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信仰來講，譯名問題的意義也是頗為重大的。但爭執不休、引經據典的外國傳教士幾乎都是從宗教信仰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從來沒有仔細考慮過他們的傳教對象——中國人——會如何理解或闡釋“God”譯名。究竟是“神”還是“上帝”更能被中國人認知、理解和接受呢？他們經年累月爭論的聲音，大概是很難被漢語世界的人聽到的，甚至也很難引起漢語世界的興趣和關注。從中國宗教文化來考察，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一神教信仰，“神”“帝”“上帝”“天主”等在字麵上都不能表達基督宗教最根本的觀念。也許漢語中根本就沒有現成詞語可以表達這種概念。因此，傳教士們想用一個簡單的、不必借助闡釋就可以直接傳達基督宗教根本觀念的漢語詞語的願望，是難以實現的。
“傳教士聖經話語”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意義，帶來了新詞語的輸入。重要的是，這些新詞語是在什麽樣的曆史條件下，以怎樣的方式進入中國語言和文化，並在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話語係統中，取得被中國人承認接受了的合法地位的？
據筆者考察，在近代中國，最早進入中國士人眼界並產生影響的基督教著作，是號稱“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於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刊印的名著《海國圖誌》中的《天主教考》。在這裏，魏源使用了“上帝”“天神”“天主”等多個譯名稱謂。[41]廣東名儒梁廷枏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刊印的《海國四說》，“四說”中的一說即“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他非常深入地研讀了當時還未進入中國內地，主要陣地還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教義書和《聖經》譯本，以及一些天主教書籍，用儒家思想論述了基督宗教難以進入中國的原因。他在論述中也用名不一，時常混用“上帝”“天神”“天主”。[42]米憐施洗的中國首位基督徒梁發刊印於1832年，被洪秀全於1843年獲得的《勸世良言》，也有“神天”“神天上帝”“神父”“天父”“天”“上帝”等20餘種譯名[43]。
在“譯名之爭”之前，基督教傳教士內部對“God”譯名處於尚未統一、非常混亂的早期階段。以1833年8月由外國傳教士創辦於廣州的中國內地最早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它對“God”的譯名也是紛繁複雜的。“神天皇上帝”“神天”“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等詞，經常是並用的。[44]但越到後來，該雜誌就越常用“上帝”或“神天”這兩個詞，“神天上帝”這個詞則慢慢消失了。[45]
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士的爭論結果，使譯名基本限定在“天主”“神”“上帝”之間。這從中國文人士大夫或一般民眾的各類“反洋教”言論中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也沒有分清太平天國信奉的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使用的是“天主”一詞。[46]1859年刊印的夏燮的名著《中西紀事》，用的是“天主”“神”。[47]在眾多反洋教文獻中，不斷出現的譯名都限定在了“天主”“神”“上帝”之中，而其中“天主”和“上帝”出現的頻率較高，“神”字相對較低。[48]以當年流傳甚廣的江西巡撫沈葆楨呈送的《湖南合省公檄》為例，通篇用的也多是“上帝”“天主”兩個譯名。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主要接觸的是英國傳教士，他的《資政新篇》用的也是“上帝”。[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