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是西方文化欲施加影響於中國文化的時期。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向西方取經的結果。從器物工具的學習，到製度的借鑒，再到文學的效仿，其向現代中國邁進的每一步都與向西方學習緊密聯係著，而翻譯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鑒於當時是西方率先衝擊影響中國，所以可以說是西方啟動了晚清的翻譯活動。
鴉片戰爭之後出現了西方傳教士主導的白話翻譯，使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一路沿襲下來的古白話，開始接觸到其他語係的語言。最為直接的是古白話受到印歐語言的影響，走出了自我發展的狀態，開始了轉向現代白話的新時期。傳教士撰寫的漢文宣教小冊子，要比他們翻譯的聖經漢譯本更為華人讀者所接受。因為那些宣教小冊子的風格更接近真正的中文，是直接采用漢語的創作。相比之下，傳教士最早的白話翻譯——聖經中譯本，在語言風格上則顯得外來色彩尤為濃厚，更為“歐化”。而“歐化”，正是古白話與現代白話的關鍵區別點。現代白話就是一種“歐化或現代化”的語言。
現代白話是中國現代民族共同語的書麵形式。現代白話與古白話的最大區別在於語句語法的歐化，受印歐語言影響形成的新的語言文字表現方式（如標點符號、文字橫排、新詞語、新句式等），因而歐化是現代白話最突出的標誌。進入現代社會的漢語書麵文要真正擺脫古典傳統的約束，必須建立與古漢語語法有別的現代漢語語法體係。新體係的建立需要適度的歐化，即擴大外來語詞匯，采用印歐句法，借鑒印歐語表達方式。這種歐化則是通過翻譯來開啟、借鑒並逐漸實現的。談到漢語歐化和翻譯之間的關係，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早有精辟的論述：“談歐化往往同時談翻譯，有時差不多竟把二者混為一談。這也難怪，本來歐化的來源就是翻譯，譯品最容易歐化，因為順著原文的詞序比較地省力，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1]
總體來講，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漢語的歐化問題曾引起文化界的廣泛關注，但學術界對漢語歐化的研究是不充分的。首次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語歐化現象進行客觀、係統的研究，是從語言學家王力先生開始的。他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語法理論》中，最早對漢語歐化進行了專章討論。[2]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為，清末民初在東南沿海一帶出現的文學翻譯，開始了古白話向現代白話的轉變。這些文學翻譯作品被認為是現代白話的源頭。[3]這些觀點的研究所依據的資料，基本上來自中國傳統白話文獻，忽略了外國傳教士在晚清時期的大量翻譯作品，尤其是最早的基於官話白話的翻譯作品。
事實上，中國現代白話文至少有三個來源：民間白話口語，自古以來的書麵白話文，開始於聖經翻譯的基督教翻譯作品和傳道白話作品。非常可惜的是，極少有人注意到第三個來源。
閱讀早期傳教士所翻譯的書籍，我們會感受到其中語言文字的拗口。這種拗口就源於歐化因素。而歐化的白話文也是創作新文學的文學家們所提倡的現代白話文，不同於傳統白話文。可以看出，傳教士們使用的中文在詞匯上較為俗白，句法上既不用典也不對仗，同時暗含英文的語法邏輯，語氣上又有明顯模仿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痕跡。
其實早在19世紀60年代，在傳教士的眾多白話翻譯作品中，漢語已經出現了歐化白話的現象和轉變，北京官話聖經譯本則最具有代表性和廣泛性。作為傳教士們在清醒的官話認識指導下的第一本譯作，作為漢語漢字曆史上文字表現形式最多的書籍，北京官話聖經譯本是最早的官話白話譯作，拉開了從古白話向現代白話轉型的序幕。本章通過以往學術界較少關注的、魯迅先生稱之為“白話馬太福音體”的基督教傳教士文獻，試圖從語言文字的角度探討漢語歐化白話的來源和產生的時間、原因，並解讀其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