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信仰來講，譯名問題的意義也是頗為重大的。但爭執不休、引經據典的外國傳教士幾乎都是從宗教信仰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從來沒有仔細考慮過他們的傳教對象——中國人——會如何理解或闡釋“God”譯名。究竟是“神”還是“上帝”更能被中國人認知、理解和接受呢？他們經年累月爭論的聲音，大概是很難被漢語世界的人聽到的，甚至也很難引起漢語世界的興趣和關注。從中國宗教文化來考察，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一神教信仰，“神”“帝”“上帝”“天主”等在字麵上都不能表達基督宗教最根本的觀念。也許漢語中根本就沒有現成詞語可以表達這種概念。因此，傳教士們想用一個簡單的、不必借助闡釋就可以直接傳達基督宗教根本觀念的漢語詞語的願望，是難以實現的。
“傳教士聖經話語”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意義，帶來了新詞語的輸入。重要的是，這些新詞語是在什麽樣的曆史條件下，以怎樣的方式進入中國語言和文化，並在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話語係統中，取得被中國人承認接受了的合法地位的？
據筆者考察，在近代中國，最早進入中國士人眼界並產生影響的基督教著作，是號稱“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於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刊印的名著《海國圖誌》中的《天主教考》。在這裏，魏源使用了“上帝”“天神”“天主”等多個譯名稱謂。[41]廣東名儒梁廷枏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刊印的《海國四說》，“四說”中的一說即“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他非常深入地研讀了當時還未進入中國內地，主要陣地還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教義書和《聖經》譯本，以及一些天主教書籍，用儒家思想論述了基督宗教難以進入中國的原因。他在論述中也用名不一，時常混用“上帝”“天神”“天主”。[42]米憐施洗的中國首位基督徒梁發刊印於1832年，被洪秀全於1843年獲得的《勸世良言》，也有“神天”“神天上帝”“神父”“天父”“天”“上帝”等20餘種譯名[43]。
在“譯名之爭”之前，基督教傳教士內部對“God”譯名處於尚未統一、非常混亂的早期階段。以1833年8月由外國傳教士創辦於廣州的中國內地最早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它對“God”的譯名也是紛繁複雜的。“神天皇上帝”“神天”“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等詞，經常是並用的。[44]但越到後來，該雜誌就越常用“上帝”或“神天”這兩個詞，“神天上帝”這個詞則慢慢消失了。[45]
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士的爭論結果，使譯名基本限定在“天主”“神”“上帝”之間。這從中國文人士大夫或一般民眾的各類“反洋教”言論中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也沒有分清太平天國信奉的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使用的是“天主”一詞。[46]1859年刊印的夏燮的名著《中西紀事》，用的是“天主”“神”。[47]在眾多反洋教文獻中，不斷出現的譯名都限定在了“天主”“神”“上帝”之中，而其中“天主”和“上帝”出現的頻率較高，“神”字相對較低。[48]以當年流傳甚廣的江西巡撫沈葆楨呈送的《湖南合省公檄》為例，通篇用的也多是“上帝”“天主”兩個譯名。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主要接觸的是英國傳教士，他的《資政新篇》用的也是“上帝”。[49]
因被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采用和大量刊印，1839年刊印的《聖經》郭士立譯本格外引起了當時社會和史家們的重視。太平天國刊印本所用的“上帝”譯名[50]，隨著農民起義軍所信仰的“上帝教”[51]的發展，迅速突破原有外國傳教士和東南沿海極少數華人教徒的的狹小範圍，隨著有清以來最大農民戰爭所能引起的社會震動和影響，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傳播。
外國傳教士為農民起義軍信仰基督教而極度振奮，認為占世界1/3人口的中國人歸信基督教的時刻即將來臨。1853年9月，英國聖經會發起了“百萬《新約》送中國”運動，超乎期望的熱情捐款足夠英國聖經會在中國未來20年的經費支出。[52]到1869年，經濟實力最強的英國聖經會已經刊印了95萬冊的《新約》或全本《聖經》，其中堅決主張譯名“上帝”的麥都思等人翻譯的“委辦譯本”[53]，就占了其中的75萬冊[54]，在相當時期內成為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廣的《聖經》譯本。在中國著名士人王韜的協助參與下，從中文的語言文字角度來考察，無論從漢字選詞，還是文字流暢方麵，委辦譯本的“中國化”程度在當時都是最高的。[55]1877年7月21日，《萬國公報》就基督唯一尊神應譯為“上帝”還是“神”麵向讀者發起持續了一年之久的討論。我們從中亦可以看出，中國基督徒更多使用的是“上帝”譯名的委辦譯本。[56]
在出現了高德譯本、裨治文譯本、北京官話譯本、施約瑟淺文理譯本的多年以後，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在華傳教士還專門刊印了“上帝”譯名的委辦譯本大字本給她祝壽。[57]這說明委辦譯本是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的譯本。委辦譯本是對沿用至今的和合譯本《聖經》產生奠基性影響的譯本，尤其是在專名術語方麵的奠基性沒有任何譯本能夠代替。它使“上帝”這個譯名得到了最大範圍的傳播。1908年，英國聖經會高薪邀請極富盛名的嚴複翻譯《聖經》，他也采用了“上帝”譯名。[58]這一譯名被接受的程度，也可見一斑。
隨著“上帝”譯名被更多人接受，當年堅持“神”譯名的美國聖經會，也逐漸轉向了刊印“上帝”譯名的《聖經》譯本。1894年，美國聖經會出版了“上帝”版《聖經》38 500冊，占11.6%；1908年出版“上帝”版《聖經》299 000冊，占78.9%；1913年刊印“上帝”版《聖經》1 708 000冊，已達99.7%。[59]
20世紀20年代，雖然基督教依然認為“God的譯法一直是個使人大傷腦筋的問題”[60]，但“上帝”譯名的確已經被更廣泛地接受了。在1920年出版的《聖經》中，文言譯本“上帝”版占98%，“神”版僅占2%；白話譯本“上帝”版占89%，“神”版占11%。[61]“上帝”譯名已占絕大多數。
“上帝”一詞幾乎成了基督教最常見、最通行的譯名了，無論在基督教教內還是教外，“上帝”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用來表達基督教的信仰。晚清著名洋務派人士、基督徒王韜[62]，非基督徒鄭觀應[63]，著名作家、基督徒老舍[64]，非基督徒沈從文[65]，著名學者、非基督徒胡適[66]，著名中共黨員陳獨秀[67]、惲代英[68]，中共黨員、曾經的基督教牧師浦化人[69]，國民黨員、基督徒蔣介石[70]、馮玉祥[71]，等等，從這些擁有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人留下的文獻中，我們均可看出，他們全都使用了“上帝”一詞。
最可表明中國社會對“上帝”等聖經譯名認同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規模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時，不但使用了“上帝”譯名，而且其他《聖經》人物名稱也全都采用的是和合官話譯本的譯名。[72]由此可見，《聖經》翻譯中創造的各種譯名，如馬太、挪亞方舟、福音、耶穌、洗禮、先知、聖經、猶太人、以色列、耶路撒冷、亞當、夏娃、埃及、約翰等，已經被中國世俗社會所廣泛接受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