撓……
我還向陛下提出了另一個延遲計劃的理由。我已經指出，中國目前還沒有議會（目前甚至沒有總統），沒有任何機關或機構有能力接受他放棄優待和皇權。他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給全國人民發份電報，但沒有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有能力接受或承認它，而且這份電報應該得到承認。陛下也承認，這個理由足夠充分，我想這將有助於我阻止他采取任何魯莽的行動……然而，如果老議會重新召開或新議會很快召集起來，當喋喋不休的政客為了謀取官職而爭論不休時，我懷疑陛下是否還願意繼續無限期擱置這件在他看來如此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尚未提及。幾個月前，我第一次向你和劉建之匯報的時候，陛下就已經向我透露，他願意放棄民國每年的補貼。你建議我提醒皇帝，在對內務府財政狀況進行徹底調查之前，采取這一步是不明智的做法。他們指出，由於在過去的12年裏，宮廷官員們存在嚴重的管理不善、侵吞公款和其他腐敗行為，所以，目前很難說清帝國的資產情況究竟如何、負債多少（如果有的話）。因此，為了皇帝的利益，在確定陛下仍然擁有足夠的不動產和動產能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前，不要輕易放棄補貼。基於我的建議，他同意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對此事進行必要的調查。顯然，如果讓現任內務府大臣去調查的話，是根本不可能有結果的。所以，皇帝陛下明智地決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不能隻包括近年來掌管帝國財政的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任命你和劉建之為該委員會的獨立委員。他還很高興地同意讓你做“太保”，表示對你的信任和支持。這當然會使你在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有覲見的權利。如你所知，你們二人的任命都遭到相關人士的強烈反對。但任命最終還是決定了，這完全是由於皇帝陛下有堅定不移的決心，要用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很坦率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內務府，命令他們通知前攝政王，他拒絕繼續當傀儡。而且，在這件事上他一定要自己做主。他在這個場合對官員們講話時所用的語言，隻要他們活著，就永遠不會忘記。
然而，我認為我應該提醒你一句，不要指望陛下在你的委員會完成調查和起草報告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放棄補貼的事情暫時擱置。就我個人而言，我完全讚同陛下目前的看法，即是否放棄補貼不應取決於他的私人財產是否足以為他帶來穩定的收入。畢竟，等到皇帝陛下確信他的私人財產足以為他提供支持後再公開放棄補貼，多少還是有失氣魄的，也有損皇帝的高尚品格。
當涉及調查皇室財政狀況的問題時，您可能是調查委員會中最有影響力的成員，所以我想冒昧地提醒您注意，迫切需要與民國政府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確定哪些動產屬於皇帝，哪些皇帝有絕對的支配權。如果閱讀北京的中文報刊，你一定會注意到，在過去幾個月裏，不時會出現有關出售某些宮廷珍寶的段落。已經有人對這些交易提出幾次抗議，理由是售賣的這些物品是國家財產，皇室無權出售。今天的《順天時報》有一段大意是說，最近有一些價值連城的東西被人從皇宮送到了外國銀行，“某個外國人”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並暗示皇宮當局的意圖是出售他們。這樣的話，這些“無價之寶可能會流失到國外去”。
皇帝本人已讓我明白，這段陳述大體上符合事實。隻是“某個外國人”指的是我，這顯然不對。無論如何，我想你會同意，這是一件關乎皇帝和皇室榮譽的事情。我們應該抓緊時間把中國的國家財產和皇室的個人財產理清楚。
皇帝退位卻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皇帝的特權，我們可以看到劉建之先生在與我的談話中強調了皇帝陛下所考慮的兩個計劃之間的區別。他表示，皇帝放棄民國的補貼和皇位，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許也不明智。即使他決定放棄補貼，他也可以保留皇位，至少是暫時保留一段時間。從你給我的信中，我感覺你也是這麽想的。但我還不敢肯定，在這一點上我是否同意你的看法。在我看來，廢除整個宮廷製度及其所涉及的一切，完全符合陛下的利益。毫無疑問，隻要他堅持與民國簽訂的條約，允許自己保留那個空頭銜，將會有許多人出於個人的利益，堅持維持宮廷和內務府的運轉。當然，結果是皇帝將繼續過有名無實的生活，還必須得與一群饑腸轆轆、追逐私利的人分享他的私人收入，而到那時，他的收入可能已經不足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如果你認為皇帝為了麵子或者出於對皇家傳統的忠誠才保留他的頭銜，我恐怕無法苟同。比較激進的中國報紙，經常以多少有些粗鄙輕蔑的口吻提到陛下。隻要他還住在皇宮，堅持皇帝的空頭銜，這類文章就會不斷出現。一些共和黨人認為，民國自建立以來，之所以顯得軟弱和不穩定，其中一個原因便是皇帝退位卻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的皇帝特權。他們這麽想並非沒有道理。例如，皇帝擁有授予爵位的權利，在原則上這不合理，與真正的共和政體互不相容，自然會遭到反對。至於外國人的看法，我想指出，他們一般並不認為皇帝的地位與其他已經退位的君主有本質的不同。對他們而言，他隻是中國的前皇帝，在出版物和日常對話中經常被這樣稱呼。因此，放棄這個空頭銜肯定不會讓他在外國人中間“丟臉”。在外國人看來，他現在是一個前皇帝，如果公開宣布放棄頭銜，他還是一個前皇帝。
你和其他人可能會說，如果他放棄最後的皇家尊嚴，將永遠失去利用政局變化恢複帝製的機會。複辟純屬偶然，我不願把自己牽扯進去。我更關心的是看到年輕的皇帝成長為一個思想健全、身體健康的人，而不是看到他卷進複辟運動中去。不過，如果中國人民看到，皇帝出於慷慨和愛國的動機，自願放棄1912年退位時保留的頭銜和補貼，而願意接受君主立憲製，將其作為解決國家政治問題的最佳方案，那我不禁覺得，陛下重新登上皇位的機會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
約翰·喬丹爵士曾經對我說過，也許有一天，皇帝在接受了完整教育並出國旅行後，他可能會當選總統。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前提是廢除宮廷製度，廢除民國補貼，永遠放棄皇權。否則，除了帝製擁護者，沒有人會支持他成為候選人。而且，他們的行動可能會被政治對手解釋為對共和原則的直接挑戰……
不用我多說，毓慶宮的皇家帝師與宮廷醜聞和陰謀詭計毫無關係，在道義上無可指摘。然而，作為老派學者，他們與眼下中國所有的政治社會和文學運動完全脫節，比皇帝本人的眼界要狹隘得多。他們從來沒有出過國，對任何外語一竅不通。恐怕他們還不能完全相信，在中國之外，竟然還有其他叫得上名字的文明。他們中有個人似乎急於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輸給年輕的學生。在這方麵，我必須表示最堅決的反對。陛下幾天前告知我，在和一位帝師交談時，他試探性地提出，鑒於目前民國政府的財政困難和人民的困難，取消規定的補貼是可取的。帝師向他保證，他不必關心政府或人民的困難，因為他應該把這些趕他下台的中國人當作敵人。陛下迅速做出有力的回答：“如果他們是我的敵人，我就更應該立即停止拿他們的錢了。”
……陛下絕對不會把中國人看作敵人。他不僅沒有因為被人民趕下皇位而對他們懷有惡意，而且，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對革命中的任何個人或任何政黨有過任何非難。有一次在和他談話時，他提到南方某位將軍的名字。陛下說，從報紙上的報道來看，這位將軍似乎精幹廉潔。如果他成為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評論說，就像大多數南方領導人一樣，此人可是徹頭徹尾的激進分子，他可能不會用友好的眼光來看待皇室。皇帝陛下回答說：“隻要他能給中國辦好事，那又有何關係？”
上書房的牆上有一幅卷軸，上麵寫著“心係子民”。帝師勸皇帝要以人民為敵，他和我說起此事後，我告訴他，如果帝師再對他說同樣的話，他應該讓帝師看看那幅卷軸，並建議他把它取下來藏起來，因為上麵的題詞所依據的原則顯然已經失效了……
誠然，我和陛下一向坦誠相待，否則，我早就辭職了。從表麵上看，我與前攝政王和其他王公、內務府以及同僚的關係也說得過去。但他們認為，在過去一年裏，皇帝陛下越來越焦躁不滿，越來越不願按照朝廷的常規和慣例來安排生活，對他的位置越來越不滿，我應該負主要責任。如果皇宮目前的狀況不改變，而皇帝被迫默許這些狀況，那我不可能繼續擔任現在的職務。即便皇宮完全按照陛下本人所希望的方式改變，而且得到我的讚同，但我為陛下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將無濟於事。而且，在無數其他人被剝奪了職位之後，如果我還保留著自己的職位，那我就會處於一個完全尷尬的位置。作為一個被認為與皇帝陛下關係最親密、最受皇帝信賴的人，甚至比宮廷和內務府的其他人還親，我自然會覺得，要對所有以宮廷製度為生的人所遭受的災難負主要責任。我是一個外國人，所以他們對我的怨恨情緒會更深。這本身讓我覺得有些不適，因為我很清楚，自己不過是在恪守職責罷了。但我不能讓人覺得，我一方麵使很多人失去謀生手段，另一方麵卻小心維護著自己的帝師和貼身顧問的地位……
莊士敦
皇帝準備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以特定的方式提出退位，而這份文件揭示了我勸阻他執行這一計劃的理由。我還有別的理由，但還是少說為好。一方麵，我擔心內務府的官員和他們在王爺中的同盟，在麵對他們賴以生存的體製即將崩潰時，可能會不顧一切地采取激進措施拯救自己，比如，他們可能會把皇帝從滿族皇室領袖的位置上撤下來，換一個更聽話的皇室成員繼位。毫無疑問，他們要確保完成這一舉動是很困難的，可如果他們充分利用在共和派圈子裏掌權人士的影響，以及出售一些宮廷珍寶來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即使沒有北京政府的積極支持，他們也可能在默許的情況下完成這項工作。另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是迫使內務府大臣在被遣散前全麵而準確地上報他們處理宮內私產的情況，因為皇宮的管理工作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沒有人知道這份財產的範圍和價值，所以在核實他們可能上報的任何聲明時，都會充滿許多困難。
另一個讓我深思的嚴肅問題是，一旦皇帝離開紫禁城，成為民國的普通公民，他就極有可能成為擁護帝製的陰謀中心。如前所述，帝製擁護者並沒有試圖把皇帝個人牽涉到他們的任何活動中，因為“優待條件”給他的頭銜，要讓他成為他們計劃的一分子，既困難又不體麵。如果是在皇帝本人的倡議下廢除了“優待條件”，可能會使他們覺得可以隨意把他卷進陰謀中去，因為退位協定對他不再有約束力。離開紫禁城，意味著可以自由選擇住處。屆時，他便會發現自己被一群強大而活躍的帝製擁護者包圍。這些人會以他為領袖，期待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們不僅請求他做全國人民的救星，還希望他效仿19世紀前的漢光武帝光複大清，對此，一個精力充沛的十六七歲男孩不太可能會無動於衷。
此外，我非常懷疑皇帝自願放棄其特權是否會得到應有的感激。在我看來，他的動機很可能會被誤解。而其家族中那些不可調和的敵人，會指責他試圖通過放棄毫無價值的特權，來擺脫他在退位協議中所應承擔的義務。他們會懷疑，也許還會公開斷言，這種表麵上的寬宏大量不過是一個幌子，他會借此開始背叛民國。而如果他公開放棄特權後，聽從了那些擁護帝製的朋友們的勸告，做了他們的領袖，那麽他們自然會認為他們的懷疑完全有道理。
再者，如信中所述，我確信英國使臣不會允許皇帝在英國公使館發表公開聲明，且有充足的拒絕理由。顯而易見，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對英國懷有敵意。這種缺乏理性的敵意，在蘇聯大使館的直接或間接鼓勵下，在1925年的反英運動（五卅運動）中達到了頂點。英國政府在中國不管說什麽、做什麽，都會被懷疑、誹謗和惡意歪曲，事情很快會變成這個樣子。毋庸置疑，如果我按照皇帝的要求行事，如果英國使臣同意在公使館接待他，那麽他後麵的一切活動都可被視作英國的陰謀詭計，我自己也會毫無疑問地成為各方誹謗和譴責的對象。皇宮當局在表達對我的憤怒和仇恨時，可能會比北京的政客、學生和記者更加激烈，盡管原因截然不同。皇帝放棄權利時的慷慨氣度會被完全忽視或大打折扣。他會被人民譴責為英“帝國主義”的傀儡，在其英國老師的幫助下，開始參與英國對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的剝削和掠奪。
因此，我自己對皇帝將來的計劃與他本人不同。我的建議是，他應該召集各王爺和官員到宮裏開會；他應該盡快地堅持執行退位協議中的這一條款——最終要搬到頤和園去；皇家財政狀況調查委員會應立即走馬上任並開始工作；應該要求該委員會製訂一項計劃，以便大幅度削減宮廷開支和改革內務府；搬至頤和園後，皇帝應該盡快主動邀請民國政府與皇室進行友好談判，修改“優待條件”條款，並自願放棄讓皇帝感到“羞恥”的所有權利和特權。待這些事項進行到讓當事雙方都感到很滿意時，皇帝就有機會實現他的夙願之一，到歐洲和美國旅行，之後才可能在英國和美國的大學學習一段時間。
在上麵引用的那封信中，我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但我對這件事的了解還是有所欠缺。當時我並不知道紫禁城裏藏有海量珍貴的藝術品和珍寶，而皇帝本人見過的也不足千分之一。民國政府承認這些都是皇室的私有財產。如信中所述，中國媒體經常提到出售宮廷珍寶的事，也已經有人站出來反對，理由是它們屬於國家。然而，在我寫完信後不久，才發現民國政府並沒有把宮廷珍寶當作國家財產。為了彌補宮廷賬目上日益增長的赤字，內務府偶爾會出售或抵押宮裏的藝術品，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然而，政府並沒有對這些交易提出反對意見。不過我認為，最令人遺憾的是，徐世昌總統或他的直接繼任者並沒有將其作為一個合理借口，敦促內務府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們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遺憾和抱歉地承認，是因為民國政府未能根據退位協定履行應支付的年度補貼，才迫使皇室陷入財政困難，他們不得不出售貴重物品。
紫禁城內除了皇帝和內務府占有的那部分珍寶，還有大量的字畫、瓷器、青銅器、書籍、珠寶、玉器和其他辛亥革命後從奉天和熱河行宮帶到北京的物品。1916年，其中一些珍寶被存放在被民國接管的三大殿裏，但大部分存放在武英殿和文華殿中，它們是分別位於紫禁城東西區的兩座大型建築。這兩座宮殿於1916年底作為中國藝術博物館向公眾開放。當然，要進入這些地方，並不是通過紫禁城的北門，那裏仍然是私人區域，而是通過東華門和西華門。在1916年之後的幾年裏，宮廷博物館裏宏偉的展品一直令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遊客感到驚奇不已。
在這些參觀者中，幾乎沒有人了解這些所展珍寶的所有權。人們以為，它們是由民國政府從皇族手中接管，或是作為革命的必然結果由宮廷移交給民國的。但是，人們普遍不知道移交的條件是什麽。我自己也是到1923年才弄明白。當時，應我的要求，我得到了某些中文文件的副本，才徹底搞清楚其中原委。
我在下麵貼了一份中文原版文件。據我所知，這份文件從未在中國發表過，如果我的讀者裏剛好有中國人，有可能你們會很感興趣。日期是1916年9月11日。該文件解釋說，在1914年1月，民國政府和皇室派了一個聯合代表團到奉天和熱河，把如今存在紫禁城的那些珍寶帶到北京。民國政府承認這些珍寶屬於皇室私人財產，曾召集過中立專家來評估這些超過7萬件的物品價值。有些無價之寶和稀世珍品沒有列入估價行列。根據皇室與民國間的相互安排，除皇室撤回北京的，其餘物品均由民國政府按估價中所列的數額購買。由於財政緊縮，當時民國政府無法支付，這些珍寶被視作皇室借給民國的債款，直到民國有足夠的財力再全額現金支付。與此同時，保存著大部分珍貴文物的武英殿將作為國家藝術博物館向公眾開放，由一位內務府官員保管，為皇室和民國負責它們的安全。
有關處理清宮財物的中文文件
我拿到了與此事有關的另一份文件副本，對估值的數字做了以下有趣的總結。
從這張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奉天行宮和熱河行宮運回紫禁城的珍寶中，民國承認欠皇室的部分總價高達350多萬。以當時的匯率標準二先令來算，大約折合351147英鎊。
我以宮廷當局的權威斷言，民國政府沒有支付一分一毫。換句話說，民國政府在正式的書麵報告中，承認這些寶藏是皇室的私人財產，而且皇室可以一直保留到收到全部款額為止。之後，民國政府又無視自己的書麵承諾，沒收了全部藏品。它與皇室簽訂的這份書麵協議就是一張廢紙，像“優待條件”一樣。
毫無疑問，從奉天行宮和熱河行宮運回北京的珍寶都價值連城。（我有理由相信官方估計的數字太低了）然而，不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來看，與保存在紫禁城宮殿裏的仍屬於皇室的大量藝術作品和其他珍寶相比，它們都會黯然失色。它們的總價值是多少，或者說九年前它們還未被充公（沒有絲毫合法依據）前的總價值是多少，沒人能說得清。但我從未聽說過低於1000萬英鎊的估價。人們將會牢記，這些珍寶是在1933年走進大眾視線的。當時，日本對北平的軍事威脅迫使它們被匆忙撤到中國中部的許多地方。它們的終極命運是什麽，隻有未來可以回答。但所有熱愛中國和中國古代文化的人，都真誠地希望它們不要流失到外國去。至少，其中一些將永遠不會再出現在中國，這完全可能成為讓人痛心的事實。
盡管紫禁城富麗堂皇，其藝術瑰寶價值更是不可估量，但它卻是一個充滿悲劇的地方。毫無疑問，它也有過歡樂的時刻。住在裏麵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得不快樂，也不是所有人都死得很痛苦。但是，如我們雙眼所見、雙耳所聞，縈繞在宮殿中哀號的鬼魂會排成長隊向我們講述悲慘的故事。當明朝末代皇帝發現自己被所有的大臣、近臣和仆人（除了一個忠心的太監外）拋棄時，還有什麽是比這更痛苦的呢？據說，他在絕望的狂亂中親手殺死了皇後，有人帶我去現場看過。我曾站在小山上，俯瞰他結束自己生命的宮殿。他跟隨他的皇後，擺脫了宮廷的束縛，進入了死亡的自由（如果死亡可以帶來自由的話）。紫禁城下一任主人的生活本應該更幸福一點，因為他不是垂死王朝的末代皇帝，而是充滿活力和生機的新王朝的開國皇帝。然而，關於年輕的順治帝，從那些廣為流傳的故事可以證明，紫禁城的生活對他而言也沒什麽幸福可言。這個故事我曾講過了，在這裏我重複一下結束語，那是我在1920年寫的：
如果說世上有一座宮殿配得上監獄這個名字，那一定是北京的紫禁城。在那裏，順治皇帝渴望自由。他的倒數第二個繼位者光緒皇帝，大約在12年前就結束了他憂鬱的日子。那些不祥的建築物在260年前就是某個皇帝的監獄，到了如今，依然是皇帝的監獄。[2]
我的小龍焦躁不安，從1922年就開始扇動翅膀，這難道還不夠令人驚訝嗎？
注釋
[1]此信是寫給李經邁的。——譯者注
[2]摘自作者另一部著作《新中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