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和發展，與《聖經》被翻譯為世界各國和各民族地區語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聖經翻譯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影響，更是離不開基督教傳教士的不懈努力。1384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歐洲宗教改革先驅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30—1384）等人冒著生命危險，首次將《聖經》從拉丁文翻譯為英文，成為歐洲宗教改革的序幕。到了15世紀，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聖經也相繼問世。用民族語言翻譯聖經奏響了宗教改革的序曲，信徒始可以自由閱讀聖經，與上帝直接建立聯係，以聖經作為信仰與生活的唯一準則。各國基督教會期望脫離拉丁文聖經的桎梏，努力推進本國、本地區、本民族語言的聖經翻譯，對世界範圍內的平民教育發展產生了巨大幫助，基督教會則獲得了重大複興。這也是基督教會遠比天主教會熱心聖經翻譯的根本原因。
1792年，基督教傳教運動創始人、英國浸禮會[6]牧師威廉·克裏（William Carey，1761—1834）發表宣言，極力倡導“傳福音給每一個人”是基督給予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被視為近代基督教傳教運動的起點。1798年3月7日，英國北安普敦郡公理會牧師威廉·莫士理（William Moseley）發出公開信，最早提出了將《聖經》譯為漢語，請求“設立機構專責翻譯聖經成為東方最多人的國家的語言”[7]。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允許傳播基督教，而聖經譯本可以滲入那些傳教士無法到達的地區，因此翻譯聖經是使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最好方法。1800年，莫士理在《關於印刷及發行漢語聖經的重要性和可行性》（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的報告中，再次提出要把《聖經》翻譯成漢語提供給基督教傳教士。[8]
1801年（清嘉慶六年），威廉·莫士理懷著巨大喜悅，在大英博物館[9]發現了沉睡多年的白日升譯本，立刻引起了英國聖經會[10]的重視。1804年7月30日，英國倫敦會[11]決議：“翻譯漢語聖經是有利於基督教的最重要目標之一。”[12]1807年，基督教第一位來中國內地的傳教士、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受派之際，翻譯“一部令人稱讚的、忠於聖經的譯本”就已成為他的任務。他也為此進行了相關準備。在莫士理的引見下，馬禮遜結識了從廣東到倫敦學習英文的中國人容三德（Yong Sam-tak）。在容三德的幫助下，馬禮遜將白日升譯本的全部抄錄帶到中國，並將其作為翻譯聖經的重要參考和基礎。其手抄稿目前保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9月4日，馬禮遜到達澳門。1810年，他出版了1 000冊第一本漢語書，即《耶穌救世使徒傳真本》（新約的《使徒行傳》），後又陸續出版了《聖路加氏傳福音書》（澳門或廣州，1812）、《厄拉氐亞與者米士及彼多羅之書》（澳門及廣州，1813）。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馬禮遜將《新約全書》翻譯完畢，以“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13]為名，刻印2 000冊，分大字本和小字本兩種。1817年，馬禮遜還在嗎喇甲（今馬六甲）刻印了《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4]
馬禮遜曾詳細地論述自己聖經翻譯的原則。第一次是在1817年9月紀念來華傳教十周年之際，他說明了自己決定采取聖經翻譯的風格及其理由。[15]第二次是在1819年11月底，徹底完成全部聖經翻譯之後，他就整體聖經翻譯進行了全麵說明，詳細說明了翻譯時的問題所在，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理由，整個翻譯過程中的參考圖書，依據的希臘文、拉丁文和英文聖經文本等，力圖告訴大家他的漢語聖經文本的形成過程和原由。[16]
從馬禮遜新約翻譯的文本和專名可以看出，他的翻譯是在白日升譯本的基礎上調整和修改而成。對於自己譯本與白日升譯本之間的關係，馬禮遜並不諱言，也多次提及。
我自由地修改，對我認為有需要的地方做出補充：而且我深感愉快地記下從我未識其名的前人的努力中獲得的好處。[17]
我冒昧對其做了修改，並進行了必要的補充；我很愉快地記下我從那位不知名的前輩那裏得到的教益。[18]
（1810年出版《使徒行傳》後說）嚴格地說，隻有序文才是我自己的作品。[19]我隻是加以編輯而已。[20]
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認為，馬禮遜的《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一半是他翻譯的，另一半是他校正了白日升譯本。[21]的確，如果沒有白日升譯本，對啟程來華之際才開始學習漢語的馬禮遜來說，在這麽短暫的時間裏，如此迅速地翻譯印刷聖經是不可想象的。
1823年（清道光三年），包括舊約和新約的《神天聖書》用木版雕刻方式全部刊印完畢。1824年5月，馬禮遜親自將《神天聖書》呈送給英國聖經會。“將聖經翻譯成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所使用語言的成績”使他獲得了巨大榮譽。早在1817年，馬禮遜已獲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榮譽道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現在他又得到英皇喬治四世的召見，並成為皇家學會的會員。作為第一位來到中國內地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獲得了巨大的聲譽，他的聖經譯本對後來的眾多基督教聖經譯本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他既不是第一位開始將聖經翻譯成為漢語的基督教傳教士，也不是第一位出版完整漢語聖經的人。
在馬禮遜翻譯聖經之前，遠在印度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約書亞·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已開始了聖經漢譯的工作，甚至在馬禮遜啟程來中國之前就開始了。[22]1799年，在傳教士威廉·克裏（時已在印度）號召的影響下，31歲的馬士曼和威廉·華爾德（William Ward，1769—1823）來到印度。因浸禮會不屬於英格蘭的國教聖公會，馬士曼等人對在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印度生活和工作頗覺困難，於是他們又轉到丹麥統治下、位於加爾各答郊外的一個小鎮——塞蘭坡，組成了著名的“塞蘭坡三人組”（Serampore Trio），建立了布道站、教堂，並逐漸發展出以印刷與出版為主的傳教方法和路線。1804年4月，威廉·克裏等人共同製訂了翻譯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東亞語文聖經的計劃。他們三人以建立高效的印刷所、翻譯印刷眾多譯本的《聖經》而著稱於世。從1801年出版孟加拉語《新約》開始，到1832年為止，塞蘭坡教會印刷站（Serampore Mission Press）共出版了多達40種語言、21萬餘冊的宗教與世俗書刊。[23]這是至今仍然讓人震驚和感歎的工作成績。
1800年，威廉·克裏在塞蘭坡建立了第一所教堂。同年，有“東方牛津”之稱的威廉堡學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一譯英印學院）在加爾各答成立。1804年，在威廉堡學院副院長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1815）的發現和邀請下，生長於澳門的亞美尼亞裔青年拉撒（Joannes Lassar，一譯拉沙，1781—1835？）獲聘為威廉堡學院漢語教授，並加入了與馬士曼合作將聖經翻譯成漢語的計劃。[24]拉撒原本是商人，攜帶大批茶葉到加爾各答經商，卻遇上茶葉價格大幅下跌而陷入困境。他與馬士曼之間的“合作”並沒有立即開始，1804年出版的漢語聖經（部分《馬太福音》和《創世記》），是由拉撒譯自亞美尼亞語聖經。[25]
現抄錄白日升譯本《約翰福音》、馬士曼《若翰所書之福音》第1章第29—39節，列出兩個版本與基督教聖經漢譯最大集成和合官話譯本[29]和天主教聖經漢譯最大集成思高譯本[30]的人名、地名和神學等專名（見表2-1），以便比較。
白日升《約翰福音》第1章第29—39節（1700年前）[31]
29次日若翰視耶穌遊曰。此乃神之羔。此乃除世罪者。30且曰其先我已在。31我素不識之。而特來付水之洗。著之於依臘爾焉。32又證曰餘已見聖神如白鴿自天降而居其上。33餘素弗識之。然使我付水洗者。其語我曰。爾見聖神所臨立者。此乃以聖神洗者也。34餘已見而證其為神之子也。35他日同若翰有二徒。36若翰視耶穌遊。曰。此乃神之羔。37徒聞言即隨耶穌。38耶穌回視其從。問之曰。爾等何尋。答之曰。師爾。何居。39曰爾等來且看。伊遂來而看其立且比日同居焉。為其時乃幾十時也。
馬士曼《若翰所書之福音》第1章第29—39節（1813年）[32]
29次日若翰見耶穌來至其處曰。瞻除世罪之神羔。30餘前所言其來我之後尊舉在我之先因其先我而有即此人也。31餘未知之。但我來以水蘸淬使其明於依臘爾之輩。32若翰作此證曰。我見聖風如鴿自天降下坐其上。33我未知他但其遣我蘸人囑我曰。見聖風降而止其上其將以聖風蘸人者是也。34我已見而證之其為神子也。35次日若翰惟與二徒佇立。36見耶穌行遊乃曰。瞻神之羔。37其二徒聞而隨之。38耶穌回顧見此二徒緊隨。曰。爾覓何人。曰。卑罅譯雲師也。汝居何處。39耶穌曰。爾來觀之。觀畢其處。是日同處將六時。
表2-1 白日升譯本、馬士曼譯本、和合官話譯本、思高譯本《約翰福音》第1章第29—39節專名
用中國語言文字表達中國文化中完全沒有的基督宗教概念，是基督宗教翻譯史上最具挑戰性和爭議性的內容，必定要通過創造、借用、轉化、意譯、音譯、音意合璧譯等方式，才能建立起基督宗教的漢語話語係統。傳教士們采用了大部分意譯、個別音譯的辦法，其中萬物主宰始終都采用“神”，借用中國傳統詞匯表達了與中國文化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神學概念“聖人”“罪”“恕”“赦”；創造新詞匯來表達新概念，如“預知”“先知”“福音”“嘉音”“聖靈”“神風”；而“蘸”“施洗”則是浸禮會與新教其他差會之間在神學上的最基本和最本質的差異。
通過文本和專名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馬士曼譯本與白日升譯本之間的高度相似是導致馬士曼譯本巨大變化的原因。原來，馬禮遜於1809年將白日升譯本抄寫一份寄給了馬士曼[33]，馬士曼亦承認自己參考借鑒了白日升譯本[34]。馬士曼也曾詳細描述他翻譯聖經的過程，即他和助手拉撒、他的漢語教師、他兒子及其他中國人是如何互相交叉斟酌譯文的用字遣詞，如何不辭辛苦地數十次易稿，才產生出他的譯作。[35]
1815—1822年，馬士曼用活版鉛字出版了《新約》。1816—1822年，《舊約》也逐漸翻譯完成。1822年（清道光二年），馬士曼在印度塞蘭坡用活版鉛字印刷了五卷本的《聖經》，這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漢語聖經，奠定了馬士曼這位從未到過中國的傳教士在中國基督教曆史上的地位。1823年5月，馬士曼的長子約翰·克拉克·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1794—1877）將第一本漢語《聖經》呈送英國聖經會。[36]除聖經外，塞蘭坡教會印刷站還出版過他的博士論文、第一部英譯《論語》（The Work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st，with a Translation，1809）和研究漢語的字形、發音、語法的《中國言法》（Clavis Sinica，又名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37]。馬士曼的《聖經》《論語》和《中國言法》是以出版英文和梵文書籍為主的塞蘭坡教會印刷站僅出版過的三種漢文書籍（《論語》為英漢對照，《中國言法》中有大量的漢字、詞和語句）。馬士曼還與他的兒子一起創辦了印度曆史上最早的英文報紙《鏡報》（Sumachar Durpon，or Mirror of News）。馬士曼出版完整聖經漢譯本和將其呈送英國聖經會，均比馬禮遜早一年，且用活版鉛字印刷，印刷和紙質比馬禮遜譯本好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