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年幼的溥儀登基，按照王朝慣例定年號為“宣統”。外國人更喜歡用這個約定俗成的年號來稱呼皇帝，這的確很方便，因為在中國，皇帝的真名是人們要避諱使用的。皇帝的名字終生不得被稱呼，他在世的時候，人們隻能稱他為“皇上”，即便去世後，也不能使用他的名字，而是按照敬奉先祖的儀式用廟號來祭祀他。史官編纂史書時用皇帝的廟號來做記錄。無論是口頭上還是書麵上，都得用廟號來稱呼皇帝。光緒皇帝的真名叫載湉，尤其是這個“湉”字，人們要避諱，無論是朝廷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都不能使用。他的年號為“光緒”，去世後獲得的廟號是“德宗”。
在中國，受過教育的人通常會認為，直接稱呼“光緒皇帝”是輕率無知、甚至缺乏教養的表現。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德宗皇帝”。就像外國人所熟知的乾隆皇帝一樣，對他的正確稱呼應該是“高宗皇帝”。
按照慣例，前任皇帝去世後的第二年才能使用新年號。因此，1908年一整年大致對應的是“光緒末年”或者“光緒三十四年”，1909年才是“宣統元年”。
醇親王出任攝政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袁世凱的一切職務，以他有足疾為理由，讓他回老家養病。人們很難忘記，袁世凱在1898年的一係列事件中起到的關鍵作用，辜負了皇帝對他的一片信任。從那以後，他平步青雲，深得慈禧太後的歡心，直到太後結束統治。1901年，袁世凱被提拔為直隸總督，1903年，任練兵處會辦大臣，1907年，調任外務部尚書兼軍機大臣。毫無疑問，袁世凱很清楚，自己的仕途官運乃至身家性命都和慈禧太後的掌權與否息息相關，所以不難理解，在義和團運動平息後，他為什麽要竭力反對光緒帝重掌政權。
袁世凱在外國人眼中有著很高的威望，這對光緒帝是很不利的。袁世凱從一開始就看穿了義和團的圖謀，所以1900年身為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利用手中的職權對省內的所有外國人進行保護。此外，他是個機會主義者，很善於根據局勢調整自己的策略。他清醒地認識到，太後聯手義和團對抗西方列強是極其荒唐的。袁世凱其實思想相對比較開明，如果不是因為發生在1898年的那段不愉快的插曲，他或許可以借助西方各國的巨大影響力迫使慈禧退位，重新扶持光緒帝上位。
但這一切已不可能了，因為他背叛了光緒帝，不可能獲得原諒。結果就變成袁世凱和慈禧太後的命運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他隻能盡最大的可能去維護太後的統治，以便實現自保。
袁世凱不僅不可能和光緒帝達成諒解，而且他和1898年參與維新運動的幸存者間也不可能和解，這種宿怨永遠不會消除。袁世凱被康有為和其好友視作出賣皇帝的叛徒，慈禧太後同年發動“戊戌政變”後，袁世凱要對遇難的“戊戌六君子”負主要責任。此外，袁世凱不想康有為及其同僚回到中國在朝廷重新立足，怕會對他采取報複行為。這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慈禧太後頒布改革新政後，康有為和其好友始終未能受邀回國參與新政的實施，甚至從未得到太後的寬恕。
據傳，光緒帝去世後，人們在他遺留下來的文書中發現一份文件，上麵寫著立刻處死袁世凱的諭旨。對此，皇室中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光緒帝的遺詔。這些人本來就對袁世凱心懷嫉妒和猜疑，所以都主張執行光緒帝的遺詔。醇親王遲疑不決，經過一番拖延才決定免他一死，革除他的所有職務。
醇親王在處理袁世凱這件事上表現得非常輕率和荒唐。要知道，袁世凱在北洋軍和新軍中有著極高的威望，且精力旺盛、能力非凡、人脈寬廣，醇親王應該不難預見，袁世凱這樣的人怎麽會甘心在佛經和書法的陪伴下度過餘生呢？盡管如此，袁世凱沒有任何抱怨，毫不遲疑地服從了命令。
革職一事能如此迅速地執行，且沒有鬧出什麽風浪，這說明即便到了清朝末年，位高權重的朝廷高官也仍然服從皇帝的命令。這件事若發生在15年或20年後的共和政體下，情況可能會大不相同。解除袁世凱的職務可能會導致他領導的軍隊掀起“獨立革命”，並引發一場毀滅性的內戰。袁世凱所掌管的北洋軍是大清王朝最精良的武裝力量，而他在北洋軍的影響力無疑是極其巨大的。然而，清朝的軍隊還不是將領的私有財產，無法被當成工具來實現自己的野心和自我擴張。事實上，清王朝尚存一絲氣息，皇帝仍然大權在握。
但清朝大權在握的日子並未持續多久，悲劇很快便發生了。醇親王發現，以他自己的能力，根本無法應對各種各樣的困難。他總是息事寧人，希望人人都滿意。但他很快又發現，自己無法掌控整個朝廷。醇親王不得不麵對光緒帝的遺孀——新晉的皇太後，也就是慈禧太後的侄女。在光緒帝留下的遺詔中，包含這樣一條：但凡涉及重要事務的決定，攝政王必須與新皇太後商議，並征求她的意見。
據猜測，刻意寫入這條規定是為了鞏固和加強葉赫那拉氏的地位。即便事實如此，這和大清律法也並不矛盾。本書前麵提到過，太後憑借著其與皇帝的關係，便擁有權力和特權。即便遺詔中沒有這一條，但隻要隆裕太後願意，她就能對小皇帝施加影響力，甚至能左右朝廷的日常事務。她是皇帝的叔母，是皇太後，由於宣統帝從登基之日起就已成為光緒帝遺孀的養子，所以她還可以以皇帝母親的身份自居。
立憲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誠然，改革已進行至此，阻擋其前進的步伐是危險的，醇親王和隆裕皇後都不願冒這個險。1909年初，清政府頒布了一項詔令，明確稱要建立立憲政府，一些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官員不是被罷官就是被處罰。皇叔載洵率代表團前往英國考察海軍，準備回國後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艦隊。他在歐洲待了一段時間，回來後經常和我說，英國國王愛德華的宮廷給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光緒的弟弟載濤也率代表團前往德國考察陸軍，並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所以他和德國人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這些代表團雖然耗資不小，但徒勞無功，因為中國如果想建立一支現代化海軍和陸軍，就必須改革內部管理製度，並成立健全的財政製度。不過，擁有強大海軍和陸軍的歐洲列強或許會因為中國將它們視為學習典範而感到沾沾自喜吧。
與此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有誌之士不斷上書請願，要求清政府盡快召開國會，組建責任內閣。為響應這些請求，醇親王1910年11月4日頒布一項詔令，縮短了原先計劃好的立憲時間，並確定於宣統五年（即1913年）召開國會。這項詔令還對憲章、法規和涉及兩院議員選舉的管理條例做出了規定，所有的相關事宜必須在國會召開前付諸實施。
同年，孫中山的追隨者汪精衛企圖刺殺攝政王載灃，但沒有成功。攝政王采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沒有處決汪精衛，而是判他終身監禁。後來汪精衛成了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領袖人物之一。
1911年，朝廷以隆裕太後的名義頒布詔令，為6歲的小皇帝欽定了三位帝師，輔導他在毓慶宮學習。毓慶宮是曆代皇帝在紫禁城讀書的地方。這三位帝師中的兩位後來成為我的同僚，後文我將會談到他們。
從1910年至1911年期間，反叛的聲音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清政府對各種自由思想做出讓步，並承諾將成立國會，廢除專製體製，建立君主立憲。盡管如此，動**不安的局麵並未得到緩解。事實上，清政府這麽做反而加劇了動**，因為在反叛者看來，這些讓步隻能說明清政府無能，並沒有什麽誠意。後來，同盟會成員黃興在廣州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起義，總督府在起義中遭到破壞。起義失敗後，和很多其他革命派一樣，黃興逃到香港，在英國政府的庇護下繼續反對清廷。
攝政王為了平息反對者的情緒，效仿西方模式組建內閣，但因內閣成員多是滿人，導致反對的呼聲越來越高。清朝末年，人們之所以反抗朝廷，很大原因也是因為皇親貴族在朝中位高權重，卻又無治國才能，僅憑身份進入統治階層，且他們多數貪得無厭，腐敗無能，名聲極壞。有些人認為，清政府還遠遠談不上衰敗，因為皇室也有一些賢能良臣。但遺憾的是，在隆裕太後和醇親王的主持下，他們沒有機會進入朝廷高層，最終被埋沒了。
朝廷曾試圖將鐵路係統並入中央統一管理，但最終失敗。盡管從理論上看國家擁有鐵路管理權是合情合理的，但全國各地人士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反對這種做法。人們通常認為，這一件事是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樣，1911年9月在四川發生了“保路運動”，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在此之前，其他地方曾爆發過許多類似起義，但規模相對較小。武昌成為革命中心純屬偶然（因為一場陰謀被意外發現），清軍將領黎元洪很不情願地被推舉為革命軍的領袖。
隆裕太後愚昧無知，而攝政王又軟弱無能，由他們主政的清政府很快便陷入危機。醇親王此前曾犯過很多嚴重錯誤，而他接下來犯的錯誤則是毀滅性的。他決心（也有可能是聽信了他人勸告）召回可謂是朝廷最危險的敵人——三年前曾被朝廷罷免官職的袁世凱。
毫無疑問，朝廷顯然有充足的理由重新請袁世凱出山。北洋軍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袁世凱在北洋軍仍然有很高的威信，對各個政治團體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是一位出色的領導者和穩健幹練的政治家，這一點不容置疑。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這尤為重要。清政府鎮壓義和團耗費不少，若想從外國人手裏借到軍備經費，袁世凱也是有能力的，因為他博得了外國公使館的信任，且在外國金融市場具備良好的聲譽。
1910年12月17日，即武昌起義爆發前一年，《時代》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已陷入困境，準備召回袁世凱，唯有他才能挽救局勢。顯然，當時大部分的外國人都是這樣認為的。醇親王對袁世凱的品行應當比外國人更了解，可惜這不是外國人所關心的，他們對清王朝的存亡沒什麽興趣。相反，他們更樂意迎接革命的到來，期待革命後的中國能進入和平繁榮的新時代。這樣，英國蘭開夏郡生產的羊毛製品就能在四億中國人那裏獲得豐厚的貿易利潤。
外國列強更關心是商業貿易，醇親王除此之外，還不得不考慮朝廷的自身利益。他本該知道，要想挽救大清王朝，最不可信任的人就是袁世凱。
在清政府的再三邀請下，袁世凱終於做出了回應，他在信裏的諷刺話便是一種不祥之兆。袁世凱稱，三年前因患腿疾回鄉休養，至今腿疾未愈，不能遵從諭旨，感到抱歉。盡管袁世凱的這種態度不會持續太久，但這番話還是令醇親王深感恥辱。
後來，袁世凱一回到北京，就立刻發現自己對當前的局勢有多重要。他能夠力挽狂瀾，而且確信除他之外沒人能應付得了。在袁世凱的要求下，幾位親王被罷免官職，他自己則出任湖廣總督、清軍總司令兼新內閣總理大臣。從那以後，袁世凱掌握了軍事大權，並很快扭轉了長江中部地區的戰爭局勢，相繼從叛軍手裏奪回位於長江北岸的漢口和漢陽。袁世凱坐鎮指揮，在幾次關鍵的戰役中取得了勝利，向清廷證明了他關鍵時刻的能力和地位。然而，他又有所保留，在後來的戰役中並沒有拚盡全力。各地的效忠者既氣憤又不解，並慢慢看出他有自己的一番打算。
在此我並不打算敘述有關辛亥革命的曆史，因為許多英語和其他語種的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我想談談1911年末至1912年初發生在上海的和平談判。這次談判在清政府代表和革命派之間進行。袁世凱委派親信唐紹儀出任清政府的談判代表。
唐紹儀祖籍廣東，他的家鄉距澳門很近，曾是袁世凱擔任駐朝大臣[1]時的秘書。1900年，袁世凱擔任山東巡撫時，唐紹儀也曾為其效力。工作幾經調動後，1904年，清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西藏任職。1906年，他赴印度與英國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1907年，在徐世昌擔任東三省總督期間，唐紹儀任奉天巡撫一職。
據我所知，唐紹儀與袁世凱多年來在官場上交情甚好，唐紹儀是袁世凱的門徒，袁世凱對他委以重任，授予他朝廷代表的身份，與反叛者進行和平談判。可以想象，唐紹儀談判中肯定不會做出對袁世凱不利的事來。唐赴上海前，袁究竟對他做出過什麽樣的指示或建議，我們不得而知。而在談判過程中，他們之間是如何秘密溝通的，我們也無從得知。我們隻知道，唐紹儀在會議中所發表的公開聲明讓那些對朝廷忠誠的人驚慌失措，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在會議中聲稱支持共和，現場氣氛頓時尷尬起來，清政府對此倍感羞辱。此後，唐紹儀辭去代表職務，雙方的談判陷入僵持階段。
到了最後，談判雙方達成了耐人尋味的妥協協議。這樣的結果有點兒戲，經不起任何推敲，全世界恐怕隻有中國會簽訂這樣的協議。協議規定：朝廷頒布諭旨，建立共和製政體，皇帝宣布退位，為感謝其順應民意的舉措，共和政府為其保留部分特權和皇帝尊號，除了保留個人的私有財產，皇帝每年還能得到一大筆資金，用於維持紫禁城政府的運作。其他離奇的安排將在下一章詳細闡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頒布了皇帝退位、成立共和製政體的詔書。詔書頒布後不久，我將其主要懿旨翻譯成英文，連同我寫的評論一起刊登在一份英文雜誌上，內容如下：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請允許我對此詔書附上我的個人見解。“從皇帝遜位伴隨著共和國的成立可以看出，這份詔書蘊含著愛國之意，他們願意為國家付出努力。”我在詔書後麵繼續寫道：
研究政治學的學者會對退位詔書的內容感興趣。皇權成為連接君主製和共和製政體之間的紐帶。皇帝退出政界前，最後一次頒布的詔令即宣布成立共和製政體。從理論上講，中國之所以能成立共和製國家，要歸功於為人民謀福利的皇帝，而不是那些和清政府作對的武裝反叛者。皇帝退位純屬自願行為，那些憤世嫉俗者可能會嘲諷他，但我們會發現，在這種災難性時刻，皇帝並非隻是為了顧全‘麵子’才采取這種保留尊嚴的隱退方式。”
詔書起草人很可能是在賢人能士的要求下，接受他們的建議，頒布退位詔書，讓出最後的王座。他或許在寫下交出皇權的那一刻時，內心有些畏懼不安，但孟子的精神促使他完成了詔書的起草。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都能遵從古代先賢的教誨，但願民國的繼位者也不要忘記，其流傳下來的智慧不隻是應用於統治和治國上。先賢首先是道德規範的啟蒙之師和優良品行的塑造者，其次才是政治理論家。但願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也能謹記，他們日後將多次麵臨在遵從和違背“先賢戒律”之間做出抉擇，他們的選擇將關係到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
對於不幸的醇親王，我在文中也有簡略提及：
我們還記得與醇親王初次謀麵的樣子，當時他年僅19歲，彬彬有禮，舉止文雅。自從他步入公眾視線，就背負著家仇國恨。我們不應吝惜對醇親王的同情，他的地位顯赫一時，但來去匆匆，最終灰飛煙滅，以屈辱收場。他的那位身為傀儡皇帝的兄長，一生都被一個貪求權力的女人所把控。他兒子的結局也不光彩，3歲登基成為皇帝，不到6歲便被迫退位。這位曾經的攝政王，此時一定跪拜在先祖的靈前為大清王朝的覆滅而懺悔。政權一朝被蒙上神聖的麵紗，那麽這層麵紗將一直伴隨其直到結束。
多年以後，對朝廷始終忠心耿耿的辜鴻銘時常和友人說起他和一些人在最初得知皇帝退位時的情景，當時，他們在知名學者沈子培位於上海的家中共進晚餐。辜鴻銘在一篇已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家仆拿著一份從街頭買來的晚報，上麵刊登著皇帝頒布退位詔書的新聞……座上諸人頓時齊齊站了起來，轉而向北跪下，立時聽到一片傷心痛哭之聲，不住地把頭向地上叩去……後來，到了深夜，我們與沈先生道別，臨別前我對他說：“大難臨頭，何以為之？”他抓住我的雙手，淚流滿麵，用一種令我永世難忘的語氣說：“世受國恩，死生係之。”
我還在威海衛的時候，北京和南京發生了這一係列重大事件。威海衛處在英國的保護下，那裏居住著幾位著名的保皇派人士。我們發現，要說服威海衛的18萬中國人相信皇帝已經退位並非易事。連續幾周以來，他們對這件事都持懷疑態度，沒有發表任何看法。在這位於孔孟之鄉的地方，人們普遍對革命熱情不高，哪怕對共和政體略有所知的也不會超過50人，他們也沒興趣知道。1930年10月1日以來，他們已擺脫“英帝國主義”的壓迫，成為“共和製”國家的居民，但理解“共和政體”概念的也就500人（有沒有這麽多都值得懷疑）。
威海衛人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同胞沒有區別，他們愚昧無知（或者用冷漠這個詞來形容更為貼切）。我在前麵引用過在威海衛寫的一篇文章，其中寫道：
中國人——除了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改革者——是否真的認為共和政體能適應中國的發展需要呢？對此人們莫衷一是。盡管皇帝在退位詔書中表示：“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但這一點確實從未得到過證實。或許這樣說更符合事實情況：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共和政體的含義幾乎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建立共和政體對他們的生活和命運會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所以，共和政體究竟好還是不好，他們並不是特別關心。
如果在辛亥革命爆發前，有人問我共和政體是什麽，我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建議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並思考一下自己所處的環境。早在君主政體還未被推翻前，一位研究中華文明的權威人士在書中寫道，中國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共和製國家”。如果不去考慮“共和製”這個詞的定義範圍或準確性，他說得很對。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保留君主的共和製。
按照西方人對共和政體的說法，如果中國人並沒有成立共和製國家的打算（1924年以前中國沒有成立“國會”，人們似乎也絲毫不渴望進行這樣的民主嚐試，其嚐試結果也很不光彩），那麽盡管他們會對清政府的軟弱無能感到不滿，但至少不會憎恨它。革命派的反清標語很快在廣大中國流傳開來。然而，他們也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麽、做什麽。他們隻是人雲亦雲，隨著局勢的發展或響應緊急情況，跟著喊“打倒清政府”，就像後來不計其數的學生和民眾高呼“打倒資本主義”“打倒英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或者打倒軍界或政界的某個人物，具體內容視情況而定。
1911年，革命的種子在全中國生根發芽，人們的反清情緒和反對君主製的熱情突然被點燃，而他們自己也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據我所知，許多人事後慚愧得無地自容，並承認他們當時被卷入政治漩渦，是一時失去了理智。我們在世界其他國家也見過許多類似的情況，中國人的這種做法也是人性使然。歐洲在那段時期也是如此，我們不應該抬高自己。英國人也曾被缺乏理智的狂熱**所支配，處在失控的狀態。笛福曾說過：在他所處的時代，英國有成千上萬人拚死反抗羅馬天主教，但羅馬天主教到底是人還是馬，他們沒有任何概念。
中國有句古話，叫“牆倒眾人推”。這句話在中國曆史上多次被得到驗證。在世界許多其他國家，也能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1911年，發動辛亥革命的革命派人士效仿明朝統治者，鼓吹子虛烏有的美德。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曾這樣形容一個朝代的開國時期：“明朝建國伊始便以血腥和暴力著稱，這些都伴隨著君主專製的建立而產生。隻要稍有嫌疑，就會被誅滅九族。短時間內，成千上萬人被處決。人們蜂擁而至地支持明朝，是因為明朝統治者驅逐他們痛恨的外族人——蒙古族，並奪回了領土。但人們很快便意識到，他們接下來所受的專製壓迫更為殘酷，生活陷入無邊的黑暗。”同樣，人們蜂擁地支持共和政體，被那些操縱思想的政客洗腦，轟轟烈烈地加入到“驅逐他們痛恨的外族人”的神聖活動中去。但沒過多久他們便發現，和“外族”滿人統治的王朝相比，他們的生活陷入無邊的黑暗。
毫無疑問，清朝已步入窮途末路，在諸如“老佛爺”、醇親王和那些貪官汙吏的治理下，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清王朝是否還有能力重新創造輝煌。盡管歐洲人（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者支持歐洲人的觀點，他們大多反對清政府）認為，中國人總體上都痛恨清王朝，但事實遠非如此。對各黨派保持中立的西方著名學者歐文·拉鐵摩爾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的判斷頗有價值。“隨著皇室的衰敗，”歐文·拉鐵摩爾寫道，“南方的反叛力量與日俱增，中國的所有弊病都需要找到替罪羊來承擔責任，針對滿人的種族仇恨被點燃，這在曆史教科書和政治學說中都有記載。”
鑒於後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美國學者衛三畏博士在其半個世紀前出版的經典著作《中國總論》中所提到的觀點很耐人尋味。他說：“在中國政治中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盡管人們反抗苛捐雜稅，驅逐或殺掉貪官汙吏，但對皇帝卻懷著無限的敬仰之情。”這種敬仰給衛三畏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們敬畏的是皇位，而不是皇帝本人，至於皇帝的品質或個性如何，人們一無所知。他們敬畏的是“天子”，將他供奉在上，如同供奉神靈一般，這是理所當然的，是天性使然。所以，衛三畏用“敬仰”這個詞並非不合適。
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館期間，羅伯特·赫德爵士所說的話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威脅下，皇帝的威嚴受損，人們對其敬畏程度已降至太平天國時期的水準。但他說：“大清王朝三百年來在中國一直有著很重要的地位，中國人對皇帝的憎恨程度，不及英國人對女王的憎恨程度。”這很好地證實了筆名為“林文慶”的那位著名中國學者所提出的觀點。辜鴻銘在其著作中不遺餘力地表達對清王朝的忠誠和熱愛，盡管曾接受過西方教育，但這一點並未得到絲毫改變。
盡管反清宣言中有這樣一種說法：“外族”統治的朝廷踐踏了人民的權力，並對中國進行奴役。然而赫德表示：“清朝人民都享有自由，是真實的自由，實實在在的自由。”H.A.賈爾斯博士也有過類似的說法，他認為：“生活在中國的人民，哪怕是最卑微的人，隻要他睜大眼睛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他享有極大的個人自由。”
的確，辛亥革命爆發前，來中國的西方旅行家總是吃驚地發現，中國人所享有的自由——很少受到政府的幹預——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著名反清革命家孫中山本人也承認這一點。辛亥革命後，也就沒必要再宣揚中國被外族獨裁者奴役的思想。革命結束後，孫中山抱怨稱，相比革命前人們缺乏自由，革命後他們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孫中山在其著作《三民主義》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由此可見中國人民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製痛苦……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有什麽重要……中國人為什麽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各人的自由太多……中國現在是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
的確，中國人之前可能確實享受了太多自由。不過，孫中山的觀點也證明，反清宣言中所謂滿人奴役漢人、並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暴政統治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孫中山坦言，反對清政府不是為了獲得自由，與西方國家為自由而戰有本質區別。“直截了當地說，和歐洲革命的目的正好相反。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
孫中山意識到，在享有過多自由的情況下，不應該讓人們找到抱怨的理由，於是他創建了國民黨。如果說這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可能有些勉強，因為人們享有的自由不及今天的多。不過，這種限製自由的做法能否讓中國人變得團結起來，卻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人缺乏團結，這或許不假。然而，有人認為隻有最強大的民族才具有團結的品質。一位知名中國學者的觀點不無道理，他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至今，得益於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管怎樣，所謂的“三民主義”毫無章法，甚至缺乏考慮，自相矛盾，中國人不見得能依靠“三民主義”來加強團結。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三民主義》的作者根本無法和他們所崇敬的古代先賢相提並論。幸運的是，中國擁有博大精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不會被所謂“中華民國國父”膚淺的詭辯術所迷惑。新中國總有一天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將會找到一位比孫中山更值得尊敬的守護神。
這一章隻討論了剛剛結束的過往，不涉及懸而未決的未來。皇帝頒布退位詔書後，表麵看無能的大清王朝走到了盡頭，綿延近300年、經曆十幾位皇帝統治的遼闊疆土也被蒙上一層暮色。但是，落日的餘暉似乎遲遲不肯散去，在夕陽的籠罩下，紫禁城的上空晚霞密布。
注釋
[1]特指中國清代中央政府派駐朝鮮的欽差總理大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