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19世紀，大清王朝國勢日漸式微，威嚴掃地。清政府內憂外患，戰火連綿，根基動搖，似乎即將拉開“崩潰”的序幕。查爾斯·貝思福勳爵認為，用“崩潰”一詞來給他1899年出版的新書命名再合適不過了，因此他將書命名為《中國的崩潰》（中文版書名為《貝思福考察記》）。
4年前（即1894年），在不起眼的區區島國日本的鐵蹄下，孤立無援的中國在甲午海戰中受到重創，台灣從此淪為日本人的殖民地。若不是歐洲三大列強德國、俄國和法國的幹涉，中國當時差點痛失東北要地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和大連）。俄國還曾假惺惺地逼迫日本將這裏歸還給中國。三年後，俄國將這裏劃分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斷提高自身在整個東北地區的軍事地位，從而在清朝皇族的發源地獲得了支配地位。
1898年，一位在此居住過的英國商人說：“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俄國吞並了這個國家。”一位英國上層傳教士也說，他自己和所有傳教士都認為，東北名存實亡，已變成俄國的一部分。對於試圖研究“滿洲”問題背景的學者來說，這些事實不容忽視。中國從不曾采取任何驅逐俄國的行動，毋庸置疑，如果日本在1904年至1905年沒有打敗俄國，那麽不僅是遼東半島，甚至整個東北地區在事實和名義上都可能變成俄國的一個省。
到1898年底，中國喪失的土地不僅僅是台灣和東北。當時，西方列強加緊瓜分中國，強占港口，在沿海設立租界，劃分勢力範圍。德國占領了包括青島在內的膠州地區；近300平方英裏的威海衛地區則在接下來的32年間被英國“租借”，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另一塊與威海衛差不多大小的香港地區，則被英國租借了99年。同樣，法國租借了廣州南部沿海的廣州灣地區；意大利也試圖租借浙江省三門灣漁港，由於遭到中國的頑強抵抗而沒能得逞（當時墨索裏尼還未上台），意大利內閣也因在瓜分浪潮中沒有分得一杯羹而被推翻。
如果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政府和人民任人宰割，絲毫不會反抗，那他們很快會發現自己錯了。當外部侵略開始轉為文明滲透時，曾經不知愛國主義為何物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和其他國家相比幅員遼闊（包括附屬國）。然而，就影響力和受尊重的程度而言，中國遠不及那些版圖和人口是其1/20的西方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人驕傲自大，過度敏感，無法接受長期落後於世界之林的事實。也不要期望中國人去接受西方人或日本人在種族上優於中國人的論調，而且這種論調（對於了解中國人的人來說）顯然是錯誤的。與其說是驕傲，倒不如說他們拒絕接受。因此，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思索國家和民族的現狀及未來，當發現理想和現實存在天壤之別時，他們開始追根溯源。中國人沒有順從自然法則，而是致力於改變現狀，糾正錯誤。於是，改革派應運而生，且不可避免地一分為二。右派主張漸進式改良，反對徹底顛覆式變革；左派則堅持從根本上變革，重新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但隻要清政府（他們認為清政府軟弱無能、極端腐敗）仍苟延殘喘，重建的願望就不可能實現。
康有為是中國19世紀90年代最著名的維新運動領袖，其弟子根據他的籍貫稱其為“康南海”。由於擁護皇權統治，康有為被劃為中間派。然而，他上書光緒皇帝，並直接導致1898年發生了著名而短暫的“百日維新”運動。
在當時掌握著中國命運的大多數上層人眼中，康有為是最具威脅的激進分子。在漢族和清王朝的正統派及尊貴成員看來，康有為和他的幾次上書，就好比中世紀歐洲的異端邪說和巫術，抑或是當今歐洲人所反對的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主義，激起他們的恐懼和憎恨。請允許我在此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康有為在1898年可謂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頭子”，雖然他終其一生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僅在15年後他就淪為了笑柄，被當作了“死硬派”和保守派。許多改革家都遭遇了這樣的宿命。無論宗教、社會還是政治改革，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早在康有為的異端學說被引薦給皇帝前，康有為就已積極倡導政治和社會革命，並對儒家經典思想進行了大膽而新奇的詮釋。康有為在自己的家鄉廣東擁有很高的聲望，被視作“今文學派”的領袖，而章太炎則是“古文學派”的領袖。然而，就像他始終對皇帝忠心耿耿一樣，康有為對孔子的思想始終保持著虔誠與敬意，認為孔子是中華文明的精神之父。因此，1898年他能召集眾多熱情好學的弟子也就不足為奇了。康有為的教學和啟迪活動使他聲名鵲起，先是聞名廣東，而後譽滿全國，最終也引起了一些有改良意識且有威望的達官貴人的關注，例如時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翰林學士兼監察禦史許景澄，以及帝師翁同龢。
江蘇常熟人翁同龢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1856年，他在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中一舉奪冠，高中狀元。狀元是中國知識界的最高榮譽，是所有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榮銜。翁同龢官運亨通，平步青雲，曆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京師同文館（清政府在北京新開辦的一所外語學校）總教習。他集學者、詩人和書法家於一身，被視作18世紀乾隆時期文壇領袖劉墉的衣缽傳人。翁同龢被任命為帝師後，其學者生涯便達到巔峰。他先後輔佐了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
翁同龢是位一流的國學大師，不但精通儒家經典，而且思想開明，心胸寬廣，他十分欣賞康有為的作品。1898年是關鍵性的一年。這年年初，在與兩位莫逆之交陳寶箴和許景澄商議後，翁同龢向光緒皇帝舉薦了康有為，並與這位身居皇位的學生探討了這位廣東改革家的主要政治綱領。盡管當時光緒帝已年近而立之年，不必再修學，但翁同龢仍然可以毫無阻礙地與他交流。身為帝師，他終身擁有某些特權，其一就是，可以私下覲見皇帝。此外，帝師能直抒己見，不像其他官員那樣拘泥於繁文縟節，這或多或少使他們與皇帝的關係受到限製。
翁同龢身居高位，卻能將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介紹給光緒帝，可見其境界不凡。從此事可以看出，一方麵他沒有中國官場普遍盛行的嫉賢妒能的習氣，也脫去了那個時代其他文人身上的迂腐保守，這難能可貴。另一方麵，光緒帝也不像某些人筆下所描述的那般才疏學淺，昏庸無能。事實上，與朝中包括慈禧太後在內的任何人相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緒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這位年輕的帝王對康有為的政治改革方案缺乏理解，且無意去踐行，那麽翁同龢絕不可能去和光緒帝討論於他而言毫無意義的方案。
1898年春天，康有為第一次見到年輕有為的光緒皇帝，並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後，我曾幾次與康有為談到往事。言談之中，他對光緒帝充滿敬意，讚不絕口。如果當時這位激進的改革家發現，他的支持者光緒皇帝缺乏才智，且沒有愛國情懷和治國熱情，那麽他可能早就加入日漸壯大的革命派中去了。這一派認為，清政府氣數已盡，如果不將其推翻，中國的進步之路就不可能暢通。康有為在覲見光緒帝之前也曾有過這種思想，但當他與這位君王直接接觸後，便很快摒棄了這種想法，且終生不渝。因為他發現，光緒帝不但同意和支持改良運動，而且迫切希望自己親自來領導這場運動。
康有為從未擔任過帝師職務，與光緒帝的見麵次數也少之又少，但有時會被人當作帝師來看待。在一次覲見中，光緒帝授予他一項極高的特權，即不需經由正式的官方渠道就可以呈遞奏折。康有為滿懷感激地接受了。1898年夏天，“百日維新”被載入史冊，正是康有為的幾份奏折使得一係列著名的改革詔令得以接二連三地頒布。這些詔令使中國為數不多的自由思想家振奮不已，也令大部分保守派感到震驚，並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人們通常會批判稱，康有為的改革方案以及按照這些方案頒布的詔令太過草率，脫離了當時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實際，而且與中華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馳。這樣的批判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中國後來毫無征兆地以激進的方式進行了西方議會民主製模式的嚐試，而康有為的那些方案可能更適合這樣的革命。人到中年的康有為後來也承認，他當初的一些主張不夠理智，比如摒棄中國傳統服飾，主張改穿西服，而這意味著將會摧毀中國絲綢業。不過，康有為的大部分建議和觀點並非不切實際，而是合情合理。他與光緒帝試圖按照設想中的模式去建立新中國，可惜最終失敗了，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理想從本質上不合理，或者不可能實現，而是因為這裏存在著一些與個人性格和智力因素無關的原因。對此，我將在下麵的章節進行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