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詞語做曆史考析，從而引出科學結論的，首推王國維。許多年前，他曾概括道：
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係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駸駸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394]
也就是說，社會的變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對其進行描述、記錄、詮釋，因此，一定時期的語言，尤其是詞匯，常常打上了變動的時代烙印。一個新詞語如何產生及如何變化都是與一定的社會環境相聯係的；一個新詞語被賦予這種含義的原因、被接受和傳播的內容都與人們的思想觀念相關。社會的變動“要求語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匯”[395]。
聖經新詞語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是由聖經版本本身的多語言背景造成的。千餘年來，聖經中譯涉及了多種母本。或從新約聖經的原始版本希臘文翻譯，或依據舊約聖經的原始版本希伯來文翻譯；或是天主教傳教士依據天主教會所遵從的拉丁文譯本翻譯；或是景教所遵從的敘利亞文譯本翻譯；基督教傳教士或從希伯來文翻譯，或從希臘文翻譯，或從英文翻譯，這就自然產生出了名目繁多的譯本。我們知道，同一種版本都會形成不同的譯本，何況源自不同母本的翻譯，自然更使聖經的中譯本呈現出紛繁多種的麵貌，使聖經譯名呈現出多樣的形式。這些傳教士譯者自身的母語也是多種多樣的。天主教傳教士的母語多為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法語，基督教傳教士基本上為英語，雖然都屬於印歐語係，但對聖經的中譯來講，他們的母語也會產生一些潛在的影響。
從景教到天主教，再到基督教的聖經翻譯，所有這些具有新詞語潛質的詞語，千餘年來走過了一條由紛繁的譯寫和譯名方式開始，而逐漸統一的道路，最終基本形成了以天主教和基督教為兩大分類的結局。而在這兩大分類中，雖然一定數量的詞匯是不同的，但許多名稱還是相同的。
1.沿用至今：音譯人名和地名
聖經文本大量采用的是敘述性文體，其中有大量的地名，尤其以中東地區的地名為多。這些地名不但在聖經文本中出現，而且還沿用至今。例如，埃及、耶路撒冷、伯利恒、巴比倫、雅典、以色列等。文本中還有大量的人名，這些人名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和發展，也一直使用到今天。例如，約翰（約翰·肯尼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林肯）、保羅（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約瑟夫·奈）、提摩太等。這些名字也被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所沿用，如清華大學著名體育教授馬約翰，編纂《普通百科新大詞典》的學者黃摩西，著名音樂指揮家馬革順等。這說明這些基督教名字也已經進入了中國的尋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