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和發展，與聖經被翻譯為世界各國和各民族地區的語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聖經翻譯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影響，更是離不開基督教傳教士的不懈努力。1384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約翰·威克利夫將聖經首次從拉丁文翻譯為英文。到了15世紀，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聖經也相繼問世。
基督教傳教士認識到中國語言文字的真實複雜情況，並且進一步肯定官話白話的價值，是經曆了一段探索和磨難過程的。他們初到中國，開始翻譯聖經時，並沒有將官話白話列為翻譯聖經的語言。他們認為白話文體不夠嚴肅，尤其是在期望聖經能夠影響文人學士和社會上層時，白話更不是適宜的選擇。
隨著《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外國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北方還擁有更為廣闊的官話區域。傳教士們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大地上，操官話的人數甚至超過他們所熟悉的任何一種語言的使用者。[4]
官話舊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言，曆史上還稱為雅言、通語、凡語等，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基礎。在19世紀的中國，約90%的地區，75%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官話”。[5]除了官場使用、通行範圍比方言土語廣以外，“官話”還比較文雅。中國是個多方言國家，曆朝曆代都有過一些諸如“書同文”之類的統一語言的措施。例如，清雍正皇帝曾下令將文言寫成的《聖諭廣訓》以官話譯出，使官話的使用範圍達到了最大範圍。在中國漫長的曆史時期中，長安、洛陽、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當地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成為漢語共同語基礎方言的中心，成為一個曆史時期的官話，而官話區域也會因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變化。
這種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平民百姓都明白易懂的語言，給傳教士的工作帶來了新機遇和新思路。他們充滿信心地產生了積極推動官話白話的念頭，甚至產生了希望官話白話最終成為中國統一的語言的想法和倡議。在1877年外國來華傳教士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大會上，蘇格蘭聖經會駐華代理人韋廉臣（A.Williamson）就充滿信心地提出了這個倡議。[6]
在官話白話聖經翻譯開啟的19世紀60年代，聖經漢譯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出版了五種聖經全譯本，即馬士曼譯本（舊新約全書，1822年），馬禮遜譯本（舊新約全書，1823年），郭士立譯本（新約全書，1839年；舊約全書，1838年），委辦譯本（新約全書，1852年；舊約全書，1854年）和裨治文譯本（新約全書，1855年；舊約全書，1864年）。但這些早期聖經漢譯本均為深文理譯本[7]，即非常深奧的書麵文言文譯本。對當時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書本教育的中國民眾來說，研讀理解文字深奧、與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經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
為了向教育水平不高的民眾傳教，傳教士開始用中國各地不同的方言來翻譯聖經，甚至是極小區域範圍的地方性方言。他們還出版過用方言漢字或傳教士創造的教會羅馬字翻譯的聖經譯本，涉及除湘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即吳方言、閩方言、官話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贛方言六大方言。方言聖經雖然簡單易懂，但都是傳教士早期能到達的東南沿海一帶的方言土語，如上海話的《約翰書》（1847年，第一本方言漢字本）[8]、寧波話的《路加福音書》（1852年，第一本方言羅馬字本）[9]，對更為廣大的官話白話地區沒有實際的意義。
1854年（清鹹豐四年），英國聖經會在上海的墨海書館出版了南京官話版《馬太福音》[10]。這是聖經中文第一本官話譯本，也是第一本從西文翻譯成中文白話的著作。1857年，英國聖經會在上海出版了南京官話版《新約全書》。它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與約翰·施敦力合作督導一個南京本地人，將他們翻譯的深文理委辦譯本《新約全書》進行修改的南京官話白話譯本。按現代語言學的分類，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西南官話等一樣，都屬於官話方言。作為基督教第一部官話譯本，雖然是從文言轉譯成官話白話，也曾受到轉譯不準確的批評，但它一直被視為聖經官話譯本的開路先鋒，深深影響了後來的中文聖經翻譯。[11]
這時，太平天國信奉基督教的消息讓歐洲基督宗教國家為之轟動，認為占世界1/3人口的中國人歸信基督宗教的時刻即將來臨，這將是基督宗教曆史上最偉大的盛事。為了迎接這一盛事的到來，1857—1869年，英國聖經會將南京官話譯本《新約全書》聖經刊印了15萬冊[12]，使其成為當時流傳極廣的聖經譯本。
1861年，英國聖經會向最早到達華北的基督教傳教士們建議，應該籌備翻譯一本使用範圍更大的北京官話聖經譯本。北京官話是指明清以來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形成的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官話語音以北京話為主，是約於19世紀中葉才形成的現象。[13]在聖經翻譯興盛的晚清時期，北京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官話扮演著最大範圍民族共同語的角色。
1863年（清同治二年），基督教各差會最早到達北京的傳教士組成了聖經北京官話翻譯委員會。1864—1872年，該委員會出版了多部北京官話譯本。1874年，美國聖經會出版了施約瑟獨立翻譯的北京官話《舊約全書》。[14]該譯本價值極高，忠實原文，譯文流暢，“40年來無競爭對手”[15]。
北京官話聖經譯本翻譯者們或許完全沒有預料到，這本第一部翻譯成官話的聖經譯本，“曾通行全中國達40餘年之久”[16]，其重要意義“甚至可與英語欽定本聖經或德國路德聖經相媲美，意義非凡”[17]。它立即在整個官話地區，取代了深文理譯本。[18]1878年（清光緒四年），英國聖經會將《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合並出版了《聖經全書》，成為1919年和合官話譯本出版前最為常用、流傳最廣的聖經版本。
北京官話譯本為中國聖經翻譯的曆史開啟了白話文體聖經的新裏程，在華的英美聖經公會也進行了大量的刊印。北京官話聖經譯本有漢字本、教會羅馬字本、國語注音字母本、王照官話注音字母本、漢英對照本、漢字與教會羅馬字對照本、盲文字本、威妥瑪拚音本、快字本，幾乎涉及聖經中譯本的所有文字表現形式。據蘇佩禮的不完全統計，其全部刊印版本有115種，其中含有6種《聖經全書》漢字本，1種《聖經全書》漢英對照本，2種《舊約全書》漢字本，29種《新約全書》漢字本，1種《新約全書》羅馬字本，1種《新約全書》盲文本，1種《新約全書》羅馬字本。[19]其發行版次、數量，僅次於和合官話聖經譯本。直到20世紀40年代，北京官話聖經譯本仍有刊印出版。
以官話方言為基礎的白話文在中國已經有上千年的曆史了。它雖然源於白話口語，但異於白話口語，已經形成了自身的表述方式和存在模式，甚至產生了大量流傳至今的經典白話文學。從北京官話聖經譯本中可以看出，翻譯而成的官話已經成為一種書寫話體，不再被視為單純的官話口語的記錄工具和複製品，而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種獨立的、更高格調的、具有文學性的文體。不像南京官話聖經譯本那樣，北京官話聖經譯本僅僅隻是將文言的聖經翻譯成為白話的聖經，並且不太注意語言的修飾和感染力。北京官話譯本的目標不單是將口語的官話轉變成為書寫的形式，而是使用一種更高雅、更文學的官話文體。
北京官話聖經譯本對20世紀初期的和合官話聖經譯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許多人名、地名和神學譯名等專名的翻譯，或語氣語句都直接被繼承下來了。因此可以講，北京官話聖經譯本一直影響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和合官話本聖經是中國基督教會沿用至今的聖經譯本，截至2012年11月6日，中國基督教會已印刷發行和合官話本聖經達5 000萬冊（不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使其已成為世界上印刷數量最多的聖經版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