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天主教再次進入中國。
按照天主教羅馬教廷的規定，聖禮都必須用拉丁文舉辦。要想用當地語言來做彌撒，必須得到羅馬教廷的特別批準。為了培養中國本地神職人員，耶穌會請求羅馬教廷批準用漢文學習神學，舉辦彌撒，舉行聖禮。這一請求最初遭到意大利耶穌會士範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1539—1606）的拒絕。作為耶穌會遠東教區的領導人，範禮安決定著這裏的主要傳教策略和方針。[8]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去世後，中國教區的負責人龍華民（Nicolo Longobardi，1559—1654）推翻了這一決定。他派遣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赴羅馬請求獲準用漢文學習神學，舉辦彌撒，背誦祈禱書，並用中文安排聖禮。
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教宗保祿五世在一封信中準許將漢文文言用於聖務日課和彌撒，設置本地神職班，亦準許把《聖經》譯成漢文[9]，但不是方言土語，而是要譯成“適合於士大夫的學者語言”[10]。雖然獲得了教宗準許，但耶穌會士卻沒有著手翻譯《聖經》，原因是當地的耶穌會教務負責人不準許做這項工作。因為翻譯《聖經》是一項艱難、危險、漫長的工作，而且還很難說是必要的。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要說在即將開辟的新傳教區域，即便在歐洲，普通的天主教教士手中也沒有一本《聖經》，人們基本上都通過彌撒書這類書籍才得以接近《聖經》的。
但傳教的急迫性需求讓傳教士們有了自己的變通措施。先期入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們，如利瑪竇與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合作翻譯了《祖傳天主十誡》，收入利瑪竇1584年出版的中文教理問答書《畸人十規》中。這是《梅瑟五書》的早期漢文譯本。[11]正是這些原因，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傳教士一直都停留在對《聖經》的詮釋和聖經史實的敘述上，已有的翻譯《聖經》的嚐試，大多是按彌撒書或祈禱書的形式來編譯的。
1584年（明萬曆十二年），羅明堅刻印了《天主實錄》一卷。它是“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之教義綱領”[12]，意義非常重大。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刻印了《天主實義》[13]，雖然有《聖經》的經文，卻是教義綱領，不能稱之為正式的《聖經》翻譯。1607年（明萬曆三十五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翻譯了《彌撒經典》五卷[14]，由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魯日滿（Franciscus de Rougemont，1624—1676）等修訂了《天主降生》四卷、《司鐸日課》和《已亡日課經》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