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天主教再次進入中國。《聖經》翻譯是一項漫長的工作，但傳教的急迫需求讓傳教士也有了變通措施。先期入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將《聖經》中的十誡編譯成“祖傳天主十誡”[1]。明末清初，絕大部分天主教傳教士則停留在對《聖經》的詮釋和史實的敘述上，已有的《聖經》翻譯嚐試大多是按彌撒書或祈禱書的形式編譯的。
但的確存在明清天主教傳教士翻譯《聖經》的事實。1737年或1738年，英國人霍治遜在廣州發現了一份《聖經》譯稿（《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之後，霍治遜將譯稿的手抄稿呈贈漢斯·斯隆爵士，後統一編入斯隆收藏的手稿部分中。[2]該譯稿依據拉丁文《武加大譯本》[3]翻譯而成，包括《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和《希伯來書》中的一章[4]。
然而這部長期以來作者不明的天主教《聖經》漢譯手抄稿，卻對百年之後基督教《聖經》翻譯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和影響。1822年（清道光二年）和1823年（清道光三年），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兩部完整漢語《聖經》，即馬士曼譯本和馬禮遜譯本（統稱“二馬譯本”）分別在印度和馬六甲出版。“二馬譯本”都不同程度地參考和依據了白日升譯本，這已是公認的事實[5]，但學術界和教會界對此一直都沒有進行過細致的文本對比和研究。作為最早的聖經漢語譯本，“二馬譯本”是獨立翻譯，還是互相參考的？在白日升譯本的基礎上，兩個譯本在翻譯方麵（如專名翻譯、語言順暢、文體采用等）是否有新的改變和發展？白日升譯本僅有大部分《新約》，“二馬”又是如何處理《舊約》的翻譯的？麵對天主教的聖經譯本，基督教是否有創建自己聖經漢語話語係統的考慮和努力呢？白日升譯本對後來的天主教聖經翻譯還有什麽影響？本章利用藏於英國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聖經會和中國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檔案和文本文獻，細密爬梳了上述問題，並對以往的成說提出修正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