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開始，中國語言文字經曆了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曆程。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本書試圖通過對眾多聖經中譯過程的梳理和分析，來考察晚清時期中國語言文字轉型和改革的過程，努力開拓一種有助於進一步解讀中國語言文字現代化曆程的新途徑或新方法。
作為廣義西學的組成部分，作為“域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聖經中譯及其傳播為處於巨變期的中國語言文字和整個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的新機運、新參照和新內容，提供了飽含現代意義的語言文字變革途徑。
聖經中譯本最興盛活躍的時期，即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這也是漢語言文字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這從《聖經》中譯本有文言文、白話文、方言漢字、方言羅馬字、少數民族文字眾多譯本的事實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證。同時，它也對漢語漢字的變革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創製發展提供了借鑒，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概而言之，這種影響至少表現為以下三方麵。
第一，開啟晚清漢語言變遷，成為改革傳統漢語的重要域外資源。
深文理、淺文理和方言白話三種聖經漢譯語體，體現了在華傳教士麵向雅俗不同社會階層讀者傳播宗教的策略，也是針對古代漢語係統文白分離的特點而製定的翻譯策略。文言和白話構成了古代漢語書麵語係統。文言是以先秦時代口語為基礎形成的書麵語，注重簡潔、優雅、規範，是古代詩文的標準語體。白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與口語接近的書麵語，產生於唐宋時期，並與時俱進，有新鮮活潑的民間品格，多用於通俗文學。淺近文言則介於兩者之間，出現明清時期。聖經漢譯活動作為中西語言交流的重要途徑，與清末民初的切音字運動、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相呼應，使晚清白話文有了西方的參照係，得以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總結漢語得失，為漢語現代轉型提供了新的路徑。
羅馬字橫排標點符號的先行，教會方言羅馬字、歐化白話文的創建和逐漸被采納，漢語拚音方案的提出和早期實踐，等等，均成為晚清社會漢語言文字改革的先聲，對以言文一致、國語統一、漢字拚音化、漢字改革、挽救危亡為目的的晚清國語運動，起到不容忽視的啟發和示範作用。
通過對聖經中譯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從1857年教會在上海出版第一本白話文《聖經》譯本起，1872—1916年它們出版了多種白話文聖經譯本。白話文聖經比後來的白話文作品更接近自然口語，打破了現代白話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開始的結論。
1853年的上海方言羅馬字《約翰福音》已采用橫排和標點符號，19世紀後半期還出版了多版本、多方言的教會方言羅馬字聖經，推翻了語文學界新式標點符號是20世紀初年才見於國內出版物的結論。
漢字羅馬化、方言漢字羅馬化也開始於西洋傳教士的《聖經》翻譯工作。雖然明代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早已出版研究官話拚音的著作，即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1605年出版的《西字奇跡》，但為方言創製羅馬字拚音，晚至19世紀40年代才開始。其動力來自基督教傳教士大量翻譯和出版《聖經》，以便於在不識字的平民百姓中傳教。直到20世紀50年代漢語拚音方案公布時，漢語羅馬拚音已有千餘種方案。漢語羅馬化也是20世紀漢語改革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二，豐富創新了漢語詞匯和語法、語句，加速且加強了語法、語句的歐化。
“周秦之言語，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言語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3]王國維的名言講述了在吸收引進新文化時，人們在語言學方麵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時也是文化發展需要做出的突破。要表述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的概念，建立起漢語基督宗教的話語係統，必定要創造、借用、轉化漢語詞匯，促使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新詞匯的出現。一種是對傳統詞匯賦予新的含義，如“上帝”“神”；另一種是創造傳統詞匯中沒有的詞匯，如“原罪”“洗禮”“基督”“聖靈”“三位一體”等。聖經翻譯的中國化話語體係逐漸進入了中國的語言、詞匯、概念和思想等，起到了極大的豐富和拓展的作用。這些新詞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五四”新文學運動，許多已進入世俗社會，為豐富漢語詞匯和實現漢文化在近代的轉型輸入了新鮮血液。
晚清以來，漢語言最顯著的變化特點就是一定程度的歐化。這是現代漢語形成的標誌之一。在西方各類思想和實踐都逐步進入中國的同時，在中國書麵語言力圖擺脫傳統束縛之時，我們必須建立起與古代漢語語法不同的現代漢語語法體係，以滿足中國書麵語言之發展變化，使中國書麵語言向科學性、嚴謹性的方向發展。沒有歐化的詞匯、句式和語序，近代中國向西方交流學習後產生的、帶有西化衝擊和印記的語言文化思想就無法被表達，也就無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了。它是在傳承與延續本土傳統、並接受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曆經了與古白話的對峙、交融、衍生等環節，最終整合而成的。歐化為現代漢語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源，使漢民族的知識體係得以調整，使漢民族快速革新思想的表達成為可能，使複雜社會文化現象及文學經驗的表達成為可能。這些都決定了在當時背景下產生歐化白話的曆史必然性。
聖經中譯在轉換成漢語白話的過程中，必然帶有自身詞法、句法等特征的歐州語言，在與漢語本土白話交匯、交鋒後，會逐漸生成一種既不同於歐洲白話也不同於古代白話，而是擁有中西結合特色的歐化白話。漢語的歐化並不僅僅是被動反應的結果，還是外在衝擊和內在主動訴求共同作用下的接觸、影響、變異和互動的產物。大量歐化詞語和西語的語法的引入，改變了文言的語句邏輯結構，對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文言語言結構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
第三，對少數民族文字創製的貢獻。
文字的出現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產生的，可以稱為自然文字，如蘇美爾文字、埃及文字、赫梯文字和漢字；另一種是人工創造的，可以稱為人工文字，如書寫壯語的壯文，書寫景頗語的景頗文。今天中國使用的文字，既有自然文字，也有人工文字，後者皆因翻譯聖經而被創製。
與多數北方少數民族擁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不同，西南大多數少數民族都僅有民族語言而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傳教士利用自己拉丁母語的拚音優勢，結合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創製了景頗文、載瓦文、東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胡致中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納西文、花腰傣文、黑彝文12種文字，結束了這些民族沒有文字的曆史。其中，西傈僳文、東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景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使用至今。西南少數民族的聖經譯本涉及漢藏語係和南亞語係兩個語係：其中漢藏語係中的5個語支有聖經譯本，即苗瑤語族苗語支，壯侗語族壯傣語支，藏緬語族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南亞語係中的孟—高棉語族佤繃龍語支有聖經譯本。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創製了多種文字。這些新創製的文字全部都是基於語言發音的拉丁字母。傳教士用拉丁字母為西南少數民族創製文字的方法，對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和文字創製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語言文字的多元共存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重要標誌。在晚清這個充滿了革命氣息的時代，傳教士、革命者、啟蒙者都爭先恐後地利用語言傳達各自的知識理念，試圖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中國的官方語言文字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語言文字的改變醞釀著時代本身秩序的改變。正是在這種跨文化、跨傳統、跨階層、跨地域的碰撞與競爭中，漢語逐漸擺脫了文言文占主流地位的傳統、羅馬字的偏激和方言的局限性，最終形成了最具現代性的、使用更廣的白話文，結束了眾聲喧嘩的時代。
諸多《聖經》翻譯活動匯集成了一條“域外資源”之河，進而與中國古代白話文所提供的“本土民間資源”等一起，在經曆了晚清時期的變革、選擇、淘汰後，共同交匯成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源頭，促成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
[1] 黃興濤：《“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頁。
[2]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
[3]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