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和發展，與聖經被翻譯為世界各國和各民族地區的語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聖經翻譯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影響，更是離不開基督教傳教士的不懈努力。1384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約翰·威克利夫將聖經首次從拉丁文翻譯為英文。到了15世紀，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聖經也相繼問世。
基督教傳教士認識到中國語言文字的真實複雜情況，並且進一步肯定官話白話的價值，是經曆了一段探索和磨難過程的。他們初到中國，開始翻譯聖經時，並沒有將官話白話列為翻譯聖經的語言。他們認為白話文體不夠嚴肅，尤其是在期望聖經能夠影響文人學士和社會上層時，白話更不是適宜的選擇。
隨著《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外國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北方還擁有更為廣闊的官話區域。傳教士們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大地上，操官話的人數甚至超過他們所熟悉的任何一種語言的使用者。[4]
官話舊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言，曆史上還稱為雅言、通語、凡語等，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基礎。在19世紀的中國，約90%的地區，75%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官話”。[5]除了官場使用、通行範圍比方言土語廣以外，“官話”還比較文雅。中國是個多方言國家，曆朝曆代都有過一些諸如“書同文”之類的統一語言的措施。例如，清雍正皇帝曾下令將文言寫成的《聖諭廣訓》以官話譯出，使官話的使用範圍達到了最大範圍。在中國漫長的曆史時期中，長安、洛陽、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當地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成為漢語共同語基礎方言的中心，成為一個曆史時期的官話，而官話區域也會因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變化。
這種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平民百姓都明白易懂的語言，給傳教士的工作帶來了新機遇和新思路。他們充滿信心地產生了積極推動官話白話的念頭，甚至產生了希望官話白話最終成為中國統一的語言的想法和倡議。在1877年外國來華傳教士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大會上，蘇格蘭聖經會駐華代理人韋廉臣（A.Williamson）就充滿信心地提出了這個倡議。[6]
在官話白話聖經翻譯開啟的19世紀60年代，聖經漢譯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出版了五種聖經全譯本，即馬士曼譯本（舊新約全書，1822年），馬禮遜譯本（舊新約全書，1823年），郭士立譯本（新約全書，1839年；舊約全書，1838年），委辦譯本（新約全書，1852年；舊約全書，1854年）和裨治文譯本（新約全書，1855年；舊約全書，1864年）。但這些早期聖經漢譯本均為深文理譯本[7]，即非常深奧的書麵文言文譯本。對當時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書本教育的中國民眾來說，研讀理解文字深奧、與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經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