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西南少數民族的聖經譯本共有96種。其中，出版了聖經新舊約全書4種，新約全書13種，舊約全書1種，其他分卷78種。從語言來看，聖經譯本涉及漢藏語係和南亞語係，其中漢藏語係苗瑤語族苗語支26種聖經譯本，漢藏語係壯侗語族壯傣語支18種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彝語支35種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景頗語支12種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緬語支2種聖經譯本，南亞語係孟高棉語族佤崩龍語支3種聖經譯本。
傳教士入華後“苦於風土人情之不諳，語言文字之隔膜”，因此深入民族地區傳教時，多數都先學習當地語言。有些傳教士對當地語言掌握得非常嫻熟，有些還編撰了一些詞典工具書。他們留下的有關這些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民族語言文字的調查。
雖然直至20世紀中葉他們離開中國時，仍然未能改變這些地區的傳統階層化社會的基本性質，但他們使得整個原存社會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遷和分化。他們幫忙創製民族文字，開展文化和宗教教育，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代代口傳曆史、刻木結繩記事的落後狀況；增強了民族文化意識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傳教人員，並使基督教在雲南眾多的少數民族中具有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他們的傳教突破了雲南少數民族社會傳統像家庭教育和民族生活教育這種自發的、經驗教育的模式，開啟了現代教育製度化模式的雛形；同時使雲南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1.創製少數民族文字
西南少數民族文字聖經譯本涉及漢藏語係和南亞語係。除傣族的傣那文和傣仂文是原有文字外，其他文字均為傳教士所創製。從文字來看，傳教士創製了景頗文、載瓦文、東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納西文、獨龍文、哈尼文等多種文字。這些文字都是傳教士根據當地語言發音，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創製的，結束了拉祜、傈僳、景頗、載瓦、苗、佤、布依、哈尼、納西等族沒有文字的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景頗文、老拉祜文至今仍然在被使用，而且不僅是在基督教會內部使用。他們還利用漢語國語注音字母來拚寫少數民族的語言，創製了胡致中苗文（黑苗）、新平花腰傣文2種文字。這些文字，還有一部分至今都在被人們使用著。
20世紀90年代，中國基督教會還印刷出版了眾多西南少數民族文字的《聖經》，如老拉祜文40 000本、西傈僳文（富能仁字母）120 000本、東傈僳文（框格式傈僳文）10 000本、景頗文15 000本、傣文2 000本、柏格裏苗文50 000本、諾蘇文20 000本、佤文10 000本。[60]
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看，除部分民族外，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大多都僅有語言，而沒有本民族文字，在日常生活與文化交流中必須使用漢字。部分民族原有文字，如傳統彝文、傣文、東巴文等，多在宗教領域使用，日常使用領域較為有限。但與沒有文字民族相比較，他們還是更多地記錄了本民族的文化發展過程與成果。有些民族對自身民族的認同都還沒有達到統一的程度，需要新中國派出專家幫助其進行大量的民族識別和民族歸類的工作。傳教士們則利用自己拉丁母語的優勢，結合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創製了幾種文字，為這些民族結束了沒有文字的曆史。
文字的創製意味著這些民族從此結束了千百年來口耳相傳、結繩記事的原始文化狀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曆史文化意義。對這些少數民族來講，《聖經》譯本是用他們本民族文字編寫出版的第一本書，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閱讀《聖經》與學習保存本民族語言文字具有相同的含義。它至少保留了這些民族現在最早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文獻資料。直到今天，這些《聖經》譯本都成為了這些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讀本。例如，對傈僳族、拉祜族、黔東苗族來講，這些《聖經》譯本都是這些民族篇幅最大、內容最廣泛的本民族文字的書籍。在大多數場景中，傳教士創製的文字是一種宗教文字，主要在宗教領域使用。但是這些文字在基督教傳播過程中的意義卻不可低估，如老傈僳文、老拉祜文、佤文等。“上帝的話”被翻譯為這些民族的語言，並用文字記錄下來，成為這些民族信眾接受、堅定信仰的重要心理動因。教會機構使用這些文字翻譯、編寫了的傳教手冊、讚美詩等，也為這些教徒開啟了一道認識外界的窗口。
2.提高民族文化水平
傳教士為部分沒有文字民族所創製的文字，雖然創製初衷是為了宗教傳播的需要。但客觀上也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高民族文化發展程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景頗文為例，這種文字已經成為景頗族（包括境外克欽人）重要的文化承載工具，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人們使用景頗文記錄整理了大量景頗族曆史、文化、文學文獻，創作了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在內的文學作品。這些使用景頗文創作的現代文學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對景頗文的學習，大大降低了景頗族人民的文盲率，也促進了雙語或多語學習的開展。
再如柏格理苗文。自從有了該文字後，柏格理等人邊傳教，邊辦學。他們針對苗族大眾不懂漢語和對自己語言文字具有特殊感情的實際，推行苗文教育，掃除文盲，開展苗漢雙語言教學，采取“以苗推苗”，推廣實用技術，吸引苗族民眾讀書等，使苗族在20世紀初到1949年近50年的時間中，文化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這套文字不夠科學完整，但在20世紀初，能為一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文字的民族創立一種文字，而又以此文字傳播該民族的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不能不說是創舉。苗文創立後，柏格理主持翻譯了一些苗文課本，如《苗族原始讀本》，其內容一部分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曆史傳說、詩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學知識和日常生活常識。以石門坎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係統在40多年辦學曆程中（截至1950年），發展成為有52所小學、一所中學的教育體係，先後培養小學結業生以千計，中學畢業生200餘人，其中3人獲得博士學位。
3.開創西南民族文字的拉丁字母方向
傳教士用拉丁字母創製民族文字直接影響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無文字民族的創製文字或需要改進文字的民族的文字改革。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條明確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憲法的規定，為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改革和推廣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1956—1959年，新中國政府組織700多人參加的7個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在16個省、自治區先後對42個民族的語言進行了大規模的普查工作。[61]在語言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少數民族“自願自擇”的原則和“創製、改革、選擇”的方針，政府為南方少數民族創製和改進了多種拉丁字母文字。到1958年8月，國家先後為壯、布依、彝、苗、侗、黎、納西、傈僳、哈尼、佤、景頗（載瓦支係）等少數民族創製了14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拚音文字，即壯文（1955年）、布依文（1956年）、彝文（1956年）、黔東苗文（1956年）、湘西苗文（1956年）、川黔滇苗文（1956年）、新傈僳文（1957年）、哈雅方言哈尼文（1957年）、碧卡方言哈尼文（1957年）、納西文（1957年）、佤文（1957年）、黎文（1957年）、載文瓦（1957年）、侗文（1958年），還改革和改進了已有的傣、苗、景頗、拉祜、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文字。20世紀70年代，政府對涼山地區的傳統彝文進行了整理和規範，並為土族創製了拉丁字母的土文。20世紀90年代，政府又為羌族等少數民族創製拉丁字母新文字方案。在這些新創文字中，隻有新創壯文於1957年11月獲國務院批準正式推行，其他新創文字大多獲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批準試驗推行。
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新中國創製的文字都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創製文字的基礎不是設計字母，而是創製文字民族的語言結構。1957年國務院批準的《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規定，第一條即少數民族創製文字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原有文字進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係統的時候，也應該盡可能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對基督教傳教師製造的文字，應加以改進，對隻有簡單文字，或沒有文字的民族，應根據其民族語言，創造新的文字。”[62]
這些新創製或改進的文字全部都是基於本民族語言發音而采用拉丁字母來拚寫，說明傳教士用拉丁字母為西南少數民族創製文字的方法，對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和文字創製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開創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發展的另一條道路，也為豐富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語言起到了促進作用。
[1]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554頁。
[2] 楊雅各（1882—1946），威寧石門鄉人。得知柏格裏尊重和保護苗族後，他到雲南昭通找到柏格裏，與其交往密切。次年柏格裏來威寧傳教，他協助柏格裏創製了苗文。參見彭鋼總編：《貴州省誌·宗教誌》，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頁。
[3] 伍新福、龍伯亞：《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623頁。
[4]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頁。
[5] 王輔世主編：《苗語簡誌》，李雲兵修訂，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頁。
[6]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88頁。
[7] 王明道、李朝陽：《基督教傳入威寧、赫章彝苗族地區的經過》，《貴州文史資料選輯》1986年第22輯，第206—224頁。
[8] 注音字母是我國最早經政府正式公布的統一讀音用的音標。1913年由中國讀音統一會製定，1918年11月2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共計39個注音字母，後增加1個，共計40個。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注音符號”目前仍為台灣地區漢字的主要拚讀工具之一，為小學語文教育初期必學內容。大陸地區自1958年推行漢語拚音方案以後，停止推廣使用注音字母。
[9] 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頁。
[10] 彭鋼總編：《貴州省誌·宗教誌》，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11] 韓軍學：《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
[12]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頁。
[13]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老傈僳文》，《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頁。
[15]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16] 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怒江區概況》，《雲南民族情況匯集》（上），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
[17] 韓軍學：《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頁。
[18]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頁。
[19] 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福貢縣簡況》，《雲南民族情況匯集》（上），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頁。
[20] 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編：《拉祜族簡史簡誌合編》（初稿），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21頁。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頁。
[22]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頁。
[23]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雲南民族調查組、雲南省民族研究所編：《雲南省拉祜族社會曆史調查資料》（非正式出版物），1963年版，第127頁。
[24] 劉勁榮：《雲南拉祜族文字使用的曆史與現狀》，《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第55頁。
[25]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頁。
[26] 劉剛、石銳、王皎：《景頗族文化史》，雲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
[27] 覃詩翠、們發延等：《土家、景頗、普米、獨龍、阿昌、珞巴、門巴族文化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頁。
[28] 此年代有兩說，一說1887年，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頁。一說為1918年，參見韓軍學：《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29]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頁。
[30]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頁。
[31] 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編：《佤族簡史簡誌合編》（初稿，非正式出版物），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42頁。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
[33]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雲南省誌·民族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
[34]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p.223-228.
[35]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294.
[36]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p.223-228.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38] 戴慶廈：《彝語詞匯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39] 蕭霽虹：《聖經版本在雲南》，《雲南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英]海恩波：《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蔡錦圖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版，第128頁。
[40]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235.
[41]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329.
[42] 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256；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329.
[43] 《哈尼族簡史》編寫組：《哈尼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頁。
[44] 王爾鬆：《哈尼族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頁。
[46]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216.
[47]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212.
[48] 載瓦文創製於1957年，使用於中國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自稱為“載瓦”的景頗族地區。這種拚音文字以雲南省潞西縣西山地區的載瓦語龍準話為標準音，有26個拉丁字母，音位用單字母和雙字母表示。
[49]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212.
[50] 劉揚武：《景頗族中的基督教》，《雲南文史資料選輯》1986年第28輯，第290頁。
[51] 李向前：《走向文明進步的重大曆史轉折：紀念景頗文創製100周年》，見祁德川主編：《一個世紀的追求：景頗文創製100周年文集》，雲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52] 約秀口述、胡正生整理：《二十七本傈僳文聖經書的翻譯經過》，《福貢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第1輯，第125頁。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57；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p.220-222.
[53] 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246.《納西族社會曆史調查》（三），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資料叢刊，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頁。
[54] Eugene A.Nida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New York：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p.315.
[55]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56] 李元春等：《瀾滄縣糯福區糯福寨拉祜族社會調查》，《拉祜族社會曆史調查》（一），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資料叢刊，雲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4頁。
[57] 王育珊：《世界上最早的佤文聖經》，《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1期。
[58] 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基督教在武定區的情況》，《雲南民族情況匯集》（下），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59]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p.223-228.
[60] 數據由南京愛德印刷廠張遜提供。
[61] 傅懋勣：《我國已有十個少數民族在漢語拚音方案的基礎上創製了文字》，《語文建設》1959年第18期，第12頁。
[62] 《民族政策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