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表達人們思想和概念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工具，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和直接現實。

在語言這個集語音、語法、詞匯三要素於一體的係統中，詞匯是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因為它與社會生活的變化最密切。思維對社會生活變遷的反映，首先是通過詞匯的發展體現出來的。這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顯著。因此，詞匯是最與時俱進、最變化多端的。活力和變化的最明顯結果，就是新詞匯的不斷產生和消亡。正如美國學者布賴特（W.Bright）1964年在《社會語言學》提出的“語言和社會結構的共變”理論指出的那樣：“當社會生活發生漸變或激變時，作為社會現象的語言會毫不含糊地隨著社會生活進展的步伐而發生變化。”

對新詞語的界定，一般語言學界有三種觀點，即對“全新詞語、舊詞賦新義、舊詞語複活”的不同的理解。第一種觀點是認為新創造的詞，它從意義到形式都應該是新的，即僅“全新詞語”。它強調新詞在內容上、形式上保持一致，是一種比較狹窄的新詞語觀點。第二種觀點提出新詞語可以是兩個層麵的概念。一種層麵是以往漢語中沒有的，在新時期隨著新生事物、新觀念、新製度的產生而產生的詞語；另一種是漢語中的已有詞匯，但在新語言交際中增加了新的義項，並且該義項以較高的頻率被使用，往往超過了對其原有含義的使用。它認為新詞語應該包括“全新詞語、舊詞賦新義”兩個方麵。第三種觀點認為，應把一些以前出現過，但消失一段時間後又重新回到日常詞語使用體係中來的詞語，也納入新詞語的範疇。也就是說，新詞語應該包括“全新詞語、舊詞賦新義、舊詞語複活”。這是範圍最為寬泛的新詞語觀點，我個人更為讚同這個觀點。其實，新詞語之“新”，應該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可以是含義上的“新”，也可以是形式上的“新”，兩者之間不必有截然分開的因素。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講，基督宗教的神學和思想、曆史是通過詞匯來構建的，是通過詞匯來表達和傳遞的。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後，必須構建起自身的話語係統，即一種能表達自身思想和概念的話語，一種有別於其他宗教的話語，而話語係統的建立首先必須依賴於詞匯。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種外來宗教，它所帶來的肯定是中國曆史文化中沒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帶來了中國沒有的新詞語。考察聖經新詞語的產生和演變，可以對作為廣義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影響和演變，以及其影響範圍和程度的廣狹提供一種衡量和詮釋。

早在唐朝貞觀年間，傳至中國的基督宗教東方教派的聶斯脫利派，已經開始了譯經工作。從現存的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和敦煌存留的景教文獻來看，景教並沒有創建出自己的話語係統，其詞語有很強的佛教色彩，如《寶路法王經》《遏拂林經》《三威讚經》等。在唐代“武宗滅佛”事件中，景教被認為是“佛教”的一個派別而遭殃及。沒有創立出適合自身特點的新詞語，這是它被誤解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元朝時，天主教也曾進入中國。但截至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存留下來的有關翻譯聖經的文獻。

明朝末年，天主教再次來到中國。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葡萄牙天主教會在澳門建立了教堂。1580年（明萬曆八年），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等人來到澳門。之後陸續有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直到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被取締為止。天主教前後的在華傳播長達兩個多世紀，這是西學東漸及創譯漢語新詞新語的重要階段。一方麵，為了傳播基督宗教，傳教士積極努力地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另一方麵，他們積極傳播天主教教義，傳授西方的世界地理與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在譯著書時，他們和中國學者合作，一起創造了許多天文、地理、曆法、數學、神學等領域的新詞術語，來指稱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新事物、新概念。[2]

現在我們仍然使用的聖經詞語都源於這個時代的聖經或宗教小冊子的翻譯和創作。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特別熱衷於文本文獻的創作，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文獻資料。涉及聖經翻譯或聖經文學創作的，有羅明堅的《天主實錄》（初刊於1584年，明萬曆十二年），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初刊於1635年，明崇禎八年），陽瑪諾的《聖經直解》（初刊於1636年，明崇禎九年）等。它們包括了大量的聖經和基督宗教的新詞語。

在基督宗教聖經翻譯史上，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的聖經白日升譯本，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白日升與耶穌會分屬不同的修會，所持的神學觀念和立場有區別，而且他在翻譯聖經時，身處巴黎外方傳教會所在的四川，與耶穌會活動頻繁的北京、上海、沿海地區等有一定的空間距離。因此，他的聖經翻譯與耶穌會士們的聖經翻譯，顯然有很大的差異。例如，他沒有將世界創造者譯為天主教會認定的“天主”，而是譯為“神”。這一詞語後來卻被基督教繼承。

基督教的馬禮遜和馬士曼在參考白日升譯本的同時，又開始了創造基督教詞語的新曆程。在漢語詞匯學史上，19世紀上半葉的基督教傳教士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承先啟後的角色。1822年（清道光二年），基督教出版了曆史上第一本漢語聖經全譯本，即馬士曼譯本。1823年（清道光三年），馬禮遜聖經全譯本也出版了。作為最早的兩本聖經全譯本，“二馬譯本”的曆史地位不可估量，它們共同奠定了聖經新詞語的基礎。

大體上，與明清天主教傳教士一樣，基督教傳教士創製新詞都采用了兩種方法：一是利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舊詞語賦予新含義，或延伸其義，或加以基督化，即所謂舊瓶裝新酒；二是通過音譯來另創新詞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