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曆史學考辨和語言學分類入手，采用了敘事史的方法，對早期聖經漢譯本、漢語方言漢字譯本、漢語方言羅馬字本、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聖經譯本進行了係統、實證的考查，以期說明以聖經中譯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後，引發了漢語言表達方式的變化、漢語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漢語語法結構的變化、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漢字拉丁化形式的開始、漢語詞語的豐富。翻譯過程對傳統舊有詞匯的借用達到的新詞語的產生，對現代漢語和西南少數民族文字的形成起到了一點借鑒和啟示的作用。在外來文化主動撞擊中國的過程中，對傳統中國語言的現代轉型起到了借鑒和啟示作用。本文想要說明，在西方強勢文化和中國本土弱勢文化的所謂“東西方文化相遇”之時，弱勢文化除了本能性的抵抗外，還有被迫的學習和轉變，而這種被迫學習則為新轉型提供了機遇、裝備和能力，成為語言轉型的借鑒和操作手段。
隨著20世紀西方語言研究的轉向和深入，語言不再僅僅被看作一種交流溝通的工具，而更是一種認知方式、一種視界的深遠圖景。人類用語言給事物命名，通過語言的交流和定位來認識世界，每一種語言都凝結了這個民族在漫長曆史進程中認識世界的經驗和積累。從這種意義上講，對另外一種語言的借用或轉化，就意味著吸收一種新的認知圖景和知識體係。尤其是不同語係的語言的引入，更是擴大和調整了認知的角度和思維方式。聖經中譯本則含有這些性質和作用。
本研究第一章“尋求對等：早期聖經漢譯”，主要考辨和敘述明末清初天主教早期聖經翻譯的史實。基督宗教曾經先後四次進入中國，每次都涉及《聖經》翻譯，其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的景教。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來到中國，雖然沒有完成第一本聖經全譯本，但其聖經著述為以後的基督教聖經翻譯打下了基礎，尤其是聖經詞語方麵的基礎。傳教士麵對的是擁有強大文本和經典傳統的中國社會，他們隻能與這種文化環境相調適。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本土化努力，對中國社會、文化、語言的認知和理解能力都有了極大的提高，這才有可能創造和建立有別於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質、便於中國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語境和話語體係，才可能出現對基督教聖經翻譯產生重大影響的白日升譯本，以及賀清泰譯本。
第二章“‘二馬譯本’：基督教最早聖經全譯本”，考察了1822年和1823年分別在印度和馬六甲出版的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聖經》漢語完整譯本——馬士曼譯本和馬禮遜譯本（統稱“二馬譯本”）。“二馬譯本”開啟了基督教新教翻譯出版多達30餘種漢語文言、白話和方言版本聖經的曆史。在新約翻譯上，“二馬譯本”都受到了天主教白日升譯本的奠基性影響，而且馬士曼譯本還參考了馬禮遜譯本；在舊約翻譯上，因其他事務產生的糾紛，導致了兩人的獨立翻譯。在參考天主教譯本的基礎上，兩個譯本還開始了剝離天主教話語係統、創建基督教漢語聖經話語係統的嚐試。對所進入文化的適應是基督教的特征。基督教脫離猶太教進入希臘文化和其他各種文化，並得以逐漸壯大，“皆福音的可譯性使然”。它願意並且能夠與世界各種語言和文化交往，也正是這樣的觀念和努力成就了聖經中譯事業。
第三章“譯介再生：本土基督宗教話語體係的建立”，著重探究了中國本土基督宗教話語體係是如何通過聖經中譯而得以建構的。翻譯是建立在對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假定存在對等關係基礎上的，聖經的中文翻譯不但涉及不同語言文字的譯介，而且涉及作為傳教方的異域西方宗教與被傳教區域的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適應和轉化，以及在中國本土文化中如何被認同的過程。本章以基督宗教唯一尊神的漢語譯名為視角，討論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不同理念下對此問題的爭論和操作辦法，以及中國傳統詞匯在西方宗教理念中再生演變為新詞語，並如何被中國本土社會接受的社會曆程。人類曆史上的任何宗教，其主神名號都是凝聚了曆史、文化、信仰、教義、政治、利益等中心價值的象征，其意義不僅涉及宗教教義和經典，而且還涉及更為廣闊的文化語境。與其說它是一個有具體所指的專名，不如說它是承納曆史、匯聚信仰的象征，其終極意義是無法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元關聯中確立的，而是取決於這個專名被普遍言說且變化無限的文化語境，以及它賴以產生、流傳、變異、被理解、被誤解的整個文化係統。
第四章“言文一致：現代語言運動的方式和意義（一）”，關注了中國曆史上範圍最大、數量最多的方言白話作品——方言聖經漢字本。中國是個多方言國家，為了滿足各地不同方言語境下的基督徒的需求，聖經方言譯本應運而生。漢語7大方言中，有5大方言的9個分支、共13種方言有聖經漢字本，它們是吳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話、蘇州話、寧波話、杭州話；閩方言閩東分支的福州話，閩方言閩南分支的廈門話和汕頭話；粵方言廣府分支的廣州話；客家方言粵台分支客家話和粵北分支的三江話；官話方言江淮分支的南京話，官話方言北京分支北京話，官話方言西南分支漢口話。這些數量眾多的方言聖經譯本留下了中國曆史上範圍最大、文學表現形式多樣的方言白話作品，長達百萬字的聖經全譯本則為我們留下了非常完整的、成篇的方言研究語料。這些方言白話的作品成為清末白話文的最早實踐者和先驅者之一。
第五章“拚寫漢字：現代語言運動的方式和意義（二）”，考察了漢語拚音文字的開始——教會羅馬字聖經譯本的史實。為了讓更多目不識丁的潛在基督教徒接觸到上帝的福音，傳教士采用羅馬字母（拉丁字母）拚寫當地方言，翻譯出版了大量方言聖經。漢語7大方言係統中，有6大方言的15個分支有聖經羅馬字本，它們是吳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話、寧波話、杭州話、台州話，吳方言甌江分支的溫州話，吳方言婺州分支的金華話；贛方言撫州廣昌分支的建寧話和邵武話；閩方言的閩東分支的福州話，閩方言莆仙分支的興化話，閩方言閩南分支的廈門話和汕頭話，閩方言閩北分支的建陽話，閩方言瓊雷分支的海南話；粵方言廣府分支的廣州話；客家方言粵台分支客家話，客家方言不分片區的五經富話，客家方言汀州分支的汀州話；官話方言的江淮分支的南京話，官話方言膠遼分支的山東話。這些羅馬字母同時被一般不識字的民眾用作通信、記賬的文字符號，也為民眾教育家的注音或拚音文字運動，如何辨別標注漢字的讀音，以及確立表達語音的符號上打下了堅固的基礎，還為清末文字改革家提供了一些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漢字是表意表形的文字，如何表現漢語的發音的確一直是漢語言文字的弱項。教會羅馬字為漢字注音的方式進入了中國人的漢語漢字領域，成為源於清末的文字改革大潮的曆史浪花，替中國的拚音文字運動奠定了“拉丁化”和“拚寫方言”的道路。
第六章“歐化白話：中國現代白話的開啟”，探討了在西方翻譯作品影響下，古白話開始走出自我發展狀態，逐漸形成了以“歐化”為重要標誌的現代白話。本章通過對以往學術界較少關注的、魯迅稱之為“白話馬太福音體”的基督教傳教士文獻——北京官話聖經譯本，從語法的角度來探討漢語歐化白話的來源和產生的時間和原因，提出了歐化白話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說法，將學術界對歐化白話的斷限時間提早了40餘年。在將印歐語言翻譯成漢語白話的跨語言實踐中，將印歐語中的一些語言形式向漢語“遷移”的實踐，有助於現代白話的形成，有助於“言文一致”追求中“語”向“文”的提升。
第七章“新詞語與文化拓展：聖經新詞語溯源與流布”，集中探究了譯介異質文化的必要途徑——新詞語創建的曆史過程。詞匯是語言的基本三要素之一，基督宗教的神學和思想、曆史主要是通過詞匯來表達和傳遞的。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種外來宗教，它所帶來的肯定是中國曆史文化中沒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帶來了中國沒有的新詞語。本章選擇了耶穌基督、亞當夏娃、摩西、猶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園、十字架、福音、洗禮、先知、聖靈、天使、五旬節、安息日、阿們、彌賽亞、撒但、以馬內利18個外來詞，討論了它們在千餘年的10多種聖經譯本中的譯寫演變，包括從唐景教譯本、明末天主教譯本到基督教深文理本、淺文理本、官話譯本，以及華人聖經學者譯本、天主教思高譯本，及其被漢語世界所接受的過程。基督宗教詞匯千餘年來走過了一條由紛繁多種到逐漸統一的道路，最終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為兩大分類的結局。最終進入中國世俗社會的，基本上是基督教聖經詞語。
第八章“創製文字：西南民族聖經譯本”，專述了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聖經譯本。與北方少數民族不同，西南少數民族大多都僅有語言而沒有自己的文字。傳教士們利用自己拉丁母語的拚音優勢，結合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創製了景頗文、載瓦文、東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裏苗文、胡致中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納西文、花腰傣文、黑彝文12種文字，結束了這些民族沒有文字的曆史。其中，西傈僳文、東傈僳文、柏格裏苗文、景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至今仍然在使用。西南少數民族的聖經譯本涉及漢藏語係和南亞語係兩個語係，其中漢藏語係的5個語支有聖經譯本，即苗瑤語族苗語支，壯侗語族壯傣語支，藏緬語族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南亞語係中的孟—高棉語族佤崩龍語支有聖經譯本。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創製了多種文字。這些新創製的文字全部都是基於發音的拉丁字母。傳教士用拉丁字母為西南少數民族創製文字的方法，對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和文字創製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第九章“聖經中譯本的傳播：以美國聖經會為中心”，敘述了在中國境內的三大聖經公會之一的美國聖經會百餘年的曆史。通過研究它對聖經翻譯的資助、出版、傳播狀況，我們能更多地了解聖經中譯本的傳播和範圍。
第十章“結語”。本書所有史料的實證敘述所展現的曆史發展脈絡，都是建立在一個基點、一個主觀預設上，即不同文化之間是“可通約的”，不同語言文化之間是可以力圖實現“對等的”。作為“域外資源”的聖經中譯本長達百餘年的不同文體不同文字的表達形式，對晚清恰逢轉型的漢語言文字的“語言運動”，具有借鑒和啟發的性質和作用。諸多《聖經》翻譯等活動匯集成了一條“域外資源”之河，進而與中國古代白話文所提供的本土“民間資源”等各種資源，經曆了晚清時期的變革、選擇、淘汰，共同交匯成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源頭，促成了波瀾壯闊的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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