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各個現代民族國家語言誕生和發展的曆史過程中，聖經翻譯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引導和推進作用。歐洲現代國家語言的誕生，在歐洲各個區域民族主義的努力下，以掙脫古老的神聖語言——拉丁文——的束縛，掙脫一種普遍使用的共同語，逐漸向地方方言靠攏和發展，並通過現代印刷語言實現了歐洲地方語的恢複與發展。
中國現代民族共同語言的產生之路，則與歐洲完全不同。它是通過推倒艱深晦澀、占據知識壟斷地位士大夫階層的古典文言文體，在古白話的基礎上，吸收印歐語言的詞匯和語法、結構、語序等，重新構建“言文一致”的現代白話書麵語言的書寫體係而達成的。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使分歧差異的區域性方言向共同的民族統一語靠攏，以達到“國語統一”的目的，尤其是語言文字的讀音統一的目的。
英語欽定聖經譯本和德語路德聖經譯本對創建歐洲各民族語言和確立本土語言地位的先聲引導作用，是任何漢語聖經漢譯本都無法望其項背的。但聖經漢譯本的思想意義和語言影響，絕不僅限於中國基督宗教的狹窄範圍內。在晚清白話文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漢語言白話曆史上最具綱領性和號角性的文章——裘廷梁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唯一共同提到的白話文獻就是基督教的聖經翻譯。[26]“不料這種官話土白，竟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鋒。”[27]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希望通過改造漢語言文字來達到改造社會的先行者們，都曾關注並受到聖經漢譯的影響和啟發，希望將這種“新式的、歐化的白話”作為改造漢語言文字的工具和方法。
1.歐化白話：現代白話的基本坐標
中國語言文字從文言文占統治地位到全社會使用白話文（文言文及其相關文化的衰落），隻用了一兩代人的時間。這是一個讓人驚訝和無限感歎的曆史變化。
文言與白話曆來並存，但在晚清以前，白話的影響力要遠遠小於文言。幾千年來，文人士大夫牢牢把握著知識話語權，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權傳統，成為中國語言的主流傳統。文字書寫將中國的文人和大眾截然分開，中國知識分子寫文章，是其精英身份的呈現。畢竟，唯我獨尊的文言一直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手段與目的，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資本”。白話非主流小傳統一直在“不入流、邊緣化”的處境中掙紮。
白話文不是晚清以至“五四”白話文運動所創造的新語言。即使從唐宋起算，白話文也有千餘年曆史，比英語的曆史還要長一些。晚清、“五四”之前，已經相當成熟的白話文書麵語，有世存的四大名著等為佐證。傳統白話文雖然在唐宋已經出現，但直到清朝末年，仍然局限於章回體小說等有限的領域。清末改良派發起的白話文運動半途而廢，“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文才逐步確立了自己的書麵語主體身份。
19世紀末，中國社會還出現過改革文言的意圖。人們想通過引進新詞匯和外來詞匯的方法，讓文言繼續執行書寫的任務。這種漸進主義適合於文字改良的第一階段，但很快就讓位於全麵改革，出現了以官話白話取代文言作為標準的書寫文字，以及對以文言文為載體的舊文化的廣泛抨擊。[28]1876年3月30日（清光緒二年），《申報》創辦了第一份白話報《民報》，但很快就夭折了。1897年（清光緒二十二年）11月創刊的《演義白話報》，真正成為白話報的先聲。晚清時期，白話報紙已經有150餘種，目的是運用淺白的漢語啟發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五四”新文化時期，全民都開始使用白話，幾千年文言文運用的曆史就此結束了。[29]
傳統白話文在長達千年的演變中，未曾有過什麽“歐化”。歐化絕不是語言發展自然的變化，而是人為的事變。所謂漢語歐化，是指受印歐語言影響，而產生的與印歐語言使用習慣相同或相近，而與漢語本身使用相背離的現象。相對有千年曆史的漢語古白話來講，現代白話是以歐化的詞匯、句式和語序等表達方法構成了語言的共核。沒有歐化的詞匯、句式和語序，就無法表達近代向西方交流學習後的、帶有西化衝擊和印記的語言文化思想，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現代白話是在對本土傳統的傳承與延續中，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曆經了與古白話對峙、交融、衍生等環節，最終整合而成的。
作為“五四”思想解放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白話文運動試圖通過漢語書麵語的改造和轉型，使中國的思想和文學掙脫文言文和舊白話的束縛，從而實現思想解放和創造新文學的目標，並最終以全麵取代文言文、融入歐化成分的現代白話代替傳統白話。
中國現代白話想要表達轉型後的中國現代新文化，其書麵語言文字和文學就要擺脫古典主義的束縛，就要建立與古代漢語語法不同的現代漢語語法體係。現代白話書麵語的形成與建立，需要適度借助歐化的方式進行。例如，在詞語上，盡量輸入日本或歐美的外來詞以彌補漢語語匯的不足；在句法上，采用印歐句法，借鑒印歐語言的表達方式。所謂“理想的白話文”，按照新文化運動幹將傅斯年的理解，就是“歐化的白話文”，“要改造舊白話，創造新白話，就要把使國語歐化當做不破的主義”。[30]歐化白話改造了傳統漢語，促進漢語精細化、明確化，豐富擴大了漢語的表現能力，因此成為現代白話的標誌。而發展建立現代白話的過程，也就是古白話逐漸歐化的過程，是將原來覺得“不順”的新式白話也逐漸變“順”的過程。
正如朱自清先生曾寫到的那樣：
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語在加速的變化。這種變化，一般稱為歐化，但稱為現代化也許更確切些。……該有人清算一番，指出這條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寫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創造“文學的國語”。[31]
2.雙語者的漢語“遷移”實踐
學術界一直認為，歐化漢語的現象最容易產生在翻譯作品中。這些“與西洋語言結不解緣的翻譯者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將印歐語言中的語法語匯句法等都轉移到了漢語中。翻譯北京官話聖經譯本的傳教士，作為使用印歐語—漢語的雙語者，在將印歐語言翻譯成漢語白話的過程裏，在交替使用和表現印歐語和漢語的情況下，將印歐母語中的一些語言形式“遷移”到漢語翻譯中，不僅可以說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說是必然的。而這種語言的“遷移”，最終導致傳教士翻譯作品中的漢語白話與《紅樓夢》等作品使用的傳統白話很不相同。
《聖經》作為基督宗教的唯一經典，其重要地位不容置疑。在翻譯為漢語的過程中，譯者不能像翻譯其他文學或科學、哲學著作一樣，考慮中國讀者的閱讀接受程度和習慣，隨意增加或減少書中內容，或做輔助性的解釋，而隻能采取所謂“硬譯”的方式。他們不但“硬譯”聖經語句，甚至還譯出了《聖經》在不同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出現的詞匯。例如，“以馬內利”譯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這些客觀不得已的現實問題和翻譯者的宗教使命和追求，使北京官話聖經譯本的“歐化”成分更多了。對那個時代來講，過於歐化的文體也成了當時社會批評《聖經》譯文文辭太差、不能吸引中國傳統士人的重要原因，成為宗教社會語言學應討論的其他問題。
漢語的歐化語法現象是受印歐語言，特別是受英語的影響而產生的。因為中國人懂英語的人數遠遠高於懂其他印歐語言的人，所以漢語的歐化大致就是英語化。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大量的印歐語言作品被翻譯成漢語，其中譯自英語的最多，因此英語對漢語的影響就最大。19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絕大部分來自講英語的英國和美國，具體到聖經翻譯者或主管聖經出版機構者，則幾乎全部都是操英語的英美傳教士。北京官話聖經譯本的翻譯者則全部是英美國家的傳教士，雖然聖經新、舊約原文為希臘文、希伯來文和亞蘭文。
現代漢語白話的形成既是漢語文字與漢語口語結合的過程，也是外語與漢語口語結合的過程，更是外語譯成漢語的文化再創造過程。傳教士既是漢語歐化白話的創建者，也是傳統白話的繼承者。他們的中文創作和譯作作品，已經進入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和語言文字的範圍。在漢語言文字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這些從印歐語言翻譯而成的作品，在某些方麵甚至成為引領語言文字變化的範式，成為啟發社會改造語言文字的信息源和參照標本。
十幾年前，社會上一班人的見地皆以教會中人為無學識的，因為教會中的書籍多是官話或白話的原故，為的是普及讀經，易於明曉；但任如何解釋，他們總以為教會中的人無學問，所以鄙視聖經，並且輕看教會中的人。……自從新文化運動一重看白話文，大家就拿基督教中的聖經作為白話文的老師。[32]
3.“言文一致”中的“語”向“文”的提升
自有《馬氏文通》以來，漢語學界就比照西方的語法體係來“以西律中”，試圖建構新的漢語語法體係。晚清的白話文學翻譯和創作提倡的是包容“歐化”的國粹觀；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文化旗手們已經明確了，在創建現代白話這種“新國粹”的過程中，必須通過借鑒“雜以外國語法”的新文體，吸收外來語的新詞匯，來提純古白話的表現力和美感，增加現代白話的精密性、準確性、新活力和表現力。[33]這種吸收和借鑒了西方文化的現代中國語言文化，在“追求世界進步”“民族富強”的遠景動力下，得以最終實現。
文言和白話之間，古白話和現代白話之間，並不單是“之乎者也”和“的、嗎、了、呢”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印歐語係的框架和借鑒之下，人們對古白話的改造和豐富發展。19世紀是中國文化自身致力於向外探求新知識的時代，整個民族知識體係的提升，需要印歐語言中大量的新知識來豐富漢語的知識體係，需要印歐語言的精密嚴謹來提升漢語句子的邏輯性。因此，曆史也對漢語提出了歐化的要求。
外國傳教士沒有如魯迅、胡適、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通過翻譯來改造漢語言文字的意願和追求，但卻有通過翻譯的雙語“遷移”實踐，提供改造漢語言文字的某種手段和方法。這些給倡導新文化新文學的先行者們以啟示。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近世基督《聖經》的官話翻譯，也增富了我們的語言。”[34]現代白話與傳統白話的顯著區別之一，就是現代白話中有許多歐化的成分，而且基本限於書麵語。這些語法上的歐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現代白話的麵貌。以往的學術研究更多強調的是晚清至新文化運動中“言文一致”的努力和實踐，強調“文”向“語”的靠攏，強調“白話”中“話”的一麵，而很少提到“語”向“文”的提升，使“語”（口語、白話）向“文”（書麵文）靠近。歐化就是“語”向“文”的轉變和實踐，它使語句更嚴密，更符合邏輯，更精確。歐化“往往隻在文章上出現，還不大看見它在口語裏出現，所以多數的歐化的語法隻是文法上的歐化，不是語法上的歐化”[35]。在“言文一致”的提倡下，與“白話口語”略有差異、更嚴密豐富的書麵現代白話文——一種新型的“語”和“文”的互相滲透和交織的結晶——形成了。
4.新文化運動者的倡導與實踐
19世紀後半期，傳統白話漸漸退出日常生活，歐化白話開始登場，並於20世紀最終取代文言，成為我們新的“存在之棲居”，由此揭開了中國文學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新篇章。
一個世紀以來，學界普遍認為現代白話文的誕生始於“五四”前後以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畢竟，沒有他們的奔走呼籲、身體力行，現代白話文的發展不會如此迅速地登堂入室，輕易取代文言，成為國家的主流語言。他們是中國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和實踐者，他們大量的白話文創作和翻譯奠定了現代漢語的基礎。白話文運動一開始，就伴隨著對歐化的提倡。改造語言，這曾經是胡適、魯迅一代人縈繞不去的夢想。
以直譯為基本翻譯方式的白話聖經影響到幾乎所有現代著名作家和文學家。幾乎所有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現代白話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如魯迅、鬱達夫、郭沫若、許地山、林語堂、田漢、成仿吾、冰心、聞一多、老舍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聖經的語言、典故，或對其進行介紹與評述。有些作家，如鬱達夫、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多次提到自己的創作受到聖經的指引。郭沫若甚至認為，白話聖經對現代語言文學的影響幾乎可與佛經翻譯對隋唐以來語言文學的影響相提並論。[36]
周作人早在1901—1906年求學於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時，就曾到三一書院旁聽《路加福音》講義，覺得“《聖經》是好文學”[37]，知道“學英文不可不看《聖書》……也在身邊帶著一冊《新舊約全書》”[38]。那時，周作人看到的聖經是文言譯本。他對此不甚滿意，甚至打算重新翻譯。他“想將《四福音書》重譯一遍，不但改正欽定本的錯處，還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經抗衡”[39]。1920年，當他看到官話和合本聖經後，覺得已經夠好了，以前的計劃才完全取消。
1920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學文學會做了《聖書與中國文學》的講演，其中征引了聖經中的三節，包括《何西阿書》第14章第5—6節、《雅歌》第2章第15節和《啟示錄》第17章第7—8節。將周作人的引文與1919年的和合本相對照，我們發現字句分毫不差，可見聖經對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直接影響。他甚至還說：“聖經白話的譯本實在很好，在文學上也有很大的價值；我們雖然不能決定怎樣是最好，指定一種盡美的模範，但可以說在現今少見的好的白話文。原作的文學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譯文的文學價值增高了。”[40]
魯迅是極力肯定歐化白話的倡導者。在他看來，中國的語言太貧乏，語法的不精密也就證明了思維的不精密。所以他認為，中國現代語言應該引進大量新的成分，包括歐化的語法結構。作為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在語言上就體現了不同於傳統白話的風格，具有相當程度的歐化特點。它開創了一種可稱之為“歐化語”的新語言，並利用這種歐化語言表達了深刻的思想。魯迅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有不少“亞當之故家”“彌爾之樂園”“神赫斯怒、湮以洪水”“撒旦”等來自聖經的內容和詞語。早在1919年，魯迅還直接提到“《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41]。在1925年的散文《複仇（其二）》之中，他更是通篇改寫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故事。這也說明魯迅的創作受到聖經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講，20世紀初的漢語歐化就不再僅僅是漢語語體或語法的變化。當中國人突破了古代漢語言文字的藩籬，向西語吸收語匯和語法表達時，這就意味著中國人認知方式和視界圖景的轉變，意味著中國人知識體係的提升和對世界認識的改變。
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特殊社會曆史背景下，“歐化”絕不僅僅代表一種新的語言形式，而是意味著新知識體係和價值觀念的逐漸形成。“歐化”為現代漢語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源，使中華民族的知識體係得以調整，使整個民族加速革新的思想表達成為可能，使表達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及文學經驗成為可能。這些都決定了歐化白話在當時背景下有其曆史的必然性。翻譯作品起到了最重要的帶頭作用，而以北京官話聖經譯本為代表的傳教士翻譯文獻，作為最早的由印歐語係譯成的漢語白話文本，為這些可能提供了方法、手段和視角。其功不可沒，這一點需要得到學者的更多關注和肯定。
[1]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商務印書館1944年版，第六章“歐化的語法”。該章專門討論了漢語的歐化問題。
[2]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349頁。
[3] 周光慶、劉瑋：《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46-151頁；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260頁；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0頁。
[4] 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London：Morgan & Scott，1907，p.373.
[5] [美]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6]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225.
[7] “文理”（wenli）是一個源自漢語詞根的英語詞匯，原意是“文學或文書的理則”，19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以這個詞來專指古漢語。不過，在外國傳教士圈子以外的學者並沒有接受這個用詞，中國人也從來不曾使用這個詞。所謂深文理譯本，即指比較深奧的文言文譯本，與“淺文理”一詞相對。
[8] 上海話漢字本：《約翰書》第1章第1節“起頭道有拉個、第個道忒上帝兩一淘個、道就是上帝拉”。美國聖經會藏。和合官話譯本：《約翰福音》第1章第1節“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9] 寧波話羅馬字本：《路加福音》第1章第1—2節《AH-LAN KYIU-Cü YIAE-SU-GO SING-YI TSIAO-SHü LU-KYü?DIü FOH-ING-SHü》（《阿拉救主耶穌的新遺詔書路加福音書》）。1 Kyi-kying yiu hao-kyi-go nying，dong-siu iaó p? ah-lah keh-p?n cong-nyiang yiu jih-bing jih-kyü z-ken，gying-tang-hyin sia-l?-? shü-li；2 Z tsiao djü-dao-go eü-kwü dzong ky'i-deo ts'ing-ng?n k'en-kying-ko djü-l?h-l? peh ah-lah。美國聖經會藏。和合官話譯本：《路加福音》第1章第1—2節“1-2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10] 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New York：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90.
[11] William Muirhead，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36.
[12] 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pp.142-143.
[13] W.South Coblin，A Brief History of Mandar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0，No.4 （October -December 2000），pp.537-552，轉引自麥金華：《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年版，第1頁。
[14] 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London：Morgan& Scott，China Inland Mission，1907，p.386；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New York：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88；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第379頁。
[15] John R.Hykes，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American Bible Society，1916，p.42，上海檔案館U120-0-25；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82。
[16]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第379頁。
[17]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6.
[18]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6；湯因：《中國基督教聖經事業史料簡編》，《協進》1953年第9期，第31頁。
[19]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p.61-91.
[20] 本章使用的北京官話聖經譯本是1872年英國聖經會刊印的《新約全書》，在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均有收藏。全書沒有標點，僅有句讀。
[21] 英語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KJV），是《聖經》的諸多英文版本之一，於1611年出版。它是由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譯的，故而稱之。它被認為是現代英語的基石，從誕生以來一直是最被廣泛閱讀的文獻之一。它對英語文學的影響也很大。一些著名作家，如約翰·班揚、約翰·彌爾頓、威廉·華茲華斯都從中得到啟發。後世的一些聖經，如英語修訂版聖經（English Revised Version）、新美國標準版聖經（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修訂標準版聖經（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欽定版聖經（New King James Version）等，都是這個版本的修訂版。英語欽定本聖經至今仍然被大量印刷，十分常見。
[22] 成仿吾：《論歐化》，見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頁。
[23]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30—433頁；崔宰榮：《唐宋時期被動句的語義色彩》，見林燾主編：《語言學論叢》第26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24]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79頁。
[25] Thomason，S.G.& Kaufman，T，Language Contact，Creolization，and Genetic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55，轉引自朱一凡：《翻譯與現代漢語的變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頁。
[26]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初刊於1898年），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近代史資料》（總31號）1963年第2期，第123頁；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見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8頁。
[27]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頁。
[28] [美]韓南：《中國白話小說的語言和敘述型式》，《中國白話小說史》，尹慧瑉譯，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
[29]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人文書店1934年版，第105頁。
[30] 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原載《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見北京大學等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一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頁。
[31] 朱自清：《中國語的特征在那裏：序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初刊1943年3月），《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
[32] 張錫三：《基督教與新世代社會運動》，《生命月刊》第四卷九、十期合刊，1924年6月，無頁碼。
[33] 陳望道：《語體文歐化的我觀》（原載《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6月16日），見複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陳望道語文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頁；鄭振鐸：《語體文歐化之我見》（原載《文學旬刊》第7期，1921年7月10日），《鄭振鐸全集》第4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頁；魯迅：《玩笑隻當它玩笑》（上）（原載《申報·自由談》1934年7月26日），《魯迅全集》第5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頁；周作人：《國粹與歐化》（原載《晨報副刊》1922年2月12日），《自己的園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34] 朱自清：《譯詩》（初刊於1943年），《新詩雜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69頁。
[35]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334頁。
[36] 郭沫若：《〈浮士德〉簡論》，見羅新璋：《翻譯論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35頁。
[37] 周作人：《希臘擬曲》序，《希臘擬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38]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頁。
[39]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原載《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見李玉珍等編：《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頁。
[40]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見李玉珍等編：《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頁。
[41] 魯迅：《寸鐵》（原載《國民日報》1919年8月12日），《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