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從曆史學考辯和語言學入手，在曆史敘述的基礎上展現語言曆史發展的脈絡，即所謂“以事實說話”。這些事實源於各種聖經中譯版本、工作報告、教會宣傳等，同時結合了近代社會的語言轉型和社會需求的中文資料。所有這些史料的實證敘述所展現的曆史發展脈絡，都是建立在一個基點，即一個主觀預設上：不同文化之間是“可通約的”，不同語言文化之間是可以力圖實現“對等的”，雖然這種“力圖尋找”的曆史過程如同西西弗斯神話那樣既令人感到振奮又讓人感到絕望。

近代翻譯大家嚴複先生最著名的經典翻譯觀——“信達雅”，將對“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人類曆史上所有翻譯中對“信”的追求，都是基於對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可通約”的認同。基督宗教傳入中國，擴展了中國語言文化的概念。在這個擴展概念和語言文化再創造的過程中，轉借原詞並賦予新意，創製新詞以表達新意，是很常見的現象。語言之間的“可通約性”完全是曆史地、人為地“建構”起來的，是“虛擬對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譯”，且並非能夠一次性完成的。[1]正是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譯者在譯介中重新闡釋固有的詞匯，再生出中國式的新概念和新理念，力圖創造出基督宗教概念的中西語言對等，創造出基督宗教的中國式話語體係。

翻譯是建立在對不同語言之間假定存在對等關係基礎上的文化活動，即在共同認可的等值關係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的語言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在開啟於晚清時代的含有豐富現代性的譯介活動中，歐洲語言作為主方語言，在某種意義上享有一種決定意義的特權。中國本土的任何翻譯和引介活動都不再能夠輕易地同西方外來語分離開來。如果東西方語言之間的“通約”不能成立，那麽跨越東西方的現代性便不能實現。

雖然不同層麵的跨文化對話都潛伏著文化相遇中自我與他者的定位問題；雖然我們甚至可以肯定，這個“通約”之間存在的嚴重不平衡和不對等，必然會引起語言文化之間的浪費、混亂，甚至會引起與原意義完全相違背的“誤讀誤譯”，然而聖經學者幾百年的研究表明，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渾然一體的聖經文本，是由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不同語言和不同作者的口頭與文獻，曆經千年的結合而最終形成的。《聖經》文本本身反映的各種文化對於神明的參差多端的理解和認知，就是多種文化力圖“通約”的結果。

曆史告誡我們，除了用自身文化中“對等的”詞匯來進行“通約”之外，我們別無選擇。或許這就是相遇相知交流過程中，一種語言文化想要啟示或紮根於另一種語言文化，所必須追求的“本土化”。隻有脫胎於原來語言文化，超越原來語言文化，附麗新語言文化的新因素、新需要，才能包容包括語言在內的各國本土文化的差異性和表現語言的非終極性，才形成了適應現實世界和發展未來世界的語言文化。

我們今天感知和認識到的概念、詞語、含義，都來自曆史上跨越語言的政治、文化、語境的相遇和巧合，都可以被稱為一定程度上“通約”的結果。這種聯係一旦建立起來，文本“通譯性”的意義和實踐便建立了。由不同語言文化的接觸而引發的跨文化和跨語際的聯係和實踐一旦建立，便麵臨著如何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被認同的過程，即如何啟發、豐富本土文化的過程。

作為以傳教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幾乎從一開始就越出本民族的範圍進行傳教活動。“巴別塔”不但象征著由於語言文化多樣性而產生的對譯介不可能征服的渴望，對宗教者來講，也開創了曆久彌新的彌賽亞式的追求。正如郭沫若所說的那樣：

我知道翻譯工作決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決不是無足輕重的因素。讓我們想到佛經的翻譯對於隋唐以來的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更讓我們想到《新舊約全書》和近代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於現行的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2]

作為一種自然形成的曆史悠久的語言文字，一種有表音成分的語素文字，漢語言文字具有非凡的奇妙性。它甚至同時具有超空間性和超時間性的兩重特點。漢語的超空間性最為特殊的體現是在超方言性上。無論語音有怎樣的差異，它在文字上體現了基本一致性和可溝通性。正因為是語素文字，漢字又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超時間性、超語言性，使我們後來人略加學習便可以直接進入古代漢語的文字和文化氛圍中。漢字的這些超越性特點可以使我們這些後人直接麵對古代文化，使古老的觀念更易於進入每個現代人的心靈深處。

漢字使高度濃縮的文化從遙遠的象形文字時代延續至今，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文化傳承。古巴比倫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臘文化都不像漢文化那樣經久不衰，其中語言文字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現代文明的背後，我們總能感受到一股由傳統中華文化匯成的潛流，它顯現在我們的遺傳密碼中。漢字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最美好的禮物！

正因為漢語言文字的眾多獨特性，中國與西方語言文字的現代化道路也呈現出不同的路徑和方法，甚至與歐洲截然相反。

歐洲現代國家語言的誕生，是在歐洲各個區域民族主義的努力下，以掙脫古老的神聖語言——拉丁文——的束縛，掙脫一種普遍使用的共同語，逐漸向地方方言靠攏和發展，並通過現代印刷語言實現了歐洲地方語的恢複與發展。在歐洲各個現代民族國家語言誕生和發展的曆史過程中，聖經翻譯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引導和推進作用。

中國現代民族共同語言的產生之路，則與歐洲完全不同。它是通過推倒占據知識壟斷地位的士大夫階層的艱深晦澀的古典文言文體，在古白話的基礎上，吸收印歐語言的詞匯和語法、結構、語序等，重新構建“言文一致”的現代白話書麵語言的書寫體係而達成的。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使存在分歧和差異的區域性方言向共同的民族統一語靠攏，以達到“國語統一”的目的，尤其是語言文字的讀音統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