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正確理解是什麽導致“百日維新”戛然而止，就有必要對一個話題進行初步研究，而這個話題並未引起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西方學者的足夠重視。我在這裏指的是倫理道德與憲政理論和實踐。慈禧太後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實際上掌權，都得益於這種倫理道德政治的影響。
自光緒帝1875年即位到1888年執政期間，朝政大權落在鹹豐皇帝（1851—1861） 的遺孀慈禧太後手中。慈禧是同治皇帝 （1862—1874）的母親。同治帝是鹹豐之子，他沒有子嗣。慈禧太後居住在紫禁城西宮，所以被稱作“西太後”。鹹豐皇帝的正宮皇後則被稱作“東太後”，她比慈禧去世早。此後，西太後慈禧掌握了朝政大權，人們通常尊稱她為“老佛爺”或者“老祖宗”。
事實上，從1875年到1888年間，慈禧在宮中的地位相當於攝政王，盡管在中國攝政王從來不會讓女人擔任。由皇後或皇太後攝政，這種情況被稱作“垂簾聽政”，即皇後或皇太後坐在皇帝禦座後的簾子後麵，決定朝中事務。此成語自唐高宗 （650—683年在位） 以來沿用至今。皇太後將政權返還給成年的皇帝，則被稱作“歸政”或“撤簾”。宋朝也曾先後出現過兩位太後攝政，和上述的“西太後”行使相似的權力。
1888年，清政府頒布了兩項重要的詔令，其中一項是昭告天下，宣布皇帝即將大婚。按照中國傳統習俗，這意味著皇帝已成年，另一項是太後在來年二月將歸政，交還皇權。同年，朝廷還正式宣布，頤和園即將完工。眾所周知，慈禧退隱後，打算將頤和園作為“頤養衝和”之所。
1889年初，時年19歲的光緒皇帝舉行了婚典。婚後，光緒帝立即舉辦了親政大典，親自收回屬於自己的皇權。皇後（後來被稱為隆裕皇後）是慈禧之弟葉赫那拉·桂祥的女兒。慈禧太後希望借這次政治聯姻，進一步鞏固其自身和葉赫那拉氏族的影響力和聲望。
依照慣例，皇帝可以同時有多名妃子。在眾多嬪妃中，有一對年輕的姐妹：姐姐15歲，被冊封為瑾妃，於1924年去世，諡號端康；妹妹13歲，被封為珍妃，24歲便慘死，後麵我們會提到。
第二次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似乎並無異議，將所掌管的朝政大權心甘情願地歸還給光緒皇帝。當時她54歲，此舉既未要求任何榮譽，也沒有喪失威望。她遵循公認的宮廷習俗，將在紫禁城的寢宮從慈寧宮移居到寧壽宮，以此向外界表明默認新政權。調換寢宮意味著向世人昭告，她已交出皇權，朝中所有職責和權力都歸皇帝。朝中上下都明白慈禧這麽做的含義，因為這有先例可循。1795年，主政60年的乾隆皇帝退位，在交出皇權後，乾隆帝在紫禁城也調換了自己的寢宮。94年後，慈禧太後在選擇寢宮時自然和乾隆大帝（廟號“清高宗”）抱有同樣的目的。她之所以選擇寧壽宮，也有可能是因為乾隆皇帝是這座宮殿的最後一位居住者。他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寧壽宮可謂恰如其名。
無論是乾隆皇帝還是慈禧太後，雖然名義上交出皇權，但退位並未讓他們的尊嚴、威望甚至權力減損一星半點。這與我們眼下所討論的話題密切相關，而且對於那些不了解中國封建王朝禮製的讀者而言，這一點的確被忽視了。
端康皇貴妃
如果用“退位”和“退休”這兩個詞來形容1795年的乾隆皇帝和1872年、1889年的慈禧太後，可能西方人會對此產生一種誤解。1795年，乾隆皇帝舉行了隆重的退位儀式，身份由皇帝轉為太上皇。憑借著這個新的身份，他的地位居於新繼位的皇帝之上。誠然，乾隆“退位”後，他在朝中的權威和聲望在皇帝之上。乾隆至高無上的地位並非名義上的，盡管不再插手日常政務活動，但隻要願意，他對所有的重大事務有最終的決定權、否決權和撤銷權。毫無疑問，如果厭倦了君主製的負擔和瑣事，或者想專心致誌於長生不老之道，那麽他會欣然退出，不再過問朝中事務，讓皇帝獨立行使權力。然而，朝中大臣們仍認為乾隆擁有最高權力，是終極權威。朝廷頒布的所有詔書都要先寫太上皇的名號，然後才是皇帝的，這向世人宣告太上皇在宮中的地位，甚至就連皇帝都要敬之三分。
盡管“退休”後慈禧太後的地位不及乾隆那般至高無上，但無論於情於理，她的地位依然高過了皇帝。“老佛爺”並沒有被授予什麽特別的榮耀，按照皇族譜係表，憑借著其自身地位，她本來就擁有這些榮耀。即便沒有兩次攝政的經曆，但因為輩分使然，加上是前任皇帝的母親，她的地位也在光緒帝之上。同理，眾所周知，如果慈禧能活到皇帝將皇位傳給下一位繼任者的時候，那麽她將獲得更高的殊榮——太皇太後。事實上，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她也的確做到了。1908年光緒帝駕崩後，慈禧在餘生短暫的數小時內成了太皇太後，並以此規格被安葬，且被載入史冊。
由此可見，在我們的辭典裏，用“遺孀”這個詞來表達中國的“太後”並不合適，但我們的確沒有更準確的詞來表達這個意思。令人遺憾的是，事實就是如此，因為用“老佛爺”來稱謂“太後”，本身就意味著她是一個能力非凡、個性強烈的女性。若非如此，有人就會質疑，區區一個“遺孀”，為什麽會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這些質疑者不會明白，太後的權力不但高過皇後和其他妃子——太妃，甚至在當朝皇帝之上。所以，無論是皇帝、皇後去覲見太後或太妃，還是在宮裏接待他們，如果沒有得到太後或太妃的首肯，皇帝皇後是不能擅自就座的。
我曾幾次陪同宣統帝去拜見端康太妃。她是先帝光緒皇帝眾多妃子中的一位。我發現，宣統帝對級別高於自己的端康太妃畢恭畢敬，對太後更是謙恭順從。所以，當一些西方通俗讀物裏描述慈禧太後位高權重甚於光緒皇帝時，就不要誤以為這是不正常的，或者有損皇帝的顏麵。1898年9月以後，慈禧惡意羞辱皇帝，從中取樂，這倒符合實情，但僅從她的等級地位在皇帝之上，並不能證明皇帝因此而蒙羞。
我並不是想依此推斷出任何一位皇族“遺孀”（不管她是不是皇後）都如人們預期或認為的那樣，能代替在位的皇帝打理朝政。事實上，除非太妃接到聖旨被封為太後，或至少要具備這個條件，否則就不可能有這個權力。即便是太後，也不能完全代替皇帝執政，除非像“老佛爺”一樣垂簾聽政。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慈禧之所以能獲得高於皇帝的地位，是因為在緊急情況下，能由她來暫時或永久性地廢黜皇帝。在中國，這種應對措施是符合律法的，或者至少不屬於謀反。除非有理由相信，在朝廷有重臣的支持，否則太後不會輕易這麽做，因為這會帶來難以解決的麻煩。朝中一些官員也曾“罷工”，但顯而易見，慈禧的地位足以使她斬斷皇帝的羽翼，鏟除自己的對手。
或許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太後的職能有些類似於英國的上議院。即便不用“垂簾”，她也能裁定一些“緊急詔令”。如果有國家做後盾，她的影響力或權勢會變得幾乎不受任何限製。
基於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光緒帝遭遇如此的不幸，卻鮮有人對他抱有半點同情，就連最為忠誠的保皇派也是如此。其實，正因為保皇派的忠誠，才使他們忽略和寬恕了慈禧太後的過失和罪惡，從而對光緒帝的命運多少有些漠不關心。因為在他們眼中，代表著朝廷最高權力的是“老佛爺”，而不是光緒帝，“老佛爺”才是他們的效忠對象。
我常常與中國人探討這個問題，他們為忠於皇權和清政府而自豪，而正是這種忠誠將他們害得不淺。且不說康有為和他的弟子，一些政治學者也意識到，中國人對皇位所代表的權力（有時權力隱匿其後，但多數時候是顯性的）的看法存在著風險和弊端。同樣，我也發現，很少有人願意站在光緒帝這一邊，去反對慈禧太後。當然，共和派和詛咒皇權思想的人隨時準備聲討太後，因為她不支持改革。但通常來說，即便是這些人也絲毫不尊重那位長期備受折磨的皇帝。他們似乎不願意承認滿族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更確切地說，不願意承認清政府。不難料想，改革的熱潮過後，中國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在回顧曆史時，會重新將光緒帝安放在合適的位置上，對他做出公正的評判。
西方人似乎理解不了為什麽慈禧太後的地位在皇帝之上，認為這不合常理。但是，當我們將這一切和中國傳統道德規範聯係在一起，就不難理解了。在中國人眼裏，百善孝為先，長輩對晚輩永遠具有權威性，晚輩也必須尊重和順從長輩的意願。這是中國人處理家庭關係（或者可以說，到現在都是如此）的準則，皇室家族也是如此，更應該起到榜樣的作用。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最英明強幹的帝王之一，但從他頒布的詔令來看，那些措辭足以證明，他充分尊重和順從太後的意願，並接受那位傑出女性的“指令”，按照她的要求來行事，以表孝道。我們不必去問，康熙帝和其繼任者在執政過程中是否真的恪守孝道準則。可能有時候他們隻是在言辭上表現得謙恭孝敬，他們知道，這是中國基本的傳統道德規範。但不管怎麽說，他們很清楚，虔誠的言辭將對中國儒家文人產生積極正麵的影響，這些文人的支持和忠誠對中國曆朝的政局穩定至關重要。
有個例子能很好證明太後是如何施展權力的。道光二年（1822年）11月，朝廷頒布一項詔令，稱皇帝已謹遵太後的旨意，冊封皇妃佟佳氏為皇後。從此事可以看出，即便涉及按等級分封嬪妃這樣的私事，決定權也在太後而不是皇帝手中。這類詔令司空見慣，毫不稀奇。宮中嚴格遵照慣例，隻要太後健在，妃子的晉升事宜就如此進行。甚至就連皇帝的婚事也必須奉太後之命來操辦，無論是遴選皇後還是確定婚期，都由太後說了算。
如果我們知道慈禧太後“退休”後擁有如此高的地位，能如此權傾天下，就不難理解，太後為什麽能施展權威，重返朝廷，廢黜年紀輕輕卻諸事皆不如意的皇帝，並將維新派攪得亂作一團，烏煙瘴氣。受過西式教育的觀察家常常做出不必要的假設，稱慈禧的成功證明了其自身卓越的個性和出眾的才智，而光緒帝的失敗則證明其自身的軟弱無能。馬士[1]將康有為貶稱為“狂熱的空想主義者”，而光緒帝則是“無知的懦夫”，這種說法有失公允。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來看，太後所處的位置都遠在光緒帝之上。從理論上看，慈禧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不是因為能力出眾，而是輩分使然。從實際來看，她所擁有的地位使得保守派不得不投靠她，以便能對抗維新派的力量。慈禧太後既非擁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領導才能，也非擁有睿智英明的治國才能，保守派之所以支持她，是因為他們需要倚仗她的地位，依據中國的禮法程序來摧毀這場改革運動。
即便沒有太後，頑固派也會試著去發動政變，將光緒帝趕下台，從皇室挑選一位不那麽“危險”的人物來繼承王位。不過，光在宮廷發動政變是不夠的，頑固派可能還會在紫禁城之外更廣闊的範圍內施展影響，攪亂局勢，但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不願意這麽做的。從現有的狀況來看，情況緊急，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靠太後，隻有這樣才能完全阻止戊戌變法。這種從“禮法”層麵入手的方式不會帶來太大的波動，隻需借助一位領頭者，遵照封建禮製（這在中國更為重要），憑借道德權利，就能對抗光緒皇帝。
誰也沒有料到太後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康有為和光緒帝起初都以為慈禧太後並不想重返政壇。她對新建的樂園——頤和園十分滿意，可以像孩童般在那裏縱情享受野餐，聽歌看戲（慈禧在頤和園為自己建了兩座劇院）。慈禧鍾情於藝術和詩歌，並以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佛祖的虔誠。她興趣廣泛，在這座新建的宮殿過著寧靜祥和的生活，我們沒理由去假定，她在頤和園過得很無聊，需要尋找刺激。事實上，她不支持任何改革方案，究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改革會影響到皇親貴族的地位和特權，動搖宮中的等級規範、利益分配和對朝中官員和嬪妃的獎罰製度，對於這一切，她仍然喜歡大權在握的感覺。
舉例來說，慈禧1895年曾下令將“瑾妃”和“珍妃”貶為貴人（在嬪妃中等級較低），因為她認為這對姐妹生活過於奢靡。光緒帝對此持什麽態度就不得而知了，但即便他對此知曉也無濟於事。1896年，載澍親王因忤逆慈禧的意願，慈禧將他罷免官職，關進宗人府，重打八十大板，還永遠圈禁。慈禧在“退休”期間利用大清律例幹預朝中事務的例子不勝枚舉。她強烈要求廢黜帝師翁同龢的職務（光緒帝不得不照做），隻因他支持維新運動，這是她插手朝廷要事的第一步。盡管如此，慈禧並非經常這麽做，總體來說，她似乎更願意讓光緒帝和大臣來處理朝中日常事務，不需要再勞煩她。因此，年輕的光緒帝認為這還算合情合理，至少他希望太後不要幹預他出台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措施，畢竟這與她所掌管的宮中私事沒有什麽關係。
光緒帝的希望破滅，戊戌變法曇花一現，究其原因，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解釋。據稱，皇帝精簡機構、裁汰官員的政策讓京城一群有影響力的滿漢官員頗感震驚，因為這可能會觸及他們的職務和利益。這些官員委派代表組成代表團，以監察禦史楊崇伊為首，同去天津與執掌北洋軍隊的直隸總督榮祿會麵，懇請他必要時將慈禧請回宮中訓政。
榮祿出生於清朝貴族家庭，因其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環境影響，他自然站在頑固派一方。不過，榮祿才華過人，思想開明，對國家忠貞不貳。遺憾的是，由於前述原因，或者出於一些其他個性方麵的原因，他隻忠於慈禧太後，而不是光緒皇帝。榮祿會不會主動采取任何阻止維新運動的措施，這值得懷疑。有理由相信，盡管支持頑固派，但他是清朝高官中為數不多的開明官員。榮祿知道，要想將中國從內憂外患中解救出來，必須仿效日本，踏上改革之路。監察禦史楊崇伊和其同僚的一番話能否將他從中間派拉回和他們站在一條戰線，這也有待商榷。真正促使榮祿采取行動的，絕非監察禦史的勸說，可能是更為重大的一些事件。
光緒帝絕不會忽視頑固派的勢力，他深知和康有為麵對的是怎樣的對手。他們要盡快行動，想趕在對手實力劇增之前將改革方案執行下去。光緒帝知道，這麽做需要冒很大的風險，所以始終密切關注著事態變化。如果逐步推行改革方案，就會給對方留出足夠的時間來積攢實力，對抗他的新政。不管是對是錯，光緒帝和康有為都認為要迅速出擊，盡管冒險，但和懦弱的“觀望”政策相比，成功的幾率要大得多。
光緒帝也不是沒考慮到，如果行動遲緩，可能會給頑固派留出時間和機會去製定阻撓的行動計劃。他知道，頑固派在太後那裏肯定會獲得支持。太後憎恨外國人，也看不慣他們的生活方式，對任何仿效外國人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都十分排斥，因為學習他們就意味著承認自己不如人家，采納人家的治國方法和體製，這在慈禧看來無異於自我責備。
光緒帝很清楚，盡管慈禧太後歸政9年多，但在朝中仍保留著高於他的地位。太後愚昧無知，思想迷信，又特別喜歡聽奉承話。頑固派可能會發現，叱吒風雲的太後將願意積極主動地當他們的領導者。光緒帝充分意識到，這將給維新運動造成巨大的麻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慈禧能逼迫光緒帝廢黜帝師翁同龢，就已經證明了這點。對於光緒帝頒布的改革詔令，盡管慈禧尚未予以否決，但隻要她一聲令下，隨時可以讓他們撤銷計劃。
光緒帝對眼下的種種情況和各種可能性進行了全麵分析。他深信，隻有一個辦法可以阻止慈禧太後威脅維新運動的實施，那就是采取行動，使太後無法成為頑固派的領導者。換句話說，光緒帝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得力助手，此人需手握兵權，在朝中具有影響力，神通廣大，能威懾八方，有很強的執行力。另外，此人還需思想開明，支持維新運動，並對皇帝絕對忠誠。光緒帝本以為找到了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然而他選錯了。此人便是袁世凱。
不要責怪孤立無援的年輕皇帝未能看清袁世凱的致命弱點。不僅是光緒帝，就連任何人都不曾預想，這個備受皇帝信任的人怎麽會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叛徒呢？人們更沒有想到，他不僅在1898年背叛了光緒帝，而且還在1911年背叛了清王朝，甚至在1916年還背叛了中華民國。
光緒帝委托給袁世凱一項棘手的任務：阻斷慈禧太後與頑固派的聯係，使她無法重掌政權。據稱，1898年9月初，光緒帝秘密召見袁世凱，並做出這樣的指示，袁世凱顯然滿口答應，並允諾一定照做。至於光緒帝具體是怎麽和袁世凱說的，存在著不同的版本，甚至就連光緒帝是否真的召見過袁世凱本人，也無人知曉。據宮中有些人說，光緒帝並沒有見到袁世凱，而是通過第三方轉達了他的意思，在轉達過程中出現紕漏，導致袁世凱曲解了皇帝的本意。不管怎麽樣，光緒帝不太可能命袁世凱除掉榮祿，如有必要，對他進行暗殺，並將慈禧太後囚禁起來。無論是刺殺榮祿，還是囚禁太後，對光緒帝既沒有好處，也不利於維新運動的實施。
對慈禧采取強製措施會引發公眾輿論的不滿，也會危及光緒帝的性命。此外，在清朝，因政治紛爭而采取刺殺手段的行為非常少見。所以，我們沒理由相信光緒帝會如此嗜血殘暴，目光短淺。最大的可能是，光緒帝召見袁世凱隻是希望他能利用手中的兵權阻止頑固派與慈禧太後直接接觸，阻止太後重返紫禁城執掌朝政。
袁世凱接到光緒帝的命令後，立刻將此事一五一十地向榮祿告了密。在此之前，榮祿是否已經從監察禦史楊崇伊那裏得知太後命他處理此事的消息，我們難以斷定。然而，袁世凱極有可能因擔心此事危及太後和他自身的安危，而刻不容緩地進行了決定性行動。於是，他派遣信使直接趕往頤和園，將情況稟報給了“老佛爺”，提醒她機不可失，務必抓住先機，當機立斷，否則不但可能遭到囚禁，甚至會有性命之虞。
毫無疑問，“老佛爺”聽到這些言過其實的報告後，對自己將要麵臨的處境非常震驚。如果光緒皇帝及其維新派成員掌握實權，她可能會遭到羞辱，身份被降級，被囚禁，甚至被餓死。守舊派編造這些謠言可能隻是為了促使太後意識到自己的險境，以便盡快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對光緒帝的人格和行為進行抹黑。不管怎樣，頑固派所用的這些招數奏效了，慈禧太後第二天就發動了政變。
頤和園遊廊
這是九月的一個早晨，天氣晴朗，慈禧太後從頤和園的樂壽堂（她挪用海軍經費為自己的晚年修建了這座寢宮）出發，威風凜凜地回到紫禁城。盛怒之下，慈禧太後氣勢洶洶地大聲訓斥了恐懼又無奈的光緒皇帝，說他忘恩負義，是個叛徒，竟然要刺殺她。之後，慈禧下令將光緒帝囚禁在紫禁城附近湖中的一座小島上，收回1889年交出的皇權，還以大清帝國的名義頒布了一項有史以來最具羞辱性的詔書。在詔書中，光緒帝被迫向大臣們承認自身能力有限，無法勝任皇帝一職，所以一再懇請寬容仁慈的太後回宮複職，讓朝廷恢複往日的榮光和輝煌。詔書在結尾寫道，太後若能回到宮中執掌朝廷，承擔如此之治國大任，光緒帝將代表其子民對她的仁愛之心叩首感激。
同時，清政府還對外頒布了一條言簡意賅卻寓意惡毒的詔令，隻有短短的九個字：“帝遇疾，皇太後複訓政。”
注釋
[1]馬士（1855-1934），美籍英國人，1974年至1909年在中國海關、稅務司任職，退休後著有不少與中國相關問題的著作。——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