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按現代語言學分類，中國地理範圍內的少數民族語言可分為5個語係、9個語族、19個語支。5個語係，即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南島語係、南亞語係、印歐語係，均有聖經譯本。在9個語族中，壯侗語族、藏緬語族、苗瑤語族、突厥語族、蒙古語族、滿—通古斯語族、孟—高棉語族、斯拉夫語族8個語族有聖經譯本。在19個語支中，壯傣語支、藏語支、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苗語支、西匈語支、蒙古語支、滿語支、佤繃龍語支、東斯拉夫語支11個語支有聖經譯本。
過去的聖經譯本研究，其研究關注點都是漢文聖經譯本，很少涉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聖經譯本。略有涉及的也是從基督教研究的角度來敘述，鮮有從民族語言文字角度的敘述和研究關注。偶有涉及民族文字聖經譯本的著述，錯誤和紕漏則很多。本章將敘述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聖經翻譯，因北方大多數民族早有文字，如蒙古文、滿文、維吾爾文等，傳教士不曾為他們專門創製文字，因此這裏暫不敘述北方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
基督教傳入西南地區與當地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是有密切關係的。相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西南少數民族眾多，但大多數都隻有自己的語言，沒有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
新中國成立前，共有21個民族使用著24種文字。[1]5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和大部分土家族、佘族和仡佬族使用漢語外，其他少數民族都操自己的語言。有的還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如瑤族、景頗族、裕固族和高山族等。但隻有21個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如蒙古族、朝鮮族、藏族、滿族、傣族等。
早期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中，僅部分民族有文字，即彝族的老彝文（多種方言）和規範彝文，壯族中的方塊壯文（古壯文）和芽坡歌書文字，傣族中的德宏傣文（傣那文）、西雙版納傣文（傣仂文）、金平傣文（傣端文）、傣繃文，水族中的水書，白族中的方塊白文，瑤族中的方塊瑤文等幾種，其中以傣文最為豐富和完備。
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麵對這樣的情況，開始了創製文字的基礎性工作。他們先後創製了景頗文、載瓦文、東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納西文、獨龍文、哈尼文等，這些文字都是傳教士根據當地民族語言的發音，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創製的，結束了拉祜、傈僳、景頗、載瓦、苗、佤、布依、哈尼、納西等族沒有文字的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景頗文、拉祜文等至今仍有較廣泛的應用。在利用拉丁字母所長的同時，傳教士還利用了20世紀初期興盛的漢語國語注音字母，修改後拚寫少數民族的語言，創製了胡致中苗文、新平花腰傣文。
1.柏格裏字母的創製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春，英國循道公會（United Methodist Mission）傳教士柏格裏（Samuel Pollard）從雲南昭通率領李斯提反（李國鈞）、鍾煥然、王玉潔、傅正中、劉中五等漢族傳教士到貴州威寧縣石門坎傳教，因1904年係農曆龍年，故苗族稱此為“龍年得道”。在苗族知識分子楊雅各[2]、張武、張約翰、王道源等人的協助下，柏格裏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區做了大量的語音調查和詞匯收集工作，為這一地區的苗族創製了一種拚音文字。該拚音文字以石門坎地區的苗語為主，約於1907年以前製訂了方案，並著力進行推廣，因此在川滇黔苗族中傳播甚廣。[3]
柏格裏字母以雲南省東北部和貴州省威寧縣、赫章縣一帶的苗語滇東北次方言為基礎，用拉丁大寫字母並參照苗族服飾花紋圖案變體形成，有24個輔音字母，15個元音字母，聲調則用元音字母寫在輔音字母旁的不同位置來表示。
一般認為，柏格裏字母在創製上，受到了1840年英國傳教士埃文斯為加拿大愛斯基摩人基督徒創製的文字的啟發和影響，因為柏格裏字母與此字母有11個字母完全相同。柏格裏字母屬自創字母與其他字母混合的拚音文字，每一個音節由一個大字母和一個小字母組成：大字母為聲母，構成文字的主體，小字母為韻母，寫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側、右下角。[4]在創製過程中，他們還吸收了苗族婦女服飾上某些圖案和符號，改編成了苗文字母。它特別適用於貴州省的威寧、赫章、水城、紫雲等縣和雲南的彝良、大關、永善、尋甸、楚雄等州縣和昆明市近郊區等地。操這種苗語的苗族約有25萬人，熟悉這種苗文的苗族約有5萬人。
從語言分類來講，石門坎地區的苗語屬苗語川黔滇方言的滇東北次方言，與其他地區的苗語方言互不相通。1956年，在貴陽召開的“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上，根據苗語方言區的分類情況，專家們又創製了川黔滇苗文、黔東苗文、湘西苗文、滇東北苗文，分別適用於苗語川黔滇方言區、苗語黔東方言區、苗語湘西方言區、苗語滇東北次方言區，均為拉丁字母形式的拚音文字，采用了26個字母[5]，並於1957年經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批準試驗。其中，滇東北苗族的拉丁字母苗文是在修正柏格裏字母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人們一般又把“柏格裏字母”稱為“滇東北老苗文”。因當時教會主要在威寧縣石門坎，故也有稱“石門坎苗文”的。還有人把它叫作“柏格裏苗文”。還有人以柏格裏名字的音譯，將其稱為“波拉德文字”“坡拉字母苗文”等[6]。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講，將其稱為“柏格裏字母”最為科學，因為它作為一種文字拚寫方式，一種音素文字，除運用於苗語聖經翻譯外，還運用到了其他少數民族聖經翻譯中，如彝語諾蘇話和葛波話、哈尼語碧卡方言等。
柏格裏字母除被用來翻譯過《聖經》《讚美詩》和《頌主詩歌》（循道公會和內地會分別采用不同的詩歌）等宗教讀物外，還被用來編印過《花苗新課本》《苗文基礎》《苗文原始讀本》《平民夜讀課本》等教材[7]，為當地民眾的讀書掃盲起到過很大作用。雖然這種文字一般僅在信教群眾中使用，但由於這一帶的苗族信教人數較多，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廣泛性。此外還有用柏格裏字母創作或整理的苗族遷徙古歌、故事傳說及苗族詩人的創作等。雲南安寧縣還搜集整理了滇東北《苗族蘆笙組曲集》。這些資料都是用這種苗文記錄、創作和整理的。
2.胡致中注音字母的創製
20世紀20年代，內地會傳教士、澳大利亞人胡致中（Maurice H.Hutton，一譯胡托、胡誌宗）與當地的苗族教徒合作，根據貴州東南的爐山縣旁海鎮（現屬凱裏市）的苗語發音設計了另一種苗文，向黔東一帶的黑苗宣傳耶穌基督。他以1918年北洋政府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8]為基礎，但可能因為苗語有些獨特的語音是注音字母不能表達，胡致中又加入了兩個新字母，來表示旁海苗語特有的聲母。因此有些聲母用兩個字母表示，一個音節最少僅一個字母，最多的有四個字母，由上而下豎寫，從右到左提行。早期的文字不標聲調，後來聲調用圓點兒表示，有的是一個點兒，有的是兩個點兒，分別加於音節的四個角。[9]
人們一般稱這套字母為“胡托苗文”“胡致中苗文”“注音字母苗文”，又因黔東南苗族多為黑苗，此文字又被稱為“黑苗文”。不過，最科學合理的稱謂應為“胡致中注音字母”。以往關於胡致中苗文的記錄多有誤，如稱他“在凱裏旁海用漢字創造了苗文”[10]，其實他用的是漢字注音字母，而非漢字。
3.框格式傈僳文（東傈僳文）的創製
傈僳族是在中國、緬甸、印度和泰國等多個國家跨界而居的少數民族，在中國主要分布於雲南和貴州。
傈僳族現今可分為南、北兩群，南、北傈僳語也有些差異，其在中國境內的人口約有73萬。北群為白傈僳和黑傈僳，主要聚居於雲南西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南群主要為花傈僳，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傈僳族主要分布在雲南省的三個區域：衣著花紋服飾的“花傈僳”多居住在雲南西部怒江州地區；穿青衣的“黑傈僳”多居住在雲南西北維西、永勝、麗江地區；“黑傈僳”也有一部分居住在雲南北部祿勸縣、武定縣一帶，因其相對其他兩個傈僳族居住區更偏東部，又稱“東傈僳”（居住在這一帶的傈僳人數很少）。
傈僳族有自己的語言，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彝語支。一般認為，1913年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叔從緬甸至雲南騰衝再到怒江，為基督教傳入傈僳族的開始。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傈僳族未有過屬於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傳教士在雲南創製推廣的傈僳文共有兩種，分別稱東傈僳文和西傈僳文。傈僳族先後使用過四種文字，兩種是西方傳教士創製的拚音文字，再一種是雲南維西縣農民汪忍波創造的沒有字母的音節符號，還有一種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新創製的拉丁字母形式文字。
傈僳族是我國受基督教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大部分傈僳人信仰基督教和傳統的萬物有靈原始宗教，少數信天主教和藏傳佛教。
1880年（清光緒六年），美國浸禮會傳教士在緬甸克欽邦密支那傳教時接觸到傈僳族。1902年，密支那馬肯村的一對傈僳族夫婦受洗，緬甸傈僳族由此開始信教。大致在20世紀初，東傈僳與滇北苗族居住在同一地區，民國初年，苗族皈依基督教時，東傈僳族也受到影響，開始接受基督教[11]。
最早來到東傈僳族地區傳教的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傳教士、澳大利亞人王懷仁（G.E.Metcalf，一譯梅懷仁，1879—1956）。他於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來到這裏。在柏格裏字母的影響下，王懷仁根據雲南武定、祿勸等地的傈僳方言，創製了一種與苗文字母相仿的“框格式”傈僳族拚音文字，又稱“東傈僳文”（Easter Lisu），在當地的傈僳族教會中推行。[12]另一種說法是，它是以武定縣滔穀村傈樸話的語音為基礎創製的，使用範圍不大，後來還傳播到四川涼山州的會東縣。框格式傈僳文字母分大小，大字母為聲母，小字母為韻母，小字母寫在大字母的上麵、右上角、右下角，表示不同的聲調。每個音節組成一個方框格式，所以稱“框格式”[13]。
4.富能仁字母的創製
由傳教士創製的傈僳文還有一種，主要在雲南怒江州和德宏州的傈僳族中使用，相對“東傈僳”而言，它在雲南的西部，又稱“西傈僳文”。因這裏主要居住著花傈僳人，故又稱“花傈僳文”（Hwa Lisu）。由於新中國成立後還創製了新傈僳文，因此它還被稱為“老傈僳文”。因其常年隻在基督教會裏使用，在不信教的群眾中基本無人識讀，故又稱“聖經文字”或“上帝書”[14]。
1912—1914年，緬甸克倫族基督教傳教士巴托（Rev.Bathow，又譯巴托、巴多、巴奪）以印刷體大寫的拉丁字母為基礎，改變了形狀而創製了傈僳文，後經內地會傳教士、英國人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又譯傅能仁、傅雷仁）進一步完善，因此在教會裏，又稱其為“富能仁字母”（Fraser Syllabic Script）。這是一種以印刷體大寫的拉丁字母為基礎，由其正反、顛倒形式組成的拚音字母，組成聲母、韻母，拚寫傈僳語。這種文字共有40個字母，其中30個輔音大寫字母（20個正寫，10個反寫或倒寫），10個元音大寫字母（5個正寫，5個反寫或倒寫），6個聲調符號（用標點符號），4個特定標點。[15]從語言文字角度來講，稱其為“富能仁字母”最合適。傳教士還用它來拚寫翻譯過納西語的聖經譯本。
富能仁188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10年（清宣統二年）來中國，先在上海的內地會學校學習了6個月的漢文，然後來到雲南騰衝傈僳族中傳教。他在滇西怒江州地區傳教長達25年，領導的滇西傈僳族教會向北延伸到瀘水、碧江和福貢，向南發展到騰越、潞西，縱橫數百裏，成為雲南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教會，也是導致基督教成為傈僳族主體信仰的最重要原因，他亦被稱為“傈僳族的使徒”（the Apostle of Lisu People）。
新中國成立前，老傈僳文基本上隻通行於基督教徒中間，由於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人數較多，因此在傈僳族地區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認識此文字的人達幾萬人之多[16]。在怒江州的傈僳族中，信仰基督教的約為1/3，有的縣份甚至達到或超過了一半。[17]他們用它書信來往、說經講道、記賬記事、頒布通令等，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有意識地用老傈僳文進行掃盲工作，出版過宣傳政策或農村技術方麵的書籍，使老傈僳文得以繼續使用。1956—1985年，雲南民族出版社還用老傈僳文出版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族傳統文化等方麵的書籍，如《怒江報》《麗江報》《維西報》和德宏《團結報》，並出版了《憲法》《黨章》《團章》和眾多的文學詩歌和翻譯作品。[18]為了信教群眾的宗教需要，出版社還出版了《聖經》和《讚美詩》等。在怒江州，怒族和獨龍族的基督教徒也使用老傈僳文。除《聖經》外，還用此文字出版過《福音問答》《福音精華》《衛生課本》《讚美詩》等書籍[19]。
在繼續使用老傈僳文的同時，政府和專家還於1957年創製了新傈僳文。它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並吸收一部分斯拉夫字母形成。現在傈僳族地區，實行新舊傈僳文並用。老傈僳文在信教群眾中，仍然很有影響。
5.拉祜文字的創製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英國吞並緬甸後，美國基督教浸禮會在中緬邊界的緬甸一側的景棟等地建立了傳教點。20世紀初期，基督教由緬甸進入雲南瀾滄縣糯福地區[20]。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英國人永偉理（William M.Young），首次從緬甸景棟到雲南境內拉祜族、佤族居住區傳教的時候，就帶來了好幾百本聖經單行本，都是在緬甸的美國浸禮會傳教士庫森翻譯的傣語聖經譯本。20世紀初，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托參照景頗文的形式設計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並根據拉祜納方言的語音，創製了拉祜拚音文字。20世紀20年代，拉祜族語匯的拉丁拚音字詞匯表由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提伯（H.H.Tilbe）編成。
傳教士首先在孟艮城郊的班崴（現屬緬甸）教會學校中，試行了這套文字。1925年，傳教士由緬甸進入雲南瀾滄糯福傳教時，也將這套文字傳入我國拉祜族地區。[21]直到1949年，瀾滄、雙江、耿馬、臨滄、孟連等地的拉祜族和佤族基督徒還在普遍使用這一文字。直到今天，居住在緬甸、泰國、老撾等國的拉祜族仍在繼續使用這套文字，並出版了一些書刊和詩歌等。[22]
除了翻譯《聖經》外，傳教士還用此文字出版過《讚美詩》《識字課本》《拉祜語手冊》《英拉對照詞字典》等。這些書籍為拉祜族的平民教育和掃盲運動做出了一些貢獻。泰國清邁還出版有《拉祜文雜誌》。
這套文字習慣上被稱作“老文字”或“老拉祜文”。新中國成立前，這套文字僅限於基督教會內部的信教群眾中，使用麵較窄[23]，並未被我國廣大拉祜族群眾掌握。我國拉祜族現在使用的文字稱“新文字”，是專家學者以《拉祜族文方案》為基礎，在1957年對“老拉祜文字”進行改革修正後創製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拚音文字。
老拉祜文不但在雲南拉祜族基督教內部使用，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基督教會還在南京印製了老拉祜文的聖經和唱詩本。在周邊的緬甸、泰國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地區，這種文字也在被使用。到2006年，瀾滄縣拉祜族地區就有教堂38個，信教人數1萬多人。據不完全統計，熟悉老拉祜文拚音文字的拉祜族教徒和群眾達2萬餘人。[24]
6.景頗文字（克欽）的創製
景頗文是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拚音文字，共23個字母，使用者主要分布在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潞西、隴川、瑞麗、盈江等地，以及緬甸的撣邦和克欽邦。此外，在印度阿薩姆邦的景頗族中也有使用者。20世紀初期，中印緬三國約有45萬人使用景頗文。1990年，中國進行人口普查時，有11萬人使用景頗文。
景頗文的創製與基督教的傳播有關密切關係。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英國傳教士馬登（Mardon）和查特（Chater）從印度進入緬甸。1857年（清鹹豐七年），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了緬甸克欽邦。該邦與我國雲南德宏土地相連，在那裏居住的克欽族與我國景頗族是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他們的文化生活習俗相同，並使用同一種語言（景頗語在緬甸稱克欽語）。從緬甸邊境向德宏景頗族開展傳教工作的是美國浸禮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一個美國的基督教派。它逐漸向臨近地區擴張勢力，在雲南的隴川、盈江、潞西均發展了景頗族信徒。最早到雲南景頗族傳教的是緬甸克欽族傳教士德毛冬。他於1907年到達瑞麗景頗族居住區進行傳教。1914年，景頗文傳入我國。1914年秋，瑞麗縣弄島鄉等戛村教會開辦了第一所景頗文學校，其後又在隴川縣的磨水、廣山、盈江縣的龍盆等村寨陸續開辦了景頗文學校。[25]
文字創製是由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庫森（J.C.Cushang）於1876年開始的。他長期在中緬兩國交接的景頗（克欽）族地區活動，曾收集了1000多個景頗語詞語，想用景頗語詞語以緬文形式拚音合成景頗文，但由於語音差異較大，許多景頗詞語無法用緬文拚寫，創製工作遂告失敗。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歐拉·漢森（Ola Hanson）開始創製景頗文。他把在緬甸八莫地區收集的萬餘景頗語詞語，用拉丁字母拚音方式創製成景頗文。1892年，漢森編寫了第一本景頗文教學課本。1895年，緬甸英聯邦政府當局正式批準公布了這套景頗文字方案，隨即在緬甸克欽邦地區的八莫和密支那教會學校推廣使用。在緬甸，人們用這套文字出版了《聖經》《讚美詩》《教徒手冊》等宗教書籍，印行過小學一至五年級的課本以及報紙雜誌等。1906年，在仰光，人們用這種文字出版了《英景詞典》，以及《景頗族之源》《英景緬大詞典》等。[26]1926年，還有人還用這種文字在緬甸仰光創辦了景頗文報刊。
7.景頗文字（載瓦）的創製
由於景頗族的載瓦支係與景頗支係的語言分屬景頗語支和緬語支，語言差異較大，彼此不能通話，因此還需要創製載瓦文字。載瓦支係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除了在一些古老詞匯和語言成分上有同源的關係外，景頗語和載瓦語的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差別明顯。據詞匯比較，兩者約有80%以上為全異，異源詞的數量超過了同源詞。[27]
載瓦文是拉丁字母形式的拚音文字。1887年[28]，法國傳教士威廉等人，為了在景頗族地區傳播基督教，曾在緬甸載瓦人聚居區創製了一種載瓦文。這是一種拉丁拚音字，由正寫和倒寫的大寫拉丁字母組成。他們用這套文字出版了《馬可福音》《宗教問答》和一些歌曲、教材、讀物，供當地教會學校使用。從1934年起，傳教士曾在我國境內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潞西縣東山區傳播過這種文字。它僅在教會中流傳，認識的人很少，但至今仍有人使用。[29]
現行載瓦文是新中國成立後創製的。在中共民族語文政策指引下，民族語文工作者對載瓦語進行了全麵調查，於1957年提出載瓦文試行方案。這也是拉丁字母拚寫方案，以雲南潞西縣西山地區龍準方言為基礎的載瓦語為標準音。[30]
8.佤文字（撒喇文）的創製
佤族主要分布在雲南省西南部，即瀾滄江和怒江之間、哀牢山脈南段的“阿佤山區”，與漢、傣、布朗、德昂、傈僳、拉祜等民族交錯雜居。我國的佤族與緬甸的佤族是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
佤語屬南亞語係孟—高棉語族佤繃龍語支。佤族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舊時的佤文是外國傳教士為傳播基督教而編製的。佤族人以信仰原始宗教為主，少數人信仰基督教和佛教，信仰基督教的佤族人基本在都在雲南瀾滄縣、滄源縣一帶。
美國浸禮會真神堂駐緬甸的傳教士永偉理（William M.Young）的次子永文生（Vincent Young）出生於緬甸景棟，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他從小就學會了傣語、拉祜語和佤語。1917年，永偉理、永文生等到滄源永和地區傳教，基督教逐漸傳入了佤族人居住區。[31]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永文生以雲南瀾滄、滄源兩縣毗鄰的安康、岩帥一帶的佤語為基礎，設計了一套用拉丁字母的拚音文字，群眾稱它為“撒喇文”“撒拉文”。“撒喇”是佤語的譯音，意思是“牧師”。[32]“撒喇文”雖然已有幾十年的曆史，然而除了被阿佤山的部分村寨信教群眾用來傳教或寫信外，它並沒有被廣泛使用，未能成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它畢竟結束了佤族人民“結繩記事”的曆史。撒喇文字通常有36個輔音音位、9個元音音位、52個聲母，以及160個左右的韻母。
新中國成立後，在政府和專家的幫助下，為佤族設計了以雲南巴饒方言為基礎、以滄源佤族自治縣岩帥鎮語音為標準的拉丁字母組成的拚音文字，於1957年形成了《卡瓦文字方案》（當時佤族尚稱卡瓦），因此，這套傳教士設計的文字又被稱為“老佤文”。1958年又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佤文有字母26個、輔音52個、元音18個、輔音韻尾8個、韻母162個。[33]
綜述以上創製文字，從語言學上可分為拉丁字母或變體拉丁字母、柏格裏字母、漢語國語注音字母等幾種，其中以拉丁字母及變體最為主要。
拉丁字母及變體：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或變體來記錄少數民族語言是開創創製民族文字的主要方式。因為傳教士多為歐美人士，母語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所以創製文字時也首先考慮和利用了自己的語言優勢。他們不僅用拉丁字母拚音少數民族語言，也用拉丁字母來拚寫漢語。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的《西字奇跡》和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采用的就是拉丁字母拚音形式。這已經成了為西來傳教士記錄、創製的一個傳統。以拉丁字母及變體創製的文字有景頗文、老傈僳文、拉祜文、佤文、納西文、獨龍文、哈尼文。
柏格裏字母及變體：柏格裏字母創製後，對其他傳教士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作為一種拚音式的音素文字，創製的字母也被用到其它民族文字中。先後使用這種字母符號來拚寫自己民族文字的有苗族、彝族、傈僳族等四個民族。這四個民族的語言分別屬於漢藏語係的苗瑤語族、藏緬語族，不同民族的語言卻能使用一種共同的文字符號係統。
漢語國語注音字母：采用漢語國語注音字母創製少數民族文字的拚音文字，有胡致中苗文和花腰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